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

儒学之所以在战国晚期乏人问津，在于儒家所倡之理论，无论是仁义道德、是诗书礼乐，还是阴阳五行，都不足以应七国之间攻城野战之须、生死存亡之急。秦始皇既一统天下，攻城野战之须与生死存亡之急皆化为乌有，而儒学之致命弱点也随即消于无形。秦之“一统天下”，往往与“灭六国”连文，遂令人在不知不觉之间视秦之“一统天下”等同秦之“灭六国”。秦与赵、魏、韩、燕、楚、齐六国尔虞我诈二百年有奇，大小征战数以千计，终于以六国之灭亡、秦国之一统而终止，故在秦之“一统天下”与“灭六国”之间划等号，乍看之下，似无不妥。实则灭六国只不过是表面上的现象，秦之一统有更深远的内在含义在。内在含义之一，就朝代更替而言，秦所灭者，并非六国而是周。内在含义之二，就政治制度而言，秦所灭者并亦非六国，而是迄周为止的封建制(但凡以中国封建社会亡于秦之说为荒谬、为无稽者，姑置之勿论，且听下文分解。)。倘若秦灭六国而保留周天子的傀儡地位，或虽彻底消灭周的社稷而仿其例以建立以秦为中心的封建王朝，则不仅历史须重写，当时的政治需要也会有别。秦之一统既然不仅终止了一个历时九百年的朝代，而且史无前例地(不仅是中国之“史”，而且是全人类之“史”)终止了一个为时更加久远的政治制度，不言而喻，如此这般崭新的政权急需一种政治理论以确立其合法性，也急需一套新的礼乐、服饰以显示新纪元的开端。秦始皇自以为功高盖世(为功为过，或可争议，“盖世”，则无可争议。)，不可不封禅勒石，上告天地、下传万代。于是，如何把封禅勒石、歌功颂德做到尽善尽美亦为当务之急。礼乐与服饰本是儒家的正统本行，阴阳五行一派更把这一套搞成神秘莫测、非阴阳五行家莫知所措的把戏。于是，秦之所急需，正中儒家之所长。弱点既不复存，长处又恰为所需，故儒随秦之统一而复兴本当在意料之中。

虽然，意料之中的事未见得就真的发生。谈史终须以史实考之，而不能以意为之。然则，史言如何？据《史记》，秦一统天下在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焚书发生在三十四年，坑儒发生在三十六年。在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这八年之间儒家不仅未受迫害，而且进入政府，参与礼乐制度之制定、封禅勒石之实施。证据如下：

《史记》载：秦始皇一统天下伊始，便“推终始五德之传，以周为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得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译成今日之白话，就是：“推算五德的传递顺序，以周为火德，秦既取代周，当取周德所不敌者，于是以秦为水德之始。更改纪年的开端，改于十月初一朝贺天子。衣服、旌节、旗帜都以黑色为上。计数以六为一纪，符节和官帽以六寸为度，车厢以六尺为度，(计程)以六尺为一步，(天子)出乘马六匹。改称河为德水，视为水德之发源。”翻译既毕，似乎还得稍作解释方能词义明畅。所谓“五德”者，指金德、木德、水德、火德、土德。水能灭火，谥以周既为火德，秦遂取谥德。周以十一月为正月谥故周制十一月朝谥。秦谥十月谥正月谥故改谥十月谥朝贺谥礼。谥相传谥以一谥为正谥，今谥一月谥正月，即据此传说而来。) 水之方位属北，北方之色为黑，故秦既取水德，遂以黑色为上。水于数为六，故秦既取水德，遂以六为计数单位，车马亦以六为标准。古人称黄河为“河”，所谓改称“河为德水”，就是改称黄河为德水。《史记》未曾明言五德之推算云云据何流派之观点而定，然之所以不曾明言者，因除阴阳家之外别无他求，故无须言之而后明。《汉书．郊祀志》则直接了当说秦的这套制度以阴阳家的理论为据，可见如此推论，并非柞里子的一己之见，班固早已如是想。阴阳家在当时或已成为儒之主流派，故阴阳家之参与秦之礼节服饰之制定，亦即儒家曾参与之证。

