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

有关《易》、《书》、《诗》三经，就此按下，不复赘言。据《汉书．艺文志》，属于子部的著作，有儒家五十三 种，道家三十七 种，阴阳家二十一 种，法家十种，名家七种，墨家六种，从横家十二种，杂家二十种，农家九种，小说家十五种，共计一百九十种。既遭秦之焚禁，复经秦汉之际的战乱，而仍留下一百九十种之数，足见先秦“诸子百家”之说，诚非虚语。不过，《汉书．艺文志》的流派分类未尽如理想，而且以上见诸《汉书．艺文志》的一百九十种如今大都失传，故因袭其说甚无聊赖。流传至今而值得一读的思想性著作，窃以为仅得儒家三种：《论语》、《孟子》、《荀子》；道家两种：《老子》、《庄子》；墨家一种：《墨子》；法家三种，《管子》、《慎子》、《商子》；术家两种：《申子》、《韩非子》；名家一种，《公孙龙子》；兵家一种，《孙子》；共计十三种而已。以上各子，上文皆已作详略不等的介绍，故亦不复赘。

史部之作，当首推编年史《左传》。《左传》是《春秋左氏传》(亦简称《春秋左传》)的省称。《春秋左氏传》与《春秋公羊传》(简称《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简称《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春秋”，指孔子亲手编辑的唯一著作。“左氏”，指左丘明，鲁国太史(“太史”，官名，掌历史编著。至汉仍沿袭此名，比如，司马迁就自称“太史公”。) ，与孔子同时。孔子曾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译成今日的白话，即“会说好听的话、装出笑容可掬的面孔去巴结人，左丘明以为耻，我丘某也以为耻；隐藏怨恨而同所怨恨者做朋友，左丘明以为耻，我丘某也以为耻。”由此可见，孔子不仅视左丘明为友，而且视之为可敬、可佩、引以为荣之友。后人有妄称左丘明为孔子弟子，并从孔子传授《春秋》者，皆系无稽之谈。“公羊”，战国时齐人，复姓公羊，单名高。“谷梁”，战国时鲁人，复姓谷梁，单名赤。“传”，读作“传记”的“传”，“注释”的意思。《公羊传》和《谷梁传》皆从文字上阐述《春秋》经文(所谓“经文”者，对孔子所编写者的尊称)的政治意义，大都无关史实，经传文的编年皆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时间前后吻合，其为《春秋》经文之注释，无可置疑。

至于《左传》，则虽然从来也被说成是《春秋》的注释，柞里子却颇以为不然。首先，《左传》的经传编年虽然也同始于鲁隐公元年，然经文的编年止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而传文的编年却止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若传文确为经文之注释，何以会多出十六年？其次，在经传皆函盖的时间范围之内，仅有传文而无经文者，也比比皆是。比如，《左传》开卷第一节，即仅有传而无经。若传文确为经文之注释，无经文对应的传文又当作何解释？第三，《左传》经传两文均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7年)下书：“夏四月己丑，孔丘卒。”生人不能预书其死，死人不复能著书立说。故即使《左传》的传文系其经文的注释，其经文绝不可能是孔子所编著的《春秋》。第四，《春秋》经文只是极为简单的提纲，《左传》的传文却通常是详细的史实。比如，于鲁隐公元年夏五月，《左传》的经文只有“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这么一句九个字，而《左传》的传文却是洋洋五百余字的大段文章，详细叙述了“郑伯克段于鄢”的前因、经过和后果。不言而喻，“郑伯克段于鄢”六字可以从五百余字的传文归纳而成，而五百余字的传文却绝不可能从“郑伯克段于鄢”六字推敲而出。换言之，所谓“传文”，极可能是原文，而所谓“经文”，极可能是“传文”的提纲。

