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眸看人，铁口论事，道眼烛史---东海客厅论历史

余东海

【孔子】孔子不会没有知人之明，不会不知道，当时列国君主不能用其道，不值得寄望。但他仍然周游列国，遍干诸侯。我想，原因不外乎二。其一，孔子不把人看死，只要存在一丝一毫希望，就愿作出千倍万倍努力。其二，这种努力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践履，外有利于更好地传道，内有助于圣功的圆成。

【孔子】有没有道，在己在内；道能不能得到尊重，在时与势。时势又有赖于世人的支持，尤其是有财有势、位高金多者的支持。孔子当年曾得季氏赐粟千钟，聘周问礼，又得孟氏僖子赐车，并令懿子、南官敬叔从师事仲尼。于是，及门请益者三千。孔子曰：“季孙之赐我粟千钟也，而交益亲。得季孙千钟之粟以施与众，而交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孔子欲见老聃而西观周，敬叔言于鲁君，给孔子车马，问礼于老子。孔子历观郊庙，自周而还。弟子四方来习也。故道虽贵，必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贶财，则丘之道，殆将废矣。”（《孔子家语》）遗憾的是，孔子虽然得到时贤一定程度的支持，却未能得君，故无缘行道。

【误会】误会总是难免的，孔子也难免。不仅难免后人误会，甚至难免弟子误会，包括思想误会和道德误会。“丧欲速贫，死欲速朽”云，是曾子误会孔子的思想；子见南子，子路不悦，是子路误会孔子的品德；陈蔡之困，弟子有愠心，是弟子们不解孔子的大道。知我者其天乎？孔子之叹，千古同概！

【伤麟】《论语》《左传》《公羊传》都有孔子伤麟的记载，但没有“予之于人，犹麟之于兽也”这句话。这句话见于《孔丛子•记问》：“子曰：天子布德，将致太平，则麟凤龟龙，先为之祥。今周宗将灭，天下无主，孰为来哉？遂泣曰：予之于人，犹麟之于兽也。麟出而死，吾道穷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 《论语谶》、《孔子家语•辨物》、《史记孔子世家》亦载。这句话将孔子生不逢时的忧伤和绝顶的道德自信表达得特别鲜明。

【伤麟】麟为兽类之最，圣为人类之最。《大戴礼记•易本命》：“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皇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倮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乐纬》有同样的说法：“鳞虫三百六十，龙为之长。羽虫三百六十，凤为之长。毛虫三百六十，麟为之长。介虫三百六十，龟为之长。倮虫三百六十，圣人为之长。”《大戴礼记•曾子天圆》：“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圣人知道自己是圣人。平时不自圣，但在危难时刻、生死关头或忧伤之极，是会情不自禁地自承自肯的。“予之于人，犹麟之于兽也。”这是孔子晚年深深忧伤时的圣德自承。麒麟出非其时，就像自己生不逢时。


【孔孟】决定道德水平的是言论和行为，而非气质和态度。后者仅供参考。孔子该温和时温和，该严厉时严厉，无可无不可。历代圣贤，有的侧重温和，有的比较严肃，很正常。即使同为圣人，态度因人而异。例如，孔子较温和，春风煦煦；孟子较严厉，泰山岩岩。孔孟态度不同，一因气质有异，二因时代环境有别。

【孔孟】行道需要一定的条件，概乎言之有三条件：一是一群仁智勇俱全的君子人，二是不太坏的政治环境，三是不太坏的社会环境，即一定程度的民德民智。第一个条件，孔子超好，孟子也有，但孔孟都不具备其它两个条件。各国君臣和民众普遍诈力化，政治社会环境恶化已深，支持不起王道的美好。

【孔孟】明明德者自有自知之明，圣贤自然知道自己是圣贤，只是一般不会自称自认，然亦不可一概而论。特殊情况下，圣贤亦当仁不让。孔子文不在兹乎，孟子舍我其谁也，都是明确的圣贤自认。孔子之言重在文化自信，孟子之言重在政治自信，同样体现了道德自信的雄厚和责任自肩的伟大。

