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

上文提到汉成帝、汉哀帝之时刘向、刘歆父子曾先后奉敕整理皇家藏书，刘歆将整理结果总结为《七略》。据《七略》所述，至汉末之时今、古文《尚书》在版本上皆出现了一些变化。大、小夏侯两家的今文《尚书》仍作二十九篇，没有变动。欧阳家的今文《尚书》却把《盘庚》篇拆为上、中、下三篇，内容虽未变动，目录却列为三十一篇。古文《尚书》则不仅同欧阳家的今文《尚书》一样，拆《盘庚》为三篇，还把《泰誓》篇也一拆为三，更把《顾命》篇的后半部分成另一篇，名曰《康王之诰》。不仅止此，古文“逸书”中的《九共》篇也一拆为九。于是原本四十五篇的古文《尚书》就成了五十八篇。不过，同今文《尚书》的情况一样，篇数虽有增加，内容却无变动。《史记．殷本纪》称帝小辛(盘庚之子)“乃作‘盘庚’三篇”。《史记．周本纪》有前后两“康诰”，前者为周公作，据说旨在教导卫康叔(周公之弟)如何为政；后者为周康王(周武王之孙、周成王之子)作，意在宣扬周文王、武王的 功业，编写的年代恰好继周成王所作之《顾命》篇之后。由此可见，今、古文《尚书》篇目上的变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其来有自，受《史记》的启发无疑。

刘歆偏好古文，建议汉哀帝把古文《尚书》、古文《左传》等都立于官学。汉哀帝令刘歆同五经博士讨论，五经博士都是今文家派，为把持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官位，自然皆持反对意见。刘歆因此写了一封致五经博士的公开信，指责五经博士为牟私利而学术态度不端正。这封公开信就是学术史上有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移”，就是“递交”、“传送”，各部门之间的公文往来皆称之为“移”。“让”，就是“谴责”的意思。五经博士属太常管辖，故通称之为“太常博士”。当时朝廷大臣大都今文家出身，读刘歆的这封信后忿忿然群起而攻之，刘歆招架不住，自请外放，置古文各经于官学之事遂告流产。

《移让太常博士书》不仅在当时的政界和学界引起一场风波，而且也授后世对古文家派持怀疑态度者以柄。这是因为刘歆在信中追述古文《尚书》历史时，不慎犯了个时间上的错误，把孔安国为博士时上书请立古文《尚书》、因巫蛊案起而遭搁置之事，说成在汉武帝“天汉以后”。考之以孔安国的生平，其为博士在元光年间(前134 - 前130年)，卒于天汉元年(前100年)以前。于是近人有据此而论断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发现古文《尚书》、孔安国献古文《尚书》之事，以及古文《尚书》本身，都是刘歆捏造的。此说绝不可能成立，这不仅是因为与孔安国同时的人如司马迁等，以及刘歆以前的汉代学者皆提到过这段“史实”，而且也因为与刘歆同时、攻击刘歆不遗余力的今文家派皆不曾怀疑这段“史实”，故称之为“史实”，断然无置疑的余地。

然则，刘歆何以会把时间搞错？曰：因汉武帝之时巫蛊案不止发生一次，而最大的一次发生在天汉年以后。更精确地说，发生在征和元年(前92年)至二年，上距天汉最后一年已有四年之久。所谓巫蛊案，指把木偶人埋在地下用以诅咒的迷信。卷入征和元年和二年的巫蛊案导致丞相下狱死、皇后自杀、御史大夫自杀、太子造反、败而后自杀、京城巷战，牵连死者数以千计，故汉人一提起巫蛊案，往往不期然同这一次巫蛊案发生联想。刘歆之误，当因此而致，如果有意作伪，当会检阅史书，查个一清二楚，而不会含糊和笼统地说一个“天汉以后”。元光五年(前130年)也发生过一次巫蛊案，虽不及征和的这一次轰动，也导致当时的皇后自杀，足以令汉武帝头疼，与孔安国献书因巫蛊案发而搁置之说正相吻合。故但凡不信古文《尚书》者，可以怀疑孔安国所献者为孔安国所伪托而非孔子故居之真本，也可以怀疑孔安国在把古文《尚书》改写成“隶古定”时无意失真或有意篡改，但怀疑古文《尚书》出自刘歆作伪，则是歪打而不正着。

