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

但凡读过《左传》又不含今古文门户偏见者，皆不应对《左传》之真实性有所存疑。所谓“真实性”，指《左传》之确为鲁国之国史而言，不指其所记载者皆无虚言而言，也不指《左传》完全出自左丘明之手而言。所有的历史记载都必然有所失真，故不存在“无虚”的史记。《左传》大抵为左丘明所撰应不假，但不排除《左传》所记有后人增补的可能。编撰国史者少不得借助于前人和他人编写的史料，对于他国的记载更是如此，故但凡根据《左传》文体未见统一、详略未见适当而推测《左传》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者，其说皆未足信。自“汲冢书”出土，《左传》之为鲁国国史之真实性又多一佐证，遂更不应遭怀疑。然而，历来持怀疑态度者并不乏其人，近人如康有为之流竟然把《左传》连同古文《尚书》一起说成皆由刘歆所伪造，更是荒谬绝伦，不值得一驳。

不仅左丘明之撰《左传》有人怀疑，甚至左丘明其人究竟姓甚名谁也被弄成疑案。一说左丘明姓“左”、名“丘明”；一说左丘明复姓“左丘”、单名“明”。复姓说渊源于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称：“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孔子厄陈蔡”、“屈原放逐”、“孙子膑脚”都是广为人所熟知的典故，勿庸费解。“不韦”，就是秦始皇的生父吕不韦。“吕览”，指《吕氏春秋》。吕不韦因何迁蜀，《吕氏春秋》如何编撰成书，上文也已提及，亦无须复赘。“说难”、“孤愤”都是《韩非子》的篇名。因这段话简称“左丘明”作“左丘”而不作“丘明”，遂成为“复姓说”的根据。其实，司马迁如此这般简称，并不足以支持“复姓说”。比如，《左传》、《国语》、《吕氏春秋》和《史记．管晏列传》皆称“鲍叔牙”为“鲍叔”，而史有明证“鲍叔牙”姓“鲍”，名“叔牙”，并不复姓“鲍叔”。又如，《晋书》合称班固和司马迁为“班马”，《史通》简称司马迁为“马迁”，亦不足证司马迁不复姓“司马”而单姓“马”。此外，“左丘明”也可能姓“左”，名“丘”， 字“丘明”，故称之为“左丘”、“左丘明”、或“丘明”，皆无不可。

故“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这句话，其实只能说明一点，即据依司马迁之见，左丘明不仅是《左传》的编撰者，而且也是《国语》的编撰者。后人也有根据《国语》各章文体不一而认为非一人所作者，这种论断法之不可靠，上文恰好指出，无须复辩。《国语》亦名《春秋外传》，这名称显然是由相信《左传》是《春秋》的“正传”或“内传”而来。《左传》既然不是孔氏《春秋》的“传”，而因当正名为左氏《春秋》，称《国语》为《春秋外传》自然更加没有道理。《国语》函盖的年代上迄公元前967年，下至公元前453年，上限较《左传》约早250年，下限较《左传》约早50年。与《左传》不同，《国语》不是编年史，其中大部份内容是历史对话记录，名副其实是“语”而不是“事”，“事”的出现只是为“语”提供背景。这些对话记录对认识春秋时代人物的观点和性格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线索，可惜这种体裁后继无人，成为绝响。

后起的纪传体断代史中的“传”虽然以描写人物为的，往往以纪事为主，对话不多。而越是往后的断代史，对话就越是罕见，降至《清史稿》，“传”中人物名副其实为“死人”，绝不会开口。《国语》的另一部份以“事件”为纲，叙一事了，方再叙一事，即使在时间上相重叠，只要“事”不相涉，绝不夹叙。如此体裁大约堪称开后世“纪事本末体”的先例。与《左传》不同，《国语》也不是一国之国史，而是包括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之众。其中以《晋语》最多，占全书一半以上，于晋公子重耳之出亡以及日后登基为晋文公、继齐桓公称霸之事迹记叙尤详。《齐语》止限于齐桓公和管仲的霸业，其中关于管仲的政论可与《管子》相参考。《吴语》和《越语》仅措意于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之争，至于其余各国，“语”皆零星点滴，不成系统。之所以会如此，若非出自编撰者之取舍，则必由史料之残缺。《吴语》和《越语》虽于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之争言之不厌其繁，却皆不曾言及子贡。《左传》于吴、越之争记载远较《国语》简略，亦不见子贡之踪影。《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所记种种，若非别有所据，则今本《国语》和《左传》皆非完璧可想而知。

