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洛舍维奇是个“运动群众”的高手。应当说他实际上并不相信什么自由民主。但如果说到对原来“主义”的态度，则米洛舍维奇与叶利钦一样都是“主义”的背叛者，只不过他们的背叛朝着两个方向：叶利钦走向民主派，而米洛舍维奇走向极端民族主义。而且两人都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走向权力峰巅的。正如南《今日》周刊所说，“已成为真正的民族主义领袖的米洛舍维奇”提出了“复兴塞尔维亚国家的思想”。米氏“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气氛”，他把铁托时代“多年来塞尔维亚民族的冷漠变成了高涨的塞尔维亚热情”。而铁托传统的维护者则对他的行为气愤万分。1989年2月南《信使报》刊登了1941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苏•穆罕默德巴希奇的公开信，信中说：“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你滥用了科索沃塞族人与黑山人的悲惨命运，你抓到政权后就实行个人专制统治。你推行的政策危险地毒害着各族人民的关系，……已把国家推到了内战的边缘。你推行的是分裂、搞派别活动的政策，是反铁托的政策，反革命的政策。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以革命的名义，你下台吧!”

　　当然，“米洛舍维奇狂□”能够掀起决不能仅归之于米氏的个人魅力。铁托时代的民族平衡政策在维系了40多年的各族团结的同时，也在塞尔维亚人中积淀了强烈的不满。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东欧剧变，凸显了旧体制的合法性危机，在传统意识形态失去凝聚力的情况下，为了巩固权力就需要寻找新的合法性资源。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资源只能在两个地方：一是“民主化”，一是民族主义。在俄罗斯这两者的代表是叶利钦与日里诺夫斯基，在南斯拉夫则是以舒瓦尔、马尔科维奇为代表的南联邦末代党政领导与米洛舍维奇。当时南共联盟中央委员德鲁日奇曾形象地把南共联盟中央比做两列开往不同方向的火车，一列火车的火车头是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舒瓦尔，另一列火车的火车头是塞尔维亚共盟中央主席团主席米洛舍维奇。

　　与俄罗斯不同的是：在南联邦由于舒、马均非塞人，而塞族在铁托体制下又有民族积怨，于是日里诺夫斯基没有成功而米洛舍维奇成功了。

　　米洛舍维奇宣称：在南斯拉夫各族中，只有塞尔维亚具有最悠久的国家传统。而在联邦中，塞尔维亚长期受压抑、受欺侮、受剥削，而南共联盟却对它持漠不关心的态度；1974年联邦宪法赋予自治省近似于共和国的权利，使塞尔维亚成了唯一一个丧失了必要国家特征的共和国，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但民族主义从来是柄双刃剑，米洛舍维奇越是强调塞尔维亚在联邦中受压，科索沃人就越是感到他们在塞共和国中受压。米洛舍维奇在1991年初声称：他要使“所有塞族人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国家之中”。而科索沃人则认为所有的阿族人也应当这样。

　　米洛舍维奇用“群众运动”一连搞垮了科索沃的两届共盟政府，搞掉了南联邦议会前议长科索沃代表库尔特希，逮捕了科索沃共盟省委领导人弗拉西和省政府主席泽伊努拉呼。然而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三人可以说都是十分“传统”的。米洛舍维奇搞掉他们，阿族就成立了“共和国”，并选举作家鲁戈瓦为总统。“巴尔干的甘地”鲁戈瓦坚决主张独立，但同样坚决反对用暴力手段来实现它。但“巴尔干的甘地”却没有遇到“巴尔干的蒙巴顿”，在长达8年期间鲁戈瓦一直呼吁米洛舍维奇对话，却一直被置之不理，还数次被逮捕。“甘地”的被禁锢使他失去了政治作用，由“科索沃的曼德拉”德马齐为首的“科索沃解放军”便应运而生，他们想用武装斗争来逼迫米洛舍维奇成为“科索沃的德克勒克”。这时候米氏纵使愿为“蒙巴顿”也难了。