不久，汉哀帝死，王莽掌握了汉朝的政权。今、古文家学派之争的局势于是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王莽也偏好古文，且与刘歆为布衣之交。故王莽掌权之后，不仅刘歆获重任，民间传授古文《尚书》的学者王璜和涂恽也得以成为朝廷命官，各古文经皆顺利立于官学。后来王莽当了皇帝，刘歆成了国师，古文家派更是盛极一时。于是，有些趋炎附势的今文家学者遂改而更学古文。趋炎附势者想必不为君子，然于促进今、古文两家的学术沟通则不为无功。因孔安国虽兼通今、古文两派，自孔安国以降今、古文两派学者皆仅守师说，致令两派如井水之于河水，各不相涉。究其实，无论今文《尚书》抑或古文《尚书》，毕竟都是《尚书》，相互沟通、截长补短，于《尚书》学有利而无弊。

§114

然而，古文《尚书》的好景不长。王莽的新朝不旋踵而亡，继起的东汉开国之君刘秀是今文《尚书》的信徒，他选择今文《尚书》家欧阳派系的学者桓荣为太子的师傅。太子即位为汉明帝，又特别尊宠老师，桓荣一家接连三代为五个皇帝的老师，授业于桓氏的弟子数以千计，得以贵为公卿者不胜枚举，桓氏一门之暖赫，古今无匹。东汉后期，桓氏弟子杨震又是一连几代为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杨震在生有“关西孔子”之号，可见当时名声之赫赫。如今杨震大概算不上名人，然以《三国演义》之故，知其四世孙杨修者众多。) 故终东汉之世，古文各经统统被排斥于官学之外。

不过，经过王莽和刘歆的提倡，古文《尚书》在学术界的地位在东汉却日渐增高，不仅流传渐广，而且开始有人为其撰写著作。据《后汉书．儒林传》，东汉初年古文《尚书》学者周防着《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然对古文《尚书》流传功劳最大者，却要数杜林、贾逵、马融、郑玄。杜林自幼从父受业，博览群书，尤其精通古文《尚书》。新朝末年，天下大乱，杜林逃难至陇西，在陇西偶然获得一卷漆写的古文《尚书》，如获至宝。东汉建立之后，杜林在京城洛阳朝廷里当了官，结识了朝廷中一位研究古文《左传》的学者郑兴，两人共同提奖古文家派的经学，使包括古文《尚书》在内的古文经学在学术界大为盛行。当时有另一位古文《尚书》学者卫宏以及卫宏早年的弟子徐巡，因佩服杜林的学问，都拜杜林为师。卫宏还曾研究过杜林所得漆书古文《尚书》上的古文文字，写成一本古文字学的专著《古文官书》。也许因此之故，后世有些人产生误解，以为经杜林传授的古文《尚书》只是那一卷漆书，或以为东汉盛行的古文《尚书》出自杜林而不再是孔安国传下来的古文《尚书》。这两说都是不能成立的。杜林早在获得漆书之前就是古文《尚书》专家，且漆书只有一卷，较当时流传的古文《尚书》更加残缺不全，杜林断无因获得一卷漆书就放弃以前所学之理。杜林也不具备一手遮天之势，可以用其所得的一卷漆书取代业已流传二百多年的、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此外，晚于杜林的东汉古文《尚书》学者一概认为其所学所传，为孔安国所献者，并无一人声称其所学所传者为杜林所得之漆书。不过，如此这般说，并不排除杜林等人曾用漆书对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作过校对订正的工作。换言之，经杜林传授的古文《尚书》也许可能同孔安国的“隶古定”本稍有文字上的出入。