§130

经常与《国语》并称者，有《国策》。与《左传》和《国语》不同，《国策》中的文字虽为先秦人撰写，其编辑成书却在西汉之末。据编撰者刘向的叙述，《国策》原本为藏于皇室图书馆中的三十三篇散见的文件，题名或作“国策”，或作“国事”，或作“短长”，或作“事语”，或作“长书”，或作“修书”。刘向为之编辑校订之后，因各篇所记皆系战国时各纵横家之权谋诡计，故名之曰：“战国策”。或以为《国策》系《战国策》之省称者，皆未明是书来源之本末。

又据刘向可知，三十三篇文件的文字原本错落甚多，比如，“赵”字或坏为“肖”字，“齐”字或坏为“立”字。虽经刘向校订，谬误之处仍在所不免，故所记人名、地名、年代颇有与《左传》和《国语》不合者。经刘所校订者，后世复多遗散，至北宋皇室所藏仅得十一篇。幸得曾巩于民间搜罗搜集，复凑成三十三篇之数。流传至今者，系经曾巩编辑校订而成者，是否刘向所辑之原貌，已不可得而知。刘向其人，前已多次言及，此不复赘。曾巩(1019-1083)，字子固，江西南丰人，故亦称曾南丰。与苏轼同榜登进士第，当时主考官为欧阳修，据说欧阳读苏文叹赏之至，疑其为曾巩作，因曾巩为其弟子，恐遭不公之议，未敢取作首选，抑为第二。欧阳、苏轼、曾巩皆以散文著称，后世于散文有所谓“唐宋八大家”之称，宋以欧阳为首，苏、曾亦皆入选。其弟曾布为协助王安石变法的主要人物。

刘向与曾巩于《战国策》并有微词，无非是以为《战国策》所记皆不讲信义之阴谋，未合儒家之正道云云。刘向之责稍缓和，以为当时时势如此，不得不耳，并称《战国策》中所记出自“高才秀士”之口，乃是“奇策异智”，能够“转危为安，运亡为存”，“可喜，可观”。曾巩之责虽较苛刻，然以为《战国策》所记皆历史，绝不可毁，可见曾巩亦绝非以为非孔孟圣贤之书皆应付之一炬之流所能望其项背者。窃以为刘、曾二人之议或轻或重，未必尽为二人之私意，正反映出自汉至宋，儒家势力愈炽、思想愈下之潮流而已矣。观乎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种种，无不于前言后语之中搀入一些不伦不类的傻话，刘、曾之微词或亦皆迫于形势，不得不耳。要之，刘向、曾巩于保留《战国策》之功皆不可没，其微词，无论是否言不由衷皆可忽略之不予计较。

历来不仅谈文者多略《国语》、《国策》，谈史者亦多略《左传》、《国语》、《国策》而以《史记》为首称。虽显然极其未合道理，其原委却无须深究而明。《左传》因被视为《春秋》之附庸，故同《春秋》一起被尊奉之以入“经”部而未尝以“史”书视之。《国语》因被视为《左传》之剩余，《国策》因其所记继《国语》之后，汉人亦以“经”视之。比如，《汉书．艺文志》即列《国语》、《国策》于“经”部之“春秋”类。后世腐儒又下汉儒一等，以为《国策》所记离经叛道，遂将《国策》打入“杂史”。所谓“杂史”者，居“史”部之末，所谓“正史”者，居“史部”之首，而司马迁之《史记》又向来居所谓“正史”之首，《国策》在史学的地位遂不可与《史记》同日而语矣。