之所以说“极可能”而不直接了当地断定如此，是因为还有另一种可能，即“经文”和“传文”同渊源于就广义而言的第三者。所谓“就广义而言”，意思是说这“第三者”可能为同一出处，也可能大同小异而可以归纳为同一出处。之所以说“极可能”而不仅仅说“可能”，是因为这所谓“另一种可能”的可能性其实极小。何以言之？首先，不存在任何证据足以证明或任何迹象足以猜测“第三者”的存在。其次，据文献记载，鲁国的国史名之曰“春秋”，孔子据以删去史实、提纲挈领所成之书亦名之曰“春秋”。两书何以会同名？窃以为孔子所编之《春秋》只能起到标题的作用，如不逐一冠之于鲁国国史《春秋》相应的段落之前，便毫无价值，故孔子所编的《春秋》想来最初并不独立存在而是与鲁国国史《春秋》合为一编。既为一编，故无二名。后世儒家贬低鲁国国史，抬高孔子所编之提纲，遂使所谓“经文”从鲁国国史《春秋》正文分离而出，经由公羊高和毂梁赤注释而成独立的《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左丘明既然身为鲁国的太史，编撰鲁国国史正是其本职所司，故孔子据以删去史实、提纲挈领者，想当然除左丘明所编撰之鲁国国史《春秋》之外别无可求。

由此可见，所谓《春秋左氏传》，当正是左丘明所编之《春秋》正文与孔子据而编成之提纲的合订本。左丘明所编者既是“正文”，自然谈不上是孔子“经文”之注释。如果一定要在左氏所撰与孔子所编者之间寻求“正文”与“注释”的关系，则视孔子所编者为“注释”，视左氏所撰者为“正文”，远为合乎逻辑。

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称：“余读《春秋》古文，乃知……延陵季子之仁心，……”司马迁见所引《春秋》的“延陵季子……”云云这段话，却并不见诸今本《春秋》的所谓“经文”，而仅见诸今本《左传》的所谓“传文”。由此可见，司马迁所见的《春秋》古文本，或者正如柞里子所料，乃左丘明所编之《春秋》正文与孔子据而编成之提纲的合订本。

§126

说《春秋左氏传》的“传文”并非“经文”的注释，肯定不能不令一些人置疑。这首先是因为从来无此说，而先入为主者夥。其次是因为《春秋左氏传》的传文之中确实有类似《公羊传》和《谷梁传》传文一般的注释性文字。此外，有经而无传的现象亦往往有诸。对于前者，无可解释，亦无须解释。至于后二者，则必须解释，亦有所解释。

稍事留心，即可发现《春秋左氏传》的传文中的注释性文字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经传文重出，故所解释之对象，为经文抑或为传文，无法鉴别。比如，隐公元年三月下，经文作“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传文作“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公摄位而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其中“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即对“邾仪父”三字所作的注释。“公及邾仪父盟于蔑”既并见诸经传文，故此注释语即使确实是传文原作者所为，也不见得就是对经文的解释而可能是对“传文”的自我解释。

其二，传文所解释者，经传文并无，解释文字系针对之所以“无”而发。所解释者既然经传文皆无，故所解释之对象，为经文之“无”耶？抑或为传文之“无”耶？也无法鉴别。比如，僖公元年初经文作“元年春王正月”，传文作“元年春”以及“不称即位，公出故也…”等。“不称即位”云云之为解释之辞无可疑焉，不能确定的是，究竟是解释经文仅书“元年春王正月”而不书“僖公即位”？还是解释传文仅书“元年春”而不书“僖公即位”？

其三，传文所解释者，仅见诸经文，传文无有，或传文明确点名其解释为经文而作。比如，与上文所引经文“郑伯克段于鄢”对应的传文中有这么几句话：“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所谓“书曰”，即“经文书作”之意。既然如此明白地说为经文“郑伯克段于鄢”这一语作注释，自不能不以经文之注释视之。既不能不以经文的注释视之，然则《左传》“传文”并非“经文”的注释说非欤？曰否。何以自圆其说。曰：此等注释乃后人妄增，并非传文原貌。何以知之？曰：其说有三。其一，如此这般注释性文字往往出现于传文告一段落之尾，为后人增补之可能性颇高。其二，若非此，则往往割裂传文前后语气，其为后人增入之痕迹了然。其三，所云多妄。