同杜林一样，贾逵也是家学渊源，其父贾徽曾从涂恽学古文《尚书》。贾逵博通今、古文家两派之学，为打破今、古文家派界限、兼通今、古文各经的大学者。他起初传授今文《尚书》，依据大夏侯家的版本，后替古文《尚书》作训(“训”，即“注释”)，采用杜林所传授的版本。贾逵既无今、古文家的门户之见，故所着古文《尚书训》，兼采今、古文家之说，间下独到之见，从而开创不墨守一家之师说的学术风尚。自贾逵之后，东汉古文《尚书》学者皆效仿贾逵旁徵博引、自成一家之言的研究态度。东汉明帝时仿西汉成帝、哀帝之例，作过一番整理皇室藏书的工作，其主要负责人恰是贾逵与《汉书》的作者班固。整理完毕之后，班固根据刘歆的《七略》与整理的结果写成《汉书》的《艺文志》，贾逵则仿刘向之例，写成一部摘要，也取名《别录》。贾逵的《别录》今佚，其中关于《尚书》的简介见诸唐代学者孔颖达的《尚书正义》。据《汉书．艺文志》可知，今文《尚书》的版本无论是欧阳家还是大、小夏侯家都与刘歆时相同，没有变动。皇室所藏之古文《尚书》，却由五十八篇变为五十七篇，因古文《尚书》“逸书”中的“武成”篇在东汉初遗失了。至于民间的古文《尚书》则从来仅有三十四篇，“逸书”并不在其中。汉明帝去世之后，贾逵一再向继位的汉章帝推荐古文《尚书》，汉章帝遂令其比较古文《尚书》和三家今文《尚书》的版本，写成一部《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成为第一部沟通今、古文《尚书》的著作。汉章帝还在建初四年(公元79年)于白虎观(一所宫殿的名称)召集一次大规模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既有今文家学者，也有古文家学者，或如贾逵一样兼通今、古两派的学者，讨论的结果由班固总结编成《白虎通义》(亦简称为《白虎通》)。白虎观学术讨论会进一步促成今、古文家派的交流，从此，两派之争走向低潮，综合今、古文两派之见逐渐成为时尚。建初八年，汉章帝采纳贾逵的建议，令各今文家学者选派一名高足学习古文《尚书》和古文《左传》，并授官职予从贾逵习古文经的弟子。于是，古文家派虽不曾立于官学，却终于取得了近似今文家派的政治地位。

§115

继贾逵之后，古文《尚书》学派复经马融和郑玄的鼓吹而终于后来居上，彻底压倒了今文家派。马融就是上文提到附会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为孔子学术的“大伪儒”。称之为“伪”，因作如此附会，详说见前，此不复赘。称之为“大”，其说有三：其一，学问渊博。马融是历史上第一位对《易》、《书》、《诗》、“三礼”、“三传”、《孝经》等儒家主要经典皆有著作的学者。其学虽有庸俗可讥之处，亦不乏精辟之见。比如，马融发现不仅先秦各著作所引《尚书．泰誓》篇的文字一律不见于今、古文《尚书．泰誓》，而且先秦引文同今、古文《尚书．泰誓》在文体上亦不相同，从而论断今、古文《尚书．泰誓》系后人伪作。不仅为对《尚书》内容真伪质疑的第一人，其论证手段也为后世研究《尚书》和其他经典著作所取则。除儒学之外，马融还曾注《老子》、《淮南子》和《离骚》，可见其博，不以儒家学术为限。其二，文彩飞扬。马融不仅为经学家，而且为文学家，赋、颂、碑、诔、书、记、表、奏、对策、七言诗歌等等各种文体，无所不能。其三，弟子众多。卢植、郑玄等名家和大家皆其高足。