虽然，《史记》之所以居“正史”之首，并非没有理由，而且其理由也并非不够正当，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一种书写历史的体裁，而这种体裁又恰好为后世官方修史者所继承，成为所谓正史的体裁。《史记》的体裁，惯称之为“纪传体”。“纪”，指“本纪”，“传”指“列传”。“本纪”以时间为次序、以一朝天子为一段落，以编年的方式记录重大的历史事件。“列传”以人或物为经、以事件为纬，以叙事的方式描述人或物的细节。同一历史事件经常于“纪”或“传”中互见，互见之内容或详略不等、或褒贬不一、或甚至颇有出入。不过，这些异同往往是编写者有意为之，而未必是出于疏忽或勘误。所谓有意为之，其说有二：其一，难于断定孰是孰非，故两存之，以待高明。在同一段落中两存不同之说，难免自相矛盾之讥，故分见于“纪”、“传”。其二，编史者不享有绝对的书写自由，倘若有难言之隐又不欲令之磨灭者，故隐于“此”而见于“彼”。所谓“此”，指遭检阅者注目之处；所谓“彼”，指易于遭检阅者忽略之处。不过，这种手法大约是后世编史者逐渐发明者，未见得同司马迁有多少瓜葛。之所以称“列传”以人或物为经，是因为“列传”的对象不仅限于“人”，而且有“国家或地区”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大宛列传》，有“民族”如《西南夷列传》，有“行业”如《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有“社会分类”如《儒林列传》、《游侠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佞幸列传》等等。
由司马迁创设的“本纪”和“列传”这种分类方式，后世正史完全承袭。然于“列传”所函盖的范围却各代不尽相同。比如，“日者”、“龟策”、“滑稽”后世不再见，“货殖”与“游侠”仅复见于《汉书》。后世史册不仅有所删简，亦有所增加，比如“宦者”、“文苑”、“党锢”、“列女”、“隐逸”等等各传皆后世所创，皆不见诸《史记》，也不尽见于各史。“列传”函盖范围的变化，固然反映作者的社会观点，也是社会变化本身的反映。比如，“游侠”自西汉初年以后从社会上绝迹，后世史书遂不可能复作《游侠列传》；“党锢”为东汉所独有，故他史不得有；宦官的势力自汉以降有增无减，故后世皆为之立传。

§131

其实，以“纪传体”概括《史记》的体例，并非十分恰当，因为除“本纪”、“列传”之外，《史记》尚有“表”、“书”和“世家”。“表”者，以图表的方式表现时代的相接或事物的相属。比如，以《十二诸侯年表》展示春秋时期十二诸侯国的纪年，以《六国年表》展示战国六国之纪年。“书”者，用于记录典章制度。比如，《礼书》、《乐书》、《历书》分别记录典礼、音乐、历法。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河渠书》和《平准书》，前者记叙河流防汛，后者记叙财政制度。后世官方正史大都更“书”为“志”，而于《河渠书》和《平准书》则大都缺如。《河渠书》和《平准书》之缺，显示后世欠缺对经济管理的兴趣。“世家”者，大抵用以记叙诸侯王，与“本纪”相类。“大抵”云云，因“诸侯王”的说法不是十分准确。比如，《史记》于先秦有《孔子世家》，于秦汉之际有《陈涉世家》、于汉有《外戚世家》、《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绛侯世家》等等，所记之对象皆并非诸侯王。非诸侯王而以“世家”相处，可见这些人在司马迁心目中具有等同于“诸侯王”的地位，故其内容虽同“列传”，而有意拔高其标题的档次。后世不再有“诸侯王”，故由司马迁首创的“世家”体例，亦在司马迁手中成为绝响。“世家”体的消失，亦自秦以后中国政治制度之非“封建”的明证，其意义远在“体例”之外。

《史记》的体裁虽然为后世官方所接受为正史的体裁，《史记》所表现的史学思想却在相当程度上遭到后世官方以及儒家的抵制和否定。首先，《史记》不是一部断代史。《史记》所包括的时代上迄司马迁可见(非亲眼见，有书写资料可见)、可闻、可信的上古之世，下至司马迁能亲眼所见之汉代初期。《史记》的人物“列传”有意打破或跨越时代的界限。比如，老子、庄子、韩非子、申子相去数百年，而《史记》合四人于一传；屈原与贾谊亦相去数百年，而《史记》亦合二人于一传。不以朝代的始终作为史策记录的始终，表明司马迁的历史观不以朝代划线。《史记》之后不再有这种体裁的史作，后世即使是所谓“通史”者，只不过是把一系列断代史连串到一起而已，同司马迁的不以朝代划线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司马迁尊重项羽、吕后曾为事实上的天子的历史事实，作《项羽本纪》与《吕太后本纪》。《汉书》虽为吕后保留本纪，却更名为“高后本纪”。不称其本姓而冠之以夫的庙号，其意在于降低其独立性无可疑焉；至于项羽，则降格为《项羽列传》。后世修史者于此皆反司马迁之道、尊班固之例，并于班固之贬抑吕后变本加厉，故王莽、刘玄、武则天等等虽有天子之实皆无“本纪”以纪其年月。时至如今，传统的正统观以及歧视女性的观点当已成为历史陈迹，却不见有人为王莽的新朝、武则天的周朝正名，真是咄咄怪哉！