【圣人】孔子不是不知道自己道大莫容，道不能行，但依然兢兢业业传道不止，栖栖遑遑推销不止。除了不把天下人心看死，更因为他深深知道，唯有自己的道，才是人类最正确、最伟大、最光荣的道路，代表着中国的希望和人类的未来；唯有行自己的道，才能对水深火热的家国天下作出最根本的援救。道援无望，那就为天下后世完善和守住祂。守心如玉，守道如命，尽心尽力，以听天命。

【武王】有机会除恶而不除，有能力义杀而不杀，有力量革命而不革，在道德上都是有罪的。周武王率领八百诸侯讨伐殷纣王时说：“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尚书•泰誓》）意谓纣王罪恶大到无复加的地步，上天命我诛讨之。我如果不顺从天命，我的罪恶与相同。此言或有所夸张，但有能力革命而不革，面对暴君无所作为，有罪是肯定的。

【文子】《文子》又称《通玄真经》，被道家奉为四部圣典之一。北魏李暹作《文子注》，传曰：“姓辛，葵丘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宋濂《诸子辨》称其为《道德经》的义疏。在吾看来，《文子》思想儒道混杂，是相当儒化的道家，堪称道门杂家。文子夸赞黄帝曰：
“老子曰：昔黄帝之治天下，调日月之行，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别男女，明上下，使强不掩弱，众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岁时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调而无尤，法令明而不暗，辅佐公而不阿，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市不预贾，故于此时，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谷丰昌，凤凰翔于庭，麒麟游于郊。”大意是，当年黄帝治理天下，调和日月运行行，理顺阴阳之气，顺应四季变化，修正乐律和历法，确定男女秩序和君臣上下，使强者不欺负弱者，多数不压迫少数，民众寿命得保自然而不夭折，年年粮食收成好而无凶年，百官公正无私，君臣融洽无间，法令清明无遮蔽，辅佐大臣公正不阿，耕者互相谦让，路不拾遗，商贾诚实守信。所以在那时，日月星辰运行正常，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凤凰飞翔于庭院，麒麟游戏于郊野。这些都是王道政治的特征，非老子思想所能及也。

【鸿烈】《淮南子》又名《鸿烈》、《淮南鸿烈》，其中《人间训》说：“夫徐偃王为义而灭，燕子哙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为墨而残。灭亡削残，乱之所致也，而四君独以仁义儒墨而亡者，遭时之务异也。非仁义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则为之擒矣。”《淮南子人间训》虽然没有完全否认儒家和仁义的作用，但否定其普适性，认为儒家和仁义作用有限，在某些时代不适用。大谬不然。徐偃王燕王哙灭亡、鲁哀公削弱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为义行仁好儒，而是他们不能真正实行仁义和重用儒家。康有为说：“战国人多以鲁好儒而削，为儒罪。其实哀公未尝听用孔子也。”以为鲁以好儒而削，暴露了战国人的愚蠢。《淮南子》是道门杂家，亦不知儒家之真相和仁义之正义。

【吕相】吕不韦被免相后，回封地养老。一年后，秦王恐其为变，勒令他全家迁往巴蜀。吕不韦惧怕嬴政诛杀，饮鸩而死。吕不韦编撰的《吕氏春秋》，是儒门杂家之书。论文化功勋，本不应如此下场。但他把一个旷古暴君扶助起来，罪孽大矣。因暴君之逼而死，不冤也。假如吕不韦能够将嬴政和秦国导到《吕氏春秋》的道路上来，扶助嬴政又何妨，不仅可以不死，吕不韦与嬴政和秦国都将后福无穷。遗憾其德智远不足以导良嬴政和秦国。其人居子楚为奇货，致高位至秦相乃至嬴政仲父，颇有奇智，然而欠大。罢相就国河南，“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仅此一事，足见其智有限，昧于嬴政心态，缺乏知人之明和保身之哲。

【王莽】以力服人，难免后患；以诈服人，更加后患深重。王莽就是以诈服人的典型。尤侗言：“莽之蛊惑人心者，先以虚名欺之，后以小惠诱之也。及其败也，众共诛之，提击其首，切食其肉，即此称功颂德之百姓耳。一匈奴单于也，改为降奴服于，又改为恭奴善于。彼贪其金帛，亦曲听之，然寇盗如故。以力服人，犹且不可，况以诈乎？”（《看鉴偶评》）

