§65

荀子视孟子为“俗儒”，而比较《荀子》所论与《孟子》所言，除前者主性恶，后者主性善之外，亦多雷同。比如，荀子蔑视霸道，说“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呼五伯”。“伯”同“霸”，“五伯”，即“五霸”，指齐桓、晋文等相继称霸的五位诸侯。荀子此语，与孟子“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 同一口吻。荀子同临武君辩论用兵之道，临武君说“上得天时，下得地利，…此用兵之要术也。”荀子说“不然，…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荀子此论，与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同一观点。荀子谈修身，说“若其义则须臾不可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此说，也正与孟子“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同一轨辙。

荀子既旨在发扬孔子之道，所鼓吹者又多与孟子合，然则荀子何以诋毁孟子？宋儒又何以诋毁荀子？《选辑》称荀子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后来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所痛恨的，因此在汉代以后，统治阶级把荀子反对的孟子加以推崇，而对于荀子则加以排斥。”上文已经指出，唯心和唯物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观念，认为中国古人会根据这种在当时根本不存在的观念划分界限、相互攻击，于情于理两不合拍。或曰：荀子主张“法后王”，而孔孟皆言必称“先王”，故荀子被排挤于儒家主流之外。《荀子．王制》曰：“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此为称荀子主张“法后王”之据。

然而荀子所谓“后王”者，究竟何所指？一说为周文王、周武王，因周居夏、商、周三代之末，故名之曰“后王”。一说指刚刚下世不久的帝王。《荀子》既以“后王”与“三代”对举，当以前者较为可信。换言之，荀子以为尧舜禹汤的时代过早，传闻未必可信，因而未若取法较近的周文王、周武王。

按《荀子》《儒效》、《非十二子》两篇中也谈到“后王”，可与《王制》篇所云相参考。据《儒效》，不能真正懂得如何“法先王”，而又不知应当“法后王”者为“俗儒”；有自知之明，自知其才智不足以法先王，而知道如何“法后王”者为“雅儒”；真能“法先王”者为“大儒”。《非十二子》篇以孔子、仲弓当“大儒”，以子思、孟子当“俗儒”。由此可见，无论“后王”究竟何所指，荀子实仍以“法先王”为至上。其鼓吹“法后王”，不过以第二位的“雅儒”自居，标榜自己不是子思、孟子一流、好高骛远而不自量力的“俗儒”而已。故以为荀子“法后王”偏离儒家正统之说似是而非，亦不足据。

按《荀子．非十二子》称子思、孟子之流“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译成今日的白话，就是“不相干的东西知道不少，根据古老的传说编造一些说法，称之为五行。五行之说极其冷僻不通、毫无根据可言、晦涩而解释不清。”窃以为这才是荀子之所以反对孟子之要，也才是后世儒者之所以排斥荀子之要。何谓“五行”？唐代杨□《荀子注》释之为“仁、义、礼、智、信”。后世多守其说，窃以为非是。所谓“仁、义、礼、智、信”者，不仅孔子常言之，先秦诸子包括荀子本人在内均常言之。绝对不可能被说成一种“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的说法。按此“五行”，当释为“阴阳五行”之“五行”。

世多据《史记》而以驺衍为阴阳五行的创始者，实则《史记》仅称驺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迂怪之变”，言不及“五行”。且既言“作迂怪之变”，则“阴阳”之说亦不为驺衍首创甚明，否则不得言“变”。驺衍与孟子同时而稍晚，与孟子同为驺人，同游说于齐宣王、梁惠王之庭。由此推想，驺衍与孟子少不得有所来往，有所交流。司马迁在孟子列传结尾时称“其后有驺子之属”，随即附之以驺衍之行迹，其意恐亦在此。与驺衍同附于孟子传末的有淳于髡，淳于髡与孟子的对话见诸《孟子》，可视作这种推想的旁证。孟子对同时而持不同意见者批评甚多，却言不及驺衍。由此进而推想，驺衍变作迂怪之说的根据源出孟子之流的可能性颇大。《荀子．非十二子》遍及当时风行的各学术流派之祖，而言不及驺衍，却批评子思、孟子创设和鼓吹“五行”之说，其以阴阳五行一派归之于子思、孟子甚明。

