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岁月

邓小虹（邓拓之女）

文革来了

历史都这样记载，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而对我们家而言，文革灾难在此之前就已经降临了！

１９６６年４月初的一天，妈妈把家里当时住校的几个孩子从学校提前叫回家，严肃地对我们说，“爸爸过去写的文章中有错误，报上很快要登载批判文章了„„谁有了错误都应该接受批评么”，“不要害怕，要和同学们一起学习讨论，要相信党。”

从那天起，我每天上学都感觉惶惶不可终日，表面上像往常一样装作若无其事，但心里十分紧张，竖起耳朵听广播，不知哪一天会传出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声音。

虽然害怕这一天的到来，但它还是来了！

１９６６年４月１６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标题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刊发了编者按。在编者按中说，吴晗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两株大毒草的作者，他在作品中不止一次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廖沫沙是《海瑞罢官》和《李慧娘》两株大毒草的吹捧者，是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员主将；邓拓除了在《三家村札记》中发表了一些毒草以外，还是《燕山夜话》另一批毒草的作者，他吹捧死人，顽固地提倡向死人学习，颂古非今，借古讽今，大量地宣传了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三家村”的结合不是偶然的，是共同的反动政治思想的产物。

学校语文课和政治课的上课内容都改为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我相信了爸爸妈妈的话，党组织批判爸爸写的文章，是为了让他改正错误后继续为党工作。于是，我在自己写的批判文章中表态，虽然邓拓是我的爸爸，我也要听党的话，积极参加大批判，帮助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老师把我的批判文章贴在教室后面的墙报上，很快就吸引来班内外很多同学的围观和窃窃私语。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如芒刺在背，连头也不敢回，盼望着大批判的日子早些结束。

原以为大批判的日子快要熬过去了。没想到，５月８日，署名高炬、何明，实为江青一手策划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擦亮眼睛，辨别真伪》的文章在《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发表，同时两报还发表了林杰的文章《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这些文章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是他们这一伙的一个头头。”北京日报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

从１９６６年５月开始，大批判不但没有停止，还在继续升温，要彻底揭穿北京市搞假批判的大骗局，矛头直指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全国的报纸、广播、电视公开批判“三家村”，大街小巷都刷满“打倒三家村”的标语，到处都是“打倒反党分子邓拓”的口号声，邓拓的名字成了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的代名词。

在学校里，往日有说有笑的同学和我见面时脸上没有了笑容，平常打招呼拍拍肩膀会被人厌恶地甩开，看到大家聚在一起聊天，刚想凑进去，人群就会自动合拢把我一个人分隔在人群外，无论走到哪里我都是形单影只；就连遂安伯胡同街坊邻居中那些素不相识的孩子们看到我走到家门口，都会冲我呼喊口号。

一位北京师大女附中同学的回忆记录了我那时的境遇，“文革最早期，同学们都注意到邓拓的女儿、初二（２）班文弱的邓小虹同学在校园里一直表情凝重，一脸茫然，她最早不再佩戴红领巾。”

５月１２日，学校的卞仲耘书记对全校做了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要求每一个人都要积极、主动、自觉地参加这场革命，捍卫党中央、毛主席。会上邀请了一位双目失明的西藏翻身农奴发言，他说，邓拓反党黑帮分子要让我们回到万恶的旧社会，我们翻身农奴绝不答应！我们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我听了心里不寒而栗。学生会的人动员我上台表个态，我说什么也不肯去上，很害怕在全校师生面前曝光。卞书记绝想不到，８５天之后，她会被自己动员起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学生毒打致死！

５月１８日凌晨，我的爸爸不堪忍受对他莫须有的污蔑和诽谤，愤然离世，成为这场运动中第一个倒下的共产党人！

停课闹革命

６月１日上午，同学们正在上课时，学校的广播破例响起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声音，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天，当同学们收拾书包走出学校大门时，还不知道，我们的中学学业从此结束了！