　　“铁托第二”，还是“切特尼克第二”？

　　至今还有许多人说，西方国家之所以厌恶米洛舍维奇，是因为他是东欧唯一未垮的“前共产党人”政权的代表。其实，如果就出身而论，剧变后东欧的许多领导人都是“前共产党人”，甚至执政党也是“前共产党”的后继党。仅就前南地区而论，斯洛文尼亚的库昌、马其顿的格利戈罗夫与黑山的久卡诺维奇也同米氏一样，不仅是“前共产党人”，而且后两人也是作为前共产党的后继党(社会党)候选人当选的。

今天我国一些传媒说米洛舍维奇是“铁托第二”。而塞尔维亚公认的第一号“铁托分子”斯坦鲍利奇却认为米洛舍维奇是“切特尼克第二”。我们看到，米洛舍维奇镇压敢于违抗他的铁托分子，即便是像斯坦鲍利奇这样有大恩于他的人，也毫不手软，至少不比民主国家的统治者手软。但由于米洛舍维奇领导的社会党是南共组成中的塞尔维亚共盟的后继党，同时也是个年龄结构偏高的“老人党”，为继续获得怀旧老人的支持、维持他日渐减少的组织资源，米洛舍维奇对历史基本保持低调，并未公开指名骂铁托或者赞扬切特尼克。这两个传统的一些共性（例如它们都排斥宪政民主）也为他提供了模棱两可的空间。然而在今天的塞尔维亚，他其实无法回避在这两个传统中作出选择。不久人们就看到了他是如何选择的：

　　2002年８月，米洛舍维奇下台后首次塞尔维亚总统竞选活动开始。已在海牙身陷囹圄的米氏开始想东山再起，指令社会党再推他为候选人。但选举委员会宣布，鉴于米洛舍维奇此前已经两次当选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根据宪法他无权第三次参加竞选。社会党于是改提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扮演瓦尔特的老演员、社会党人日沃伊诺维奇为候选人。谁都知道，“瓦尔特”形象就是以铁托为原型的，社会党显然是想打“铁托牌”。不料海牙狱中的米洛舍维奇听说后大发雷霆，指令社会党如果不推他，那就不要推本党任何人参选，而必须支持塞尔维亚激进党主席舍舍利作为在野党的唯一候选人。

　　舍舍利何许人也？他是当今既极端反共、又反“西方自由民主”的极右翼塞尔维亚民族主义领袖。他认为南共时期是塞尔维亚的耻辱，发动过要求平毁铁托墓的运动。他也是高调赞扬切特尼克、誉米哈伊洛维奇（被南共处决的切特尼克首领）为塞尔维亚民族英雄、自命为其继承人的角色。他的“塞尔维亚激进党”原来就叫塞尔维亚切特尼克运动。其民兵武装的军服、军衔与军徽都仿效二战时的切特尼克军队制式，而其对非塞族人的清洗和屠杀更与当年的切特尼克一脉相承。在米洛舍维奇与西方恶斗时他支持米氏，被米氏委任为副总理，形成反西方、镇压前南非塞族的“统一战线”。对此，一般社会党人是作为米氏的统战策略来理解的。

　　可是现在不是舍舍利加入社会党的统一战线，而是要社会党为舍舍利抬轿子。这自然为一般社会党人无法接受，如果这样，已经不太像样的“铁托党”岂不完全变成“切特尼克党”了吗？于是塞尔维亚社会党最高执委会进行表决，以多数票否决了米洛舍维奇的主张，仍决定该党将从本党成员中提名总统候选人。社会党最高委员会随即批准了执委会的决定。

