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自忠：一句話招來半生“漢奸”罵名（上）

幾十年後的今天，恐怕不會有人再認為張自忠是漢奸了。但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改掉了誅心的惡習。在我們的身邊，因為觀點不同便上綱上線的人比比皆是。張將軍泉下有知，必當痛心疾首。難道我們還要讓那些被誤解的人用鮮血和生命去證明他們的清白麼？

　　一、我要來為一個“漢奸”翻案了

　　他可以說是八年抗戰里產生的第一個漢奸。“七七”盧溝橋事變後不久，北平落入日軍的掌握之中，他便在那時走馬上任，當了第一任北平市長，兼冀察政務委員會代理委員長和冀察綏靖公署主任。

　　他所代理委員長的這個冀察政務委員會，本身即有相當的“漢奸”嫌疑。 為了抗議它的成立，還在1935年12月9日引發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學生遊行，就是號稱與“五四”齊名的“一二九”學生運動。這場運動的意義，或曰勝利成果，便是“迫使‘冀察政務委員會’延期成立。”

　　學生們為什麼要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呢？這是因為它是在1935年“華北事變”後，為了適應日本“華北特殊化”的要求而成立的半自治組織，是中國政府對日本讓步妥協的結果。是年7月，日本通過“何梅協定”的簽定，“攫取了中國河北、察哈爾兩省和平津大部分主權”，國民政府已難以在華北立足。當時，華北最大的軍事集團是宋哲元的二十九軍。他們過去是屬於馮玉祥的西北軍集團，和南京政府的蔣介石集團一向貌合神離，日本人覺得有希望把他們拉離中央政府，最終實現華北獨立，成為第二個滿洲國。於是在這種特殊的局勢下，以二十九軍的軍事首腦為主體，成立了這個冀察政務委員會。冀察政務委員會雖然名義上還從屬於南京政府，但它“變相自治”的性質，路人皆知。

　　可就是這樣的一個組織，這個“漢奸”卻仍然嫌它親日的程度還不夠。在代理了委員長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組冀察政務委員會，“改派張允榮、張壁、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驥、陳中孚、楊兆庚等人為委員，並任命潘毓桂為北平市警察局長，指定陳覺生、潘毓桂等人負責對日交涉。”這些人，“大多是漢奸或親日派”。

　　由是，他的“漢奸”名聲，乃成鐵鑄。其實，在此之前，人們就普遍認為，他“無疑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離漢奸只有一步之遙。”在盧溝橋事變已經發生，日軍向平津大舉進攻、駐防的二十九軍奮起反擊的危急時刻，二十九軍內部卻出現了“三十七師打，三十八師看”[3]的奇怪說法。而他，正是三十八師的師長。

　　甚至在7月9日，事變後的第三天，三十七師一部“準備會同其他部隊向豐臺日軍發動突襲，殲滅該敵”，他竟說：“現在尚有和平解決的可能，你們要大打，是愚蠢的。”通過軍部下達了“只許抵抗，不許出擊”的命令，使前線部隊喪失了一次殲敵良機。

　　在“七七事變”之前，他也一向是這種態度，即與日本“和為上”。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時，他被任命為察哈爾省主席。甫一上任，日本人就送來一份“禮物”：派偽蒙軍武力攻占了察北六縣。[4]而他對此國土淪喪居然毫無作為，把這份“禮物”照單全收了。

　　到了1937年3月，日本人邀請宋哲元訪問日本。宋哲元不願在這個敏感的時候去，於是，他去了。這一次的訪問據說是毫無結果，但當時很多人都懷疑，他和日本人簽定了密約。而按日本人的說法，則是“代表團在日期間受到各方面熱烈的招待，滿載而歸，每個人都滿臉喜氣，親日氣氛的造成已收到相當效果。”

　　再往前呢，他的歷史記錄也相當不佳。他的軍事生涯開始於北洋軍閥系統的車震部。該部奉袁世凱之命入湘討伐護國軍，結果被護國軍打得大敗，全軍覆沒。他得到同鄉的資助，才返回了家鄉。