【梁武】古来知儒而不能归儒，或者归儒而不能真正者很多，要因有三：一是思想不明，二是智慧不足，三是德行有大问题，自审无以为君子矣。梁武帝就是典型。梁武帝儒生出身，但晚年出儒入佛，耽溺佛教，盖生平有大恶焉。对此，王夫之先生在《读通鉴论》中有精到的分析。他说：“武帝之始，崇学校，定雅乐，斥封禅，修五礼，六经之教，蔚然兴焉，虽疵而未醇，华而未实，固束汉以下未有之盛也。天监十六年，乃罢宗庙牲牢，荐以疏果，沈溺于浮屠氏之教，以迄于亡而不悟。盖其时帝已将老矣，畴昔之所希冀而图谋者皆已遂矣，更无余愿，而但思以自处。帝固起自儒生，与闻名义，非曹孟德、司马仲达之以雄豪自命者也；尤非刘裕、萧道成之发迹兵闲，茫然于名教者也。既尝求之于圣人之教，而思有以异于彼。乃圣人之教，非不奖人以悔过自新之路；而于乱臣贼子，则虽有丰功伟绩，终不能盖其大恶，登进于君子之途。帝于是彷徨疚媿，知古今无可自容之余地，而心滋戚矣。浮屠民以空为道者也，有心亡罪灭之说焉，有事事无碍之教焉。五无间者，其所谓大恶也，而或归诸宿业之相报，或许其懺悔之皆除。但与皈依，则覆载不容之大逆，一念而随皆消陨。帝于是欣然而得其愿，曰唯浮屠之许我以善而我可善于其中也，断内而已，绝肉而已，捐金粟以营塔庙而已，夫我皆优为之。越三界，出九地，翛然于善恶之外，弑君篡国，沤起幻灭，而何伤哉？则终身沈迷而不反，夫谁使之反邪？不然，佞佛者皆愚惑失志之人，而帝罔非其伦也。”（《读通鉴论-梁武帝》）

【四人】汉朝以后，出身儒家的开国皇帝只有四个：刘秀、刘备、萧衍、王莽。刘备杂入法家，萧衍后皈佛教，王莽伪君子。唯刘秀始终坚持儒家立场而真正。东汉在秦汉之后所有王朝中品质最高，良有以也。盖开国皇帝对历代王朝的政治品质具有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不过，即使优秀如刘秀，离醇儒君子儒仍有距离，仅深信谶纬之学这一点，就不够君子了。

【三人】关于刘秀、刘备、萧衍三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有精彩的评论。他说：“起于学士大夫、习经术、终陟大位者三：光武也，昭烈也，梁武帝也。故其设施与英雄之起于艸泽者有异，而光武远矣。昭烈习于儒而淫于申韩，历事变而权术荡其心，武侯年少而急于勋业，是以刑名乱之。梁武篡，而反念所学，名义无以自容，不获已，而闻浮屠之法有心亡罪灭之旨，可以自覆，故托以自饰其恶，愚矣。然而士大夫释服入见者，面无毁容，则终身不录，终不忍使大伦绝灭于天下，人道犹藉以仅存，固愈于萧道成之唯利是尚也。光武则可谓勿忘其能矣。天下未定，战争方亟，汲汲然式古典，修礼乐，宽以居，仁以行，而缘饰学问以充其美，见龙之德，在飞不舍，三代以下称盛治，莫有过焉。故曰：光武远矣。呜呼！古无不学之天子，后世乃有不学之相臣。以不学之相臣辅艸泽之天子，治之不古，自高帝始，非但秦也。秦以亡而汉以兴，亡者为后戒，而兴者且为后法，人纪之存，不亦难乎！”（《读通鉴论•卷六•光武》）

【隋文】杨坚以禅让的名义窃周之国，将周国皇族宇文氏屠杀殆尽。赵翼《廿二史札记》中说:“窃人之国，而戕其子孙至无遗类,此其残忍惨毒,岂复稍有人心。”然而它自己被儿子所弑，隋朝又为宇文氏所灭，可谓报应不爽。《冷庐杂识》之《周隋》说：“隋迁周鼎，尽灭宇文氏之后。迨炀帝夺嫡，宇文述实主其谋，后即为述子化及、智及所弑。报复之道昭昭矣。”