§66

撇开迂怪的成份不谈，阴阳五行学的核心在于“天人感应”。所谓“天人感应”，简言之，是以为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天的行为。一切自然灾害和祥瑞都放映天对人的惩罚或嘉奖。
《孟子．万章》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黑括号中为白话译文：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之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万章问：‘尧把天下让给舜，有这么回事吗？’孟子说：‘没有。天子不能把天下让给人。’万章问：‘那么，舜的有天下，是谁给他的？’孟子说‘是天给的。’万章问：‘所谓天给的，难道是天反复丁宁地交代给舜的吗？’孟子说：‘不是。天不说话，只是通过行为和事迹来表示而已。”】

孟子说这段话的目的虽不在鼓吹“天人感应”，视之为相信并且散布“天人感应”之说的证据则无不可。由此可见，上文揣测驺衍阴阳五行之说或从孟子之流的言论变化而出，绝非柞里子信口开河；而荀子指子思、孟子为阴阳五行流派之祖，亦绝非无的放矢。荀子不仅在《非十二子》中简要地驳斥阴阳五行之说为无稽，而且在《天论》中对“天人感应”之说作了详尽的分析与批判。兹引两段《天论》原文如下，以见荀子如何立论，白话译文亦见黑括号：

“治乱天耶？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秋蚜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耶？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藏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耶？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谥地也。’”
【“治谥是天造成的吗？答谥：‘日月星辰等历谥，在禹的时代和在桀的时代相同。禹时天下大治，桀时天下大乱。可见治乱与天无关。’是由四时的变化造成的吗？答曰：‘生物在春季蓬勃萌生，在夏季茂盛生长，在秋季收获，在冬季储藏，这在禹的时代和在桀的时代也是相同的。禹时天下大治，桀时天下大乱。可见治乱与四时的变化无关。’那么是地造成的吗？答曰：‘一切生物得到合适的土地就生长，失去合适的土地就死亡，这在禹的时代和在桀的时代也是相同的。禹时天下大治，桀时天下大乱。可见治乱与地无关。’”】

“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
【“星从天上掉下来，树木作响，大家都害怕。问：‘怎么啦？’答曰：‘没什么。只不过是天地和阴阳发生了变异、事物发生了不常见的现象而已。觉得奇怪，可以。害怕，那就不对了。像日蚀月蚀的出现，刮风下雨的不合季节，怪星偶然一见等等，任何时代都免不了要发生。如果在上位的英明、政治清平，即使这些想象同时发生，也无害。如果在上位的昏庸、政治险恶，那么即使任何怪现象都不曾发生，也无益。”】

《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把“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之“常”理解为“经常”之“常”，把“常有”所修饰的对象“之”，理解为“现象”，从而把整句译作：“这都是各个时代常有的现象”。上文明明说这些现象“罕至”、“党见”，怎么可能立刻又变成“常有”。显然非是。按此“常”，同“恒”，是“总是”、“永远”、“绝对”的意思。《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两“常”字的用法，正与此同，皆作“恒”解。现白话词汇“常青树”中之“常”仍保留了这种用法。由此“常有”所修饰的对象是“发生”而不是“现象”。

“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一言尤其高妙。“怪之，可也”说明荀子自己也并不理解这些变异现象为什么会发生。 不知何以发生却知道“畏之”之非，是虽不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下智；知其然从而知其所以然者，中智；不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则非大智莫办。大智者寡，而令儒家大兴于后世者不巧又正好非大智。于是，荀子之学遂遭后世排斥，几于淹没而无闻。