　　然而他並沒有死心，三個月後，他又投入了另一支軍隊。這次，他雖然依舊沒有選擇南方的革命軍，又選擇了北洋軍，但他那個旅的旅長，是後來鼎鼎有名的馮玉祥。在隨後的十年幾內，馮部逐漸由一個混成旅發展為三十萬之眾的西北軍集團，他也由一個見習官升到了師長。在蔣馮閻桂中原大戰里，他“勇猛果斷，指揮若定，顯示了大將之才”，連蔣介石也對他另眼相看，在張學良通電擁蔣、西北軍敗局已定後，給他空投了第二十三路軍總指揮的委任狀。當時，其他接到蔣介石委任狀的西北軍將領，如宋哲元、吉鴻昌、梁冠英等人，無不是方面大將，只有他，是個小小的師長，可見蔣方對他的看重。但是他沒有接受。

　　可是，就是這位在內戰里“勇猛果斷”的“大將之才”，面對着日本侵略者的時候，卻表現得那麼軟弱，一再聲稱“和平解決為上。“七七事變”後，我軍戰事不利，二十九軍被迫撤退，軍長宋哲元、副軍長兼北平市長秦德純、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等人都走了，他卻留了下來，在日軍 的刺刀下當上了北平市長，並且主要的“政績”就是改組冀察政務委員會，大量招納漢奸、親日派。南京政府軍政部派駐北平的簡任參事在給南京的電報里也說：“日人提出此間要員更動，艷實現。ZZ(他的名字縮寫)、燮元、允榮、毓桂、張璧、仲孚、覺生將主要政，漢奸全獲勝利。”除了他做了漢奸，還能怎麼解釋呢?

　　愛國華僑陳嘉庚說：“敵未退出我國土即言和當以漢奸國賊論”。以前的我們不說了，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大舉侵略中國的戰爭已經正式打響，他身為守土有責的軍人，卻還在那裡言和，難道不是八年抗戰里的第一個大漢奸嗎？

　　二、後來，很多人為他的“漢奸”名聲翻案

　　有人舉出了他以前的抗日業績。1933年長城抗戰時，在喜峰口大展神威的大刀隊，就是他三十八師所屬的趙登禹旅。他也曾“親臨喜峰口前線，視察陣地，慰勞官兵。”長城抗戰雖然失敗了，但他卻因此被授予“青天白日”勳章。還有人寫詩稱頌他：“軍稱模範久馳名，誓與倭奴苦戰爭。深夜出兵來殺賊，刀光閃爍氣崢嶸。”

　　反駁的人會說，這不能說明什麼問題。汪精衛以前也是主張抗日的，曾有過因為張學良不願意抵抗而通電邀張學良共同下野的近於幼稚的壯舉。一直到長城抗戰的時候，汪精衛聽了前方的報告，得知中日兩國在軍火、戰力上的差距，才慢慢地有了主和的傾向。這個“漢奸”的心理說不定也是這樣轉變的。尤其他是個軍人，和汪精衛那樣的政客還不一樣。那時候的軍人，手上的部隊就是他的一切，有了部隊就有了說話的資本，沒有部隊就什麼都不是。在這樣的思想下，他為了保存自己的實力，而不肯積極抵抗日軍，也是順理成章的了。

　　但為他辯護的人則認為，他也許確實對日軍的炮火震驚不已，由此生出了避免武裝衝突、和平解決為上的想法。但他的主和，不是無條件的一味主和，而是在雙方尚未完全破裂的情況下，儘量利用和平談判的手段，爭取最大的利益，至少也可拖延時間。這種想法，不僅他有，宋哲元也有，而據二十九軍副軍長、時任北平市長的秦德純回憶，蔣介石也對他指示說“務須忍辱負重，委屈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國防。”

　　所以，當他在察哈爾省主席的任上，日軍指使偽蒙軍武力攻占察北六縣時，他並非不想以武力再奪回，“但未獲宋哲元批准。”

　　他訪問日本，是因為當時宋哲元必須和日本人打交道，不能拒絕這個邀請，但宋考慮到“如果自己親自出訪，一旦日方提出種種無理要求，我方勢必失去迴旋餘地，”於是決定從部下另挑一人，這樣“在日期間如遇類似情況，可以須請示宋為由而不作答覆。”他因為當時擔任天津市長，和日本人的交道打得比較多，所以被選中了。有朋友對他說：“為什麼要去日本呢?這於你的名譽是不利的。”他回答說：“我知道。但是在和平未絕望以前，我希望能夠打開一個局面，維持一個較長的時間，而使國家有更充實的準備，其他毀譽我是不計較的。”