【唐肃】李亨于国于君不忠，于父不孝，特不靠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出卖人民。《资治通鉴》记载：“上（指唐肃宗）欲速得京师，与回纥约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云。其二、后宫不治。既信用宦官李辅国、程元振等操纵军政大权，又宠信纵容张皇后干政。其三、佞佛迎骨。为了平定战乱而求助于佛法，回到长安后，把退敌之功大半归于佛祖庇佑。迎请法门寺佛骨舍利入皇宫内供养。

【杜甫】《新唐書》列传中对杜甫的评判如是：“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橈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杜甫差点因为“曠放不自檢”和“性褊躁傲誕”而被严武所杀：“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郑瑱z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入其家。甫見之，或不時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新唐書》列傳第一百二十六）此事旧史不载，不知是否属实。

【张巡】张巡守睢阳，食尽而食人，杀妾飨三军，于唐朝有大功，忠烈也；于人道是大恶，罪人也。从历史的高度看，罪大于功，功不抵罪，不可为训。儒家尽人事听天命，先须明辨何为人事，何为天命。那张巡守城之事来说，食尽的时候，人事就尽了。此后如何，就当委之天命。食人杀妾，就是僭天，就是“逆天地者罪及五世”的绝顶大罪。关于张巡，历代儒家往往褒之过度，唯王夫之先生的评论最为公允，特录此共赏。王夫之先生说：“张巡捐生殉国，血战以保障江、淮，其忠烈功绩，固出颜杲卿、李澄之上，尤非张介然之流所可企望，贼平，廷议褒录，议者以食人而欲诎之，国家崇节报功，自有恒典，诎之者非也，议者为已苛矣。虽然，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李翰为之辩曰：“损数百人以全天下。”损者，不恤其死则可矣，使之致死则可矣，杀之、脔之、龁而吞之，岂损之谓乎？夫人之不忍食人也，不待求之理而始知其不可也，固闻言而心悸，遥想而神惊矣。于此而忍焉，则必非人而后可。巡抑幸而城陷身死，与所食者而俱亡耳；如使食人之后，救且至，城且全，论功行赏，尊位重禄不得而辞，紫衣金佩，赫奕显荣，于斯时也，念齧筋噬骨之惨，又将何地以自容哉？守孤城，绝外救，粮尽而馁，君子于此，唯一死而志事毕矣。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所自致者，至于死而蔑以加矣。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汉末饿贼起而祸始萌，隋末朱粲起而祸乃烈；然事出盗贼，有人心者皆恶之而不忍效。忠臣烈士亦驯习以为故常，则后世之贪功幸赏者且以为师，而恶流万世，哀哉！若张巡者，唐室之所可褒，而君子之所不忍言也。李翰逞游辞以导狂澜，吾滋惧矣。”（《读通鉴论卷二十三肃宗》）

【洪武】有文章题曰《“民族英雄”朱元璋：不打元兵专打友军》，说朱：“从他率领郭子兴的部众开始，到他于1368年登上帝位之前，这10余年间他的进军方向始终是向东打张士诚，向西打陈友谅，向南打方国珍，从来没有向北进军去打过元兵。”东海曰：这恰是正义的表现。当时一些所谓的反元义军，比元军更加不仁不义，不仅是元朝之反贼，也是民族之乱贼。被朱逐一剿灭，罪有应得。

【洪武】或以朱洪武代表中华文明的高度，显然是不对的，朱洪武远远不够格也。中华文明有大同小康之别，小康又有封建制郡县制之别。我以为，尧舜可以代表古典大同文明的高度，周公可以代表封建文明的高度，光武帝、唐太宗、宋仁宗可以代表郡县文明的高度。未来的小康和大同文明，有待于今人和后人。

【盆成括】《孟子》记载，盆成括在齐国做官，孟子说：“盆成括要丧命了!”盆成括被杀，学生问道：“老师怎么会知道他将被杀?”孟子的回答是：“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未闻君子之大道没事，小有才没事，甚至恃才妄作未必出事，但这种人进入官场，就容易出事，而且一出就是大事，大祸。这种情况在昔已然，于今为烈。马邦的政治环境特别险恶故。