§70

《史记》又载：“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 禅梁父，刻所立石，… 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 南登琅邪，… 立石刻，颂秦德、明德意。… 二十九年，始皇东游，… 登之罘，刻石，…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 刻碣石门。”这段文字浅显，无待译成白话而后明。要之，这里明白地说秦始皇之封泰山、禅梁父，刻石邹峄、泰山、琅邪、之罘、碣石等等，皆曾征求鲁诸儒生的意见。

或以为参与礼节、服饰之制定与封禅、刻石之策划，皆一时性的任务，未足以证明儒家之进入秦之政府。是否言之成理，姑置勿论。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秦设“博士”之官，职掌“通古今”。谁能“通古今”？《庄子》以为“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所谓“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即儒在庄子笔下之别名；记载古代典章制度、民情风俗者，舍诗、书、礼、乐之外，别无他书。故能任职博士者，非儒莫属。《史记》载李斯上奏秦始皇，有“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之语，即博士确掌诗、书之证。《史记》又称：“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可见任博士之职者多至七十人。同书又称：秦朝廷有“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星气”不等于“星”，“不敢端言其过”云云更说明任命这三百人的目的在观察“天人感应”而不在天文。可想而知，这三百人都是擅长阴阳的儒家之徒。七十博士和三百望星气者的存在，无可争议地证明儒家曾进入秦之政府。

或问：秦既有需求于儒，儒既不曾拒绝提供服务，然则，何至于会有“焚书坑儒”之事发生？曰：正因战国之末，人才不入儒家者流，故被秦始皇搜罗参政者，皆为庸才，或者用孔子的话来说，皆为“小人儒”。庸才无识，故有“焚书”之灾；小人无行，遂致“坑儒”之祸。“焚书坑儒”向来连文并称，致使人误会为一事或一连续行动。其实，“焚书”与“坑儒”并不发生于同一年，而且也并不因同一原因而起。

欲知秦何以“焚书”，得先从“封建”与“郡县”谈起。所谓“封建”，系“封土建国”四字之省称，意思是天子把天下的土地分别授与诸侯，令诸侯在其封地之内建立诸侯国。诸侯既经受封，遂有自己的疆土、有自己的人民、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军队、有自己的税收、有自己法律，有子子孙孙世袭爵位、疆土、人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天子名义上为普天之下最高的首领，其行政权实不得越天子的直接领地范围。因此，所谓封建制，简言之，是一种地方分权的、割据的政治制度。自有“封建”这说法起，直至新文化运动前后止，“封建”一词只有这一种意思。欧洲历史上有过一段在英文称之为“feudalism”的历史，英文的“feudalism”正好同就这种意义而言的封建制相当。自从大约新文化运动起以至于今，“封建”一词既被用来翻译英文的“feudalism”以及欧洲其他语言中与英文的“feudalism”相对应的词汇，又被用来通指中国辛亥革命前的历朝历代，包括自秦迄清既不与欧洲的“feudalism”相当，又从来在中国历史上不曾被认为是“封建”的制度。自秦迄清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上一向被视为是与“封建”制相对立的“郡县”制。郡与县，是由天子的朝廷设置的、取代诸侯国的地方政府。郡相当于今日的省而辖区略小；县则自从秦的设立，历代沿用以至于今。在郡县制下，领土所有权、行政权、军权、财权等等一切权力均集中于天子的朝廷，郡县的行政长官如郡守、郡尉、县令、县丞等，不过是朝廷派出的、替朝廷负责管理地方的代理，既没有领土、人民，也没有世袭的特权，更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和享用地方的税收。因此，所谓郡县制，简言之，是一种中央集权的、非封土建国的政治制度。秦之“焚书”，因主封建与主郡县两种不同的政见相争而引发，其发生本身正好说明混淆“封建”与“郡县”，实为对历史的极大歪曲。

