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荣说9.18

 “九一八事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

日俄战争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俄国军队以“保护中东铁路”等为借口，侵占了中国东北。并直接威胁了日本一直想控制的朝鲜。于是，1904年，日本在通知清政府之后，派兵到中国东北，打跑了俄国人。

打跑了俄国人之后，日军将东北大地还给了清朝。

由于此前1896-1898年间的中俄条约，当时旅顺、大连都是俄国的租借地，俄国人说我既然打败了，那么我愿意转让给日本人，另外，中东铁路其中长春至旅顺一段，俄国人也说愿意转让给日本人，此外还有一些林矿，也转让给日本人。

俄国人将这些东西转让给日本人。日本人觉得自己拿得有理。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日本人认为依照当时的国际法，沙俄将条约权利转让给日本是合法的。第二个原因：日本人认为自己为日俄战争战死十万兵、花了二十亿日元，对大清国有功，这些是日本应得的。

当然，我这是在客观叙述历史事实，并不代表我认同日本人。

于是，1905年，日本找大清国谈判。在“北洋公所”，日本对大清国说：早前，是俄国侵占了你们东北，你们没有能力去打，是我们日本帮你们打的，我们死了十万人，花了二十亿，我对你大清有功劳，现在俄国将旅顺、大连、南满铁路及一些林矿让给我了。你同意不同意？

清政府不敢说不同意，于是和日本签署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

根据这个《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日本取得了旅顺、大连、南满铁路。以及一些林产和矿产。于是，日本开始移民旅顺、大连、满铁附属地。

1905年之后，晚清政府、北洋政府，都不敢动日本的这些既得利益，所以中日关系在总体上维持了友好。

1915年，日本又采用威迫的手段，和北洋政府签署《民四条约》，将这些既得利益延展到公元 1997年和2002年。

在这里不得不指出：日本人的确比较霸道。但是，国强必霸，历史上几乎都这样，日本并不例外。

由于清政府、北洋政府对日本的忍让，中日关系在1905年－1926年这二十一年的时间里，大体维持了友好。

我们不少国民因此批判清政府、北洋“卖国”，但是实际上，晚清和北洋为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赢得了必要的时间。在此期间，中国的GDP平均每年的增长率超过 10% ——虽然外交上妥协了，但是却给国家带来了和平发展的时机。这也是不可否认的实情。

可是，事情到了1926年，就发生变化了。

在1926年的时候，张作霖是北洋政府的首脑。而在南方，苏联支持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想打倒张作霖。

蒋介石要打倒张作霖，这好像跟日本没有关系。但是事实上，关系很大。因为蒋介石在北伐的过程中，不但打出了“打倒军阀”的口号，而且还打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蒋介石为什么打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呢？两个原因：第一、这是苏联怂恿的。第二、“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在当时很能赢取民心、并为国民党日后顺利上台执政，能营造必要的合法性。

为了进一步赢取民心，国民党（尤其是左派）公开开展了排日活动，抵制日货，煽动日资工厂的中国工人罢工。

由于国民党的北伐是苏联在后面怂恿和支持的，所以日本从一开始，就和蒋介石集团有冲突。不但是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冲突，而且是经济利益的冲突。

1927年3月，北伐军攻进南京，杀死日本侨民一名，并洗劫了日本驻南京领事馆。

平心而论，这件事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试问：在和平年代，你杀人家一个侨民、捣毁人家的领事馆，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纯粹是过激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

“南京事件”的爆发，直接导致了日本对华强硬派“田中义一”的上台。自从这个人上台之后，中日关系就开始进一步恶化了。

在田中义一的眼中，国民党是一股反日力量，如果让国民党上台了，那么日本在东北的历史既得利益（旅顺大连、南满铁路等）就保不住了。

于是，田中义一开始干涉中国的内政。他于是派兵到了济南，名义上是“吸取南京事件的教训、保护日本侨民”。于是在济南，日军爆发了和北伐军的冲突，史称“济南惨案”。

要知道，当时的日本虽然号称“脱亚入欧”，但是骨子里还残留着“东方式的野蛮”。基本上只要日本兵打仗，“惨案”就在所难免。

不但如此，1928年6月初，日本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私自策划、炸死了张作霖。

不是说张作霖和日本关系挺好的吗？河本大作为什么要炸死张作霖呢？

其实，张作霖和日本的关系分两段。1904-1925是一段。在这一段，张作霖和日本关系是不错的。但是1925之后，张作霖事实上已经慢慢转向反日了。

那么，张作霖作为一个亲日人士，为什么到了1925之后，慢慢转向了反日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中国自从1919年开始，萌发了一股思潮，叫做“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民族精英。张作霖在媒体、顾问、知识分子的影响之下，态度也慢慢转向反日了。

张作霖态度转向反日之后，他的思想影响了他的行动。张作霖开始在东北修筑和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这个计划，在当时叫做“包围满铁”。

