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把中国推向革命专制歧路的孙中山

孙中山是个很不成熟的政治家。只要看看民国一建立，满清退位，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他就急急忙忙宣布民族主义、民权主义都已成功，只剩下民生主义尚待努力；他自己要致力于修铁路，十年内修二十万里；就知道他的政治水平实在不高。他头上的光环是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后，为一党专政的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刻意
制作出来的。

他有民主革命家的虚名，却非常缺乏民主素养。早在1906年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孙文就提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的三阶段论，从夺取政权到实行宪政最少要9年。问题不在时间长短，而是没有给其他政党留下活动空间，尽管那时的中国早已有与国民党政见不同而又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党派。孙中山自己就说过，政治是众人之事；岂有独霸之理？

再看看“二次革命”后完全按照他的意愿组织起来的中华革命党有关党员作用的规定，其政治思想的基本观念就十分清楚了。

“凡中国同胞皆有进本党之权利义务”。[xxvi]把参加某个党说成是全民的义务，已有点不伦不类，更奇特的是在他所设计的政治结构中，“凡于革命军未起义之前进党者，名为首义党员；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进党者，名为协助党员；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进党者，名为普通党员。”而这三类党员居然
享有不同的公民权利 ：“革命成功之日，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及被选举权利；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xxvii]

一个政治团体的章程，居然规定要剥夺绝大多数国民的公民资格，在世界政治史上可能绝无仅有。如此安排实际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建立一党专政体系。这是20世纪的创举，比俄德意诸国都早。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或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公民的自由、平等，孙文设计的政治生活蓝图中却要在一个时期内剥夺大多数国民的公民
权，国民中的一小部分——革命党员则成为享有平民不能享有的权利的特殊阶层，而这个特权阶层还要进一步依照与一个政党关系的深浅划分为三等！

这样的创举与民主主义背道而驰，并且直接违反了《临时约法》关于“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的规定。

再以国民党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例，那些反民主的举措令人吃惊。代表半数是指定的；筹备过程中对方针政策上有不同意见，动辄开除；党章上明明白白写上“总理（指孙中山）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之权。”[xxviii]并把“忠诚服从领袖”写入《纪律问题决议案》。这些践踏民主的传统不但为害全国，国民党自身也被害惨了。丢掉大陆，在台湾选战中败北，不是都与这个党缺乏民主、自由的状况息息相关吗？

从政党制度的角度看，这是没有从革命政党向民主政党转变的恶果。现代国家的基本框架建立后，全社会（包括各政党和各种社会团体）都需要把法治摆到首位，坚决维护公民的自由，维护政治生活中的民主运作机制，才能不断自我更新，保持旺盛的生机；否则必然遭到历史的惩罚。

......更值得重视的是这已经成了一种文化氛围，一些以革命者自命的人士，承袭了专制文化中以势压人的方式去解决他们与政敌之间的歧见，而不是通过辩论或诉诸法律。早在1907年10月17日，同盟会的张继、陶成章等人就留下率领四百多人捣毁立宪派的政闻社成立大会的不光彩记录。[xxx]民国元年7月7日，同盟会在北京的机关报主持人田桐等又率领二十多人捣毁《国民公报》社，只因后者报端发表了对同盟会的不敬之辞！[xxxi]在近代中国革命家和革命党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导致他们无法适应民主共和制度框架建立后的新局面。中国文化中缺乏法治和自由、民主传统，使中国人在19、20世纪吃尽苦头。时至21世纪，恐怕还需要几十年才能弥补这个缺陷。

梁启超与立宪派的迷惘

友：不能光怪国民党吧？其他社会力量难道就没有责任？

袁：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弄乱了刚刚开局的民主政制，这个错误影响全局。任何国家的民主政治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夹杂不少污秽；反复操练，就会逐步走向正轨；粗暴地打断，后果难于预料。梁漱溟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当记者，出入国会，曾认真观察过民初政治生态的变化。1922年1月，他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xxxii]这位过来人的意见，值得人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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