第二天走进校园，大家瞬间惊呆——礼堂外、锅炉房高台、宿舍楼墙上贴了很多大字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最醒目的是一张署名刘进（其父刘仰峤时任高教部副部长）、宋彬彬（其父宋任穷为开国上将，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马德秀的大字报，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头一句话就是“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是女附中高一的学生，通过她报告，在邓小平直接干预下，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启立带领团中央工作组很快进入学校，传达了北京市委领导班子改组、彭真下台，李雪峰担任市委书记的消息，主持成立了包括刘进、宋彬彬、马德秀在内的革命师生代表会，刘进是学生代表会主席；各班的班主任靠边站，取而代之的是班核心小组，工作组—师生代表会—班核心小组成为学校新的三级组织。宣布复课，恢复正常秩序。所谓复课，就是老师不教课了，学生每天在教室里读报纸、学社论、念毛主席语录，上下课铃照常响。

这种按部就班学习讨论的情况没有维持多久，又有学生（仍然是干部子弟）贴出了大字报，质问工作组“为什么还不召开揭批校领导大会？”６月２１日、２２日学校连续两天召开全校大会开始揭批校领导，会上开始有针对校领导的打骂举动。从此全校停课，继而全北京大、中、小学停课。

毛泽东对此仍不满意，还嫌乱得不够。７月２９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毛主席说工作组是消防队，压制群众起来革命，毛主席讲话时会场掌声雷动；〔编者按：作者记忆有误，毛泽东在此大会上没有发言。〕刘少奇、邓小平承认自己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于是，工作组宣布撤出师大女附中，让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革命。

学校开始进入无政府状态。

那天，在学校大操场锅炉房的高台上，学生开始自发召开批斗会，不仅把团中央工作组的领导胡启立揪到台上，还把学校里几名老北京市委的所谓“黑帮子女”揪到台上，记得有市委组织部长佘涤清的女儿佘靖、副市长范瑾的女儿俞慧声、市委大学部部长吴子牧的女儿吴小珊„„上台揭发的人指着俞慧声身上背着的大书包说，“你们看她背个大书包，不认真参加文化大革命、批判黑市委，和她的妈妈、黑帮分子范瑾划不清界限，还天天学习数理化，梦想着将来考大学呢！”我站在台下的人群中，十分害怕被人揪上台，却一步也不敢离开。

俞慧声再没有机会上大学，５年后她在下乡插队时精神失常了。她的父母都出身于浙江绍兴的名门望族，家族成员遍布大陆、台湾及海外，在政、军、学、商等各界人才辈出，是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家族，却可怜她连中学学业都没有完成就与学校无缘了！

血腥的红八月

文革中血统论甚嚣尘上是出现校园暴力的重要助推器。

８月１日，学校宿舍楼大门口贴上了一幅十分醒目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据说这幅对联最早出自于北大附中的一群军队子弟之手；校园里的大字报也是“自来红们站起来”之类的内容。血统论将学生按照出身分为三、六、九等，干部子弟自认为是红五类、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齐耳短发梳个小歪辫、身着黄色旧军装是那时最时尚的革命装束，他们开始对其他出身的同学进行谩骂侮辱，班里的气氛变得肃杀和惊悚，原本和睦相处的同学之间出现了深深的隔阂，有些甚至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８月４日，女附中很多班级同时召开了批斗会，不少同学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受到了羞辱。我们班里批斗戴碧汝同学的情景至今闭上眼睛仍历历在目。

戴碧汝是我们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身世有些特殊。１９４９年，她出生在安徽老家，一出生就赶上了土地改革，她的父亲作为恶霸地主在当地被镇压，留下了年幼的她，幸而被她的姑姑收留并养育成人。她的姑姑戴锡可出身于大户人家，１９４０年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参加了新四军，成为皖东抗日女英雄，１９６５年在北京病逝，年仅４７岁。她的姑父是时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后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等要职的汪道涵。戴碧汝性格热情开朗，和班里所有同学关系都相处得不错，她家住在东城，放学后我们常常一同骑车回家，一路有说有笑。她在个人情况表的家庭出身一栏始终填写的是“地主”，却也经常进出当时为共产党高级干部提供特殊服务的一些场所，如养蜂夹道俱乐部、人民大会堂的春节联欢会等，和班里的干部子女也在一起嘻嘻哈哈、打打闹闹。

