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之路：上古西東文化交流概說

作者惠寄,該文發表於<東亞古物>A卷,文物出版社.

二、青銅技術與青銅器2
新疆地區與甘肅地區青銅文化的聯繫亦異常密切[1]。四壩文化[2]、齊家文化[3]、朱開溝文化[4]是青銅文化由西北向西南、東北、中原傳播的中繼站。三星堆[5]、大甸子[6]、二里頭[7]遺址的青銅器可能是本地製造的，但亦是文化傳播的結果，上述地區不太可能是冶金術的起源地。

中原，特別是夏商統治的中心地區缺鉛少錫，銅錠亦來是周邊。二里頭，二里崗和殷墟都只是青銅的鑄造中心，原料主要來自江西瑞昌銅嶺、湖北大冶銅綠山、湖南、河北、遼寧[8]，或來自山西中條山[9]，雲南[10]和四川[11]。

車馬具、兵器、動物紋青銅器廣泛分布於歐亞大草原及其附近地區，一般認為是游牧文化的體現，西方學者多稱之為斯基泰式青銅器。田廣金等認為這些青銅器是中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代表性器物，可以稱之為鄂爾多斯式青銅器[12]，它們淵源於朱開溝文化[13]。林沄發現這些青銅器多見於鄂爾多斯以外，稱之為北方系青銅器，指出不同的成分有不同的來源，其中短劍可能來自古代伊朗或西亞[14]。烏恩稱之為北方青銅器，同意管銎斧、管銎戈源自西亞，並提醒大家不要低估歐亞大陸草原諸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在溝通東西文化方面所起的積極作用[15]。他認為稱之為“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是不確切的，稱之為“斯基泰式青銅器”更是錯誤的[16]。最近林沄又號召破除把北方系青銅器和游牧文化等量齊觀的過時偏見[17]。

其實此類青銅器內容繁雜，功能多樣，不可能起源於一時一地，並因時因地而變，是游牧社會不斷發展和吸收的結果。它們和中國古代北方民族關係固然密切[18]，但起源於中國北方的青銅器並不多見。

車馬具與騎馬駕車技術同步傳播，歐亞草原常見車馬具大同而小異，北方地區發明和改進青銅車馬具的可能性不大。高效挽具胸帶和套包子是罕見的例外[19]。

所謂動物紋（Animal style）是一個模糊而又包羅萬象的概念，絕大多數是青銅製品，亦有部分金、銀、鐵、玉、石、骨製品，但表現的大都是游牧民偏愛的形象。從工藝角度考察可以分為透雕、浮雕和圓雕，都不是游牧民所擅長的手藝。這些體現游牧風格的動物紋飾大都是游牧民強迫或雇用手工藝人製造的。

鹿石、岩畫和墓葬發掘均表明游牧民有系帶的傳統。他們習慣將武器或生活用具掛在腰帶上。腰帶上的裝飾日益豐富，有的整個腰帶都布滿了帶飾，或者說由帶飾組成了完整的腰帶。帶飾，俗稱“西蕃片” ，是動物紋飾的主要組成部分，在中國北方有大批出土[20]。春秋戰國之際系帶之風盛行中原，帶上亦系掛刀、劍、印章等物。系帶和帶鈎爭奇鬥妍，層出不窮[21]。“帶不厭新，鈎不厭舊”[22]；“滿堂之坐，視鈎各異，於環帶一也”[23]。帶鈎成了時尚或身份的象徵，其實用功能逐漸被人遺忘。

刀、劍、斧、弓、箭、盔、甲、套索是游牧民的主要兵器，其實只有套索是游牧民特有的武器，其他均是定居民的發明，並且一直在共用。青銅刀、劍、斧、鏃、盔、甲廣泛分布於歐亞大陸，且大同小異，與青銅技術的起源和傳播密切相關，提高了游牧民的戰鬥力，促使游牧民走上了軍事化的道路，從而將青銅兵器傳播到了遙遠的地方。限於篇幅，僅以劍為例說明青銅兵器大致的傳播過程。