　　在訪問日本的時候，他“言行謹慎，態度堅決，並多次對日方的不友好行為進行了抵制。”日本人為了離間，才故意放出“親日氣氛的造成已收到相當效果”的謠言。抗戰結束後，從“日本公布的檔案資料看，找不到任何ZZZ訪日期間有負職守的記載。”

　　在“主和”的思想指導下，盧溝橋的隆隆槍炮聲也沒有能打破他的幻想。宋哲元和他一樣，在處理這次事變時，仍然認為：“目前日本還不至於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只要我們表示一些讓步，局部解決仍有可能”。在三十七師一部準備主動出擊時，因為抱着這種想法，他才會通過軍部命令三十七師不許出擊(他是三十八師師長，不能指揮三十七師，所以必須通過軍部)。

　　到了7月底，形勢惡化，二十九軍獨力難支，被迫南撤。這時宋哲元認為，“在把實力轉移時，在北平必須留人負責與敵周旋，把形勢緩和一下”。這個任務，就留給了他，因為他“與日本人接觸較多，留平易於為日方所接受，有利於緩和局勢”。為了日後他能向世人辯白，宋哲元還特意寫了手諭給他。所以，他留下來不是要當漢奸，而只是要與日本人周旋，為中國的抗戰爭取時間。他改組冀察政務委員會的舉動，顯然也是為了向日本人故作友善，以增加迴旋的餘地。

　　以上的辯護，大家也許會覺得有些面熟----對了，怎麼這麼象張學良丟掉東北後，有人說是因為奉有蔣委員長的手諭？那麼，到底他是忍辱負重的英雄，還是自甘墮落的“漢奸”呢？

　　當時輿論的回答是一致的。他留平的消息傳出後，一時盛傳是他逼走了宋哲元，自己留下來做漢奸，“輿論大嘩，皆曰可殺。北平街頭也紛紛傳聞：‘出了漢奸了，仗不打了。’二十九軍官兵得知此信，也紛紛把ZZZ照片撕得粉碎（當時二十九軍各部都掛有旅以上將領照片）。”全國輿論都直指他為“華北頭號漢奸”，報紙上一律稱他“Z逆ZZ”，就象後來他們一律稱汪精衛為“汪逆精衛”一樣。

　　他的北平市長並沒有當久。8月7日，他宣布辭去一切職務。兩天后，他化裝離開了北平南下。為他辯護的人說，這是因為他的民族立場堅定，日本人看到從他那裡占不到什麼便宜，就去轉而醞釀扶植徹底倒向日方的傀儡組織，他再留在北平已無可為。

　　輿論卻興高采烈：“他演了一套得意的‘二進宮’以後，委員長的癮，卻拘束地僅僅度得八天，就被敵人一腳踢開了！”

　　三、為他的“漢奸”名聲徹底地翻了案的，是他自己的行動

　　三年後的1940年5月，日軍為了控制長江交通、切斷通往重慶運輸線，發動了“宜昌作戰”，也就是我們所稱的棗宜會戰。這時，他已經是國軍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五戰區右翼兵團(又稱右集團軍)總司令，下轄除了他自己的第三十三集團軍外，還有第二十九集團軍、第二十八軍團、第二十六軍等部，總兵力達15萬餘人。他的任務是擔任襄河河防及大洪山之守備，於是留了一部兵力固守襄河西岸陣地，將主力配置於襄河東岸，以迎擊敵人進攻。

　　從5月1日日軍發動進攻，到5月6日，激戰六日下來，因為形勢嚴峻，他決定親自到襄河東岸去督戰。部下紛紛勸阻，認為總司令應當坐鎮指揮，不應該親臨前線，他執意不聽，帶着手槍營和右翼兵團的預備隊第七十四師的兩個團在7日拂曉渡過了襄河。在河東轉戰三日，他和河東各師陸續取得聯絡，逐步控制了局勢。河東將士聞知總司令也在河東，士氣大振，戰鬥行動更加有力，幾乎將日軍後路完全截斷。

