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正阳回忆的文革二三事

记得那是在六十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如火如荼。家叔父是首都某重重点中学副校长。我因此而破例地侥幸就读于该校。许多同学的家长是肩膀上扛着国徽的或是负责国家某个领域的大政方针的。偶尔的一次机会，我上了很要好的一位同学家黑色红旗轿车，去了东城区锡拉胡同34号。

司机向守卫出示了标有国徽的证件，我跟着同学，他家的保姆、司机进入了这个毫不起眼的院子。这是一个鲜为人知、当时全国最高档的商店。货架上的大多数商品从未见过、听过。法国j香水、鹅肝酱、香槟酒，红酒，英国的威士忌、都是大家十分熟悉的欧美大牌，各种当时最新版的家用电器等等、等等。真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次日，放学后五六个同学商议 ，成立个联合行动委员会保卫他们的父母不受到红卫兵的骚扰。我也积极献策，虽然颇有点建树，但比起这些了解最高领袖、副领袖们的许多生活轶事的他们显得有些小家子气、底端气。

刚进家门，便接过母亲递给的网兜去叫北风蜗的商店买需要副食品证的鸡蛋了。我当时每月配给30斤含杂粮的粮食、250克油及少量副食品。

今天，大城市的部份人，有不止一处的房产、轿车，生活相当美好满足。他们对官媒很信任，对号召往往反映很积极。对西方国家的“遏制”很是愤慨，在号召下关注、参与，一会要抵制美国货，一会又要抵制日本货、法国货，一会还要抵制韩国货。实在是没把自己当外人，有相当一部份人甚至把自己当成政治局常委，言谈话语都是党的大政方针。其实，他们以及拥有仅一套房子的人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号召他们抵制的人们在欧美都有若干财产，拥有专机，子孙都就读过或正在就读西方最高的那些学府，他们家族的老辈享有最周全的医疗服务，如果需要更换器官，无疑享有第一优先权。而那些仅一套房子的人们，一旦家人患了重症可能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 

想明白这些就好。
食肉者谋之，与何间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