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毛泽东：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要判断毛泽东说这番话是否真心，需要了解毛当时的心理状态。九一三事件之前，毛泽东刚刚结束南巡归来。在召见各路地方诸侯的时候，毛虽然也说”对林还是要保”、”先不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是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还说”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毛泽东）》1971.08-09）地方大员们听到之后纷纷战战兢兢、汗流浃背，他们明白当时毛要拿下林彪的决心已定，现在是吹风，马上就要部署行动了。果然，9月12日中午，毛泽东专列刚刚返回丰台车站，毛就召集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等人谈话。和这几位负责卫戍北京的心腹大员，毛泽东除了重复南巡谈话那些论调，关键的行动是让李德生调38军的一个师驻防南口，以防不测。当时，毛泽东对林彪的戒备心理已经很明显了。除了9月6号以后专列返京时神出鬼没的调动外，丰台谈话后毛泽东乘坐汽车返回中南海，专列空车进入北京站，这些都可以理解为战时对对手的迷惑和战略机动动作。

9月12日，毛泽东应该也已经对林立果等人阴谋暗杀自己的计划（即后来的”五七一计划”）有所知悉了。林立果等人谋划”五七一工程”从1971年3月就开始了，分别在上海、北京等地多次开会讨论，涉及的人很多。林立果做事志大才疏，整个谋划缺乏统一的布置安排，保密工作做的很差，参与人员包括了很多非核心的人，后来还临时拉来了关光烈、鲁珉这些根本不想干的人。到了后来，甚至空军外围的人都听到消息了。毛泽东心腹谢静宜的丈夫苏延勋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通过谢向毛传来消息：林立果在空军成立了秘密组织，包括‘联合舰队’、‘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在做武装夺权的准备。（刘冰《风雨岁月》第161､16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在那个“毛泽东思想光芒万丈”，毛泽东是”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参与林立果密谋的人里面只要有一个去通风报信，就会给全部人带来灭顶之灾。9月12日晚，林立衡去8341部队告发林立果和叶群挟持林彪叛逃，多个不同来源相互印证同一个信息，情报的准确性应该可以确认了。这也是为什么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短短五天，中央就有信心迅速给事件定性、对相关人员隔离审查的原因。

得知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阴谋暗杀自己，可以想像毛泽东心里必定是惊怒交加的。但由于信息不完善，还不能判断林彪本人知不知道这个计划？卷入程度有多深？有没有付诸实际行动？按照”阴谋说”，为了以防万一，256号专机在改装的时候就在隐秘位置安装了遥控炸弹。（改装详情参见前文256号专机地面机械师沈宝发的回忆：”决定改装256号三叉戟…西郊机场修理厂和256号专机的机械师一起，开始大规模改装…就这样，256号三叉戟1971年9月6日才交付使用。”）如果林彪没有异常，炸弹自然不会爆炸。但是如果他乘专机”叛党叛国”，甚至像林立衡报告时说的”派飞机轰炸中南海”，那就不要怪中央翻脸无情了。不幸的是，事态后来的发展急转直下，9月13日凌晨专机强行起飞，0:55分在贝勒庙上空盘旋几圈后进入蒙古境内，”叛逃”的事实如铁板钉钉摆在中央面前。按“阴谋说”推测，中央权衡再三，引爆炸弹、而后宣布林彪”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是必然的选择。

在”副统帅”专机上安装遥控炸弹，必须经过毛的首肯。有了这个底气，毛泽东自然可以在256号专机飞出国境时，故作豁达地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而其实毛内心成竹在胸，任凭你孙猴子七十二变，始终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这样一来，”阴谋说”是可以解释得通的。当然，如果说毛泽东出于伟大领袖的博大胸怀和惊人魄力，同意放林彪一马，也不是没有可能。但要知道，中共自建国以来还从未发生过国家级别的高级干部叛逃的事件。就算毛泽东有心放林彪走，如果林彪作为”亲密战友、副统帅、接班人”成功叛逃到苏联，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国际影响、林掌握的大量绝密国防和党内情报、对国内民众带来的心理冲击这些不可估量的损失，毛泽东真的能为了保一个林彪全然不顾吗？从性格上看，毛泽东是一个对自己的政敌、甚至可能阴谋暗杀自己的人宽宏大量、在关键时刻既往不咎的人吗？从毛泽东过往对待王明、张国焘、彭德怀、刘少奇等人的态度上看，不大可能。

