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在巴黎的困苦生活

高 遠

去年夏季的一天，我接到中國駐法使館文化部門的電話，告訴我可否代查一下冼星海在巴黎的一些情況，說是李嵐清辦公室專門下的通知。2005年是冼星海誕辰一百周年，李嵐清先生要寫一些關於冼星海的文章。

信件的部分內容如下：

近日，嵐清同志辦公室告稱，請貴方幫助查閱冼星海在法國有關消息如下：

冼星海曾於1920——1930年間在法國創作並演奏管弦樂《風》，引起轟動，當年冼星海是在巴黎音樂學院音樂廳舉辦的演出，拉威爾、保羅·杜卡、普羅柯菲耶夫三位著名音樂家參加了音樂會，並對演出予以很高的評價。當地電台、廣播、報紙均對演出予以報道。

隨後，保羅·杜卡於1928—1929年間將冼星海招入保羅·杜卡大師班學習。此外，據悉馬思聰在巴黎音樂學院留學期間的老師，也是冼星海當年的老師。請核對上述訊息，並再協助搜尋以下資料：

1、冼星海作品《風》的獲獎情況（照片及文字資料）；

2、當時公演的情況；

3、相關歷史檔案；

4、媒體對公演的報道與評述。

即 此

嵐清同志辦公室轉

以上這封短短信件，簡潔清晰，句句斟酌，細說起來，其實它囊括了冼星海在巴黎六年困苦生活的歷程。

冼星海1929年到巴黎，按他自己的話說：“我在廣州嶺南大學教音樂的時候，感到國內學音樂的環境不方便，很想到法國去。同時，我奢想把我的音樂技巧學得更好，成為‘國際的’音樂家……於是我下了很大的決心，不顧自己的貧困，在1929年離開祖國到巴黎去。”

在現今的中國，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被譽為“人民音樂家”的冼星海在巴黎上學期間是非常的生活困頓，受盡屈辱，險些成為了漂流異鄉的孤魂野鬼。我想冼星海的英年早逝，也與他在巴黎的困苦生活有關。

冼星海初到巴黎，為生活所迫，先在餐館裡做跑堂，常常因為打工而妨礙學習。冼星海在失業與飢餓中，求助無門，工友們還常常欺負他，故意在冼星海要去上課的時候給他找事做。冼星海曾作過各種各樣的工作，餐館跑堂，理髮店的雜役，做過西崽，做過看守電話的傭人……冼星海在繁重瑣屑的工作中，只能忙裡抽閒“學習提琴，看看譜，練習寫曲”。

法國著名小提琴家保羅·奧波多費爾收他為私人學生，知道他貧困，不收他的學費。法國著名作曲家諾耶·卡隆教他作曲，知道他貧困，也不收他學費。冼星海先註冊了法國思格蘭·卡多夢姆聖樂學校，跟隨法國著名音樂教育家、作曲家但第學習作曲課程。

冼星海就是這樣，在巴黎一邊學習一邊打工，期間居無定所，食無常飽，還經常失業。他說：“有幾次又冷又餓，實在支持不住，在街上癱軟下來了。我那時想大概快要死了。”冼星海幸而總碰到些救助的人，大街上路過的一些好心人施捨給冼星海一點兒食物，有人知道他會拉琴，偶爾也請他在什麼宴會裡去拉琴伴宴，給他一些費用。

冼星海就是這樣過朝挨夕，談不上什麼安定。有過好幾次，餓得快死，沒辦法只得提了提琴到咖啡館、大餐館中去拉奏討錢。他說：“忍着羞辱拉了一整天得不到多少錢，回到寓所不覺痛哭起來。把錢扔到地下，但又不得不拾起，門外的房東在敲門要房金，如不把討到的錢給他，又有到捕房去坐牢的危險。”冼星海還說：“有一次討錢的時候，一個有錢的中國留學生把我的碟子摔碎，掌我的臉頰說我丟中國人的丑！我當時不能反抗，含着淚，悲憤得說不出話來……”

冼星海在巴黎的時候，與留學生很少交往，留學生們大多嫌他貧窮，有時候冼星海並不是為借錢去找他們，他們也都不理。因為一些人很有錢，有人還領了一筆很大的津貼，但卻不借給他分文。

冼星海在巴黎困苦度日，他卻也有自我排解愁緒的方法。冼星海喜歡法國國慶節和貞德節的大遊行，如今它們還是法國官方和民間最大的節日。冼星海說他走在香榭麗舍大街，眼望法國三色國旗，耳聽飛機、坦克、步兵的轟轟響聲，總會“想到自己多難的祖國和三年來在巴黎受盡的種種辛酸、無助、孤單、悲痛、哀忿、抑鬱的感情混合在一起……回到店裡偷偷地哭起來。”

冼星海在巴黎心嘗侮辱，倍受歧視，卻也曾有過短暫溫馨的歡愉時光。據說一位法國女青年作曲家，在冼星海報考巴黎音樂學院時，給他彈伴奏，幫他補習法語，還親自演奏冼星海的作品。閒暇的時間，冼星海還到巴黎近郊參加華工們舉辦的晚會，為工友們演奏提琴。

關於李嵐清先生信中所提到的《風》，正是冼星海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時候所做的樂曲，那時他住在一間七層樓的窄房子裡，房子的門窗都破了。那年冬天的夜裡又刮着大風，冼星海還沒有棉被，睡也睡不成，只得點燈寫作。哪知風猛烈地吹進來，煤油燈一次次被吹滅。他傷心極了，打着戰，聽着寒風打着牆壁，穿過門窗，猛烈嘶吼，心也猛烈撼動。一切人生的、祖國的苦、辣、辛、酸、不幸，都洶湧起來。冼星海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於是借風述懷，寫成了《風》這部作品。

冼星海憑着頑強執着的精神終於迎來了天賜的機緣。法國著名印象派作曲家保羅·杜卡教授願意收他為徒，不收他學費，而且還給予冼星海各種物質上的援助，送他衣服，送他錢，送他樂譜……並且答應冼星海可以報考巴黎音樂學院的高級作曲班。

冼星海考試的那天，音樂學院的門警不讓他進門，看到他穿得衣衫襤褸，又是個中國人。冼星海對門警說，他是來報考高級作曲班的。門警不相信，因為中國人考初級班的都很少，而且來的多是衣冠楚楚的人。他正在為難，恰巧保羅·杜卡先生從外面進來，攀着他的肩一同進去了。

冼星海以優異成績考入巴黎音樂學院高級作曲班，他是該院有史以來第一個考入高級作曲班的中國人。學院準備給他物質獎勵，導師們問他要什麼，冼星海略加沉吟只說：“我要飯票。”冼星海這句樸實的語言，是迄今為止中國音樂界對他留學法國最為耳熟能詳的一句“名人名言”。

1935年，老師保羅·杜卡去世，冼星海決意回國。臨行時，他怕對不起那位法國女孩子，告訴她自己半年就回來，並把許多樂譜託付給女孩保存。冼星海於是輾轉英倫，繞道從香港回到久別的祖國，從此之後再也沒到過巴黎。

巴黎曾是冼星海的夢之故鄉，也是他的悲慟之地，潺潺的塞納河水賦予過他藝術上的靈感。巴黎人的醇厚情懷，浸潤過這位傑出的東方之子。

現今，我們在紀念人民音樂家冼星海時，應該同時了解他的苦難與艱辛。我們在聽冼星海的音樂的時候，更應該懂得在這汩汩音符的深處，凝聚着冼星海的愛國情懷與高尚德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