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狼作虎：毛澤東高崗關係縱橫談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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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千里 於 2006-03-24 00:24:00
養狼作虎：毛澤東高崗關係縱橫談
2006年03月22日 09:54 和訊博客

高崗算不上是一個能夠與毛澤東平行相處的老革命（1）。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因了毛澤東的“破格”重用而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入居中樞的。無論是抗日戰爭時代的 “西北王”，還是解放戰爭和解放初的“東北王”，高崗都發展地太順了。在西北時得毛澤東“喜歡”（2），在東北時又得斯大林垂青（3），高崗堪稱一時之驕子。到了建國後選調“五馬進京”，仍然以中央副主席、國家計委主席的高調身份一馬當先（4）。一個人太順了就容易誇張對自己的認知，“高饒事件”中表現出的張狂便顯出了他在政治上的不夠成熟。從後來毛澤東對人講準備把高崗降職到陝西任副書記併兼延安地委書記的說法（5）看，也許毛澤東並沒有放棄對高崗在救駕歷史、行政能力和政治熱情等方面的賞識而只是對他進行一下鍛煉以磨蝕他的意志，然則高崗終於以死明志也實在讓毛澤東大大地失望了一回。一如後來林彪的叛逃對毛澤東在心靈上造成的震憾最終將他的暮年提前（6），眼見着這些由自己手把手“提拔”起來的“親信”的背離，毛澤東沒有辦法不為之困惑甚至憤怒（7）。

毛澤東在處理高饒事件中的一些作法，容易讓人想到毛澤東實際上是在把高崗當成一條“草原狼”來對待的。看過《狼圖騰》一書和《沙場點兵》一劇的人可能會知道，草原狼是可以用來威脅虎的存在並磨勵虎性的（8）。高崗對劉少奇、周恩來的攻擊，未嘗不是毛澤東利用高崗的積極性而對劉、周的一些治國策略的質疑。

不時地對自己的戰友或屬下們進行一番“敲打”以提醒其擺正姿態和位置是毛澤東的常用謀略。不給手下將相有失控性“坐大”的機會是維持自身統治地位——政治語言是維持全黨團結——的必要手段。僅僅是對周恩來，毛澤東就從六屆六中全會後有過多次的“調理”。比如同時建立平行於南方局的東南局和中原局，就是對周的權力範圍的分解；轉戰陝北指導劉少奇放去工校而把周恩來留在身邊，在很大程度是也是不給其以獨立發展的機會；解放後處理廣東的“地方主義”使馮白駒等 “周派”勢力受挫，也未嘗不是對周的地方羽翼進行煎除（9）。

對於在延安整風后如日中天的劉少奇，毛澤東也不時地增強着他的警惕。在選擇派向東北的大將時，劉的“菜單”次序是陳毅、林彪、徐向前（10），毛澤東選擇了自己的嫡系林彪而排斥了與劉少奇有過合作關係而與自己有過不睦的陳毅；在主政東北的人選上，毛澤東也逐漸消除着劉派大將彭真的影響力而逐漸讓毛派人物高崗擔綱。可以說，在建立穩定的東北根據地的過程中，毛澤東以較為“溫柔”的方式粉碎了劉派勢力的覬覦而將這塊看家寶地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中。

解放之後，毛劉之盟也並非鐵板一塊。麥克法夸爾就在他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揭示了毛劉鬥爭的一波三折（11）。劉派的力量是那樣的強大，以致於毛澤東也要不時地做出讓步——比如在反右問題上，毛澤東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自己的原有設想而一反常態地向他請來提意見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實施反擊，就是因為彭真們的堅決牴觸（12）。可以說，毛澤東與這個因為受到重用而越來越寵大的黨內“山頭”的鬥爭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這一過程到文化大革命而發展到了極端的場景：決裂。

在高崗發起“批薄射劉”、饒漱石發起“討安伐劉”的黨內鬥爭時，未嘗不是受了毛澤東的授意（13）。否則，高崗的嘴裡不可能有那麼多的“主席說”，也不可能會有諸多方面大員的傾心投靠。事實上，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前期認可，黨內資歷並不很深的高崗斷然不會聯絡起華東局（饒）、中南局（林、陶）、西北局（彭）這麼大的勢力並敢於找位列排名黨內第五位的陳雲、“政治思想強”的西南局鄧小平大變特談什麼“圈子論”、“軍黨論”、“你一個我一個”。如果高崗在政治上再成熟一些，不是公開地大打主席牌玩人小鬼大、扮豬吃虎的把戲，他的這一作法，絕對可以起到“草原狼”的作用：既震懾了劉周兩派，又活躍了各大區參與，中心目的是全黨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不逾矩”。

可高崗這條狼玩得太過火了，甚至於會錯了主席的意思要把“歷史形成的”（13）第二、三把手搞掉而想變成山中老虎。意識到養狼作虎的毛澤東已經後悔不迭，加上在陳雲、鄧小平揭露高崗“非組織活動”後劉派乘機反擊，毛澤東為保全和表達對劉少奇的信任只好“忍痛割愛”，甚至不再給高崗單獨面見的機會而在自己根本就不出席的情況下把高崗“放逐”。因為“狼”在政治藝術上的失策，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在這次敲劉回合上的失敗。

毛澤東希望以退為進暫時把“年輕氣盛”的高崗拿下，就如延安整風后暫時地冷落了整風爭議人物康生那樣。陝西省委副書記兼延安地委書記這個位置，比之黨的副主席雖然降格了許多，但那個頗有標誌性意義的地方未必不是高崗的最佳養傷之處。可高崗明顯感覺到了自己的委屈，他以兩次頗為值得關注的“自殺”表達了“不成功便成仁”的遺憾，其中極可能還有對毛澤東的不滿……

了解毛高關係，有三個人是不可能不涉及的。一是劉志丹，他是高崗的老師、領導和戰友，也是當年險些被戴季英“肅”掉的難友；二是劉少奇，他是高崗扮豬吃虎準備供掉的老將；三是鄧小平，他是高饒事件風向立轉的一個核心人物，也是高崗倒台後受到毛澤東特別重用的人物。“人民的英雄”劉志丹的犧牲，也許使他免遭了後來整個“西北反革命集團”的厄運。可劉志丹在整個革命生涯中的諸多可爭議之處，以及高崗的意外落馬，也確實讓劉景色范、習仲勛們被株連。到了八屆十中全會前，因一部由劉志丹的弟媳、劉景范的妻子所寫的小說《劉志丹》引來高崗當年政治對手閻紅彥的質疑和康生的利用，高崗的西北戰友們就再次遭遇了被“階級鬥爭”的命運（14）。

高崗倒台後，他的手下干將張明遠、張秀山、馬洪等似乎並沒有被順勢清洗（15）。這似乎可以透出當時政治空氣的相對純淨，以及毛澤東對高崗的心存仁厚。

因為叛逃和自殺，以及某些特別的指控，在中/共黨史上頗有個性風采的張國燾、高崗、林彪被永遠剝奪了“平反”的可能性。可這似乎並不能否定他們在黨史上曾經起過的積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