　　日軍調集了兩個師團(總共參加棗宜會戰的日軍也只有四個師團)，集中攻擊他。他直接指揮的部隊加起來只有2萬餘人，僅相當於日軍1個師團，裝備則遠遠不如，但他仍然堅持要留在河東和敵人周旋。戰至15日，他在南瓜店十里長山被敵人包圍。當時，他“手中可戰之兵僅1500餘人，而包圍之日軍則有五六千人”。部下數次建議他轉移突圍，都被他拒絕。

　　因為敵我眾寡懸殊，到16日下午4時左右，他“身中七彈”，戰死在杏仁山腳下，成為“抗戰以來，以上將銜集團軍總司令職親臨前線，戰死沙場”的第一人。時年49歲。抗戰期間，殉國的集團軍總司令共有兩人，一個是1944年5月戰死於黃河的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另一個就是他。

　　他叫張自忠。

　　他的身後備極哀榮。“噩耗傳出，舉國震悼。當時國民政府發布國葬令，以張自忠與學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共享國葬殊榮。”蔣介石親自主祭，同時“通電全軍，表彰了張自忠一生的勳績”，並題詞“勛烈常昭”。馮玉祥題詞“藎忱不死”。“延安各界也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分別為張自忠將軍題寫了‘盡忠報國’、‘取義成仁’、‘為國捐軀’的輓詞。1943年張自忠殉國3周年之際，周恩來著文將其譽為‘抗戰軍人之魂’。”

　　而當時已被共產黨開除、困居四川的陳獨秀的題詞則格外意味深長：“歲寒然後知松柏”。

　　四、張自忠的絕境是他主動要求來的

　　很多跡象表明，張自忠的絕境是他主動要求來的。作為一個集團軍的總司令，張自忠完全沒有必要親臨前線。另一位在抗戰中戰死的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將軍，是在戰事不利的情況下，撤退時被日軍追上，不幸殉國的。再比如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劉茂恩將軍，也曾身陷絕境。當時他奉 衛立煌之令向黃河南岸撤退，被緊追上來的日軍包圍，數次突圍皆告失敗。幸虧忽然天氣變化，雷電交加，風雨狂作，他才在黑暗和風雨的掩護下，順利突出重圍。

　　我對李、劉二位將軍並無任何不敬之意，但他們都是在撤退時被敵人追上的，而張自忠則是主動渡過襄河，以兩個團加一個手槍營的兵力和敵人周旋。戰鬥都發生在東岸，如果他留在西岸的總部里，是不會有生命之虞的。他決定渡河時，部下就已經一致反對，認為太過冒險。到了河東，他和各部隊取得聯絡後，日軍調集兩個師團集中攻擊他，雙方實力懸殊已顯，這已不是“置之死地而後生”了，這塊死地，已無生的希望，應當趕快轉移。張自忠打了一輩子的仗，不可能不明白當時的處境。

　　當然，從我軍在抗戰中的很多英勇表現來看，置自己個人安危於度外的中國將領，絕非只有張自忠一人。比如李、劉二位將軍，如果平時總是畏縮不前、望風而逃，也不會陷入絕境。上面的對比也許說明不了什麼，但是，結合張自忠其他很多的言行，我想，張自忠是帶着“求死”的心去打這一仗的。這種心態很清楚地表露在他過河前給集團軍副總司令馮治安的信里：“到河東後，如能與38D、179D取得聯絡，即率該兩部與馬師不顧一切向北進之敵死拼；設若與 179D、38D取不上聯絡，即帶馬之三個團，奔着我們最終之目標(死)往北邁進。無論做好做壞，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後公私，均得請我弟負責。由現在起，以後或暫別或永離，不得而知。”

　　再比如，有人說：“張將軍平日衣着十分簡便，但此次出戰卻穿上黃呢軍服，帶上中將領章，一反平日所為。”那麼，他應該在出戰前做了必死的打算，所以才衣着如此整齊，宛如入殮時的盛裝。

　　甚至早在1939年8月，他赴重慶述職，事畢回到防區前，到馮玉祥那裡去辭行時，就已經是一種“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態度了： “兩人互道珍重，依依而別。走出去不遠，張自忠又停住了。他預感到自己很難再與馮先生相見，決不能就這樣與先生分手，他還要再看一眼自己的恩人，他還有話要對先生說，便折轉身來，懷着訣別的心情回到屋裡，撲通一聲跪在地上，重重地向馮玉祥磕了個頭......馮玉祥因驚愕而語塞，但他內心明白，藎忱(張自忠的字)行此大禮，作這樣的告別意味着什麼。”早在那時，張自忠就已經下定決心要死在戰場上了。

