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植物園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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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修齡

中國歷史上沒有植物園，只有悠久的皇家御苑和私家花園。司馬相如《上林賦》和左思《三都賦》等所描述的奇花異木，豐富多彩，卻不是科學分類意義上的植物園。 中國學習西方，興建植物園最早的，當推浙江大學農學院的前身浙江大學勞農學院時期，由當時的植物學家鍾觀光負責籌建，於1929 年（民國八年）建成了全國第一個西式的植物園。鍾觀光孜孜不倦地從全國各地搜集到各類植物數千種，播種或移植到園內，毎種植物都掛有牌子，書明該植物的中名，別名，分布地區，經濟價值等，同時附上拉丁學名，說明該植物在分類上的歸屬和地位。
建國後的1950～60年代，各級教育學校發展很快，新建的院校如杭州大學，其生物系的植物分類課教學，即由教師率領學生到浙江農學院植物園進行實地教學觀察。此外一些中小學的教師，也常利用假日帶領學生們到植物園參觀，認識各種植物。
植物園裡植物分類的這種掛牌還擴大到院農場的作物標本區、果樹、桑茶、蔬菜品種區。此外，及校園內的行道樹、建築物周圍的綠化地植物等都擇要掛上標牌。農學院的特點是植物樹木種類比較多，所以不同植物的這種掛牌對於從植物旁邊走過的行人，耳濡目染，無形中傳播了植物常識，成為農學院校園的一個景色。
譬如校園東西教學大樓前的馬路兩旁，在1950年代隨着大樓的興建，即種植水杉作行道樹，幾十年下來，長大得非常壯觀。這水杉是國寶，地球植物的活化石，最初係植物學家王戰教授於1943年在四川萬縣磨刀溪路旁發現的，只有三棵，其中最大的一棵高達33米，胸圍2米。當時誰也不認識，更不知道它的名稱和分類地位。到1946年，才由植物分類學家胡先驌和樹木學家鄭萬鈞共同研究，證明它就是億萬年前在地球陸地上生存過、被認為現已絕種的水杉屬、水杉種，學名 Cedrus deodara (Roxb.)Loud。
再如校園裡各處有不少的雪松（Cedrus deodara (Roxb.)Loud），又名喜瑪拉雅松（Himalayan Cedar），生長於高寒地區，其分枝不是通常的向上生長，而是向下披斜，樹冠成為塔形或半展的傘形，這是它一年四季長期適應高山積雪形成的樹態，移植到平地，不論它積了雪或沒有積雪，它的傘形樹冠總是特別地引人注目和喜愛。
一次早春散步，在華家池南道路的右側，偶然看到一株高約一米餘、正在抽生新嫩枝的灌木，嫩枝下面的老莖，不是通常的圓莖，而是在莖表面伸出四片長方形的黑色硬片，橫剖面呈十字形展開。這是什麼東西？是寄生物？分泌物？由於沒有掛牌說明，大家都說從未見過。我把枝條折下一小段請人送杭州植物園的專家鑑別，才知道這東西的名稱很多，有鬼羽愁、鬼見羽、四棱棒、四方柴等。分類上屬衛矛科的衛矛 （Euonymus alatus (Thunb.) Sieb。古書《神農本草經》及李時珍《本草綱目》等都有記載，還是藥用植物，長江流域各省都有分布，真是少見多怪了。如果有掛牌介紹多好，也不必請教植物園專家了。
農學院過去課堂上老師口頭提到的拉丁學名，學生也跟着記憶，甚為平常。所以對這些掛牌的陌生植物也很注意觀察，無形中獲得不少知識。
“大革文化命”中，造反派反進了植物園，這些釘在樹上默默無語的小朩牌，竟然成為資產階級洋奴哲學的替身，在刧難逃，遭到剷除。園裡有一個1950 年代塑造的明朝植物學兼藥物學大家李時珍的頭像～封建象徵，被造反派推翻在地，因石質太硬，不可能“再踩上一腳”將其踩碎。粉碎“四人邦”以後，學校教學秩序恢復正常，李時珍頭像又扶正了，校園裡的大部分植物又掛起了木牌，氣象又回歸正常。
想不到沒有過多久，校園樹木上這些新掛的牌子越來越少，以至於消失了，不知道被誰拿走或破壞的。現在不是“文革”，沒有轟轟烈烈的造反行動，這些木牌何以卻無聲無息地不見了？而且再也沒有人補上。而學校的大環境則越來越好，學校被國家指定為綜合性重點大學，向世界一流大學邁進，博導教授和博士生激增，並正在杭州郊區紫金港濕地劃得5500 畝（第一期工程），宏偉的大學城正在繁忙的邊教邊建之中。
四十年前，杭州市把農學院外面原來拐彎的馬路拉直並拓寛，植物園被攔腰砍去大部分，拓寬了的馬路西邊還是學校的土地，改建了學校的印刷廠和招待所，它們都是植物園原址。殘存的植物園連“半壁江山”也談不上。
現在的植物園大門用鐵鎖緊緊地把守，謝絕參觀。這也可以理解，試想，校園裡連區區的小塊木牌都保不住，這碩果僅存的殘存植物園若不加鎖，外人若象過去那樣隨時可以進出，用不着多少時候，園裡僅存的植物資源將很快會遭到損壞、偷竊，園將不園。
前天我們三個人特地去看看植物園，同園門口正在除草的工人商量，讓我們進去參觀一下，他同意了。我們進去後，門口有一個植物園的說明牌，知道現在的園面積只剩0.95公頃（約15市畝）了。有植物資源約170 科，1500 種(species），內有60餘種是頻危稀缺植物。