青銅短劍是古代游牧武士隨身攜帶的武器,廣泛分布於歐亞大陸，其中西亞和中亞的短劍較為古樸[24]，東亞的劍種類繁多，且異常精緻[25]。一般認為柳葉劍或偏頸劍為眾劍之祖，其具體的起源地還難以確定，不太可能起源於東亞。林梅村將考古學與語言學相結合論證了中國佩劍之俗起於西北游牧民，而青銅劍在商周之際傳入中國北方草原、巴蜀地區和中原與印歐人在東方的活動有關。“絲綢之路流行的17種古代東方語言或方言中的‘劍’無一例外都源於古印歐語。古代印歐人最初是游牧民……公元前1500年前後，歐亞草原的古代游牧部落不斷分化，並向四方遷徙，史稱‘雅利安人大遷徙’”[26]。劍在古代漢語中又稱徑路或輕呂，顯然亦是外來詞。漢代匈奴將徑路神當作九天神之一，是戰神的代名詞，在漢匈交疊的地區曾有祭祀劍神的寺廟[27]。《漢書·地理志》云：“雲陽有休屠金人及徑路神祠三所”。這是古代波斯和斯基泰人劍崇拜文化的延續。

青銅鏡是不屬於“游牧三要素”的一種特殊青銅器，亦廣泛分布於歐亞大陸，中原較早的銅鏡見於殷墟婦好墓，可能源於齊家文化。宋新潮曾謹慎地指出以水鑒容是中原農業民族傳統映像方式，用金屬鑄造鏡子則可能首先為西北游牧民族所發明，殷商時期鑄鏡照容才傳入中原，直到春秋以前在中原地區尚未流行[28]。其實，銅鏡也是巫師或薩滿的法器，齊家文化遺址出土的銅鏡只不過是中亞或西亞銅鏡的翻版而已。二里頭文化銅鏡的十字紋和齊家文化銅鏡的七角星幾何紋正是巴克特利亞青銅文明的典型標誌[29]。

中原雖然不是冶金術的起源地和冶煉中心，在青銅鑄造方面還是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工藝美術方面有獨到之處。青銅鼎、鬲、爵[30]，戈[31]等是東亞人偏愛的器物，罕見於他處，很可能是東亞的創造。廣泛分布於歐亞大草原的青銅鍑亦可能源於中原，被認為是馬具、野獸紋、兵器三大特徵之外的第四個反映游牧文化的顯著特徵[32]。東亞為游牧生活方式的完善作出了貢獻。銅鈴演變成了鐸和鍾，並對朝鮮和日本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形成了獨特的銅鐸文化圈[33]和鍾文化[34]。戈和戟是東亞特有的兵器，戈亦可能是夏人的標誌性器物[35]，主要分布於中原，西方人稱之為中國戈戟（Chinese Ko-halberd）[36]。

總之，從技術史的角度考察，無論紅銅冶煉、范鑄法、失蠟法還是砷青銅、錫青銅、鉛青銅、錫鉛青銅都是西亞早於東亞。而且銅以外的其他金屬如金、銀、鐵等冶煉東亞亦不早於西亞[37]。泰列克特等主張的青銅冶煉鑄造技術由西向東傳播的假說仍未遇到有力的反證。但是從器物類型考察，青銅鼎、鬲、戈、戟、爵等頗具東方特色，很可能是東亞的創作，並有反向傳播的可能。在這一過程中游牧民起了橋梁作用，並且從中充實和改進了自己技術裝備。青銅冶煉和鑄造是定居者的事業，不可能在馬背上進行。因此游牧民只是傳播了青銅文化，並且巧妙地利用了青銅器，完善了游牧生活方式，走上了游牧軍事化的道路。

因此，公元前2000年左右，西亞、中亞、東亞之間存在一條西東文化交流的青銅之路。青銅之路上傳播的不止是青銅技術和青銅器，而且包括眾多的技術和觀念，比如牛、馬、羊及相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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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梅建軍等:《新疆東部地區出土早期銅器的初步分析和研究》,《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

[2] 李水城等:《四壩文化銅器研究》，《文物》2000年第3期。

[3] Fitzgerald-Huber,L.G.: Qijin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 Early China,20, 17-67,1995.