§71

历代探讨封建与郡县的文字，一向视秦为郡县制的开创者。迟至近代始有人指出郡县的设置，在战国业已有之，视为秦所开创，并不正确云云。先秦业已有郡县的事实，明显地载诸先秦的文献，并非近代出土文物的新发现，历代学者不可能统统无视这些文献的存在，也不可能出于某种偏见统统视而不见。然则，何以迟至近代始有人指出这一点？窃以为历来之所以不曾有人指出，并非因无人知之，只不过是因为无人屑于指出之。而之所以无人屑于指出，乃是因为战国的郡县与封建并存，就性质而言不可与秦以郡县取代封建相提并论；战国的郡县零星局限，就数量与范围而言不可与秦以普天之下皆为郡县同日而语。故郡县虽于先秦业已有之，以郡县取代封建、以郡县为基础而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实为秦所首创，无可辩驳。

近代所谓学者、学家，大都沾沾自喜于搬弄从西方学来的所谓方法论，视前人所不屑取者为明珠玮宝，搞些琐碎无谓的考证。平心而论，诸如先秦业已有郡县之类的考证，虽属无谓，尚属正经的史学研究，较之《柳如是别传》一类的文字，则又堪称高明多矣。柳如是充其量不过是个有行妓女，买柳为妾的钱谦益则充其量不过是个无行文人。考证历史上的无行文人与有行妓女的私生活并非没有价值，同小报、晚报上发掘时下文艺界明星私生活的文章一样，其价值在收饭后茶余消遣之效。可怪的是，并没有人视在小报、晚报上津津乐道明星私生活者为学者，而《柳如是别传》的作者却不仅被视为史学家，而且被一些人吹捧为大史学家。

窃以为名副其实的史学家只有三种人。其一，撰写历史者，如《左传》的作者左丘明，《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其二，评论历史者，如《读通鉴论》和《宋论》的作者王夫之。其三，探讨史学者，如《史通》的作者刘知几。替古代典籍作文字注释者，虽在令今人读懂古代文献方面功劳至伟，毕竟不是史学家而是文字学(传统上称之为小学)家。

近代重大的政治变革，无论中外，皆先有理论后有实践。故实践发生之时，如水到渠成，不曾令人生措手不及之感。资产阶级革命如此，无产阶级革命亦复如此。秦以郡县制取代封建制，其变革之剧烈、影响之深远，皆空前无比，至今无匹，却似凭空而来。先秦各流各派，无论是道、法、名、儒，还是杨、墨、阴阳、纵横，皆不为之先声。

话说秦既灭六国，丞相王绾奏请秦始皇依夏、商、周三代之例分封诸侯。秦始皇下令群臣讨论，除廷尉李斯外大都赞同。李斯把战国争战二百五十年的原因归之于封建割据，认为以郡县取代封建便可永无战争发生。秦始皇同意李斯的看法，于是下令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由中央朝廷委派郡守、郡尉管理，收天下兵器于京城咸阳，铸为钟鼎和十二铜人。历时数千年的封建制便如此轻易了断如烟之消、如云之散。由李斯的建议与秦始皇的赞同，亦可见以郡县取代封建不仅无政治理论为其基础，其着眼点本身也并不在政治制度的改革，而在消灭战争。

提起秦代的政治，罕有不与暴政、乱政发生联想者。以郡县取代封建，也往往被视为乱政之一。比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诗破题便曰：“嬴氏乱天纪”。“嬴氏”，指秦始皇嬴政；“天纪”，泛指上天的纲纪，实指封土建国的制度。所谓“乱天纪”者，就是说秦以郡县取代封建，从而破坏了上天的纲纪。虽然事后证明战争的根源远不止一种，故消灭封建并不能消灭战争，因着眼于消灭战争而废封建、创郡县之举，实应授予和平奖以表彰之，但凡视之为乱政者，不能不说是无识庸才。