　　如果這種“求死”的氣勢激發了全軍的鬥志，最後取得戰鬥勝利，那當然最好。如果失敗了，死在了戰場之上，他也是心滿意足的。抗戰爆發以來，他 “每戰必預留遺囑，抱定必死之心，親臨前線督戰。大家既為他的英雄氣概所鼓舞，也為他的生命安危而擔憂。他的蘇聯炮兵顧問勸他說：‘高級統帥，不宜過分靠前。歐戰那樣激烈，總司令進至山炮射程以內，尚無所聞。’李宗仁也曾不止一次地勸告過他，但張自忠依然故我。”

　　誠然，張自忠在西北軍時就以勇猛著稱(事實上，整個西北軍都以勇猛著稱，象常被人說“以勇猛著稱”的就有宋哲元、孫良誠、吉鴻昌等人)，但我沒有看到他如此“求死”的表現。當然，那是內戰。但就是在長城抗戰，面對着日本侵略者時，他也只是“親臨喜峰口前線，視察陣地，慰勞官兵”，在前線督戰和視察陣地慰勞官兵的區別，我想誰都會看得出來。

　　抗戰剛爆發時，正如我們在前面看到的，他所主張的還是“和平解決”。但到了當年12月7日，他又回到部隊時，他卻說：“今日回軍，就是要帶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將來為國家死在什麼地方!”----這不是一句普通的激勵士氣的口號。他最後做到了這一點。

　　是什麼讓他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是什麼促使他產生了“求死”的心？

　　是因為他以前在西北軍時，替馮玉祥積極打內戰嗎？1938年2月，張自忠對隨軍採訪的《聯合畫報》記者舒宗僑說：“現在的軍人，很簡單講句話，就是怎樣找個機會去死。因為中國所以鬧到這個地步，可以說是軍人的罪惡。十幾年來，要是軍人認清國家的危機，團結禦侮，敵寇決不敢來侵犯。我們軍人今天要想洗刷他的罪惡，完成對於國家的義務，也只有一條路--去死，早點死，早點光榮地死!”

　　以前的軍人認不清“國家的危機”，不能“團結禦侮”，大打內戰，當然也有張自忠一份。他對馮玉祥忠心耿耿，中原大戰失敗後，才有機會跳出西北軍這個集團的利益圈子，站在全國的利益立場上，認識到內戰頻仍，國運不振，外辱便會乘虛而來。當他反省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時， 心裡必然內疚。但是，內戰的原因極其複雜，牽涉也極為廣泛，如果細究起來，打內戰的人個個都要“找個機會死”的話，當時的中國軍人----包括延安---- 一個也剩不下來。就算張自忠的自律特別嚴格，他也不可能會認為內戰的主要責任在他。雖然是千千萬萬個張自忠加在一起才打起了內戰，但這麼一個歷史污點，是很難讓他“非死不可”的。

　　或者是因為他丟了平津嗎？他總是這件事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吧。他在事後和宋哲元的談話中，兩個人就“對於誤信和平、貽誤戰機都感到沉痛和內疚。” 到了1939年，他在接受《大公報》記者王淮冰、國新社記者高詠的採訪時又說：“華北淪陷，我以負罪之身，轉戰各地，每戰必身先士卒，但求以死報國。記者先生，西北軍出了個韓復榘，我張自忠決不是韓復榘，他日流血沙場，馬革裹屍，你們始知我取字‘藎忱’之意。”

　　誠然，在盧溝橋事變中，他誤信和平、貽誤戰機，對華北的淪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然而，這個責任不是他一個人的，力爭和平解決，是宋哲元以下整個冀察政務委員會，乃至南京的蔣介石政府，所抱有的同一的方針。對此，他當然感到內疚，但是，他在抗日戰場上的表現，已經足可彌補他當日的錯誤。何況，當時敵強我弱，以區區一個二十九軍，是決不可能保得住平津的，在那種情況下，誰都難以作為。他剛到南京時，對採訪的記者說：“自忠受命留平，因才識淺陋，力盡援絕，有負黨國使命，貽誤之處，實不敢辭。”“力盡援絕”，是事實，“才識淺陋”，則顯然不能算“罪”，而只是“貽誤之處”。