[4] Linduff, M. K.: Zhukaigou, Steppe Culture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tiquity, Vol.69,133-45,1995.

[5] 段渝：《商代蜀國青銅雕像文化來源和功能之再探討》，《四川大學學報》1991年第2期。

[6] 李延祥等：《大甸子墓地出土銅器初步研究》，《文物》2003第7期。

[7] 金正耀：《二里頭青銅器的自然科學研究與夏文化探索》，《文物》2000年1期。

[8] 彭子成等《贛鄂豫地區商代青銅器和部分銅鉛礦來源的初探》，《自然科學史研究》1999年第3期。

[9] 劉莉等：《城：夏商時期對自然資源的控制問題》，《東南文化》2000年第3期。

李延祥：《中條山古銅礦遺址的初步考察研究》，《文物季刊》93年2月。

[10] 金正耀：《晚商中原青銅的礦料來源研究》，《科學史論集》，中國科技大學出版社，1987。

[11] 李曉岑：《從鉛同位素比值試析商周時期青銅器的礦料來源》，《考古與文物》2002年2期。

[12] 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文物出版社，1986。

[13] 田廣金、郭素新：《鄂爾多斯式青銅器的來源》，《考古學報》1988年第3期。

[14] 林沄：《商文化青銅器與北方地區青銅器關係之再研究》，《考古學文化論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

[15] 烏恩：《殷到周初的北方青銅器》，《考古學報》1985年第2期。

[16] 烏恩：《我國北方古代動物紋飾》，《考古學報》1981年第1期。

[17] 林沄：《夏代的中國北方系青銅器》，《邊疆考古研究》第1輯，科學出版社，2002。

[18] 杜正勝：《動物紋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第64卷，1993年。

[19]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第546頁，科學出版社，1975年。

[20] 烏恩：《論中國北方早期游牧人青銅帶飾的起源》，《文物》2002年第6期。

[21] 王仁湘：《帶鈎概論》，《考古學報》1985年第3期。

[22] 《淮南子·泰族訓》。

[23] 《淮南子·說林訓》。

[24] Long,C.R.: The Lasithi Dagger,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82,No.1,.35-46,1978.

[25] 靳楓毅：《論中國東北地區含曲刃青銅短劍的文化遺存》上、下，《考古學報》1982年第4期，1983年第1期。

[26] 林梅村：《商周青銅劍淵源考》，《漢唐西域與古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98年。

[27] Kao Chu Hsun：The Ching Lu Shen Shrines of Han Sword Worship in Hsiung Nu Religion，Central Asia Journal，Vol.5,No.3，.221-231,1960.

[28] 宋新潮：《中國早期銅鏡及其相關問題》，《考古學報》1997年第2期。

[29] Fitzgerald-Huber,L.G.：Qijin and Erlitou: the Question of Contacts with Distant Culture, Early China,20, pp17-67,1995.

[30] 李學勤提醒大家注意胡博《齊家與二里頭》文中關於爵的論述：《談伊朗沙赫達德出土紅銅爵、觚形器》，《歐亞學刊》第一輯，中華書局，1999。

[31] 李健民：《中國古代青銅戈》，《考古學集刊》第7輯，1991年。

[32] 郭物：《青銅鍑起源初論》，《歐亞學刊》第一輯，1999年。

[33] 王巍《出雲與東亞青銅文化》，《考古》2003年第8期。

[34] 華覺明：《從陶寺銅鈴到中華和鍾—雙音青銅編鐘的由來、演變和創新》，《清華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

[35] 曹定云：《殷代族徽“戈”與夏人後裔氏族》，《考古與文物》1989年第1期。

[36] William Watson: Cultural Frontiers in Ancient East Asia, P.43, Edi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