第三，《史记》作《陈涉世家》。“陈涉”即“陈胜”，《史记》既为陈胜作“世家”，是视陈胜等同“诸侯王”。何以尊之如此？窃以为司马迁的尊重陈胜，大约出于两点。其一，不以成败论英雄。其二，俗语有：“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时势所造就之英雄，所谓因人成事者也；虽成，不过第二流人物。造时势之英雄，予人以成事之机者也；虽败，仍不失为第二流人物。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称：“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译成今日的白话，就是：“桀(夏代的亡国之君)、纣(商代的亡国之君)丧失其执政之道而出现汤(商代的开国之君)、武(周代的开国之君)，周丧失其执政之道而出现《春秋》，秦丧失执政之道而出现陈涉，各路英雄一起造反，如风之起、如云之涌，终于消灭秦朝。天下形势变化之始，实由陈胜之发难。”汤、武皆成功开创一代之君，比陈胜于汤、武，即不以成败论英雄之证。“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即视陈胜为造时势的英雄之证。《史记．陈涉世家》结尾称：“陈胜虽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意思也是强调陈胜为造时势者。俗语亦有“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说法，而后世修史者皆取法于此。但凡不成功的造反者，未尝不以“寇”“贼”相称，且“天下之恶皆归焉”。于是后世也就不复有造时势的英雄，有的只是寇贼。近来于历代造反不成功者，皆歌颂之，然其观点出于意识形态，与“不以成败论英雄”风马牛不相及焉，未可混为一谈。

第四，《史记》作《货殖列传》。除班固抄袭之、列于《汉书》之外，后世无问津者，遂令司马迁之为商业和商人树碑立传之举亦如“世家”之体例，成为绝响。

§132

华夏古籍如今为冷门，无可置疑，而《史记》为此冷门中之热门，大约也无可置疑。读者众多，故无须徵引示范。然此热门中亦复有冷门，比如《游侠列传》、《滑稽列传》、《货殖列传》，大抵因其无关历史大局，从来问津者寡，而柞里子以为此三者皆于泛文化颇有深意焉，兹摘选若干段落如下，为便读者，都译作白话。

“《韩非子》称：‘儒者用文字违反法律，而侠客以武力触犯禁令。’这两种人都被人讥笑，而学士多受世人称道。至于那些凭借学术官至宰相、卿大夫，辅佐当时的君主，功名载于史册的人，自然是用不着我在这里多说。至于像季次、原宪这些胡同里的平民，好读书、胸怀与众不同的君子之德，意识不与当代苟合，当世人也笑话他们。所以季次、原宪一生住在空空的房子里，穿麻布短装，吃蔬菜无肉的饭而心满意足。他们死了至今已四百多年了，而他们的弟子仍然孜孜不倦地继承他们的遗志。而游侠，其行为虽然不合于正义，然而，他们讲信用，说到做到，舍己救人，存亡死生之后不炫耀其能，以吹嘘其品德为耻，这样的人也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况且缓急，人人都难避免。太史公说：‘从前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饭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这些人都是学士所谓的有道的仁人，仍然遭难如此，何况以中人之材而处乱世的末期？遭难之多，真是说都说不完呀！’

“俗话说：‘何必知道仁义，已获利益，就是有德。’所以伯夷以周朝为丑恶，饿死首阳山，而周文王、周武王不因此遭贬斥而不得称王；跖、□暴戾，而他们的信徒没完没了地称道他们的义气。由此观之，‘窃钩的贼，落得杀头的下场，窃国的贼，却受封为侯，侯家门内，就是仁义的所在’并不是空话。

“那些迂阔的学者很可能抱区区之义，长久不受知于世，岂能比得上以浅俗的低论，与世沉浮而获得声誉的那些人呢！而身为布衣者，讲究信用，使方圆千里之内的人都称道其义气，宁可死而不受世俗之累，这些人也有其长处，不是光混日子而已。所以人遇到危急，能以性命相托，这样的人难道不正是人们所说的英雄豪杰吗？如果拿乡里的侠客同季次、原宪比较权力，效功于当世，显然不同日而语。如果以结果来衡量言论的意义，那么，侠客之义，又怎么能没有呢！

