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意青的文革喧嚣与骚动

樊能廷

1968年季春时节，校园里紫丁香、白丁香零落殆尽，不久之前幽幽挥发、沁人肺腑的芬芳已经悄然消失。学生宿舍区的通向27楼的柏油路上，一前一后走着两个女人，前面的女人扎辫子，戴着“新北大公社”红袖箍、推着自行车，后边的女人披头散发、双手被绳子捆着。绳子的另一头，拴在前面的那个自行车上。戴红袖箍的女人意气风发，步履矫健。后面的女人面目浮肿、跌跌撞撞，拴着她的那根绳子，不时一扽一扽，牵动她的脚步。

走在前面的女人是西语系英语教研室青年教员刘意青，此时是押送“囚犯”的“捕头”。走在后面的“女囚犯”是西语系中年教务员姜鹣鹣。刘意青不止一次押送姜鹣鹣到批斗现场，有一次是在课室楼，全系批斗大会。文革中，西语系批斗原系主任李赋宁大会，刘意青就是呼口号的领喊员，频频地振臂高喊口号，表现了她革命的激情与喧嚣。

北大文革中刘意青属于聂派，她迫切地想入党，非常积极地表现，到了急不可耐地步。同学兼同事郑培蒂在外文楼挨斗时，被刘意青踢膝弯，踢得“反革命分子”郑培蒂跪倒在地——这是助教打助教，师妹打师姐。

批斗郑培蒂的时候，还拉来北大的“大黑帮”王学珍作“陪斗”。1.郑培蒂的母亲是俞启威（黄敬）的表妹，称呼俞启威为“三毛哥”。1932～1933年俞启威跟江青同居一年，江青非常忌恨知道她根底的人。仅仅因为与俞启威这种不远不近的亲戚关系，文革中郑培蒂母女受迫害，头衔是“反革命分子”，罪名是“造谣中伤江青同志”。

1968年季春，郑培蒂已经被关进了“牛棚”。郑培蒂的弟弟（农大研究生）到北大校园看大字报，被刘意青认出，叫人抓他，关在27楼痛打，逼他承认反江青、反林彪、到北大是给姐姐“翻案”„

郑培蒂也曾被关押在聂派“校文革”的27楼黑牢。

刘意青在批斗会上打过资深英语女教师赵萝蕤（从燕京大学“院系调整”合并到北大的）——这是助教打教授，是学生打先生。

此外，刘意青还打过别的一些人，参加过1968年4月26日“校文革”组织的武装攻夺36楼学生宿舍的“战斗”。这些，充分表现了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骚动。后来，郑培蒂虽然“摘帽”，但刘意青依然不放过她，告密说郑培蒂看禁书《红字》（The Scarlet Letter)。郑培蒂没有看过此书，无法承认。那时，《红字》被刘意青用作诬告郑培蒂的不实之词，刘意青以此捞取政治资本，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

等到郑培蒂真正读到这本书，才知道只不过是说一个女人与人通奸的故事。倒是近来，刘意青的评析文章《如何看待人生的善与恶——对梅尔维尔和霍桑的比较探讨》，载于《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综合版》2020年第3期第1～8页，多次提到霍桑的《红字》，称许为“知名度高”。

霍桑的《红字》变成为刘意青“学术研究”的资本。文革后，李赋宁1979年1月复任为西语系主任。刘意青连续出国深造，志满意得，在《国外文学（季刊）》2004年第3期（总第95期）发表《治学、修身的典范——纪念一代外语宗师李赋宁先生》，也许这算得她“人文良知”的发现吧。

刘意青，生于1941年，父亲刘世沐是北京外语学院英语教授。刘意青1959年入学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跟李肇星同班；1964年毕业留校。刘意青曾任北京大学英语系副主任，退休前担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新疆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北大对口支援）。现任外国文学学会理事，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燕京研究院研究员，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延安大学和西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由文革时期喧嚣、骚动的“捕头”、打手，到知名教授、博士生导师，她完成了一个华丽转身。刘意青的评介文章《如何看待人生的善与恶——对梅尔维尔和霍桑的比较探讨》说到：

“……霍桑认为，每个人的内心都要经历从天真出发穿过黑洞的一个途程，黑洞象征邪恶。那些成功走出黑洞的人是胜利者，他们战胜了邪恶；而有些人永远都走不出黑洞，就成为了失败者。”

北大文革是个邪恶的黑洞，刘意青在黑洞时期没少作恶，也没少邪恶，现在她穿过黑洞了吗？北大文革中，大大小小事件她表现孰善孰恶，她如今又怎么寻思呢？

本文标题用到“喧嚣与骚动”，只缘刘意青有批判美国资本主义文化的《喧嚣与骚动——略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小说》，刊载于《国外文学》1994年第2期第83页。

【附录】

郑培蒂《往事未必如烟》（截录）：“暴徒”

原载于郑培蒂着《花开花落》，港龙出版社，2007年一版一印，第54～56页。

《星岛日报》美西版自2006年4月16日起，连续刊载文章以纪念中国文革40周年，强调：“本报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从解密的历史资料中，钩沉索引，将10年的黑暗，公之于天日之下，读者之前。”

