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後的大清洗

舒云

21、空军学院也成了“九一三”监狱

“九一三”事件後，空军“重犯”关在中央专案组管辖的亚疗，“轻犯”关在空军专案组管辖的空军学院。1969年2月，军队的指挥、政治、体育、艺术学校被撤销。空军学院空了，美其名曰是空军“路线教育学习班”，其实是一座残酷的监狱。空军学院专案组下面还分有司令部、政治部、空34师等专案组，上至空军副司令员，下到基层干部，关有三四百名“犯人”。空34师专案组占据54号楼，刚开始四五十人，後来二三十人。司令部专案组的“犯人”最多。 许才旺（空军司办秘书）被逼承认参加写《“571”工程纪要》，被关进北京市第一监狱。他“咬”了好几个空司秘书，“咬”一个抓一个。

空军专案组挖空心思把问题往大里整，不承认当时的历史背景，不承认事实上正常的工作关系，不许说明情况，不许澄清事实，否则就是“态度恶劣”。空军“路线教育学习班”基本上就是两条：一、你态度不好；二、你还有重大问题没有交代。抓了几个态度恶劣的定为“反革命”样板，如孙水森、赵秀峰、王圣兰等送进北京市第一监狱。

因为空军学院“犯人”太多，看守不够，“重犯”才有人送饭，“轻犯”分几拨排队去食堂就餐。一拨吃完，另一拨再来吃，自己洗碗。虽不许说话，但能见面。“男犯”中有杨富民、李瑞昌、王德春、王连成、曲作舟（空司政治处干部处长）、赵志明（空政干部部福利处处长）等。“女犯”中有唐旦、周蓓（周建平女儿、空司第二通信总站副指导员）、章佩（空司第二通信总站指导员）、肖新、刘继馨、李燕平、李雯（于新野妻子）、张萍（刘沛丰妻子）、孙玉兰（刘世英妻子）、杨曼玲（王鹤岩妻子）、邵金辉（空政文工团演员）等。

“犯人”一人一间，24小时看守。窗户钉死，玻璃上糊满报纸；大小便也要开着厕所门，由看守瞪大眼睛监视，有人从此落下大小便困难的毛病。夜晚睡觉也不许关门，不许关灯，夏天不许挂蚊帐，不许放风（到1972年下半年，才一天放两次风）。不许回家，不许家属探视（1974年春节才让一小部分人的家属探视过一次）。家属写个条子，送点生活用品要经过专案组翻检，凡是他们认为不合适、不需要的，一律退回。写材料的用纸要编号，少一张也不行。指甲刀、针线都要收走，更不许使用水果刀、剪刀、剃须刀了。“学习班”本无学习，只让看一本《毛泽东选集》，许多人没有什么问题，很短时间就说清楚了，几个月没人理，可就是不放人，一关几年。

“九一三”事件当天，曾国华（空军副司令员）被从大连叫回北京，关在空军学院，隔离审查六年多。他分管作战训练，与林立果没有私下接触，找不到“罪行”，但就是不放人。1977年12月，曾国华心绞痛却不准住院。他气愤地说：“你们干脆让我见见家属，以後随我怎么样，死就死了吧。”12月12日他才住进北空466医院内科。12月31日19点左右，曾国华突发脑梗塞昏迷，1978年1月3日病逝，享年67岁。1978年8月结论是“上了贼船，陷得很深，生前认罪，态度尚好”。1982年第二次结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工资不补发，内部处理，上交国库”。1984年第三次修改结论。刘时铁（曾国华妻子、空军报社印刷厂副政委）先关在家里，以後关进空军学院，由陈绥圻专案组代管，两男两女四个看守。1972年她精神分裂，专案组说她装病。曾国华的儿女都被处理转业。曾林辉（曾国华女儿、南苑机场气象台预报员）1971年12月被办学习班，1972年11月发配幼儿园。她哥哥（沈空政治部保卫处科长）一直关到1975年才放出来。

1971年10月5日，王海在空司值班室找空司警卫营田广林及教导员、一连连长、指导员谈话，说决定你们隔离审查，今晚就到南苑劳动。田广林问：林彪跑了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没有答复，也没有人管，监督劳动了七八个月。田广林1970年患肝炎，出院後病休一年，种地拉粪车，吃不消，他提出看病，结果被送进空军学院，与上了“南逃”名单的陈洪杰关在一起，自己去饭堂吃饭。1973年又逼田广林承认攻打钓鱼台，他死不承认，说根本不知道。于是被严加看管，屋子里住进两个看守。