以上文所引“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为例，其割裂传文上下文文气明显之至(下文将全文徵引，读者读过便知)。其为“妄”，亦明显之至。比如，“称‘郑伯’，讥失教也”就是一派胡言。春秋时各诸侯原本有“公”、“侯”、“伯”、“子”、“南”五等之分。郑国国君之爵位为“伯”，故称“郑伯”，与是否“失教”毫无关系。注释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当时的“郑伯”为“郑庄公”，称“伯”而不称“庄公”，似不恭，而“郑伯克段于鄢”一事又恰好可以勉强说成是因“郑伯失教”而起。其实，“庄公”是此“郑伯”死后的谥号，生前不得如此称呼。在生称爵，死后称谥正是《春秋》经文行文的惯例，褒贬无与焉。比如，隐公三年冬十二月下的经文作“齐侯郑伯盟于石门”。“郑伯”，还是同一个“郑伯”，亦即“郑庄公”。“齐侯”，为“齐厘公”。于“郑”于“齐”皆直乎为“伯”为“侯”而不称谥号。再如，桓公五年春经文书“陈侯鲍卒”，而于同年夏却书“葬陈桓公”。又如，桓公十一年五月经文书“郑伯寤生卒”，而于同年七月经文却书“葬郑庄公”。

此两例更加明白地显示《春秋》经文行文恪守“在生称爵，死后称谥”的原则。《左传》传文亦大抵循此，称爵而不称谥之处比比皆是，然似不及《春秋》经文严谨。以郑庄公为例，传文同经文一样，在其生前亦大都以“郑伯”相称，却有偶然失之者。比如，相应于经文“郑伯寤生卒”的传文正作“郑庄公卒”，相应于“郑伯克段于鄢”的传文亦称“庄公”，即其证。大抵遵循，说明传文作者绝对理解经文“郑伯克段于鄢”称“郑伯”而不称“郑庄公”只是遵循惯例而别无他意；偶然失之，说明传文作者大约不会对经文“郑伯克段于鄢”称“郑伯”而不称“郑庄公”特别注意，若如此注意，何以自己行文时不改作“郑伯”而竟作“庄公”。“称‘郑伯’，讥失教也”云云之为后人妄增而非传文作者所为，亦因此而昭然若揭。不言而喻，如此推理是假设经文先出，传文后编。若事实诚如柞里子之推测：传文乃孔子据而编成经者，则传文中但凡解释对象不见诸传文的文字皆系后人妄增更不待言而可知。

此外，传文中三种解释性文字的文体皆不与非解释性文字相合。以柞里子之见，大都为后人妄增。所谓“后人妄增”，亦或有两说。其一，妄人有意篡入。其二，本为传授《春秋左氏传》者的眉批夹批，传抄者不明所以而误入正文。后一种的可能性当又高于前者。

§127

至于何以会出现有经而无传的情形？窃以为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其一，本有传文，为后人妄删。但凡事情简单，一语便可了结者，或因不得其详故不得不以一语了结者，大抵属此。比如，经文“葬郑庄公”、“葬郑厉公”、“葬曹庄公”、“葬宋穆公”、“有年”、“大水”、“蒸”、“日有食之”等等皆属事情简单，无可多述。经文“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公会宋公于夫钟”、“伐邾”等等或皆因不得其详故不得不从简。以上所引经文均无传文对应。疑传文原本不缺而亦正作“葬郑庄公”、“葬郑厉公”、“葬曹庄公”、“葬宋穆公”、“有年”、“大水”、“蒸”、“日有食之”、“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公会宋公于夫钟”、“伐邾”等等。后人因误以传文为注解，既不见注解而仅见重文，遂妄删之。隐公六年经文有“冬，宋人取长葛”，紧接着的传文作“秋，宋人取葛”。疑经传两文本来并作“秋，宋人取长葛”。因传抄致误为稍有出入的文字。正因其稍有出入，故传文得以幸存，否则，就可能被删去之而成为有经而无传之一例。之所以疑经传两文本来并作“秋，宋人取长葛”二不作“冬，宋人取葛”，是因为隐公五年冬经传两文皆有“宋人伐郑，围长葛”之语。故知“葛”当作“长葛”。又经文“冬，宋人取长葛”之前有“秋七月”三字而无传文，故疑经文本作“秋七月，宋人取长葛”，“冬”为衍文。如此，则与传文“秋，宋人取[长]葛”相合。

其二，经传文皆脱落而经文有幸得残存文字若干而传文则不幸全然失之。比如，庄公二十四年经文有“郭公”二字而无传文。“郭公”二字不可解，显然下有脱简。传文既居经文之下，遂连同脱落的经文一起完全丧失。