班里开批斗会那天，我们正默默地坐在教室里自学毛主席语录，班里一群身着黄军装的干部子弟气势汹汹地涌进教室，让我们站起来围成一圈，把戴碧汝围在中间。为首的是一位开国将军的女儿，因为父亲去世插班转入女附中不久，平素学习一般，少言寡语。她目光直视戴碧汝，厉声呵斥道，“你这个恶霸地主的狗崽子，为什么冒充干部子弟到处吹牛？”与她平素的形象判若两人。戴碧汝嘴里小声嗫嚅着，像是在解释什么，只听“啪”的一声，将军女儿一个大嘴巴扇过去，把戴碧汝的眼镜打掉了，鼻孔里顿时流出了鲜血！同学们立时都惊呆了！不知为什么那天我没有被批斗，只是当我因为个子矮踩在凳子上观望时，遭到一个红五类同学瞪着大眼的斥责。后来，戴碧汝没有跟随学校分配上山下乡插队，为了表示自己革命的决心，独自一人去了新疆建设兵团，坚决要求在条件最艰苦的农五师采石场劳动，从此再不和班里同学来往。

班里另一位同学的父亲罗汝正是黄埔军校四期学员，１９４９年在新疆率部和平起义，后任新疆建设兵团农八师师长，为建设石河子，保卫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她暑期去新疆探亲前，班里同学还和气一团，９月份她回到北京，兴冲冲地穿着一身新换发的国防绿新军装返回学校，没想到那些红五类子弟把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将领同样视为黑五类，厉声呵斥她立即脱下绿军装，让她惊呆了！后来，她的父亲被扣上“假起义、真潜伏”的罪名，经受了七年的残酷折磨，于１９７３年含冤去世。

各班教室里都在学生斗学生，有些班甚至对朝夕相处的同学拳打脚踢，刷大字报的浆糊和紫色墨汁从头上浇下，要求出身不好的同学揭发父母，承认自己是“狗崽子”。女孩子最珍爱的自尊所遭受的践踏言语难表。

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校领导面临的危险也在迫近。

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是一位１９３８年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１９４９年北平解放后，调到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在学校工作的十七年中勤勤恳恳，爱校如家，因为平日里主要负责教师工作，同学们对她不很熟悉。

副校长胡志涛也是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她长期从事宣传和教育工作，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后来到师大女附中工作。１９５９年，因为对北京市的中小学教育提了几条意见，曾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撤销职务降两级，下放工厂劳动，平反回校后担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是应该被载入女附中史册最黑暗的一天，也是女附中校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卞仲耘、胡志涛等校领导被一群以红五类干部子女为首的学生驱赶到烈日下在操场上游斗，头上扣着纸篓，身上浇满写大字报用的浆糊和墨汁，有同学抡着带钉子的破旧桌椅腿打在卞校长身上，经过四五个小时的折磨，被木棒和乱拳殴打得遍体鳞伤的卞校长终于惨死在自己的学生手下，成为全北京和全中国第一个遇难的中学教育工作者，她那年刚满五十岁。在她之后，一大批中学教职员工死于非命，在文革受难者中触目惊心。

胡志涛一向性格倔犟，当学生们让她喊“我是牛鬼蛇神”，“我是反党分子”时，她坚决不喊，争辩说“我不是黑帮”，一个学生说“我现在就让你变黑”，拿着一瓶墨汁就泼在胡校长身上。她的反抗越强烈，挨的打越重，粪水、污水、血水流满全身，竟被打得腰椎骨折，从此穿上了钢背心。

那天，我也被拥挤推搡裹挟在围观的学生中，看着眼前校领导被侮辱的惨状，心在颤抖：“如果看到爸爸遭受这样的羞辱和毒打，我该怎么办呢？”我更担心妈妈，“她在单位里是否也会被这样毒打呢？”后来，我躲进了操场旁的宿舍楼上，最后从窗口向下看到的情景是，卞校长衣服被撕成碎片，浑身肮脏不堪，奄奄一息地躺在一个运垃圾的手推车上被拉走了。第二天，学校通报了她的死讯。

不久，学校接到通知，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首都各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大会”，女附中有４０个名额上天安门。在此期间，以清华附中干部子弟发起的红卫兵组织，高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迅速向全市发展推进。于是，女附中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投入了紧张的参会准备工作，主要是制作红卫兵袖章和标语牌。从各班挑人肯定要出身好的，结果是清一色的高干子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就是在这一天，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