“古代的布衣侠客，没怎么听说过。近代像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流，皆因王者亲属，倚仗有土地和卿相之势力地位，招揽天下谥能，显名诸侯，不能不称之为贤人。比如顺风而呼，声音并未加速，而其势力却更激烈。至于胡同里的侠客，依靠自我修行而使名声闻于于天下，令人人皆称道其贤，这是很难办到的。然而儒、墨两家皆排斥之而不予记载。致使先秦匹夫之侠，湮灭无闻，我深以为恨。以我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然经常触犯当时的法律，但其私人的义气与廉□退让，都有可称道之处。名声不能凭空树立，人们不会无缘无故跟随。至于相互勾结为夥，倚仗财势剥削穷人，欺负孤弱，逞其私欲，游侠也以为丑恶。我感叹世俗不能明察游侠的心意，而把朱家、郭解等人视同暴徒一类而共同讥笑之。”

以上摘自《游侠列传》，出自该传的之引言部分。

《韩子》，即《韩非子》。季次与原宪皆孔子弟子。季次，复姓公皙，单名哀，字季次。季次一身不曾出士，孔子以其不愿屈身为家臣而深许之。原宪，原姓，宪名，字子思。《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有如下记载：“孔子卒，原宪亡在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译为今日之白话即：“孔子死后，原宪窜处荒野。子贡为卫国的丞相，率领大队车马，从野菜地里开道而入破败不堪的胡同，探望原宪。原宪穿着破衣破帽见子贡。子贡觉得难为情，说：‘您病了吗？’原宪说：‘据我所知，没有财的人叫做“贫”，学道而不能实践的人叫做“病”。像我这样，是“贫”，不是“病”’”

太史公，司马迁既自称“太史公”，也用“太史公”称其父。此处之“太史公”，似以指其父司马谈为宜。虞，上古部落名，舜为虞之首领，故舜亦称虞舜。相传舜之父与弟欲至舜死，令其穿井而下石，令其漆仓而放火，舜皆得脱身不死。所谓“窘于井廪”，即指此。伊尹，辅佐商汤开国之主要谋臣和权臣。鼎俎，锅盆等炊具。相传伊尹卖身为有莘氏之家为仆，汤娶有莘氏之女为妃，伊尹作为陪嫁的仆人，背着炊具进入汤家，因烹调高明而得以接近汤。所谓“负于鼎俎”，即指此。傅险，亦称傅悦，曾在傅岩为苦力修路，商王武丁用以为相。“傅险”之下似有脱文。吕尚，前文已言及之，“困于棘津”，指其曾在野水垂钓而遭遇周文王。夷吾，管仲之字；桎梏，刑具。“管仲桎梏”，指管仲为鲁囚，事见前，此不复赘。百里，指百里奚，百里奚曾以养牛为生，遭遇秦穆公而至丞相，事亦见前文。

跖，指盗跖，其人其事，见前文。□，指庄□，为楚将，开拓今四川、贵州一带。延陵，不详所指。班固据《史记》此文而编撰《汉书．游侠列传》时，即予删除，可见班固之时已不知何所指。然既与孟尝、春申、平原、信陵并称，当为战国时某国之权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分别指齐国之孟尝君田文、楚国之春申君黄歇、赵国之平原君赵胜、魏国之信陵君魏无忌，《史记》皆有传，四人俱为战国权臣，俱以养士好客著称，除黄歇之外，其余三人皆为王室公子。

司马迁的这番议论，有二费解意之处。《史记》既为孔子作“世家”，尊之如“诸侯王”，又为其弟子作“列传”，即使只有姓名而毫无形迹者也一一列入，唯恐其名没于身后而不显，可见司马迁于孔子及其学派皆尊崇得无以复加。而《游侠列传》却首引《韩非子》之语，并列“侠”与“儒”而共讥之。继而拿季次、原宪一流的儒家“高士”与儒家所不齿的“乡曲之侠”相比，而居然把季次、原宪给比下去。又称道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的品德，而这种品德又恰好是孔子贬之为“小人”的品德者。进而徵引与儒家所鼓吹的理论背道而驰的俗语“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以及“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并从而肯定之。何其矛盾乃耳！此其费解者一。

既讥“儒”与“侠”，又说“而学士多称于世”，可见在司马迁的时代，“儒”与“学士”并非如后世等量齐观，而是截然有别。区别何在？非儒之学者竟何所指？此其费解者二。

虽有如此费解者二，却不妨窥见司马迁之心显然视“立功”、“立事”于“立言”、“立德”之先。根据前文的分析，这种观点实与孔子的观点并不矛盾；其与先秦纵横家的思想合流则更不在话下，无待分析而后明。衡之以后世的伪儒学或庸俗儒学，司马迁的这番议论则显然为离经叛道，断乎不会见诸史官之笔。由此可见，当西汉武帝之世，独尊儒术之议虽已首倡，学术思想仍远非如后世之僵化迂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