　　我覺得，真正的原因是人們給他戴上的“漢奸”的帽子。

　　他本來就因為常和日本人交涉而盛負“漢奸”之聲名，到了他當淪陷後的北平市長時，這個名聲已經徹底地坐實了下來。當時全國輿論都指他為“華北頭號漢奸”，報紙上的大字標題也飽含着人身污辱：《自以為忠》、《張邦昌之後》等等。

　　光是報紙罵也就算了，他還親身經歷了人們對他的蔑視。他從北平脫險南下後，先到了濟南。在那裡他遇到了一個老部下，但這時此人“對張已不再以禮相待，而是以譏諷的口吻說：‘以前我見你盡讀聖賢書，都學了些什麼呢?’一位部下竟如此對自己講話，大大刺痛了張自忠的自尊，他怒不可遏，拍案而起：‘負黨負國豈我張某所為?當粉身碎骨，以事實取直天下!’”

　　這件事並不是特例。當張自忠在濟南求見山東省主席韓復榘時，親耳在門外聽到韓說：“他當他的漢奸，我救我的國，來見我幹啥?”韓復榘是當年西北軍的叛將，被蔣介石收買，背叛了馮玉祥。後來他為了保存實力，不肯抗日，丟了山東，被蔣介石槍斃。人格如此低下的一個人，都說張自忠是漢奸，張自忠內心的悲憤，可想而知。

　　不久蔣介石下令要韓復榘將張自忠押解南京。當時輿論方面把張自忠已塑造成“漢奸”，很多朋友都勸他不要去，生怕他因此成了平津淪陷的替罪羊，一旦有什麼不測，那一世罵名，可就永遠也洗刷不清了。張自忠對此中干係也清楚得很，但他自問“丟華北有過，當漢奸沒份”，還是去了。陪同他南下的秦德純為防萬一，把他安排在三等車廂，自己和押解的人坐頭等車廂。果然，到了徐州站時，突有“30多名青年學生擁到頭等車廂的門前，要求上車搜查‘漢奸’張自忠。秦德純因預有防備，不慌不忙地請四名學生代表上車談話，並讓他們到車廂內各處查看。學生代表未見張的蹤影，只好下車而去”。這件事對他“刺激極深”。

　　張自忠是山東人，父親是個小官。他從小進私塾讀書，後來上的臨清高等小學堂教的仍然是四書五經。“可以說，張自忠從懂事起，就開始接受舊學的薰陶，父親的影響和學校的教育，都毫無二致地歸一於孔孟之道，因此，強調忠、孝、仁、義的舊道德從小便在張自忠的內心深深紮下了根。”這大概可以解釋為什麼他當初投筆從戎，不去南方的革命軍，而是加入北洋軍隊。他那時的革命意識應該是很淡漠的。

　　西北軍也是一支封建色彩極為濃厚的軍隊。從這樣的軍隊裡出身的張自忠，自然事事都以“道德”來要求自己。中原大戰之後，西北軍土崩瓦解，眾將有的投奔蔣介石，有的自由行動，他卻說：“我們做軍人的，很要緊的就是忠誠。現在西北軍失敗了，很多人背叛了馮先生，但我張自 忠不會這樣做。”

　　這樣的一個人，在被人當面攻擊為“漢奸”時，在被報紙每天指名道姓地大罵時，他心裡的痛苦，遠非那些信口攻擊的人所能想像。他到了南京之後，被撤職查辦。這時抗戰已經打響，凇滬激戰正酣，他的老部隊三十八師被改編為五十九軍，駐守津浦線，他卻困居南京。人們都目他以“漢奸”，他卻無法申辯，輿論決不會再相信他的誓言，想要行動卻又報國無門。在極端苦悶的心理下，他“開始沾染嗜好，抽起了鴉片煙。”----他的內心已經被折磨到了何等地步！