【杀降】为政之道，为军之道，都要仁义为本。关于将军，古有“杀降者不祥”、“为将三世者必败”二语流传。杀降不祥之说，至少三国末西晋处就有。“为将三世者必败”出自于《史记•王翦列传》。当时陈胜反秦，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围赵王及张耳巨鹿城。“或曰：王离,秦之名将也。今将秦之兵，攻新造之赵，举之必矣。客曰：不然。夫为将三世者必败。必败者何也？必其所杀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离已三世将矣。”兹补充一句：草菅人命者不祥。包括草菅将士之命和平民之民。草菅人命者无后，无好下场。

【弑君】日前眼伤复发，不宜多上网看手机，乃卧听《三国演义》。听到第114回之《曹髦驱车死南阙》，既为死于非命的曹髦惋惜，亦为弑君者成济不值。古来帮凶往往有厄运和恶报，但成济的报应来得也太快太大一点了，刚刚弑君，即三族尽灭，堪称即时报。曹髦是魏文帝曹丕之孙。大将军司马师废除齐王曹芳后，立其为帝，为曹魏第四位皇帝。曹髦擅长诗文，崇拜少康，爱好儒学，因不满司马氏专权秉政，羽翼未丰就逞血气之勇，率近卫向司马昭发难。在司马昭心腹贾充指示下，为太子舍人成济所弑，年仅十九岁。事后成济被司马昭灭三族。书中写到：“少顷，魏主曹髦出内，令护卫焦伯，聚集殿中宿卫苍头官僮三百余人，鼓噪而出。髦仗剑升辇，叱左右径出南阙。王经伏于辇前，大哭而谏曰：“今陛下领教百人伐昭，是驱羊而入虎口耳，空死无益。臣非借命，实见事不可行也！”髦曰：“吾军已行，卿无阻当。”遂望云龙门而来。只见贾充戎服乘马，左有成　，右有成济，引数千铁甲禁兵，呐喊杀来。髦仗剑大喝曰：“吾乃天子也！汝等突入宫庭，欲弑君耶？”禁兵见了曹髦，皆不敢动。贾充呼成济曰：“司马公养你何用？正为今日之事也！”济乃绰戟在手，回顾充曰：“当杀耶？当缚耶？”充曰：“司马公有令；只要死的。”成济拈戟直奔辇前。髦大喝曰：“匹夫敢无礼乎！”言未讫，被成济一戟刺中前胸，撞出辇来；再一戟，刃从背上透出，死于辇傍。焦伯挺枪来迎，被成济一戟刺死。众皆逃走。王经随后赶来，大骂贾充曰：“逆贼安敢弑君耶！”充大怒，叱左右缚定，报知司马昭。昭入内，见髦已死，乃佯作大惊之状，以头撞辇而哭，令人报知各大臣。时太傅司马孚入内，见髦尸，首枕其股而哭曰：“弑陛下者，臣之罪也！”遂将髦尸用棺椁盛贮，停于偏殿之西。昭入殿中，召群臣会议。群臣皆至，独有尚书仆射陈泰不至。昭令泰之舅尚书荀彧召之。泰大哭曰：“论者以泰比舅，今舅实不如泰也。”乃披麻带孝而入，哭拜于灵前。昭亦佯哭而问曰：“今日之事，何法处之？”泰曰：“独斩贾充，少可以谢天下耳。”昭沉吟良久，又问曰：“再思其次？”泰曰：“惟有进于此者，不知其次。”昭曰：“成济大逆不道，可剐之，灭其三族。”济大骂昭曰：“非我之罪，是贾充传汝之命！”昭令先割其舌。济至死叫屈不绝。弟成　亦斩于市，尽灭三族。”（《三国演义》第一百一四回）