郡县制的推行，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八年之后发生“焚书”事件。事件的引发正由无识庸才企图恢复封建而起。

§72

话说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阳宫大宴群臣。仆射(仆射，官名) 周青臣歌功颂德， 称秦“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博士齐人淳于越表示反对。淳于越认为：殷、周两代之所以历时千年，正因为殷、周分封子弟和功臣为诸侯，构成辅佐之势。秦不封建，万一有权臣谋反作乱，如晋之六卿、齐之田常，就会孤立无援。但凡办事必须尊守古法，不守古法，就绝不会长久。周青臣是个拍马屁的小人自不在话下。称淳于越之流为无识庸才，倒不是说郡县一定优于封建，封建一定劣于郡县，封建与郡县孰优孰劣，自可争论。淳于越之流的庸，在于其所申述的理由既不合乎时宜亦不合乎逻辑。泛泛而论封建制有助于王室之延绵，未尝不可以娓娓动听，于秦灭六国之际倡之，则争如痴人说梦。要知秦灭六国，岂止是灭六国而已矣，实则连周一并灭之。七诸侯国争战二百余年，全然不把周天子放在眼内，以至秦之灭周竟然被人忘却而直以灭六国视之，七国诸侯之无助于周的存亡，虽三尺童子亦能知之，而淳于越却于此时欲借此说以动摇郡县、恢复封建。不知审势度时以至于斯，能不以庸才目之？但凡争辩，施浑水摸鱼、瞒天过海、断章取意、胡搅蛮缠等等伎俩，虽属无赖，至少可以理解。找出一些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立论难以成立，则出乎正常的逻辑之外，所谓莫名其妙者也。晋之六卿专权，终于导致其中三家瓜分晋为韩、赵、魏的结局。齐之权臣田常弑齐君，其子孙终于取代姜齐而为田齐。此两例恰好为封建制不能阻挡臣下篡夺之明证，当为淳于越之流藏之唯恐不及者，而淳于越却特别标榜之，以为可以替自己作论据。不明事理以至于斯，能不以庸才目之？

且说秦始皇听了淳于越的这番反对郡县制、主张恢复封建制的议论，下令群臣讨论。八年前出现封建与郡县争议时，秦始皇曾下令群臣讨论，八年之后封建与郡县之争再起时，秦始皇仍下令群臣讨论。由此可见，秦始皇并没有断然取郡县而非封建的意思，如果主封建者能提出合理的理由，比如，论证郡县不能维持持久和平等等，恢复封建并非不可能。不过，事实上主张恢复封建者既为淳于越这帮庸才，其失败自在意料之中。八年前建议以郡县取代封建的李斯，此时已由廷尉升任丞相。凭借丞相的地位，李斯直斥淳于越之流为“愚儒”，认为取法三代先王为“愚儒”之论，并建议为免这些“愚儒”干扰大事起见，实行如下措施：

“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先秦周朝廷及各诸侯国皆有自己的史记。“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即责令史官销毁一切非秦国所编撰的史记。“偶语”，“成双成对地说话”，也就是“讨论”的意思。“黥”，指在脸上刺字。“城旦”， 发配长城充戍卒的刑罚。“黥为城旦”，相当于后世所谓刺配充军戍边。“弃市”，一种死刑。古代在市场处决死囚，弃尸体于市以示众，东西方皆然。故称“弃市”。“弃市”属于最轻的死罪，罪止于一身。更重的死刑是所谓“族”，指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见知不举”，译为今日的白话，就是“明知而不检举”。

淳于越之为愚为庸，既如上所述，李斯之建议为秦始皇所赞同而施行之，自在意料之中。于是而有“焚书”之举。由李斯的建议可见，所谓“焚书”，远不止于“焚书”而已，实为垄断舆论、以言论罪之始。后世论此事者，大都着眼于文献泯灭之可惜而忽略对言论自由之钳制，故仅以“焚书”二字概括之，实有因小失大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