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共产国际与中共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又名世界共产党，它从成立之日起，就担负着双重使命：一是领导和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人实现马克思、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理想；二是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俄国的情况下，通过各国共产党，引导各国民众共同拥护和保卫俄国革命的成果。

由于共产国际负有如此双重使命，共产国际与生俱来地兼具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面性。它既会不惜血本，甚至牺牲苏联共产党人的生命，来推动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也会因为被援助国共产党领导人与之意见分歧，或不能忠诚履行保卫苏俄的义务，而强行干预该党的事务，包括撤换该党领导人、解散该党组织、另立共产党等。

中共早期与共产国际有着复杂的关系。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所以会比较纠结，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其实就宣布加入共产国际，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自愿听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对此，中共二大还专门通过了相关决议。在中共方面，因为它的组建是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完成的，它的各方面准备都明显不足。幼年的中共，就像是牙牙学语的稚童，开始时连路都不会走，必须要由共产国际搀扶着才能走上现实的革命之路。因此，中共早年的大批干部是送到苏联去学习培养的，共产国际从1921年中共成立之初，到1930年代中期，一直是在中国派驻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并在中共中央派有自己的代表。中共最初的党纲、政策，包括统一战线和联合国民党的政策方针，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制定的。甚至几年后中共六大的各项政策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项政策法律文件，还都是由莫斯科的苏联专家制定出来，然后直接译成中文的。

共产国际对中共及其中国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在中共幼年，共产国际确实极大地帮助了中共认识、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极大地帮助中共改变一厢情愿的革命幻想，有利于其依照不同形势和阶段制定不同的政策策略。正是这些重大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曾经有效地提升了中共的政治斗争能力，促进了中共力量的发展壮大。如共产国际两次促成国共合作，给中共带来的飞跃发展，即足以看出这一作用。但是，共产国际从欧洲，特别是从俄国革命历史中搬来的理论和经验，特别是它基于苏联利益制定战略政策的出发点，也不可避免地极大妨碍过中国的革命进程。

2.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人

共产国际一直注意在中国党内物色成熟、精明和有能力的最高领袖。在这方面，共产国际花了很多功夫，先是用陈独秀、 瞿秋白这样的大学教授或学者型领导人，后是用向忠发这样的工人大老粗（实际主政的是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然后又挑了自己培养的留苏学生王明、博古来挑大梁，但没有一个是他们满意的。在斯大林和莫斯科领导人的眼睛里，这个人理当是经验丰富，而且足以应付中国军事革命这一特殊环境，有相当威望的干部。这样，毛泽东自然而然地走进了他们的视野。

3.共产国际与毛泽东

共产国际与毛泽东的沉浮密切相关，而且与毛的关系也是是错综复杂的。王明、博古等早年对毛的打压，肯定有共产国际的支持；而后毛在遵义会议的复出，特别是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获胜，既有其个人努力的原因，但最终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可，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张国焘最终取消“第二中央”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

对中共后来的成功来说，把毛泽东推上了最高领导地位，是共产国际做出的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贡献。

莫斯科最早注意到毛泽东是在1927年初。当时，北伐战争顺利进行，但两湖农民运动出现了过火的情况，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试图矫正。共产国际这时正积极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激进，对中共中央的措施持怀疑态度。恰好这时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面肯定湖南农民运动“好得很”。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读到后公开表示赞赏，并将毛的这篇文章刊发于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以示推崇。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其没有按中央部署进攻长沙，而是率残部转去井冈山“落草为寇”。从1929年起，莫斯科开始高度重视“朱毛红军”的发展，并长期跟踪，还连续在其机关报上予以公开报道。当1932年主持临时中央的王明、博古等留苏学生们把毛泽东从军事领导岗位上排除出去后，计划将毛从苏区送到苏联去“养病”的时候，共产国际则明确地表示了反对。它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必须要“团结”好毛泽东，并注意发挥毛的作用。

1934年，中共临时中央退入中央苏区。后在对国民党的“围剿”作战中失利，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共产国际此时，显然再度注意到了毛泽东的作用。毛在长征时，没有像瞿秋白那样被留在苏区，应该是共产国际的决定。他们不仅批准将毛泽东重新选入政治局，而且开始在莫斯科公开译制毛泽东的文集，出版毛泽东的中文选集，发表毛泽东的个人传记，并且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破天荒地把毛泽东的头像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几个著名领袖人物的头像一起，悬挂在会议大厅里。这实际上公开表示了莫斯科对毛泽东的态度，似乎暗示着毛应该在中共党内成为最高领袖。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中共中央，通过遵义会议，撤销了博古的总书记，推举了另一位留苏学生张闻天做新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对此，共产国际事后没有出面否定，但它却通过派遣长期在共产国际做领导工作的中共领导人王明回国的办法，将总书记负责制，改变成了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抗战开始之后，这一办法因中共中央负责人在延安和武汉两地办公，引发了权力中心归属的争执，经斯大林等人同意，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正式表态支持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担任最高领导人。

把中共党内能力最强的毛泽东推上中共的领袖地位，给共产国际领导人带来了出乎意料的结果：动摇了中共党内以往“言必称苏联”的思想基础。中共在毛的领导下，从此开始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共产国际作为国际领导中心的作用，乃至于苏联作为无产阶级祖国的地位，都不得不让位于中共革命自身的利益需要了。如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中共破天荒地拒绝采取“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认可，对中共自身的发展与成功，意义极其重大。正是在毛的领导下，中共我行我素，在抗战中迅速壮大，最终形成了足以与国民党抗衡的强大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