其三，本有传文而今本不存。古籍未有不曾因脱简或传抄致误而有所脱漏者，故此说并非纯属想当然耳。然无证据可寻，即使有诸，料亦不多。但凡经文无脱落而无对应传文者，想必以因与传经文相同而被后人妄删者居多。

《春秋左氏传》中的传文，既是孔子据以编成其《春秋》的鲁国国史《春秋》原文，却被说成是孔子《春秋》之注释。乍听之下，似是传文作者左丘明之不幸。再思之，或为左氏之大幸亦未可知。何以言之？如前所述，流传至今的《春秋左氏传》当是左氏《春秋》与孔氏《春秋》的合抄本。在孔子据左氏《春秋》编成孔氏《春秋》之前，左氏《春秋》自当有单行本。试问左氏《春秋》单行本而今安在？不独左氏《春秋》单行本不存，其他各国之国史，如晋国之《乘》、楚国之《□杌》等皆荡然无存。而从合抄本分离而出的孔氏《春秋》单行本却有《公羊传》和《谷梁传》两种注释本行世。可见左氏《春秋》正因与孔氏《春秋》合抄并被误以为是孔氏《春秋》的注解，方能幸免于灰飞烟灭之命，如晋国之《乘》、楚国之《□杌》，以及其他个国的国史。西晋初年盗墓者于河南汲县发掘魏王墓，获大量竹简古籍，其中所记多与左氏《春秋》合，史称“汲冢书”或“汲冢周书”，据当时著名大学者兼大军事家杜预考证，当为魏国之国史。此为先秦国史之唯一幸存者，而之所以能幸存，亦非能幸存于世上，而是仅因沉埋方得幸存。何以会如此？料其因不外乎二：其一，重视史记，本是儒家传统，而儒家自孔子出而独尊孔，但凡经孔子之手者皆宝之、珍之、重之，而未尝经孔子之手者遂遭冷落。因遭冷落，遂易于亡。其二，秦朝焚书，重点正在先秦非秦国之国史，故各国国史在劫难逃。而秦始皇未尝不尊孔(说见前，此不复赘)，故于孔子所经手者，亦未尝不于朝廷图书馆收藏之。《春秋左氏传》于是正因有孔子经文作挡箭牌而得以幸免。把左氏《春秋》说成是孔氏《春秋》的“传文”，最初也可能正为掩盖其为国史的真相而有意捏造，后世学者不明真相遂误信为真。进而言之，孔氏《春秋》倘若从左氏《春秋》分离而出，就名副其实不再是“非秦国之国史”而只是一部政治性的宣言，也就更有利于保存以免予焚禁之难。由此揣测，公羊高、谷梁赤所传的《春秋》，最初也未必不与左氏《春秋》合抄为一书，其分离成单行本，或亦正因此而为之，亦正于此时而为之。

§128

《左传》只有古文本而没有今文本，故从来不存在今文《左传》派。不存在今文《左传》的原因，想是秦朝不曾设有《左传》博士，故不存在用今文改写过的官方定本。据说鲁恭王从孔子故居夹壁中发现古文《尚书》时，也同时发现古文《左传》，并也同古文《尚书》一样，最终献给了汉朝廷。又据说河间献王从民间收购所得的古文书籍之中也包括古文《左传》，河间献王并在其朝廷中设立《左传》博士。不过，汉代的《左传》学，并非始于河间献王或鲁恭王之时。据《汉书．艺文志》，汉代通《左传》之祖，为北平侯张苍。张苍，阳武(今河南阳武县东南)人，秦时为柱下史。柱下史，周朝即有此官，老子曾为之，秦承周制而设，仍以掌图书文献为务。张苍在汉高祖时先后为计相(大约相当于今日之财政部长)和御史大夫，汉文帝时为丞相。《史记．张苍传》称“苍本好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而尤善律历”。所谓“本好”云云，想见张苍之学问渊缘于在秦之为柱下史时，之所以能通《左传》，亦必然是因官居柱下史，有机会合法阅读秦朝廷的收藏，不受禁令影响之故。张苍《左传》之学是否有所授受？史佚，无可追究。