“阴谋说”在逻辑上说得通，那么在技术上能实现吗？事先安放炸弹让飞机爆炸起火，主要有两种方案：1. 遥控炸弹；2. 定时炸弹。远距离遥控引爆对于当时的美国和苏联来说完全不成问题。1958年美国就成功发射了通讯卫星，1962年发射的Relay 1号卫星成功实现了跨太平洋的远程通信。苏联也不遑多让，1970年苏联发射的月球16号甚至可以由地面遥控38万公里之外的无人探测器完成在月球表面着陆、行走、拍照、探测、采集土样、返回等一系列操作。

但当时的中国则落后很多。中国虽然在1970年4月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卫星，但是卫星的设计寿命只有20天(实际使用28天），也不具备通讯中继功能。著名的“东方红”音乐是卫星升空后自动播放的，并非由地面控制。中国不可能利用自己的卫星信号遥控炸弹爆炸，而在当时中国与苏联交恶、与美国又尚未建交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大可能租用美苏卫星用于这种绝密的军事项目。

远距离遥控引爆的另一种方法是利用飞机上的无线通讯装置。三叉戟在改装后安装了标准的超短波电台。根据有关资料，空军超短波电台一般工作频率在100兆赫以上，采用调幅制，机载电台的发射功率一般为数瓦，地面电台为数瓦至数百瓦。地空通信有效距离随飞机的飞行高度而异，通常可达120~350公里。从专机出境的414界碑到坠毁地温都尔汗的直线距离约325公里，接近有效通讯的最大距离。由于远距离信号已经相当不可靠，对于执行这种绝密任务显然是不合适的。

最后一种方法是近距离遥控，就是说控制炸弹的人就在飞机上。如果这种说法成立，最大的嫌疑人就是飞行员潘景寅，但需要满足两个条件：1）潘知道飞机上有炸弹，一旦引爆就会机毁人亡、同归于尽；2）潘愿意牺牲自己、配合执行。潘景寅同意执行中央指示、与林彪“叛国叛党集团”同归于尽，除了必须具备革命战士的牺牲精神外，还必须了解内情，即林彪与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决裂、林立果等人已经准备实施暗杀毛等信息，否则暗杀”副统帅“、“接班人”同样是骇人听闻的阴谋大罪。

如果是定时炸弹，具体做法可以参考1955年发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国民党特务通过在飞机油箱中投入伪装成中药包的炸弹使飞机在空中爆炸失事。定时炸弹方案的主要挑战在于安放炸弹的时间不好把握，爆炸时间过早会变成公开的政治谋杀，对党内党外乃至国际都没法交代，时间过晚又达不到预定效果。笔者大胆猜测，如果确实使用了定时炸弹，安放的唯一时间是在起飞前加油时，引爆时间定在起飞后约两小时。9.12日晚，林立果从北京飞往山海关时，并没有想好当夜出逃，出逃是半夜时临时决定的，因此在抵达山海关时飞机上并没有炸弹。从20:15飞机抵达山海关，到23:40分林彪红旗车离开北戴河住所期间，由于并不能确认林彪当晚要飞，也无法指示安放炸弹。只有李文普在8341部队大队部门口跳车后受伤、林立衡举报的情况得到核实后，中央才确认了林彪一行要连夜起飞的事实。23:54分，潘景寅接到北京保密机电话，放下电话就要两个油车加油。因此如果要安放定时炸弹，唯一的时机就是从这时到次日0:32分飞机起飞前这个时间。那么为什么引爆时间要设置为2小时左右呢？因为起飞时，中央仍然不掌握专机飞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北京和大连距离山海关机场都只有200多公里，半小时左右就可以飞到。而专机不论是飞回北京还是去大连，都可以理解为正常的飞行，并不能表明林彪有什么异动。但如果专机飞到广州或苏联，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9.12晚21-23点，王飞等人在空军学院开会，讨论的就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方案，林彪是否会依靠四野的老班底，在广州搞分裂，中央是吃不准的。而如果飞往伊尔库茨克，那就更是赤裸裸的叛国了。广州和伊尔库茨克距离山海关机场都在1800公里以上，最快飞行时间也要3小时，2小时的引爆时间是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