　　这下可不得了！米洛舍维奇龙心大怒，他立即从狱中发出指令：解除该党代主席马里亚诺维奇的职务，任命贝利察取而代之。并“以党主席身份”指定了33人组成“塞尔维亚社会党主席的组织－政治委员会”，以取代党章规定的领导机构最高委员会。一向屈从于米氏家长淫威的社会党人忍无可忍，当天日沃伊诺维奇就向媒体发表声明说：“米洛舍维奇不准提名本党成员作为塞尔维亚总统候选人，而是让本党支持激进党主席舍舍利参加总统竞选的决定，使他同塞尔维亚社会党产生了距离。”这样下去米洛舍维奇迟早会与党分手。8月27日，社会党最高委员会执委会举行会议，一致拒绝米洛舍维奇作出的违反党章的决定。会议指出，最高委员会执委会根据党章规定尊重米洛舍维奇作出的更换党的代主席的决定。但是，他擅自组建“塞尔维亚社会党主席的组织－政治委员会”违反了党章，“这种在政治和道义上无视党的领导机构的做法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会议呼吁全体党员在即将举行的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选举中坚决支持本党唯一候选人日沃伊诺维奇。随即，社会党第六次党代会筹备委员会也以多数票表决结果，否决了米洛舍维奇对该委员会主席的任命，拒绝米氏指定的泽切维奇，而民主选举米尼奇为“六大”筹委会主席。

　　至此，尽管出于对狱中的米洛舍维奇的同情，社会党尽量给米氏留面子，承认他指派的代主席，但他是“铁托第二”，还是“切特尼克第二”，已经勿庸置疑了。

　　政治上米氏以大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搞垮了铁托体制，经济上米洛舍维奇上台后搞私有化也比多数东欧国家包括前南国家更积极。早在1992年底，塞尔维亚的3700家公有制企业已有2500家，即2/3，开始了所有制改造，其中的一半已完成改造进程。到1993年，塞尔维亚已有私人企业95881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4.8%。人们很少提到塞尔维亚搞“休克疗法”，那是因为战争与制裁带来的困难掩盖了转轨的“激进”。实际上许多观察家注意到：至少在全面战争之前，塞尔维亚的私有化进程一直遥遥领先于据说是“亲西方”的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等国。

　　邀宠不获的“反美斗士”

　　米洛舍维奇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但是，正如合理的个人利益不是靠鼓吹自私自利，而是靠维护“群己权界”的制度规范来保证一样，民族、国家（国民）的真正利益并也不是靠什么“主义”、而是靠维护国民权益的民主制度来保证的。不管米洛舍维奇的民族主义主观上是否真诚，客观上他的统治不仅伤害了前南的非塞族人民，而且也伤害了塞族。今天塞尔维亚执政的是米洛舍维奇的反对派，他们正如斯坦鲍利奇所说，是“同样鼓吹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只是把米氏当作‘前共产党人’来反的人”。但是由于后米洛舍维奇时代塞尔维亚宪政民主进程的推进，“民族主义造成民族灾难”的危险降低，而民族主义与国民利益的契合度增加了。

　　然而在米洛舍维奇时代，非塞族的人权和利益受践踏自不待言，即便是塞族的“民族利益”事实上也必须服从米氏的个人权势欲，并没有真正的“神圣”可言。

　　与所谓米氏是“反美斗士”的宣传相反，上台之初的米洛舍维奇不仅没有表现出一点反美反西方的样子，而且还指望美国能为他搞独裁撑腰，因此一度成为整个东欧最亲美、亲西方的领导人。当南联邦解体、米洛舍维奇成立新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时，他不仅推举着名的亲美政治家乔西奇为首任总统，甚至还专门从美国请回了美籍塞尔维亚富豪米兰.帕尼奇来担任总理。尽管实权仍在米洛舍维奇手中，但是让一位美国公民当本国总理仍然堪称奇观。当时在东欧，外籍人士参加竞选的还有加拿大籍波兰人蒂明斯基竞选波兰总统但并未成功，只有在米氏专权的塞尔维亚真能办成这种事。