毛主席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宋彬彬。”

“是文质彬彬的彬吗？”

“是。”

毛主席又说：“要武嘛！”

那天，能见到毛主席大家都非常激动。我们班的张小艾同学（其父张爱萍为开国上将，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组织领导了“两弹一星”大会战）还给毛主席戴上了红领巾。记得第二天，她来到教室，对大家说，昨天毛主席和我握手啦！同学们蜂拥而上，攥住她的手，仿佛还能感受到领袖手上的余温„„不久后，她的爸爸也被打倒、批斗，囚禁达６年之久。

８•１８大会是在文化革命运动已经出现暴力行为时召开的，中央却没有对这些过激行为采取任何批评和制止。当天下午，一位记者采访了宋彬彬，之后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的文章，署名宋要武（宋彬彬），毛主席一句“要武嘛！”成为红卫兵、造反派从开会批斗“走资派”“黑五类”发展为无法无天、草菅人命的催化剂。８•１８之后，红卫兵运动在这样的教唆下进入了暴力杀戮的高潮，北京陷入“红色恐怖”的无底深渊。

抄家、破“四旧”

很快，学校的红卫兵开始成帮结伙，骑着车，呼啸着冲出校门，到社会上造反抄家、破四旧。那时，不是人人都有自行车。一天，我刚进入学校大门，一个外班的红卫兵就从我手中一把抢过自行车，说，“给我用用！”说罢骑车扬长而去。我不知什么时间到哪里去找她，甚至叫不出她的名字，只能天天步行到学校去守候，盼着哪天能碰上她要回我的自行车。

进了学校西大门，从南向北是被称作大库的几排高大的平房，那些日子里，从房子里有时传出有人挨打时凄厉的惨叫声，据说那是红卫兵在殴打从社会上抓来的流氓。据官方统计，仅仅一个月内，北京的红卫兵就打死１７７２人。

红卫兵还以破四旧的名义随意闯入私宅抄家。多年后，我见到班里一位后来移居香港的同学，她出身于书香世家，父母都是学校的老师，家里有丰富的藏书。她回忆起班里的红卫兵到她家里抄家，把所有的书从书柜里扔到地上，扬长而去；全家人吓得胆战心惊，天天脚踩着一尺多厚的书籍在家里走来走去，竟然不敢捡起一本来！我这才知道什么叫文明扫地！

米鹤都曾经著文分析过文革“破四旧”运动的缘起。他说，所谓“四旧”，是“十六条”中说的“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其载体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开始只是砸招牌、改路名，马上就转向了抄家、打人、遣返为主要内容。到了破四旧打死人的“红８月”，人民日报８月２９日发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题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其中说道：“红卫兵上阵以来„„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炎黄春秋》２０１２，（５）：５２－６，２２）

在“文革”“破四旧”过程中，全国总共约有１０００多万人家被抄。１９６７年６月２日，“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战果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正式开幕，仅１９６６年８月，北京市就有１１•４万多户被抄家，８•５万多人被赶回原籍。散存在民间的奇珍异宝、字画、书刊、器皿、古籍在火堆中消失的不计其数。北京在１９５６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６８４３处文物古迹，竟有４９２２处在１９６６年的８、９月间全部被毁。（中国国学中心２０１６年８月出版的《国学研究与传播》总１３期）

天下大乱

８•１８之后，外地学生强烈要求来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毛说让他们来，也可以让北京的孩子出去。于是，从１９６６年８月至１１月，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八次接见了红卫兵和群众，总人数约１１００万。毛泽东在震耳欲聋的“万岁”声中，挥动着他手中的绿军帽，个人崇拜的狂涛巨浪席卷了整个天安门广场。同时，全国大串联开始了！串联的学生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红卫兵打砸抢开始向全国蔓延，有些地区甚至升级为武装冲突。