【后主】《三国演义》第一百一十九回《假投降巧计成虚话，再受禅依样画葫芦》中写道，后主投降后，司马昭设宴招待之：“先以魏乐舞戏于前，蜀官感伤，独后主有喜色。昭令蜀人扮蜀乐于前，蜀官尽皆堕泪，后主嬉笑自若。酒至半酣，昭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至于此！虽使诸葛孔明在，亦不能辅之久全，何况姜维乎？”乃问后主曰：“颇思蜀否？”后主曰：“此间乐，不思蜀也。”须臾，后主起身更衣，郤正跟至厢下曰：“陛下如何答应不思蜀也？徜彼再问，可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蜀地，乃心西悲，无日不思。晋公必放陛下归蜀矣。”后主牢记入席。酒将微醉，昭又问曰：“颇思蜀否？”后主如郤正之言以对，欲哭无泪，遂闭其目。昭曰：“何乃似郤正语耶？”后主开目惊视曰：“诚如尊命。”昭及左右皆笑之。昭因此深喜后主诚实，并不疑虑。后人有诗叹曰：“追欢作乐笑颜开，不念危亡半点哀。快乐异乡忘故国，方知后主是庸才。”世人都因此讥笑后主全无心肝，不知亡国之耻。后主不能治国保国，确是庸才。但不乏保身之聪明。他在司马昭面前的无情和诚实的表现，有违常情，但合乎保身的需要。司马昭和后人都被后主瞒过了。

【董卓】在《三国演义》中，董卓有一句臭名昭著的名言：“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话说董卓欲迁都长安，司徒杨彪提出了不同意见，董卓怒问：“汝阻国家大计耶？”黄琬、荀爽等人又谏，荀爽直言迁都会引起百姓骚乱，董卓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罢杨彪、黄琬、荀爽为庶民。遂下令迁都。李儒曰：“今钱粮缺少，洛阳富户极多，可籍没入官。但是袁绍等门下，杀其宗党而抄其家赀，必得巨万。”卓即差铁骑五千、遍行捉拿洛阳富户，共数千家，插旗头上大书“反臣逆党”，尽斩于城外，取其金赀。”其实，天下就是小民。真为天下计，必然珍惜每一个民。孟子说：“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才是为天下计。非董卓之流所能知也，非两极主义所能知也。

【商鞅】商鞅不仅非儒家，而且特别坏，思想道德为人为政无不坏透，那是彻里彻外彻骨的坏，与儒家背道而驰。商鞅的坏，是大灾星的坏，害惨秦国和天下无数人民，害自己被车裂，害全族被诛灭。像商鞅之类天资刻薄人，无权无位一生贫贱，是家国天下之幸，也是它们自己之福。

【李斯】有文章题曰：《李斯之死：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为何玩不过宦官赵高？》标题就是狗眼看豺狼。李斯邪徒，赵高奸宦，都是极端利益主义小人和灭绝人性的法家贱种。两人既勾搭成奸，又内斗不断，最后都以灭族而终，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北宋】伊川先生言：“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盖睿主开基，规模自别。”百年无内乱，无宫廷内乱，也无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体现了北宋文化、政治、教育、经济等多方面综合性的治理能力。关于北宋财政能力如何保障社会治理，《黄纯艳：北宋何以“百年无内乱”》一文指出：“北宋支持社会治理目标实现的财政机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以赋役制度发挥保障财政供给和调节贫富、维持稳定的双重作用，二是建立了较前代更为周密的灾伤赈济的财政应对机制，三是社会保障系统及其财政支持较前代更为完备。”

【听狱】听狱求生是中国司法传统。孔子说：“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注意，听狱求生，不是纵容罪恶，死罪不杀，而是以生道杀人，争取治狱无冤，不冤枉人，没有冤假错案。（《汉书•刑法志》）西汉循吏于定国之父于公“决狱平。罗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恨。……其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

【民有】云天厅友言：“帝制时代，土地是劳动人民最主要的财产。宋代，官田占18%，民田占82%。说明中国政府的及其精简，政府将大部分土地分给了平民。这说明中国帝制社会是一个财产均衡的社会。”此言是也。这就是以民为本和藏富于民。对此自由政治也能做到，唯儒家王朝做得最好，非两极主义所能，非马帮所能。马帮连藏富于国都做不到，只能藏富于官。民匮国穷，唯恶性利益集团独富。

【少族】历史上入主中国的少族共有六个：其一戎狄，建立暴秦；其二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王朝；其三契丹，建立辽国；其四女真，建立金朝；其五蒙古，建立元朝；其六满族，建立清朝。除了匆匆而灭的暴秦，其它入主中国的夷狄，都有相当程度的汉化即儒化，都是以儒立国和治国者。

