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国内搞洋文的人，一个个都牛哄哄的。当然，这儿说的只是柞里子的印象，你尽可不必同意。“过去”，指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文化大革命是否把那些人整怕了，从此以后一个个都洗心革面，成了谦谦君子？不敢臆断。因为打那以后没机会再见着那些人。“搞洋文的”，指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海归。所以，如果你凑巧不同意柞里子的印象，凑巧在海外留过学，又凑巧学的是什么洋文，洋史，或者诸如比较文学，比较史学，比较艺术一类，千万别急，更别拍案而起，伤了你的手指头犯不上。这儿说的不是你。

不过，无论那些人怎么牛，那牛气都是冲国人来的，还没见过谁敢在洋人面前道子曰。那些人搞的所谓研究，大多是介绍或者翻译洋人的研究，充其量是拾洋人的余唾，洋人云亦云，洋人否亦否，也没见过谁敢抒发什么独到之见。

根据某种方法学，但凡前后衔接的事情都有因果的关系。于是，柞里子就因为没机会再见着那些人，所以就有了机会见着那些人的对立面：汉学家。所谓汉学家，不是汉朝的学者，也不是汉族的学者。汉文里本来没这词儿，只为翻译“Sinologist”而造。虽说“Sino”可以泛指中国，“Sinology”本来却专指古代而不包括现代，甚至也不包括近代。说“本来”，因为本来研究现代中国的主儿，不屑于与“Sinologist”为伍，自称“China watcher”。后来出于国际关系的转变，“China watcher”觉着太暴露，渐渐地消声匿迹，也就有些China watcher 弃娼从良，改称Sinologist了。

既然有人不屑与之为伍，可见汉学家在自己人面前大约是牛不起来。也许是因为口袋里的钱比人少？这是题外之话，姑置之勿论。不过，这并不妨碍这帮人在中国人面前牛哄哄。即使是只会把“老子”说成“牢卒”，把“孔子”说成“空子”，把“李白”说成“例破”或者“破例”，把“杜甫”说成“豆腐”，把“韩愈”说成“汉语”，也一个个敢于在中国人面前指手划脚。不过，千万别误会，这些人不是妄自尊大。既然近一百年来以至于今，有大把的中国人不远千里而来，拜倒在这帮人门下讨教，或者讨教方法论（也就是说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读中文书），或者讨教音韵学（也就是说自己不知道该怎么说中国话），甚至有讨教《红楼梦》的（也就是说自己看不懂中文小说），谁能说这帮人不该在中国人面前牛？最近在网上看到有“国际史学界”的说法。所谓“国际史学界”，也就是这帮人的组合。又听说什么“早就被国际史学界否决”云云。假如这帮人也上这网，也看见这些说法，自然会更加坚定其在中国人面前一牛到底的决心，毋庸置疑。说这些话的人尽可放心。

人家有牛的愿望，人家有能牛的基础。柞里子无可奈何。或曰：那还在这儿废什么话！于是柞里子不敢就这么撒手，在溜之大吉之前，怎么也得有个交待。交待什么呢？柞里子不会游水，只敢说说汉学家的水有多深。或问：既然不会游水，怎么知道人家的水有多深？别急。看过下文便知。

话说多年前的某一年，英国汉学界不景气，剑桥中国史主编之一背井离乡，来到普林斯顿化缘。在研究院开了门“唐代政治思想”的课。课题不能不说是堂而皇之，课堂上却不过是用英文解读几篇白居易的新乐府，诸如妇孺皆知的《卖炭翁》之类。把这玩意儿当作博士课程耍，是否透出点儿水不够深的气息？非要害之所在，姑置之勿论。既用英文讲授，当然少不得找本唐诗的英译本。好像选用的本子是Arthur Waley的译本。年头久了，柞里子的记性又偏偏不济，只好下“好像”二字，以备搞错时，有路可走。总之，是某位国际汉学大师的传世之作。随手翻开一看，看到一首好像是“破例”的《长干行》。这个“好像”，与柞里子记性不济无关，是因为看着似是而非。小时候读过《长干行》，记得有“十四为君妇”这么一句，然而在这国际汉学大师的本子里却没有这一句，取而代之的是：十四岁时嫁作Lord 之妇。经高人指点之后方才恍然大误：原来国际汉学界只知道“君”有“君王”的意思，不知道“君”还有“你”的意思。

