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確定中國稻作起源地“三條標準”的補充

http://agri-history.net/scholars/weisi/weisi43.htm

——續說“中國稻作起源於長江中游”

衛 斯

（舊版文章：原載《農業考古》2000年1期）

八十壋聚落遺址：位於湘西北澧水下游的沖積平原——澧陽平原的東北部，主要堆積屬新石器早期彭頭山文化，距今七八千年，1993——1997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其進行6次面積達1200平方米的發掘，獲得了一批重要成果。遺址大致可分為早、中、晚三期。早期範圍最大，超過3萬平方米；晚期最小，明顯不足3萬平方米；中間的面積雖介於早晚之間，卻是遺址最興旺發達時期，其突出標誌是聚落環壕為圍牆的開挖和堆築。遺址的環壕與圍牆除北面可能與古河道連通外，其與東、南、西三面又發現形成一個封閉的居住與日常活動圈。其中南北最長約200米，東西最寬約160米，總面積約3萬平方米。壕溝上寬約4米，下寬和深約2米；圍牆底寬約5米，頂寬約2米，高1——2米。在遺址的西牆還發現了一個供出入的豁口，有內向外用河卵石鋪成階梯狀，在壕溝與圍牆圈定的範圍內發現了許多建築遺蹟，主要分布在遺址西北的高地上和遺址的東北部。有四種形式，即半地穴式、地面式、杆欄式、台基式。在遺址居住區周圍和遺址外側的壕溝內共發現墓葬百餘座。八十壋遺址是一處典型的史前聚落遺址。除了上述發現之外，遺址內還出土有數十種植物種籽和大量的動物和家畜骨骼及各種骨器、竹木器、編織物等。城頭山城址作為中國史前階段第一城的出現，實際上是彭頭山文化聚落形態發展到大溪文化聚落形態的必然產物。八十壋遺址沒發現“牆”，城頭山遺址就不可能發現“城”。這是一種物質文化在一個地區的產生與發展的結果。順理成章，馬家院城址、陰湘城遺址、走馬嶺城址、雞鳴城遺址、雞叫城遺址、石家河城址也是大溪文化聚落形態發展到屈家嶺文化聚落形態的必然產物。

八十壋遺址的另一個重要發現是：出土了數以萬計的稻穀和稻米。據發掘者報告：八十壋遺址發掘過程中，以收集稻穀稻米近1.5萬粒。它們不僅是世界上已發現的稻穀稻米中最早者之一，而且數量驚人，超過了國內各點收集數量的總和。更喜人的是，其保存狀況非常良好，有的出土時甚至新鮮如初，有的還見近1厘米長的芒。據中國農業大學水稻專家初步觀察研究，這些稻穀之間個體變異幅度大，群體面貌十分複雜，粒型長寬比最大的和最小的之間有些差距近3倍。還有些稻粒外形雖然接近現代的秈稻或接近現代的粳稻，又區別於現代的粳稻的群體特徵和面貌，專家認為，應將它們定名為“八十壋古稻”（19）。

很明顯，距今八千年前的彭頭山文化時期，長江中游地區的農業經濟已經是以稻作農業為主體的。在以往發掘的彭頭山文化遺址中，除彭頭山遺址本身以外，還有湖北宜都城背溪遺址發現了稻穀遺蹟（20）。“八十壋古稻”的大量發現正說明了這一點。由此可見，這一地區的農業文化一經誕生就是沿着稻作文化的發展軌跡來運行的。八十壋遺址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稻穀和稻米，而城頭山城址卻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現依學術界公布的最新資料（21），將這一發現介紹如下：