往时流行修家谱，近人遂有据家谱而考证人之世系，其实未见得可靠，因但凡家谱，罕有不附会历史名人为其祖先者。姓氏有帝王，自以帝王当之不在话下；不得已而求其次，于将相中摸索之亦不在话下。比如，姓刘氏者，无不追溯至汉高祖刘邦而后止；姓马氏者，鲜不以东汉伏波将军马援为宗。马援之见尊于马氏，除自身之功业外，或亦因其女不仅贵为皇后，而且以贤淑著称为历代皇后之最。可怪的是，既出自名门望族，又见称道如此，其名却为史所佚，因在生为汉明帝之后，死后谥曰德，故史以明德马后称之。马融的祖父为马援之兄，于明德马后为从侄。倘若马融的后人修家谱时也尊马援为宗，则虽属数典忘祖，倒不能以攀龙附凤相讥。要言之，马融于马援实为一家，故为货真价实的外戚。大约是出于忠于一姓的信念所致，伪儒学于外戚一向耿耿于怀(因外戚常有动摇皇室之势)，而促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田□、发扬光大儒家经典的马融却同为外戚，诚为对伪儒学之莫大讽刺。

卢植，罕有的文武双全之才，事迹不仅见诸正史，而且也约略见诸《三国演义》，但凡看过《三国演义》又不曾忘记第一回者，想必会记得刘、关、张的出场，正从欲投奔卢植始，故卢植之为学者虽未必尽人皆知，其名字或于大多数读者并不陌生。然卢植于学术止于为“名家”，未足当“大家”之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名声和成就上皆出马融之上而不愧“大家”之称者，为卢植的师弟郑玄。郑玄，字康成，山东高密人。少时为乡啬夫，(啬夫，最基层的吏，负责一乡的税收和民事争讼。)，非所愿，后弃吏而入太学，先后学习各种儒家经典以及算术、历法。自以为函谷关以东没有必自己更高明的了，遂西入关，通过卢植的介绍拜在马融门下。

据《后汉书》的记载，马融授徒时“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上课时还居然有歌女舞女表演，如此排场，较之董仲书的“下帷讲诵”，就只有把“小巫见大巫”反过来说了。卢植有幸得为入室弟子，侍讲多年，从来不曾瞟一眼歌女舞女，因而深受马融的气重。郑玄没有这份运气，投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见马融一面，只有听马融入室弟子转述的份。然郑玄不以为耻，日夜诵习所闻，未尝懈怠。一日，马融同高足探讨天文图像，需要善算术者，听说郑玄精于此道，遂召郑玄登楼与会。郑玄乘机向马融请教多年积累下来的疑难，问毕即告辞东归，令马融徒生相见恨晚之叹。

郑玄回归故里后名声大著，从而学者数以千计。东汉末年先后发生两次所谓“党锢之祸”，因士大夫、学者联合反对宦官，被宦官指为结党为逆，但凡被指为党人者，重则迫害致死、逮捕下狱、流放边疆，轻则罢官、禁锢(“禁锢”，不得为官。)。郑玄亦因名列党人而遭禁锢，遂闭门著书，于儒家各经大抵皆有注释之作，于古文《尚书》自不例外。郑玄的注释大都不拘于一家、一派之言，而是旁徵博引、融会贯通，于前人之学，既有继承又有批判。故自郑玄之注释出，古文《尚书》遂形成贾逵、马融、郑玄三派鼎立的局面，久而久之，贾、马两派皆亡而郑玄一家独盛、历千余年而不衰。不过，郑玄对古文《尚书》的讲解不仅搀杂了今文家的观点，而且也混入一些“纬书”的说法，故郑玄所传的古文《尚书》虽然还是用的孔安国传下来的版本，其观点和研究方式却已与西汉和东汉初年的古文《尚书》家相去甚远。