很快，刘少奇、邓小平也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打倒了。刘少奇的女儿刘婷婷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也被拉到学校大会上表态，呼喊口号——“砸烂邓小平的狗头！”学校里陆续传出几位教师自杀的消息，其中包括一位曾经给我们上历史课的老师，他讲的那些生动的历史故事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那时，从学校回家往返天天要经过长安街，途中经常会见到“黑帮”游街的大卡车从街上驶过。印象深刻的有两次。

一次是斗争彭德怀。只见一辆敞篷卡车上站满身着绿军装的年青人，不断高呼“打倒彭德怀”的口号。彭老总头戴纸糊的高帽，顶端飘着长长的纸条，表情呆滞，他脚下踩着凳子高高地站在车头后面，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白纸黑字写着“反党分子彭德怀”，“彭德怀”三个字上用红色打着一个大叉子。想当年井冈山反围剿、八路军抗日、抗美援朝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元帅，竟然受一群在他出生入死打下的天下享受和平生活的年青人如此凌辱，心中无限凄凉！

另一次是斗争赵尔陆。他是开国上将，担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为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和生产做出过重要贡献。在他游街的卡车上，那些“革命群众”一直在高喊“打、打、打，打倒赵尔陆！”口号声震耳欲聋。很快就传出了他去世的消息。

红卫兵开始联合外单位的造反派揪人到学校里批斗。一次，著名的全国劳模、清洁工人时传祥被拉到学校大礼堂批斗。他是一名出生在旧社会的贫苦人，一位普通的掏粪工人，解放后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使他对党充满感激。他把掏粪当成十分光荣的劳动，不怕脏、不怕累，“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净”，在１９５９年全国群英会上受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接见。刘少奇握着他的手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就因为这个原因，他被诬为“工贼”、“粪霸”受到批判。我站在台下，看到他双手被人扭在背后成喷气式的姿势挨斗，豆大的汗珠和着眼泪从他古铜色布满皱纹的脸上滴落在地上，洇湿了一片。听说，１９７１年他带着一身伤病被遣送回山东老家，三年后抑郁而终。

红卫兵都在忙着造反、串联，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学无事可做，于是自发组织起来下乡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记得一次在顺义城关的大营村劳动，同学们分散住在农民家里。我住的那家贫农有个女儿也是中学生，知道了我的家庭出身却仍然对我很和气，这让我很受感动，还与她保持了一段通信来往。

每天早上出工前，村民都在村口大槐树下的毛主席语录牌前集合，向毛主席做“早请示”。一个小脚老太婆来晚了，还认真地向毛主席“请罪”，原来是她的鸡圈门没关好，鸡跑出来了，抓了鸡，关到圈里，人就来晚了。等人齐了，小队长开始带头早请示，“毛主席呀毛主席，现在我们向您老人家请示活茬。今天的活茬有搰捋（hulu）苗、耪地。”我强忍着没敢笑出来，心里想，毛主席真是日理万机，连搰捋苗、耪地都要管，太辛苦啦！

多少年后，这个画面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甚至忘记了是发生在什么时间？在哪里？总以为是在梦中。４０年后我在顺义参加北京市卫生监督工作会议，顺义的监督所长对我说，文革初期我下乡劳动住在他大姨姐家，她一直记得我，很想再见到我。于是，我们一起驱车来到村里。刚一进村，就看到村口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槐树，那情景就和我脑海中的记忆一样。

我问他，“你们这里有没有一种农活叫‘搰捋苗、耪地’？”

“有啊！”

“你们村口大树下原来是不是有个语录牌？”

“有啊！”

原来那不是梦境，是真真切切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荒诞！如今，这个村庄因为城市发展已经从地图上彻底消失了。

外出大串联需要学校开具红五类的证明，不是红五类不给开。但我们也很想通过步行大串联，锻炼自己，表示我们跟党干革命的忠心。于是，我和班里三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同学，决定去北京郊区顺义的焦庄户参观抗战遗留下的地道战遗址。

那天，我们一大早就到东直门集合，背着背包，沿着公路，向６０公里外的焦庄户徒步前进。途中，身旁有大轿车经过，司机停下车热情地招呼我们上车，都被我们拒绝了，坚持自己步行，直到天黑才走到了焦庄户村。