1996年冬，考古工作者在解剖城頭山東城牆時，在第一期城牆和最早的文化層之下，生土之上，就發現了有很強粘性的青灰色純淨的靜水沉積——稻田土。將稻田土表面整平，就現出清楚的因一干一濕而形成的龜裂紋。從部分土樣中揀選出稻梗和根須，與現在農田中的稻梗和根須比較，簡直沒有區別。從局部剖面觀察，可以看出一根根往下伸展的根須或留下的痕跡，可辨識出當時採用的是撒播方式。在土樣中還揀選出炭化稻穀，經對稻田底部原生土表層、稻田土、壓着稻田的夾大量草木灰的土層、一般文化層以及屈家嶺文化時期城牆土各取土樣進行水稻硅質體檢測，結果是：城牆中含稻葉硅質體3個，不見稻穀硅質體。一般文化層的不同層次中含稻葉硅質體的數量分別為13個、5個、5個、2個和0個，含稻穀硅質體分別為47個、39個、46個、20個和55個。水稻田之上的幾層草木灰層含稻葉硅質體分別為5個、21個、6個和4個，含稻穀硅質體分別為215個、234個、223個和207個。水稻田中含稻葉硅質體11個，稻穀硅質體180個。稻田底，原生土表面含稻葉硅質體2個，稻穀硅質體18個。除極個別為秈型或秈粳性外，95％以上稻葉硅質體為粳型。1997年冬，為了更清楚地揭示古稻田原貌，考古工作者在城頭山東城牆及其內開了15個探方，此次發掘清理出由西北向東南走向的3條田埂。由西向東：第一條田埂，實際是較高的一級原生土面向較低一級原生土面傾斜的坡面。兩端均伸出發掘區，揭露長度19.5米。第二條田埂距第一條4.6——5米，露出長度13米，北面壓在第一、二期城牆內坡下，因保留此段城牆及牆頂柵欄痕跡，故未挖，致使田埂有數米長度未能顯露。其南部一段被大溪文化時期的環壕截斷和破壞。第三條田埂距第二條2.5米，僅露出5米左右長度，此段被一、二期城牆所壓，南段被環壕破壞。

三條田埂之間形成長條形的二丘田。這二丘田均是在此發掘區西部較低的原生土面往下挖出的，同時保留田埂部位。待田裡耕作土積高到與原生土田埂等齊時，在用人工在原田埂上加高堆壘成新的田埂。因第一條田埂實為原生土的坡面，隨田土抬高，只是田埂逐漸沿坡面後移，並不需要加高壘築。第二條田埂加築的部分在南段並不和原生土田埂重合，而是稍向東移，原因尚不清楚。由于田埂可分為兩期，因此稻田也可分為兩期，雖然從田土剖面上很難看出土質和土色的變化，香港大學對水稻田上層兩個含碳標本進行了加速器測年，經校正後年代為：4320——4055B.C和4230——3985B.C。均為95％的可能性。對稻田下層的泥土用熱釋光方法測年，T1030和T1080的兩個標本，均為距今6629±896年。表明城頭山的古稻田不僅在國內，而且在全世界也是目前已發掘出來年代最早的。

1998年冬，考古工作者在新開的T3131的東南角，找到了第一條田埂向東的拐角，因已離發掘區東壁僅數十厘米，故未能找出其西北轉角。但揭露出的第一道田埂長度已有30米，其北端尚有多長因無法擴方，而不可求知。這樣第一丘田面積至少有二分，遠大於江蘇武縣草鞋山遺址揭示的馬家浜文化古稻田丘塊面積。與古稻田配套的原始灌溉系統，有水坑和水溝。均高出稻田，位於稻田之西的原生土層。現已發現的水坑有3個，坑1在T1028中間部位，徑1.2米，深1.3米，鍋底形。坑2一半壓在發掘區外，坑徑在1.2米左右，未能發掘到底。坑3在T3028東南角，僅揭示出1/4，徑約1.5米。坑底部有很淺的一層淤泥。1992年，考古工作者在T3028及其南的幾個探方均發現原生土層面上有淺溝，當時以為是居住區之間的分界。1997年冬考古工作者在T1028發現了水坑1，並發現由西南向東北注入坑1的兩條小溝後，才意識到是作灌溉用的水溝，進而挖出T3028的回填土，有新發現一條水溝，並把前兩條水溝一直追溯到T3028的西壁，水坑、水溝、稻田連在一起，無疑是稻田的配套設施。從溝中出土的陶片確認，水稻田系湯家崗文化時期，其年代距今6500——6300年左右，這和香港大學用幾種測年方法所測結果都十分接近。

“八十壋古稻”的發現與“城頭山古稻田”的發現究竟是一種什麼關係。毋容置疑，假如把“八十壋古稻”比作一棵樹，那麼“城頭山古稻田”就是一片森林。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起源與發展的關係。也就是說“八十壋古稻”的發現與“城頭山古稻田”地發現是一種因果關係。城頭山發現的古稻田配套灌溉系統，充分顯示出史前階段長江中游地區先民們對水稻的栽培及其管理水平。它比發現於長江下游，而年代略晚於它的江蘇草鞋山遺址發現的水稻田配套灌溉系統先進的多。草鞋山遺址發現的水稻田是由大小不等20個呈兩行排列，南北走向，互相連接的淺坑組成。淺坑面積一般3——5平方米，個別小的1平方米，大的9平方米，坑的形狀或橢圓形或長方圓角形。淺坑沿一低洼地帶分布，其四周有土崗，東部及北部邊緣，有“水溝”和“水口”相通，“水溝”尾部有蓄水井（22)。