什么叫做“平行铁路”呢？举个例子。从广州到深圳的铁路，叫做“广深铁路”，铁路事业是带有垄断性的。假如有一家民营公司在广州和深圳之间也修了一条铁路、而且和“广深铁路”平行，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呢？很显然：会对广深铁路构成直接的竞争。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05年北洋公所谈判中，大清国和日本达成过一致意见：不能修平行铁路。可是，张作霖现在修了。换句话说：张作霖是明摆着违反条约、明摆着排日了。

当然，“明摆着排日”也不一定错。我只是在客观叙述历史，我不想评判。

张作霖的“包围满铁”计划，到了1928年初，已经将日本的“南满铁路”经营状况逼迫到破产的边缘。东北日侨，面临着整体破产、准备收拾行李回家的困境。这是当时的客观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决定暗杀张作霖。（当然，日军暗杀张作霖，还有对北伐军北上的恐慌因素，这里面的逻辑错综复杂，由于篇幅和时间所限，在此恕不展开谈）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决定：东北三省归顺国民党政府。

东三省归顺国民党政府之后三个月，国民党就将“东北党部”开到了东北，并在东北进一步开展排日活动。

同时，国民政府公然打出“收复旅顺、收复大连、收复南满铁路”的对日政策。日本舆论哗然。

平心而论，国民政府要收复满清王朝流失的主权（旅顺大连等），这样做当然是爱国，但是，凡事分轻重缓急，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后，第一步最重要的，应该是要发展经济、巩固国防，而不是应该急急忙忙地解决历史遗留的外交问题，难道不是吗？ 事实上在1928年底，国民党根本就没有实际上统一中国，而还在和各地军阀打仗呢。你连自己的国家都还没有统一，你就要急着解决历史上遗留的外交问题了？这显然是过于激进了。

国民政府作为一个新生的政权，上位之后，迫在眉睫的，应该是这两件事：1、发展经济。2、巩固国防。等到经济搞上去了、国防力量壮大了，再去收复旅顺、大连什么的，也不迟。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香港。香港一直拖到1997年才收复，又有何不可？

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流失的主权可远远不止旅顺、大连、南满铁路。当时中国流失了27个租界、还有台湾、还有香港、还有澳门„„.你国民党能全部都收回来么？你有相应的军事力量作后盾吗？

当时的日本政府还想继续和国民政府谈判。但是，日本军方看不惯了，他们决定绕开日本政府单干。尤其是1929年爆发了全球经济危机，日本关东军决定武力解决东北问题就更迫切了。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瞒着日本政府，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三省。关东军的潜台词是：你不是排挤我们吗？我索性把你整个东北都占了。因为东北本来就是我们日本在1905年从俄国人手中打下来的，当时归还你是尊重你，现在你反而排挤我？！

必须指出：关东军这样做，是太过分了。

东三省沦陷之后，张学良决定不抵抗。有几点原因：1、事前蒋介石早就交代过：现在不是和日本打仗的时候。2、张学良认为：东北军不是打不过关东军，而是打不过整个日本帝国。3、国民政府决定先找国际联盟投诉（走法律途径解决）。

日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的态度是反对的。其中日本首相犬养毅派出私人代表萱野长知、来到南京谈判，中日达成一致：组建东北政务委员会、惩办反日的张学良、解决东北外交纠纷、尊重日本的历史既得利益，并由犬养毅协调日本撤兵。

不料，犬养毅此举触怒了日本军方，很快，犬养毅就被日本军人刺杀了。

几乎与此同时，关东军在东北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而此时，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狂热也被煽动起来了。日本政府“迫于民愤”，急忙承认满洲国。也就是说：日本朝野从这个时候，已经被“民族主义”胁迫、开始一步错、步步错。

中国告到国际联盟（国联）之后，国联派了个调查团过来，研究了事件之后，国联给出了这样的判决：1、日本这样做太过分了。2、但是中国也有错，错在不尊重历史条约。3、建议东北由国际共管，主权归中国，但是日本在东北享有经济特权。

国联的裁判，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中日两国都不接受。

中国拒绝承认“满洲国”，关东军的思维是：既然你不承认，那么说明你迟早要收复东北，既然如此，我们早晚有一战，但是我根本又不想和你中国打，因为我的敌人是苏联，不是你。

关东军害怕中国迟早“收复”东北，同时又不愿意和中国打仗，那么怎么办呢？于是关东军想出一个歪办法：索性将华北一带地区的国民党势力排挤出去，双方拉开一段广阔的地理距离，就可以“相安无事”了。于是，关东军开始染指华北，制造缓冲政权。（这里还有利用华北进行走私的因素，受篇幅所限，不展开谈）

日本军人在华北制造缓冲政权的行为，给中方的印象是：日本要从北到南，逐步蚕食中国。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国民党的情报机关集中力量在对付红军，对日本人脑子里在想什么，根本不知道，光靠猜的。

后来多米诺骨牌逐个倒下、中日大战全面爆发，就顺理成章了。（时间所限，只能长话短说，语言从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