§67

儒学在后世如何复兴，姑且按下不表。且说据《汉书．艺文志》，自先秦延及汉初，学术思想共有十个流派，分别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艺文志》又称：小说家所言，乃“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所造也”，“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世遂据此而略去“小说家”，历代相传学术有“九流”之说。以今天的观点衡之，“十流”或“九流”之分，颇有不尽如人意处。比如，《艺文志》于十流之外，另设“六艺”一门以收容所谓易家、书家、诗家、礼家、乐家、春秋家、论语家、孝经家、和小学家。所谓“小学”，指文字学，列之于学术流派之外，理所当然。至于《易》、《书》、《诗》以及有关礼、乐的著作虽本非为儒所专有，却早已被儒家奉为其经典，成为其禁脔。《春秋》为孔子所作，《论语》因孔子而辑，《孝经》由孔子所传、曾子所录，是故均应列入儒家者流。又如，《尔雅》为字书，当入小学家，而《艺文志》却置之于孝经家之下，后世儒家或又据此而将《尔雅》列入儒家经典之所谓“十三经”，皆不可解。不过，《艺文志》的分类也有胜今人处。比如，《艺文志》将兵法单作一类，不与学术思想相混淆。《吴孙子兵法》( 通称《孙子兵法》或《孙子》) 与《齐孙子》( 通称《孙膑兵法》) 皆入此类。今人或视《孙子》为哲学，比如《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即收《孙子》于其中。《孙子》虽可作哲学读，毕竟非原作者本意，正如《庄子》、《史记》皆可作文学读，若直以文学作品目之，毕竟失据。

在《艺文志》所谓九流之中，《逍遥谈》比较深入地介绍了儒、道、法、名、纵横。墨在战国虽为显学，其学不传于后世，其行文未若纵横家精彩，其在今日之地位或同鸡肋，弃之可惜，读之乏味，故介绍偏浅。阴阳家，其源出于儒，其流亦合于儒，下文将进一步探讨，故此处亦从略。农家，亦称神农家，自先秦传至汉初者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早逸。其许行一派之言，见诸《孟子》，以劝农为说，主张自食其力。孟子指出其不明社会分工之理，以愚讥之。其不明社会分工，诚如孟子所析。然不难想见其人或当为诸葛孔明所谓“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者，与汲汲于游说诸侯以求闻达者相较，孰愚孰不愚，未易言也。所谓杂家，指不专尊某一说，混儒、道、法、名、墨等等而谈者。流传至今者有《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前者亦称《吕览》，为秦相吕不韦之门客所辑，大抵以抄录前人之说为务。后者亦称《淮南鸿烈》，为汉初淮南王刘安与门客所撰，宗道家，称儒为俗学。亦以抄袭为务，故两书文字有互见而大同小异者。颇有讽刺意思的是，两书在今日之价值，正在于抄袭。唯其抄袭，故于汉以后逸散的文献诸多保留之功，于虽未逸散而今本文字谬误之处有参考补正之功。故就学术思想而言，或虽无足取，却是研究先秦各家思想不可少缺的工具。

纵横家为战国时代兵争激烈、政局险恶，而人来客往无所拘留、思想纵横无所限制的环境下之特产。历史不曾重演，故纵横家虽网罗一时之秀，却被唐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诗句道个正着。

《艺文志》把名家与孔子“必也正名乎”附会到一起，显系腐儒之论。名家者流除上文提到的惠施和公孙龙外，尚有邓析，春秋郑献公时人，与子产同时而稍晚，着有《竹刑》(顾名思意，当为书于竹简上的刑书)，当亦可属法家。上文业已指出，名家显示出对自然科学有极大的兴趣和才具，如果听其发展，则现代自然科学不产生于西方而产生于中国的可能性颇高。同纵横家一样，名家也是人来客往无所拘留、思想纵横无所限制的环境下的产物。与纵横家不同的是，其学于兵争激烈、政局险恶的环境一无所施，故纵横家得与战国相始终，而名家却不待战国之亡而先亡。