【儒国】只要以儒立国和治国，必然道统高于政统，必是德治礼制。历代职官制度、科举制度都属于礼制范畴，与法家无关。中国除了古代暴秦和当代红朝，皆非法制。暴秦的法制从秦法家开出来，红朝的法制从马主义开出来。当然，中国亦从无法治。礼制包含刑法，德治颇有法治精神，但礼制德治不是法治。法治只能与民主宪政一起从自由主义政治学开出来。

【遗民】所有儒家王朝都有遗民，即改朝换代后仍然留恋前朝的人，即使因为礼崩乐坏、政治暴虐被灭，仍有遗民。唯极权主义没有遗民，暴秦没有，苏联更没有，古今极权主义都没有。苏联灭亡后，很多苏共党员抱愧终身，抱耻终身。

【三柱】儒家政治有三个支柱：意识形态为道统，制度形态为礼制，第一学科为儒学。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儒家王朝有三个特征：一生命顽强，虽然衰败，容易中兴，甚至屡败屡兴；二寿命较长，几百年常见；三死而不亡，王朝不在，王族子孙不绝或势力绵延，且有不少遗民怀念之。这三点，极权主义政权正好相反，生命脆弱，极易暴死；寿命短暂，昙花一现，一般十几年、几十年而已。而且一死永灭，永无后续。夷狄无百年之运已是历史定律，极权暴政逾七十年者，至今未见。

【儒法】此概念流行很多年了，不知出自何人。此观点认为，从汉到清往往都是儒法结合、儒法互济，表面上推崇儒家，实际操作上依赖法家。如果法家指秦法家，这个说法不成立，儒法不两立故。两家的道德观、人性观、人生观、政治观、历史观皆相反相悖，矛盾不可调和。论政治思想，儒家民本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法家君本位，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论制度模式，儒家礼制，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法家法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无论理论实践，外儒内法都不具有可行性。这是个伪概念或违规概念无疑。汉唐宋元明清，表里皆儒，即使某些皇帝个人爱好法家，影响也很有限，无法深入制度法律，更无法改变道统学统。

【民国】多篇文章提到这么一件事：“民国时期某中学的一次历史考卷中有这么一道题目：说出你最崇拜的历史人物。在三百多份答案中，有不少学生答武训是他（她）最崇拜的人。如果我们用同样的考题去问中学生，恐怕在三千考生里找不出一位认为武训是最值得崇拜的人。”文章都是从赞肯民国的角度出发的。其实，这个答案足以暴露民国之学绝道丧之不堪。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崇拜的历史人物毫无疑问是孔子。武训固然值得尊重，但在值得崇拜的历史人物中，排名不当在百名之内。

【清朝】有厅友言：“别说蒙元，就说满清。祭祀的也是长生天，信的是萨满教”云，此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满洲故俗向奉萨满教，及入关后，上自宫禁，下至旗民世仆，仍行之。然而清朝以儒立国治国，一切祭祀大典，无不依礼而行。可以说，清朝最高信仰和基本信仰是儒家。在信儒的基础上，清朝12位帝王各有各的宗教信仰，3位侧重萨满教，8位侧重佛教，一位侧重道教。

【清朝】清朝万恶，善在尊儒。这一点善对其罪恶具有重大化解作用。这正说明了儒家至高无上的文化政治作用。清朝是历代儒家王朝之最差，但仍然属于儒家王朝，属于中华偏统。完全否定清朝是汉族主义的通病和恶习，实质上是否定了儒家的作用。注意，清朝尊儒是以儒立国和治国，有其相当的真诚性。

【清朝】清朝的败亡并非儒家的失败。恰恰相反，是清朝晚期越来越偏离、最后背离儒家所致。慈禧之牝鸡司晨和杀害儒臣，更是自绝于儒家，自绝于天道和天下。如果清朝有明君贤臣，能够及时地、真诚地实行君主立宪制，成功实现制度转型，后来的一切人道灾难包括日寇之灾、苏俄之难都可以避免。