　　但我想，他將來一死報國，以示清白的決心，當也是下於這極端苦悶的時候。張自忠畢竟不是會在鴉片的煙霧中消磨意志的失敗者，這個山東漢子，象一根彈簧，外界的壓力把他一壓再壓，壓到了極限，當他重有機會爆發時，必然會爆發得地動山搖。所以，當他重又被任命為代五十九軍軍長，終於有機會殺敵報國後，他便處處顯露出“以死洗冤”的心態來。

　　在和老部下又見到面時，他就只說了一句話：“今日回軍，就是要帶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將來為國家死在什麼地方!”當時大家都哭了。在徐州會戰前的全軍營以上幹部會議上，他又說：“我現在有過，無論誰都可以打敗仗，獨我張自忠不能打敗仗! 我的冤枉，只有一拼與死，拿真實的戰績，才能洗刷乾淨!”

　　在徐州會戰中，張自忠“馬不停蹄地奔波於各個陣地，給官兵打氣，與官兵們一起戰鬥。”他自己給弟弟張自明的信也說：“吾自南下參加作戰，瀕死者屢矣。”1938年10月12日，他升任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11月13日，又被任命為第五戰區右翼兵團(又稱右集團軍)總司令。但他仍然在“找死路”。在隨棗會戰中，他又“率幕僚及總部人員”渡過襄河(這條防線他守了兩年)，“親赴第一線督戰”。在冬季攻勢中，他“率領特務營，又一次東渡襄河，進至豐樂河附近的果園村督戰”。

　　幸運的是，這兩次渡河，張自忠都成功地扭轉了戰局。我們無從得知在那兩次，如果戰事依舊不利的話，他會怎麼做。我們能夠知道的是，他最後一次渡過襄河後，面對着敵人兩個師團，仍然不肯回到河西。被敵人重重包圍後，形勢已經很清楚，但他卻不肯突圍，固守陣地。

　　張自忠不會不明白當時的戰場局勢意味着什麼，在日軍尚未合圍之時，他還派人陪同蘇聯顧問轉移。當他的參謀長李文田一再勸說他轉移未果後，無奈之下說：“你實在不走，我可要走了。”按以往的張自忠的脾氣，不槍斃了他，也要大罵他一頓，但張自忠沉思了一會兒，抬起頭來溫和地對他說：“老李，你們誰都可以走，我是不能走。你們趕快走吧，不要管我了。”然後又命令他的參謀轉移。

　　顯然，他在這時已下定了死的決心，因為他已經判斷出形勢不可挽回，不再要求別人陪同在一起犧牲。到下午4時，日軍已經近在咫尺，他親自上陣衝殺，被日軍機槍打中。隨從忙給他包紮，他說：“我不行了，你們快走!我自已有辦法。”他拔出腰間短劍要自殺，被隨從攔住。敵人已經沖了上來，他的最後一句話是：“我這樣死得好，死得光榮，對國家、對民族、對長官，良心很平安。你們快走!”

　　在渡河前他給馮治安的信里就說：“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到了彌留之際，他還念念不忘“這樣死得好......良心很平安。”

　　他的良心，終於可以得到平安了。他實現了自己說過的話：“我的冤枉，只有一拼與死，拿真實的戰績，才能洗刷乾淨！”

　　其實，在臨沂戰役之後，就再沒有人說他是漢奸了。可他還記得自己的諾言：“當粉身碎骨，以事實取直天下！”

　　是早年的那些洶洶輿論，把他逼到了非要“一死以示清白”的境地。本來，作為一個集團軍的總司令，張自忠不會不知道，他的職責是運籌帷幄，指揮前線的將士戰鬥，而不是憑着血氣之勇衝鋒陷陣。事實上，他死之後才半個月，他守了兩年的襄河防線就在5月31日被日軍突破，接替他指揮右翼兵團的陳誠中途上陣，回力無天，重慶和西南大後方的咽喉重鎮宜昌失守。張自忠的死，給中國軍隊造成了極大損失。

　　害死張自忠的，無論從什麼角度看，當然是都日本侵略者。是他們對中國的侵略，造成了這一幕悲劇，和其他數不清的人間慘劇。對他們的譴責和歷史責任的追究，是我們決不能忘記的。但是，張自忠本來是可以不死的----至少，本來是可以不那麼早死的，如果他不那樣積極地去“求 死”的話。

　　舊道德對他的影響太大了，他太較真了，而以前人們對他的攻擊，也太咄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