当然，米洛舍维奇这样做只是为了向美国和西方示好，他不会把自己的权势真的交给别人，不管这个别人是美国公民还是塞尔维亚公民。后来米氏发现讨好美国不成，也就把帕尼奇搞掉了。然而把国家“公器”向外人私相授受的事却并未终止。科索沃危机爆发后，面临西方军事干预的强大压力，米洛舍维奇转向俄罗斯一面倒，不仅提出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南联盟三国结盟，最后甚至建议三国争取合并为“俄白南联邦”。尽管当时俄罗斯基于传统联系和现实地缘政治利益需要而坚决反对西方干预，但俄舆论对米氏的人权与民族政策、乃至对米氏的为人也批评颇多，不愿被米氏拉下水去和西方对抗。因此任凭米氏投怀送抱，俄罗斯始终坐怀不乱。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如果俄罗斯接受了这种建议，塞尔维亚乃至“南联盟”还有独立、主权可言吗？“俄白南联邦”不会把首都设在贝尔格莱德、让塞尔维亚人当总统吧？对于这样一个为了维护自己的权欲，今天可以请美国人来当总理，明天可以把整个国家都送给自己的庇护者的人，哪怕他的“民族主义信仰”再虔诚（我们姑且相信米洛舍维奇真的认为他与塞尔维亚二位一体，保住他就是保住塞尔维亚），能相信他的无限权力真的有助于民族利益的增进吗？

　　米洛舍维奇不是铁托分子，不反私有化，至少在西方反对他之前也完全谈不上反美反西方。至于说他是民族主义者，那么亲西方、也受西方支持的“民族主义者”多了，例如至少在“铁托分子”斯坦鲍利奇看来，米氏的反对派和取而代之者科什图尼察等不也是民族主义者吗？还有人说塞尔维亚作为东正教民族与西方有“文化冲突”，这更是不经之谈。在前南争端中受到西方保护（塞族人认为是“袒护”）的波黑穆斯林和伊斯兰阿尔巴尼亚人与“西方”的文化差别，难道不比同为基督徒的塞尔维亚与“西方”的差别更大吗？还有更为奇怪的说法：有人注意到“斯拉夫”一词在古代西语中有“奴隶”词义，于是说西方反塞尔维亚就是因为他们对斯拉夫人有种族歧视，企图把后者当奴隶役使。其实拉丁语slave一词有奴隶之义固然是常识，也的确与古罗马人以斯拉夫俘虏为奴有关，但罗马人抓异族为奴的多了，不但有斯拉夫人，也有日耳曼人、高卢人等，用这个概念来套今天的国际关系，等于说今天的意大利人要把英法德美俄当然也包括塞尔维亚人都当奴隶来役使，能有比这更荒唐的吗？前南问题上与“西方”站住一边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穆斯林、马其顿乃至前南以外的保加利亚等国不都是斯拉夫人国家吗？西方为什么就不去“奴役”他们──或者他们为什么就不反抗“奴役”？

　　可见用意识形态与冷战思维来图解国际政治是要患上“色盲”的。那么为什么米洛舍维奇会与“国际社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冲突？这说来话长，应该是我们另一篇文章的内容。这里要说的只是：今天的国际政治当然不是什么“理想”政治，但也已经不是“炮舰政策”、“蛮族征服”和“春秋无义战”的时代。道义与利益，强权与公理，都是国际政治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因素。也许“双重标准”这一概念比较近于现实：它意味着国际政治不是毫无道德标准的“战国”游戏，但是大国实力与利益的因素也使得这些标准在实践中还无法“一碗水端平”。米洛舍维奇的所作所为、乃至比米洛舍维奇更恶劣的所作所为如果发生在非洲也许就会被忽视和姑息（正如在卢旺达、刚果和苏丹等地发生的事一样），但在欧洲人们就难以容忍。这种“双重标准”当然令人遗憾。但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向哪个方向努力？是努力使非洲发生的罪恶也能够像在欧洲那样得到制止，还是努力使欧洲发生的罪恶也能够像在非洲那样得到姑息？

世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