§116

不过，古文《尚书》学派虽然在学术大盛，走“学而优则士”这条道路的人仍然热衷于今文《尚书》学。东汉朝廷于今文五经皆制订了标准读本，用漆写成，藏于兰台(“兰台”，皇宫一所藏书阁。)，称之为“兰台漆书”。因民间所传授的今文五经版本颇有差异，不见得尽与“兰台漆书”相同，为保证能通过朝廷的“博士试”从而获取官职，于是有应试者买通掌管“兰台漆书”的官吏，篡改“兰台漆书”的文字，使之与自己熟读的本子相同。行贿受贿的人多了，“兰台漆书”自然是一改再改，以至一时间今文家派出现经文版本危机，众学者莫知孰从。于是，到汉灵帝时大学者、大文人、兼大书法家蔡邕建议把标准经书读本刻石，使行贿者无从下手。同上文提到的杨震一样，蔡邕如今大约也不能算是名人，却也有知名的后人。知道蔡文姬及其“胡笳十八拍”者，虽未必多如过江之鲫，至少可以以车载之。且不说如今流传的“胡笳十八拍”极可能是伪作，历史之所以会有“文姬归汉”这段插曲，完全是因蔡文姬是蔡邕之女，否则，蔡文姬之被掠入胡，只不过是成千上万受难于战火的寻常百姓之一，早就被历史给忽略了。如今反过来，被历史忽略的竟然是蔡邕，能不令人生“时不利兮”之叹！此为题外之话，就此按下。

且说东汉朝廷采纳蔡邕的建议，并令蔡邕主持其事。蔡邕于是会同其他学者一起，对《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正文及其注释《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种今文官方定本进行一番整理，最后由蔡邕亲自执笔用隶书书写。于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动工刻石，分别刻于六十四块石碑之上，历八年始完工，石碑立于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太学讲台之前的广场。当时朝廷官员、地方儒生纷纷前来抄写，日以千计，车马塞途、盛况空前。刻在石碑上的经文，史称“汉石经”，或“熹平石经”，又因其为用隶书一种书体写成，亦称“一体石经”。“熹平石经”的《尚书》经文，以欧阳家的版本为主，校之以大、小夏侯两家的本子，共一万八千六百五十字。如今“熹平石经”残片拓本中所存《尚书》经文共计八百零九字，不足原件百分之五。

“熹平石经”树立不到十年，发生董卓胁持汉献帝迁都长安之乱，洛阳皇宫所藏图书以及立于太学的“熹平石经”皆遭受严重损坏。经过一番混战，待到曹魏政权的建立，文化事业方才有所恢复。魏文帝曹丕不仅重新设立五经博士，而且曾修复“熹平石经”。至于魏国所设的五经博士之中，于《尚书》采取哪几家？因史书失载，未可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古文《尚书》已被正式立于官学。因“熹平石经”所刻为今文，故魏国于正始年间(公元240-249年)根据古文版本重新刻了一次石经。史称“魏石经”或“正始石经”，也称“三体石经”。称“魏”或“正始”，其意自明，不言而喻。称“三体”，因石刻对每一种经典，皆用先秦古文、秦篆和隶书三种书体分别刻划一次。

如前所述，孔安国得古文《尚书》之后，为便一般人认识起见，曾用隶书笔法改写，古文原件献给了皇帝，非朝廷学者莫得一睹，而外间经孔安国所传的所谓古文《尚书》的文字实际上并非古文而是所谓“隶古定”。“三体石经”之所以能于此时问世，系因杜林获得漆书先秦古文《尚书》一卷之后，先秦古文字经卫宏和《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等人的研究，渐为不少学者和书法家认识和临摹。比如，当时有位古文《尚书》学者兼书法家，复姓邯郸，单名淳，就曾用先秦古文书写过《尚书》，颇受时人珍重。当“三体石经”刻石之时，遂用邯郸淳写的的先秦古文《尚书》作为范本。因其字体笔划头粗尾细，类似蝌蚪，故俗称“科斗文”。(当时“蝌蚪”无“虫”旁而作“科斗”。)至于为何以邯郸淳写的先秦古文《尚书》作为范本，而不取法孔安国所献原件？史无记载，无从考核。或者原件经董卓之乱业已丧失或残破不堪欤？

今文家派在东汉业已在学术界被古文家派压倒，至曹魏而古文家派得立于官学，古文经典并刻上石碑，故无论志在学、还是志在士、抑或志在得兼，无不趋走于古文家之门，而今文家学遂成绝响。不过，此时古文学派之贾、马两家虽仍立于官学，在学术界却也都式微，唯郑玄一家独秀。然而，郑玄一家独秀的局面为时亦不长，不久就形成郑玄和王肃两家的对抗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