我周围的许多华人朋友对文革并不清楚，他们或者太年轻，或者太早离开中国，对那疯狂的十年，没有切肤的疼痛。文革是1966年6月开始的，北京大学可以说是“发源地”，我还是个梳着两条辫子的年轻助教，就被狂飙卷进了可怕的深渊。我的罪行是因为当学生时在宿舍里说过：表舅黄敬在30年代跟江青同居过并介绍她入党。表舅原名俞启威，是我母亲的表哥，解放后曾担任轻工业部部长、天津市市长。黄敬跟江青（原名李云鹤）同居的往事，我是从小便听母亲说过的，是家里的事。

因为我参加了“新北大公社”的对立派“井冈山”，而“新北大公社”是受江青支持的当权派，为了摧垮“井冈山”而“挖山不止”，翻出陈年的旧账，包括我早年说过的事情，“上纲上线”，非要我承认是在造谣，“矛头直指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

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从家里被抓走，“隔离审查”，多次挨批判、挨打、强迫劳动。胸前挂着牌子，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名字上还打了叉。6月18号是北大的“斗鬼节”，我和其他“牛鬼蛇神”在手持棍棒的两行人中间走过，棍棒像雨点一样落在我们头上、背上。不久，我就进了“劳改大院”（又称“黑帮大院”），剪去了头发，失去了自由。

我说我没有造谣，是母亲告诉我的。北大就派人到我母亲所在的外贸部，把她也“揪”了出来，说她是“谣言制造者”，五十多岁的人了，被迫打扫大楼的全部厕所，下放劳动，受尽侮辱。

弟弟本来在农科院工作，到北大看大字报，被“新北大公社”的人认出来，打得皮开肉绽，要他承认他不仅反江青，还反林彪，仅仅因为他是我弟弟！

我父亲是北京市政工程局总工程师，嘴比较紧，从不跟外人谈家事，红卫兵们抓不到把柄，便认为他解放前为国民党政府服务，是“历史反革命”，被关在北京郊区，每天推煤、劈柴，不许回家„„

我们家总算盼到文革结束，总算又都回到北京。但是文革中有多少冤假错、多少屈死的冤魂！感谢《星岛日报》每天切入一个主题，打开一扇窗口，让我们不忘往事，痛定思痛，希望那种“赤色恐怖”的疯狂岁月，永远不要再回来！

啼血红尘作为文革的亲身经历者，我非常关注《星岛日报》特别策划的专版，尤其同意它总结的“文革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文革是亡国书，文革是行刑队，文革是绞肉机”！

以前只有“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说法，现在居然可以这样总结文革，痛快！文革，是让中国人心中流血的历史。

在湾区定居后，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其中一对姓L的夫妇，老实善良，他们有个可爱的女儿。有一天，L先生说女婿写了一篇英文论文，请我润色一下。我答应了，让他用“电邮”传过来。那女婿姓Bao，我以为“包”或“鲍”，没太留意，改了一些句法、语法，看到最后，论文作者介绍自己和家庭，说他父母都是北大毕业的，父亲是学西班牙语的，母亲是学化学的。

西班牙语？姓Bao？“暴徒”？我愣住了，连忙打电话问L太太。

她说女婿的确姓“暴”。我立刻断定这是那个外号“暴徒”的儿子，我说我认识他爸爸。L太太解释说，这孩子跟他爸不亲，跟他妈亲，他妈姓周。我翻出珍藏多年的学生成绩单，立刻找到那个姓周的学生的名字，一个秀气的江南女孩的面容浮现出来，她怎么会嫁给“暴徒”？

啊，对了，他们同属于“新北大公社”那一派的。北京大学西语系，是“西方语言文学系”的简称。我们上学时，西语系有三个专业，分别为英语、德语、法语。至于西班牙语专业，文革前才设立。系里调了几名优秀的法语青年教师去进修西班牙语，他们就成了系里第一批西班牙语教师。其中一位是蒙复地，他是个快乐热情的汉子，认真负责的老师。文革伊始，北大分成两派，互相贴大字报，揭发历史、隐私。有人揭发蒙复地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立刻把他揪了出来。

二年级有个学生姓暴，膀大腰圆，一脸的“壮疙瘩”，是“新北大公社”的“铁杆”。他家里是北京小业主，出身不算好，于是他特别积极，混进了红卫兵，在斗争会上声嘶力竭，手里拿着一根解放军用的宽皮带，往蒙老师身上抽打，非要他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是反革命。因为毛泽东当时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又一次你死我活的斗争。”

中国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都坚持“士可杀，不可辱”的原则，堂堂一位老师竟然被学生当众侮辱、挨打，蒙复地想不通，唯有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他在自家上吊自杀，留下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我至今记得他妻子那凄惨的哭声，她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啊！

蒙老师含冤而死，而这个姓暴的学生被人们冠以“暴徒”的外号。在美国还认识“暴徒”的是住在西雅图的吴老师，他不仅是我的英语老师，还是我“牛棚难友”。我打电话问他：“吴老师，您记不记得西语系一个姓暴的红卫兵？”年近九十岁的吴老师在电话那头激动地说：“暴徒？他烧成灰我也认得！”

定居加拿大的孙宗鲁（北大校医院大夫）曾告诉吴老师：这个“暴徒”如今也在加拿大定居，靠他那点西班牙文，专门贩卖非洲一些小国的护照给中国人，一万美元一本护照，发了大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