22、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被加班逼供

“九一三”之後第五天，9月18日22点，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周恩来、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王洪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等人开会，要许、王二人把中央57号文件带回去，解决空4军、空5军的问题，要防止王维国（空4军第一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陈励耘（空5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逃跑。 9月20日，王维国接到王洪文电话，到上海锦江饭店来看文件。他刚走进会议室，就被肖永银（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人戴上了手铐。 同日，王洪文打电话给陈励耘，说中央有一个重要文件到了上海，叫他到上海锦江饭店来看。陈励耘到时已是20点，王洪文等他看完中央57号文件後宣布：“根据毛主席指示，逮捕你。”陈励耘还没有反应过来，旁边跳出两个人，一人抓住他一条胳膊，还在他腰上摸了一下，看有没有枪。陈励耘被押到地下室，床板放在地上，床上有一床被子，地上有一只马桶。半夜两个看守突然把陈励耘叫起来，用一件军用雨衣蒙住他的头往窗外塞，外面两个人把他搬上一辆卡车。陈励耘从雨衣缝中看到车厢里全是兵，还架着两挺机枪，前面一辆卡车也一样。卡车开进南京通信学校，陈励耘被关在一间8平方米的“牢房”，24小时看守。

吴大胜（南京军区後勤部政委、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指着身後两位中年干部对陈励耘说：“这是中央来的温副处长，这是南京军区保卫部长，你的案子由他们负责。”同日，周恩来致信李德生、纪登奎，告王维国、陈励耘二人已从上海解往南京，要求在审查王、陈过程中“不许搞逼供信”。

9月21日，王大章（王维国儿子、复旦大学物理系学生）、杜贵珍（王维国妻子、空4军後勤部副政委）被隔离审查。杜贵珍是河北永年人，1938年1月，13岁的她跟着哥哥参军，在延安入党後在中央党校学习。以後曾任上海同济大学人事部门负责人。她进学习班不久，被冉某某（空4军保卫处长）拍桌子吓得患上严重精神分裂症。1979年她获释後仍幻听幻视，且不认识儿女。 9月25日，鹿才（陈励耘妻子、空5军干部）和陈新（陈励耘儿子、某部干部）被送进南京军区学习班，母子相距只有10米，却连个招呼也不能打，仿佛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鹿才很快被移送亚疗。陈平（陈励耘大女儿、某部军医）也受到批判审查。一年後，陈平从看守所放出来，打发到县里当护士。 9月底，周建平（南空副司令员）被隔离审查。戴慧英（周建平妻子、南空後政副主任，因病未到任）1940年参加新四军，任粟裕机要员。文革初任上海虹口区委办公室副主任时被批斗，经王辉球批准调进南空。女儿周蓓被关在空军学院，周勤（周建平大儿子、福空某部炮排排长）正在休假，和妈妈戴慧英一起被弄到南空学习班，关了3个月。 1971年底，南京军区首长在学习班动员：“现在南京‘两谋’还没有突破，大家不要过年了，吃得好些，加加班，争取突破。”加班加点逼供，逼得一个二级部干部跳粪坑自杀。陈励耘被逼无奈，承认于新野谈过暗杀毛泽东。1972年春节後，南京军区学习班宣布南京“两谋”问题突破了，还是陈励耘态度比较好。会後戴慧英、周勤第一批放出学习班，戴慧英去了蚌埠干校，就住在聂凤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空司令员）妻子住过的土房子里。周建平的三个孩子周蓓、周勤、周俭（周建平小儿子、独5师战士）都被处理复员。

1972年春，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分别被押送北京亚疗，南京军区专案组说他们的问题在这里说不清楚了。陈励耘在中央专案组翻供，说他并不知道暗杀。“两案”审判，陈励耘、周建平被免于起诉，王维国则因态度“恶劣”被判刑14年。