„„

老三届

１９６８年是我们入学的第四年，停课已经两年了，所有的学生都长大了两岁，却不知未来将何去何从？弟弟妹妹还一直滞留在小学没有升入中学。

从暑期开始，班里个别同学离开学校去部队当兵了，这是当时的头等出路，只有少数家长没有问题的军人子弟有此殊荣；第二等是留在北京当工人或当老师，除了要求出身好、父母身旁无子女照顾外，名额也非常有限；极个别的同学因为跟随父母被红卫兵赶出北京遣返回原籍，悄无声息地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了。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１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毛主席发出的动员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到处都是大标语和宣传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于是，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在北京的生活很压抑，我很想离开北京换换环境。

学校开始一批又一批组织下乡插队。先是去东北兵团，从小学语文课文里就介绍北大荒，“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挺来劲儿！可是，说是靠近苏联边境，担心出身不好的人越境逃跑，因此不让去，只好作罢；第二批是内蒙古，想想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就很诱人！又说内蒙古北邻外蒙、苏联边境，出身不好的人还是不让去；第三批是山西雁北的山阴县，哥哥到陆军连队当兵就驻扎在那里，他来信告诉我，歌词里唱“人说山西好风光”，真正是天上好风、地上好光，在地上挖个四方的坑就是猪圈，上厕所就蹲在坑角上，到了冬天冷风一吹屁股冻得受不了不说，坑里的猪顺着粪便冻硬的斜坡还一股劲往上窜着要舔屁股，真是太可怕了！于是决定放弃了。

终于，等来了去延安插队的消息。

妈妈１６岁就离开天津的父母家庭，千里迢迢到延安投奔革命队伍，延安在妈妈心目中是一方圣洁的土地。听说有去延安插队的机会，妈妈非常高兴，很支持我去。我马上就报了名，要求去延安！

１９６９年１月８日那天，开赴陕西的知青专列停在北京火车站的第一站台上，家里的兄弟姐妹都来车站送我。站台上挤满了送别的人群。很多人在伤心地落泪，我却满心欢喜。想也没想，再成为北京人将是１０年之后了！

如今，人们把“文革”爆发时在校的、本应在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和１９６８年毕业的三届高中学生和三届初中学生称为“老三届”。女附中最后一批女校生——老三届就此从学校的历史上淡出了，却给这所学校的历史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一页。

四十年后的追思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在校友们的倡议和资助下，一座卞仲耘校长的纪念铜像安放在了实验中学会议室，铜像大理石底座刻有“卞仲耘１９１６•６•１９—１９６６•８•５”和“原北京师大女附中部分师生敬立”的字样。遗像旁题写了两行醒目的诗句：

黄昏血色往事何堪回首

绿地晨曦今朝勿忘反思

我也参加了捐款并出席了塑像的揭幕仪式，见到了刘进、宋彬彬等文革中女附中的风云人物，大家都深切悼念在文革中惨死在自己培养教育的女学生手下的卞校长，我也为校长老师遭受毒打时自己的冷漠旁观而忏悔。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２日，女附中召开了一次老三届师生见面会，刘进作为女附中文革期间工作组任命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在工作组撤走后，未能有效阻止校园暴力，造成卞校长不幸遇难的八五悲剧，向卞校长、受害的校领导、老师表示深深的道歉。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她也经历了坎坷的人生，回想自己在文革初期所作所为，她说，“在文革前长期接受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的教育，使自己的思想片面僵化，带有明显的个人迷信色彩，听到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睡在毛主席身旁，真恨不得赶快把这个坏蛋揪出来，保卫毛主席。”“一次广场上的大会，一次接见所产生的作用是很大的，但也只是一种诱发因素，而十几年的暴力斗争教育，对‘敌人’的仇恨教育，才是文革初期暴力行为的思想基础。”

胡校长的女儿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她说：“我亲耳听到妈妈生前多次表达对文革这一段经历的看法，她强调的是，那些学生毕竟还是孩子，文革这么大的事，组织上要负责任。”

文革风暴是以干部子女为主体的青年学生作为开路先锋，从学校推向社会，从城市推向全国城乡的一场发动群众参与专政的运动，所有参与其中的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在最高领袖的煽动和蒙蔽下，以其对生命的极端漠视和对法制的

粗暴践踏把中国变成了人间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