稍晚于张苍的《左传》学名家为贾谊。贾谊，雒阳人，十八岁即以通《诗》、《书》而受知于郡守吴公(姓吴氏，史佚其名，故称之为“公”)。吴公曾从李斯学，汉文帝时因治郡为天下第一，擢升为廷尉(大约相当于今日的司法部长)。吴公向汉文帝推荐贾谊，汉文帝召贾谊为博士，以博闻强记见称，不越岁即超迁至太中大夫。然不久即因年轻躁进，受嫉于老臣，先后外放为长沙王太傅和梁王太傅，郁郁不得志，年三十三而夭折。著有政论集《新书》(亦称《贾子》)十卷、五十八篇，其中以“过秦论”最为人所称道。《新书》大约亡于隋唐，今行世者，大抵为后人拼凑《史记》本传所引贾谊言论而成，并非原貌。据《汉书．儒林传》，贾谊著有《左氏传训故》，然《汉书．艺文志》却不见注录，想是于东汉班固撰写《汉书》之时业已失传。

贾谊之《左传》学从何而出？史亦佚，不得其详。其所传，却记载详实。据《汉书．儒林传》，贾谊传《左氏传训故》于赵人贯公(大约也是佚其名，故以“公”相称)，贯公为河间王博士，授其子、荡阴令贯长卿。贯长卿授清河人张禹。张禹与萧望之同为御史，数度向萧望之谈起《左传》。萧望之后受知于汉宣帝，向汉宣帝推荐张禹，宣帝徵张禹，未及见而病卒。张禹传谏大夫尹更始，尹更始传其子尹咸及翟方进、房凤和胡常。尹咸官至大司农，房凤官至五官中郎将。大司农大约相当于今日的农业部长，谏大夫、五官中郎将都是天子左右备顾问的近臣，虽说不上显赫，也堪称官运亨通。翟方进出身寒微，初以明经为博士，继而进升刺史、京兆尹、御史大夫，丞相，堪称位极人臣，然最终赐死于家，不得善终。胡常传贾护，贾护传陈钦，陈钦传王莽。尹咸和翟方进传刘歆。自尹更始至刘歆，其所习官学，本都是《谷梁传》，而所传《左传》则出于私相授受。汉武帝时《公羊传》派一枝独秀，至汉宣帝而《谷梁传》派大盛，故尹、房、翟等人的官运亨通，皆因通《谷梁传》所致，与其私好《左传》无关。《公羊传》与《谷梁传》都谈不上是史学，只能以意识形态视之。故自贾谊至刘歆，虽皆身在官场，大约也都对史学有所好。

据《汉书．儒林传》，自汉末以降，但凡言《左传》之学者，皆本之贾护与刘歆。言《左传》者为何宗贾护？史不言其详，莫明所以。至于以刘歆为本，则其原委甚明。上文谈《尚书》时曾提到刘歆写过一封致今文家派博士的公开信，史称“移让太常博士书”。那封信中虽也提到应立古文《尚书》于官学，其实是以建议立《左传》于官学为主。如前所述，那封信不仅没有达到立《左传》和古文《尚书》于官学的目的，刘歆本人反而因此而遭排挤外放。然不久王莽即掌握政权，刘歆也返回朝廷，身居要职，《左传》和古文《尚书》终于在刘歆的推动下得以立于官学。据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可知，《左传》在当时是一部“秘籍”，仅藏于朝廷图书馆，民间无从得一见。立《左传》于官学，使之得以传抄于民间，对于《左传》的保存和流传都有着至关紧要的作用。否则，仅藏于朝廷的“秘籍”一旦毁之于新汉之际的战火，或虽有幸逃脱新汉之际的战火而不免于东汉董卓之乱，或虽有幸逃脱东汉董卓之乱而不免于西晋“永嘉之乱”，民间又不存在《左传》的抄本，《左传》就会从此消失，使《左传》所函盖的三百六十多年的历史成为一片虚无。故刘歆于保全《左传》之功，诚所谓“功莫大焉”。而刘歆于《左传》学之功，尚不止于此。自贾谊至刘歆，一脉相传者止于贾谊的《左氏传训故》，所谓“训故”，指字义和读音上的拴释。因《左传》只有古文本，没有今文本对照，故“训故”为辨认《左传》古文字不可缺少的工具。自刘歆出而突破这一樊篱，开始从内容上进行全面的研究，遂纳《左传》学于史学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