在園內分區種植的植物身旁走過，邊走邊看，掛在植物身上的標牌，形式、大小、材料不一，有的用塑料膜包裹，有的裸露，相同的是彼此都又舊又髒。尤其令人遺憾的是，標牌上的拉丁學名書寫很不規範，有的是正體，有的是斜體。按常規，拉丁學名應該斜體，以便與英文相區別。同一單位，同樣的標牌，竟然存在不同寫法，如此隨便，可以想見管理上的馬虎和紊亂。走到一處空房門口，裡面零亂地堆放着許多辦公桌，這些辦公桌完好無損，完全可以使用的，卻被無情地遺棄，如果送給農村的中小學，他們正求之不得呢。丟棄的原因也很簡單，即它們的式樣陳舊了，只能代表老浙江農大的身份，今非昔比，鳥槍換大炮，現在是新的重點綜合性浙江大學了，在的是充裕的經費，理所當然地應該起用新購置的漂亮辦公桌。我們邊走邊看，一派荒涼敗落的感受油然而生。我們問這位工人：“植物園裡共有幾個師傅？”他用四川口音回答說：“只我一人。還有兩個，是坐辦公室的。一共兩個軍官一個兵！”多麼並幽默、諷刺又深刻的回答。
殘餘的植物園處於馬路邊塵土飛揚、車流聲喧囂的尷尬境地，原先樹木深處許多鳥兒的爭鳴聲，只剩下在記憶里漂浮。李時珍如有知，一定要大呼“快讓我離開這個地方！”植物園與院農場連在一起，形成一個優良的生態環境。改革開放以來，農場土地的地價飛漲，高樓大廈的誘惑擊敗了陽光雨露孕育的糧棉果蔬。“出讓”這塊大肥肉所獲的巨額資金，還可以彌補建校經費的赤字而有餘。農場消亡，植物園更顯得唇亡齒寒，來日無多，屈指可數了。
為什麼我國第一個首創的植物園（及農場），其歷史價值和學術意義必須接受金錢的評價和衡量？這種衡量的結果只能是向金錢低頭，馬路拓寬和高樓大廈自然所向披靡，顯示出壓倒一切的威力。
對照英國的倫敦（人口730萬），在市中心有著名的海徳公園，面積達140公頃（2110市畝），相當於整個農學院的兩倍大。為什麼倫敦市政府沒有因為市區擴展的需要，把馬路修進公園，攔腰切開、以便拉直拓寛馬路？或因地價上漲，或因市政建設需要，將公園砍去大部分，改建高樓大廈？
在城市化過程中只追求高樓林立，忽視人居環境條件，以致綠化面積越來越少，城市空氣日益混濁，長夏的熱島效應害苦了人，室內空調安裝得越多，室外熱島效應越甚。全國城市象杭州那樣，西有西湖，東有近百年歷史的農學院植物園和數百畝農場的，可謂絕無僅有，是市區極其寶貴的一塊綠化環境，可以釋放清新的空氣，改善市區空氣的汅濁，同時仍不失其歷史的意義和文化學術的價值。
最近有報道說，瀋陽大學請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主持，進行該校校園內種植稻田的設計，即把校園道路的兩側空地上原本十分常見的草坪，改為種植水稻，以及其它適應季節的農作物、甚至於野草。報道說：“稻田校園用當地的東北稻和蕎麥等農作物以及鄉土野草為材料，營造出富有獨特的現代感和鄉土氣息的稻田景觀；便攜的步道穿梭其間，連接宿舍和教室，白楊樹分割出一塊塊水稻田，其間分布着一個個宜人尺度的讀書空間。每當五月中旬，校園慶祝插秧節，每當十月厎，學校又舉辦收割節，學生陶醉於一個悠久農業大國所獨有的農耕文化節體驗之中，收穫的優質稻米成為學校饋贈貴賓的禮品。…稻田校園表達了反對追求奢華和奇異，倡導‘白話景觀’與尋常城市的理想。……讓學生在一個現代化城市環境中學習書本知識的同時，能感受自然的過程，四時的演變，作物的春秋，和民以食為天的道理。”這個絕妙的創意，被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公布為2005年度專業獎，是從當年520個參評項目中脫穎而出的獲獎者，其意義和重要性可想而知。（《森林與人類》2006年第2期）
北京大學為瀋陽大學設計的這種取消草坪營造稻田的構想，其目的在使人與自然的緊張關係中省悟過來，改善人和自然的關係，達到自然與人的和諧相處，即“天人合一”。我們卻要放棄植物園和農場，讓位給高樓大廈，繼續製造人與自然的緊張關係，不知省悟。
為什麼校園裡的樹木掛牌在文革前一直受到人們愛護，成為教學、實習的寶貴教材，普及植物知識的活標本，從未有人將這些標牌破壞。文革中雖然遭到剷除，那是瘋狂，還可以理解。為什麼文革結束，文革的錯誤行為業已遭到批判清算，一切恢復正常的今天，這些再掛的牌子，竟然又一次遭到破壞，而且破壞了也不再有人想恢復？難道這同人們的精神素質下降、道德自我約束的解體沒有關係？這只能說明我們對文革的後遺症並沒有徹底認識、清算和決絶。我們的確很忙，沒有精力從事道德人文素質的基礎教育，卻只爭朝夕，拼力以赴世界一流大學的宏偉目標，而決非殘存的植物園和區區小小的幾片標牌！
一個民族的歷史，好比一個人的記憶力，一個人如果喪失了記憶力，就會成為白痴。同樣，一個民族如果忘記了它自己的歷史，將是沒有希望的民族。這也同樣適用於一座城市和一個學校的建設和發展，但願這個譬喻不被斥責為小題大作，無限上綱。
2006，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