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角荣那时是一名新入社员

杜海玲

前阵子在网上看姬路城美，而且是日本第一个世界遗产，就在盛暑里去看了，果然美，之后心生一念，要走遍日本的世界遗产。先从近处起，富冈制丝厂。

从东京乘上越新干线到群马县高崎，转乘当地电车“上信电铁”，到上洲富冈站。从车站步行9分钟即到富冈制丝厂。

在高崎等上信电铁的火车，一等就是30分钟。等候室是一节废弃的车厢，写着“丝绸之间”，极有小站意境，只是残暑灼人。

从上洲富冈站下车，有世界遗产路标，但一路上人极少，因为是平日，况且虽是世界遗产，但是朴素的一种，所以找个吃午饭的地方都很难。从车站开始的商店街，也和日本很多地方一样，一律叫“银座”。然而富冈的银座一路无人，店也不开，直走到富冈制丝厂旁，才找到几家有食物的店，终于能吃饱了去参观。

之前多次在电视上看到过富冈制丝厂的红砖墙。百闻不如一见。江户时代末期，结束了闭关锁国的日本开始和海外有贸易往来，只有生丝制造技术不逊世界。1872年，明治政府设立了这间国营工厂，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制丝厂。20世纪初期，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丝输出国。当时有三大特点，一是从法国引进机器和技术，二是聘请法国人为领导，三是从全日本募集纺丝女工，学成后回到家乡成为机械纺丝的指导者。

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2024年的一万日元纸币上将是他的头像。

当年他在政府工作，负责创建这所国营厂。他从家乡深谷招来工匠负责人，向法国人学了烧制红砖。这成为深谷的重要产业，从富冈制丝厂的砖房起，深谷的红砖修成了东京站、赤坂迎宾馆、横滨红砖仓库、银座红砖街……

有了厂房，需要工人。纺丝工作最适合于视力好、手指灵巧的年轻女工，但看到法国人喝葡萄酒，日本人盛传“外国人是要把女孩子招去喝她们的血”，谁也不肯送女儿入“虎口”。涩泽荣一的表哥、工厂第一任厂长尾高惇忠的女儿作为第一号女工入厂。“厂长的女儿都去了”是广告牌，大家放下心来，从此日本各地女孩竞相来做纺丝女工，被称为“丝姬”，是受人尊敬羡慕的工作。

在制丝厂鼎盛期，有千名“丝姬”，出口生丝产量达世界第一。富冈制丝厂，是日本近代化的象征。

在参观过程中，还途经一片桑园，目睹几条正在吃食的蚕。我小时养过蚕，叫做蚕宝宝，我的爷爷下班时带桑叶回来给我喂蚕，咔擦咔擦吃得香。但在这个世界遗产的展厅，蚕宝宝吃的是混杂着大豆粉、桑叶、维生素而制作的蚕粮，看上去一点也不好吃。我看那蚕也恹恹地几乎不动。

离开富冈制丝厂，回到高崎站，预计去群马高崎的“白衣观音”，以及与它有渊源的旧井上房一郎宅邸。走到老宅前才知，那几日，因为宅邸所在的高崎美术馆（这个庭院太美，被纳为美术馆的园子了）在更换展品，连同里面的宅子庭园，都给我们闭门羹。既来之，则绕着外墙漫步，注目，遐想，像极了我疫情前在莫斯科托尔斯泰的故居外绕圈——那天正好是闭馆。就这样绕着外墙，也觉是到此一游了。

旧井上房一郎宅邸，由安托宁雷蒙德设计（他在日本的作品还有帝国饭店、东京女子大学等），看资料，这所宅子基本照抄了雷蒙德的自宅——在西麻布——在麻布周围，还有他设计的建筑物，包括东京塔旁的圣安德教堂。所以也可算失之群马，收之麻布。

话说井上房一郎，实业家，井上工业的大公子。他的父亲井上保三郎于1936年在高崎建了白衣观音。高41.8米，重5985吨，当时是世上最高大的观音像。

1934年，井上工业请在池袋的建筑设计师打造了观音的模型，设计师亲自到高崎半山多次查看地形，设计了与环境相和谐的白衣观音，尤其费了苦心的是，要让每位前往参观者都感到仿佛在与观音对视。

模型终于完成后，由井上工业一名年轻的新入社员将它运到位于日本桥的井上工业东京支店。那名新入社员很认真地用棉被包裹着观音模型，紧绑在自行车后座，肩负重任，卖力骑车，汗水淋漓，将“白衣观音”送回了公司。这位新入社员，名叫田中角荣。

青年田中角荣，清贫，好学。初中毕业，进入井上工业，吃住都在公司里，白天在工地工作，晚上去神田的中央工学校土木科上学。

在1984年出版的《高崎白衣观音建设秘话》里，作者横田这样写道：我偶尔从井上工业高崎本社去东京支店出差时，正在事务所开会呢，夜色昏黄，一名刚从工地回来的年轻人，一边啃着饭团子，一边抱着几本书说：“我去上夜校了”。当时只觉真是个好学的青年啊，做梦也不曾料到，这个青年将来会成为背负日本的总理大臣。

井上房一郎在田中角荣辞职离开后也一直是他的支持者。田中角荣辞职后，自己成立了建筑公司，好风凭借力，进入政界，直上青云。

时代的风云人物，都有他们的气势和使命，正如涩泽荣一吟诗壮志：“势冲青天攘臂跻，气穿白云唾手征。”他们的作为，都荫泽后人，余韵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