【清朝】清朝尊儒的真诚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方面，以儒家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二是制度方面，实行礼制、科举制和古典私有制。但其严重的满族主义和君本主义倾向，始终未能消除。虽然儒化，化得不够；虽然中华，终非正统。中华偏统之定位，不偏不倚，最为正确。

【清朝】有厅友言：“非华夏异类奴役华夏，乾坤倒置，这是天地之间最大的不义！君主立宪若成功了，满洲异类的奴役制度化永久化，我华夏岂不是千秋万代置于异类统治下？”此言有违儒理。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异族儒家化，便是华夏；汉族异端化，便成异类。如果背儒而驰，更成恶性异端。恶性异端奴役华夏，才是天地间最大的不义！

【清朝】传慈禧遗言曰：“都说我固执、老糊涂，阻挠君主立宪制改革；你们都知道改革对国家好，我会不知道改革对国家好？可一旦改革，我们满族包括在座诸位的好日子就到头了，这样的改革对我们又有啥用？”此话未必有，这种想法则颇符慈禧心态，其实是头发长见识短。其实，改革不仅对国家好，也对清朝好。改革了，虽会丧失多数特权，但清朝其命维新，满族依然享有贵族的尊荣。丧失特权总比灭亡好。

【清朝】清朝灭亡之前，犯了两次自绝于儒的大罪。初次自绝是杀害戊戌六君子，最后自绝是利用与义和团十一国宣战，战前杀主和派，战后杀主战派。这些主和主战的大臣大多是儒家，而义和团则是与儒家背道而驰的民粹主义、神本主义邪教集团。自绝于儒就是自绝于天命，自绝于天下，自绝于中华，彻底沦为一家一姓小朝廷，其亡也宜。

【华夷】传统儒家王朝，即使是中华正统，也有很多问题。何况元清偏统，更是问题重重毛病多多，可以轻而易举挑出一大堆来。加上汉族革命的成功和民粹情绪的作祟，对两朝评价大失公允。尤其是对清朝，百年来误会特别深重。但是，清朝毕竟以儒立国治国，有其相当的中华性。临危的时候，允可改良，允可实行君主立宪制，最后允可逊位，都是拜儒家所赐。故儒眼看清，不应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而应恶而知其美，对于该圈该点的地方，理直气壮地圈之点之。

【史学】唐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才学识三长之说，即历史学家和修史者应具备一定的史才、史学、史识。我认为史识的核心是仁本主义历史观。只有牢牢树立唯仁史观，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判断历史。唯有仁者才能具备唯仁史观，这又关乎史德。清史学家章学诚在刘知几三长之外，加上史德，大有必要。

【儒政】在历史上，与其它政权和西方横向比较，儒家政治的文明度宽容度都有最高性，对于庶民的言论信仰，对各种异端外道和儒门官场异议，都颇能宽容。在儒家社会，佛道两家和各种非儒家思想学说的言论信仰自由度颇高，否则也没有佛道诸家世世代代的兴旺了。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家天下制度的局限，汉唐宋亦难免发生文字狱，但数量很有限。注意，精英言论非礼，受到警告、贬职、削职为民等等惩罚，那是对精英群体的礼制要求，与文字狱性质不同，不可一概而论。以德选官，以礼约官，礼所当然。儒家王朝中，文字狱主要集中于清朝。清朝是偏统，又是所有偏统王朝中最差的，文字狱特别多发而严重。

【起义】“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发展”和土地兼并导致农民起义，历史教科书上这两个观点都是错误的。首先，农民造反对于社会普遍具有重大破坏性而缺乏建设性；其次，导致农民造反的并非土地兼并的严重，而是官民矛盾的激化。《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农民起义，但地主不背这个锅》一文指出：“并不是土地兼并造成农民被迫失去土地而选择逃亡，而是沉重的税负导致农民无法耕种，导致农民弃地而逃。”“农民起义并不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而是农民与政府的矛盾。”

【史眼】逼真历史，正视历史，尊重历史，积极吸收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鉴，以更好地建设现在，创造为来。这是儒家儒家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自由政治这方面亦有足多者焉。而两极主义特别不堪，肆无忌惮地掩盖、伪造、玩弄历史，极端历史虚无主义，是它们的共同特色。
2022-7-7余东海集于青秀山下独乐斋首发于中国文化基金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