§68

战国以秦灭六国、一统中国而告终。六国既灭，纵横家无所施其技，故与战国相始终，势在必然。虽然，作为一个流派不能不消声匿迹，具纵横之才又喜为纵横之术的人才有留存者或当可能。比如，秦亡之后、楚汉相争之际，有蒯通其人，就不妨以纵横家视之。蒯通先说韩信以袭齐之计，韩信从之而克齐。后说韩信以两存楚汉、三分天下之计，若韩信从之，则三足鼎立之局面不待东汉之亡。然韩信不从，结果不出蒯通所料，只落得个“狡兔死，良狗烹”的下场。韩信临斩悔不用蒯通之计，汉高祖闻言把蒯通抓来。《史记．淮阴侯列传》对汉高祖刘邦之审讯蒯通，有一段极精彩的记叙，兹徵引如下，请听蒯通如何逃过鬼门关，黑括号内为白话译文：

“上曰：‘若教淮阴侯反乎？’对曰：‘然。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于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其主。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烹之耶？’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
【“皇上问：‘你曾教淮阴侯谋反吗？’蒯通答：‘不错。臣的确教过。这小子不用臣的计策，所以才会有今天遭夷灭的下场。如果这小子用臣之计，陛下哪能消灭得了他？’皇上怒道：‘把他给烹了！’蒯通说：‘哎呀，烹我岂不冤枉！’皇上道：‘你教韩信反，冤在哪里？’蒯通答：‘秦朝纲纪败坏，太行山以东一片混乱，百姓纷起，英俊云集。秦朝把鹿给丢了，天下的人都去追，结果是高材捷足的人先抢到手。跖的狗冲着尧叫，并不说明尧不是仁人，狗不过是为其主子叫而已。臣当时只认识韩信，不认识陛下。况且普天之下养精蓄锐一心想取陛下而代之者多的是，不过是力不足而已，陛下又怎能把这些人都给烹了？’高祖说：‘算了。’于是就赦免了蒯通的罪。”】

淮阴侯即韩信。韩信在助刘邦灭项羽之后，先受封为楚王，被诬谋反，降爵为淮阴侯，心怀怨望而欲反，终遭杀身灭族之祸。不过这两件事都与蒯通之策反无关，蒯通的策反早在项羽被消灭以前。徵引这段对话固然因其文彩非常，舍之可惜。比如，成语逐鹿中原即从此出。把政权的崩溃比作把鹿给放跑了，绝妙。也欲藉以指出时势今非昔比，经历过秦朝的中央集权之后，还想搞纵横家的那一套，搞不好就会成为烧汤的料。然而，刘邦终于饶了蒯通。可见西汉初年毕竟去先秦不远，纵横家的那一套虽然已不通行，尚在理解和容忍的范围之内。再往后，还想纵横，就只有感叹“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的份了。故从此不再见有纵横家一类的人物，想留名青史的，都鞠躬尽瘁于一姓，不能死节殉难的，都学冯道做不倒翁。

前文指出，包括儒家和名家在内的先秦各流派均在战国晚期因纵横家和法家的风行或衰或亡。先秦既亡而纵横家亦不复存在，于是，秦一统中国之后唯法家一枝独秀耶？曰：并不尽然。并不尽然之一，人才大都流入纵横家和法家，并不等于庸才也如此。各流派或衰或亡，只因不复有人才，并不因不复有人。至少于儒家是如此，其说详见下文。不尽然之二，上文曾指出，被称之为法家的申不害、韩非一派实应以术家目之，因其所鼓吹者，为如何驾驭臣下和如何迎合主上，与法家所尚正好背道而驰。秦之兴，虽由任用法商鞅始，秦之统一，却成于术家李斯之手。秦既一统天下，法家名存而实亡。其说亦详见下文。不尽然之三，提起秦对学术流派的影响，罕有不以“焚书坑儒”四字概括之者，实则并非能如此“一言以蔽之”。秦之一统天下，其实曾给儒家以复兴的机会。何以言之？亦请听下文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