據一些學者研究：“草鞋山遺址發掘出的水田遺構，面積小，呈不規則形，可以推測為先民利用自然低洼地，略加加工，逐步擴展形成。從遺構的形狀看來，還不是可以期待有足夠收成的栽培設施”（23）。而從城頭山發現的“古稻田配套灌溉設施”來看，城頭山人當時對栽培水稻的管理水平已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另外從“水田遺構”面積來看，城頭山人栽培的水稻，可以期待得到足夠的收穫。不然的話，城頭山築城人的食物來源就沒有足夠的保證，在人的食物來源尚無足夠保證的情況下，動用大批人力去從事繁重的築城勞動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城頭山古城不僅是我國目前所見的最早的一座古城，城頭山的“古稻田”也不僅是世界上目前發現的最早的“水稻田”，而且顯示出稻作文化起源於長江中游地區，在全世界、全中國史前階段的最高水平。

四、江西萬年仙人洞、吊桶環和湖南玉蟾岩遺址稻作遺蹟的發現，再次昭示人們：長江中游是中國稻作的起源地。

1995年9月中旬至11月中旬，由北京大學考古系、江西省考古研究所和美國安德沃考古基金會組成聯合考古隊，對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進行了發掘。《中國文物報》1996年1月28日在頭版頭條顯著位置以《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環發掘獲重要進展》為題進行了報道，標題下的導語為：“發現從舊石器時代末期至新石器時代過渡的地層及中國已知最早的陶片遺存之一，對探討華南舊石器時代末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考古學編年和稻作起源等有重大價值。”報道說：“兩處遺址的上層大約距今0.9——1.4萬年左右。無疑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下層距今約1.5——2萬年，結合出土遺物觀察，應屬舊石器時代末期或中石器時代，這是在中國發現的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最清晰的地層關係的證據，在學術上具有重要意義。孢粉分析表明：上層禾本科植物陡然增加，花粉粒度較大，接近於水稻花粉的粒。植硅石分析上層有類似水稻的扇形體，從而為探索稻作農業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

繼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發現水稻植硅石報道之後，《中國文物報》緊接着又在1993年3月3日頭版頭條顯著位置以《玉蟾岩獲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證》為題，對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發現的稻作遺蹟進行了報道，文章說“去年（1995年）11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道縣玉蟾岩洞穴遺址發掘中再次發現水稻穀殼，進一步驗證1993年該遺址出土的稻殼，使水稻實物的發現提前到1萬年前”。”稻殼出土時，顏色呈灰黃色，共有兩枚，其中一枚形狀完整。此外，還篩出一枚1/4稻殼殘片。在層位上它們晚於1993年該遺址出土的稻殼。1993年發掘的三個層位均有稻屬的硅質體，進一步證明玉蟾岩洞存在水稻的事實。農學家對二次發掘出土的稻殼進行初步電鏡分析，鑑定1993年出土稻穀為普通野生稻，但具有人類初期干預的痕跡。1995年出土稻穀為栽培稻，但兼備野、秈、粳的特徵，是一種由野稻向栽培稻演化的古栽培稻類型。”關於玉蟾岩遺址的年代，報道中說：“參照玉蟾岩附近文化性質相同的三角岩遺存的碳十四年代（距今12060±120年）,估計其年代應當在一萬年前。”

江西萬年仙人洞、吊桶環遺址稻屬植硅石和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稻作遺蹟的發現，再次昭示人們：長江中游是中國稻作的起源地。依據筆者對長江中游劃定的區域範圍，“ 長江中游地區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全境和陝西漢中、安康、商洛三個地區與河南南陽地區。從地形看，分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陽湖平原、南陽盆地；鄂西山地、南嶺山地、湘西、湘東山地、贛南、贛東、贛西山地和陝南山地；鄂東低山丘陵、湘中丘陵、鄂北崗地。（24）”地理位置：“基本上在北緯24°20′～33°20′，東經106°50′～118°這樣一個區間內（25）”。