23、空4军、空5军团以上干部几乎一网打尽

有了毛泽东要许世友、王洪文解决空4军、空5军问题的指示，这两个军就惨了。 文化大革命前，空4军下属3个飞行师，2个高炮师，1个导弹师，2个雷达团，1个探照灯团，2个医院，还有通信营等。1971年9月底在探照灯团办学习班，机关干部以及团以上干部几乎都进去了，有一二百人，营房住满了“犯人”。据知情人回忆，除胡开德（副军长兼参谋长）、蔡园（副军长）、蔡子午（後勤部政委）、冉某某、陈国梁（通信处长）、蒋国俊（雷达2团政委）还在岗外，先期进空4军学习班的有：姬应伍（空4军第二政委），郑长华（空4军军长）、胡景升（後勤部长）、杨中立（副参谋长）、梁锦中（参谋长助理）、陈德夫（干部处长）、刘青峰（组织处长）、李松亭（警卫处长）、宫健（空军455医院政委，解放战争英模）等。後期进学习班的有：郑刚（副军长）、武超然（副政委）、张启文（政治部主任）、马金元（副参谋长）、贾超（作战处长）、肖舟（宣传处长）等。空4军各师进学习班的有：飞行26师师长、政委，独5师师长、政委，飞行15师师长、政委，高炮3师师长、政委等。

王维国被关押的第二天，9月21日以开会为名，郑长华、姬应伍等被收审，在空4军揭发批判了一个多月。1972年春节後，许世友提出把他们弄到南京，而王洪文不同意，把他们押到北京。因为亚疗关不下，郑长华、姬应伍被押送丰台总後干休所关押点。郑长华是战斗英雄，被保释後按副军离休。姬应伍则一直关到1978年9月，结论是积极参与林立果阴谋，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送河南黄泛区国营农场监督劳动。 1971年10月2日晚，李松亭结束了国庆节值班，还没有推开家门，就被上海市委的人抓走。他只是负责警卫，哪里知道什么“两谋”，更不知道《“571”工程纪要》上有他的名字，极尽逼供他也讲不出来。李松亭认为，他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情，下决心宁肯冤死也不胡说八道。王洪文认为他顽抗，停发工资，押送亚疗，将李松亭妻子也赶到干校。李松亭一直喊冤，放风他不回“牢房”，躺在地上打滚。两个看守抬他就蹬腿，干脆一人拖一条腿硬拖上四五十级台阶，根本不管他的头重重磕在台阶上，几次後就整天把他关在屋里。 胡景升原是探照灯团团长，王维国提拔他任空4军後勤部长，所以专案组认为他是王维国亲信。在专案组重压下，胡景升在学习班割喉自杀。救活後，医生给他安装人工喉管。因声带损坏，说话沙哑、吃力。10月22日，47岁的高文明（空军上海第3医院院长）也在学习班自杀。熊秀坤（高文明妻子）五天後才得知，已经找不到他的骨灰了。以後熊秀坤被作为反革命家属遣送老家。 空4军曾根据叶群、江腾蛟指示，组成“八人小组”为林立果生活服务，也为他找对象。成员有蒋国璋（军务处长）、袭著显（组织处长）、陶崇义（保卫处副处长）、过全（管理处长）、唐剑鸣（保卫处副处长）、郭永诚（秘书处副处长）、张兆玺（干部处副处长）、小卢（空军455医院护士）。“八人小组”无一例外被收审。袭著显、蒋国璋被开除党籍、公职，没有户口；过全、郭永诚等被当战士复员。

9月21日，空5军领导班子悉数被隔离审查，冯健（空5军副军长）、王是桥（空5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马运河（空5军副军长）等被关进学习班。冯健因黄疸被关在454医院传染科，窗户钉着木条。马运河关在前面的病房，他是鄂伦春族飞行员，因心脏病报了病危，吉普车把他和冯健运到上海455医院，冯健还是被关在传染科，几天後才转到外科。亲属多次上访，医院才为冯健开刀，确诊胰腺癌。徐茹（冯健妻子、芜湖市委干部）被认为划不清界限，交代不过关，下放到新华印刷厂当工人。冯晓军（冯健女儿、空28师无线连台长）被认为不适合在机要部门，下放生产队劳动两年多，复员到郊区工厂。 南空和空5军学习班设在南京某中专学校。张荣根（南空大校厂场站副政委、1971年秋到1975年底在南空清查办材料组）说：专案组主要是南京军区管，对象是南空直属机关和空5军一部分，有80多人，陆军派一个营警卫。四座大楼全住满了“犯人”，一个“犯人”有七八个人看。在专案组逼供下，空5军学习班与江腾蛟关系好的竹墟（师政委）被打得胡说，说要在黄河大桥上放炸药。某场站一位连长被逼疯，马建中（师长）等三四十人都被逼承认“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