有一位美国汉学权威，为人极好，汉语也说得流利，绝不会把“老子”说成“牢卒”。这权威翻译过一本《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文序言中有这么一句话，“中国历史世推悠久”。英译本中把“世推”一词，译作“generation by generation”。那时柞里子已经有过阅读英译大作的经验，所以，无须高人指点，自己就悟了道：原来国际汉学大师只知道“世”有“时代”的意思，不知道“世”还有“世界”的意思；只知道“推”有 “推移”的意思，不知道“推”还有“推举”的意思。

最近网上有人提到佉卢文书，令柞里子回想起由几件出土佉卢文书背面封泥上的一方官印印泥而引起的一次争论。争论的要点，是中国历史上是否设过善鄯郡？如果设过，什么时候设的？稍有篆文常识者，一望而知那封泥上字迹是“善鄯郡尉”这么四个字。可多年来国际汉学界（日本人例外）却偏偏断定那四个字是“善鄯都尉”。

一字之差，奥妙何在？“郡尉”，是一郡的军事最高长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意思是这职位是秦朝开始设置的，汉沿袭秦制。但凡熟悉西域史者，想必都知道西域地区无论是张骞通西域时的三十六国，还是后来陆续增多而成的五十余国，大抵都有“都尉”这么个职位。这职位究竟由谁任命？史册语焉不详，流行的理解，是由中国政权（比如如汉）授予西域各国最高军事长官的头衔。有郡尉，则必定有郡的设置。有都尉，则不能证明有郡的设置。这就是“郡尉”与“都尉”之争隐含的奥妙之所在。幸而那出土封泥上的四个字，个个完整鲜明。况且“郡”与“都”两字，又并非什么难于识别的难字，这争端既经日本人与国人的介入，那方印信是“善鄯郡尉”之印，而非“善鄯都尉”之印，终于水落石出。

柞里子以为国际汉学界之所以会一度误将留在封泥上的印信视之为“善鄯都尉”之印，其原因不外乎二。其一，识字的水平低高，高得以致“都”，“郡”不分。其二，因为不想看到有“善鄯郡尉”这么一方印，所以就想当然地视“郡”为“都”，颇有些指鹿为马之意。无可否认，国人颇有夸大中国的历史版图的倾向。只是抨击者已经良多，用不着柞里子落井下石。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国际汉学界有缩小中国的历史版图的倾向。至于这一点，好像抨击者寡，柞里子于是愿意捋一捋衣袖。不久前看到美国某中学历史教材上的中国历史地图，秦无福建，越南，汉无朝鲜，西域，其余残缺不全者，不胜枚举。显而易见，这地图所依据的“学说”，同有意把“郡”读作“都”者的学说，实为一丘之貉。

其实，即使那封泥上的“郡”字残缺不全，可以误解为“都”，或者干脆说：的确是个“都”字，也并不能证明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善鄯郡的设置。证据同样在文献。据上文征引过的《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尉”这职称，在汉景帝中二年改称“都尉”。柞里子仔细检阅过自汉以下至于隋（唐废郡设州，郡尉之职位不复延续）各朝各代史册，一概沿袭“都尉”之称，仅在隋初极短暂的时期内恢复过“郡尉”的名称。由此可见，“都尉”多年来一直等同“郡尉”。如果说能够根据“善鄯都尉”的印信而否定善鄯郡的存在，那么，历代在全国各地的“郡”的设置皆可以一概视为乌有。当然，通读历朝历代的史册，不是国际汉学界所乐于做或者说所能够做的。这一界的人士所能做的，是捧着一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心思，采用解读密码的方式，在几件支离破碎的出土器物上，自不量力地推敲出一些误解与误读，然后大言不惭地宣称之为国际定论。

既然不会游水，怎么能知水有多深？还有人记得这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