江西萬年仙人洞、吊桶環遺址位於江西東北部的鄱陽湖畔，地理坐標為東經117°13′，北緯28°44′。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位於洞庭湖四大水系之一的湘江支流瀟水河畔，地理坐標為東經111°30′，北緯25°30′。它們均處於東經106°50′至118°，北緯24°20′至33°20′。這樣一個區間內，皆屬長江中游地區範圍。

關於仙人洞、吊桶環遺址的年代，報道中說“2處遺址的上層大約距今0.9——1.4萬年左右”。由江西省博物館提供的仙人洞上層出土的蚌殼，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實驗室的年代測定為：10870±240,10560±240(26)。由此可見，報道中所說的仙人洞、吊桶環遺址上層的年代距今1萬年左右是可信的，該遺址上層發現的稻屬植硅石提供的1萬年前仙人洞人已經開始馴化稻穀的信息也是可靠的，道縣玉蟾岩遺址的年代，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碳十四實驗室對其出土的3塊獸骨的測定，其年代分別為7042——6039、8327——7409、7911——6414；即玉蟾岩的年代當在8327——6059之間。（27）然而玉蟾岩遺址出土的原始陶片，明顯說明這一測定結果偏晚。玉蟾岩遺址出土的陶片成黑褐色，火候很低，質地分廠疏鬆、胎厚2厘米，夾粗砂，陶片貼塑，可見交錯層理。陶片內外均飾紋樣，似繩紋，但為編制印痕，有清晰的經編和緯編。從陶片的形態判斷，早於8000——9000年的彭頭山文化的陶片。參照該遺址附近同一文化性質三角岩遺址的碳十四年代距今12060±120年，估計在一萬年以前不會有什麼問題。

江西萬年仙人洞、吊桶環遺址出土的稻屬植硅石和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出土的稻穀殼，不僅為確立長江中游是中國稻作起源地，再次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而且為進一步建立中國稻作文化考古編年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作者 E-mail：sivvei@yahoo.com.cn）

注釋：

（1)劉詩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環發掘獲得重要進展》《中國文物報》1996年1月28日第一版。

（2）袁家榮：《玉蟾岩獲水稻起源重要物證》《中國文物報》1996年3月3日第一版。

（3）（18）（19）裴安平：《澧縣八十壋遺址出土大量珍貴文物》《中國文物報》1998年2月8日第一版。

（4）（10）（21）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澧縣城頭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發掘簡報》《文物》1999年第六期。

（5）見王海明：《中國稻作農業起源研究與考古發掘》《農業考古》1998年第一期28頁。

（6）見孫聲如：《關於稻作農業起源研究的斷想》《農業考古》1998年第一期103頁。

（7）（8）向安強：《長江中游是中國稻作文化的發祥地》《農業考古》1998年第一期215、219頁。

（9）王建革：《人口壓力與中國原始農業的發展》《農業考古》1997年第三期65頁。

（11）湖北省荊門市博物館：《荊門馬家院屈家嶺文化城址調查》《文物》1997年第七期49——53頁。

（12）a荊州博物館等：《湖北荊州市陰湘城遺址東城牆發掘簡報》《考古》1997年第五期。b荊州博物館：《湖北荊州市陰湘城遺址1995年發掘簡報》《考古》1998年第一期。

（13）荊州市博物館等：《湖北石首市走馬嶺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8年第四期。

（14）賈漢清：《湖北公安雞鳴城遺址的調查》《文物》1998年第六期。

（15）（17）參見任式楠：《中國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一期。

（16）a北京大學考古系等：《石家河遺址群調查簡報》《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輯（1992年）；b石河考古隊：《湖北省石河遺址群1987年發掘簡報》《考古》1990年第八期。

（20）林春等：《城背溪·彭頭山文化和中國早期稻作農業》《農業考古》1993年第一期118頁。

（22）《草鞋山遺址首次發現我國六千年前的稻田遺蹟》《中國文物報》1995年6月18日第一版。

（23）宇田津徹郎、湯陵華等：《中國的水田遺構探查》《農業考古》1998年第一期143頁。

（24）（25）衛斯：《關於中國稻作起源地問題的再探討》《史學彙刊》（台灣）第17期1995年11月版。

（2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中碳十四年代數據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127頁。

（2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科技實驗研究中心：《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報告（二四）》《考古》1997年第七期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