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教资本主义的反思——《国权与民权的变奏》翻译之缘起



作者：李冬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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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译这本书，还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那时，兴起了“文化热”，文化反思、文化比较成了显学，言必谈“文化”，谈得头昏耳热之余，冷静地一想，还是读读书吧。所以，在“文化热”中，我没有热起来，选了两本日文书，就开读了。
其中一本，《文化类型学》，高山岩男著，是我导师刘泽华先生推荐的。刘先生从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出发，确认中国文化为政治文化，中国文化的质是王权主义，而高山岩男在谈到中国文化类型时，也把中国文化看作政治文化。
而另一本，就是《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松本三之介著，是我自己选的。我很喜欢这本书，一来喜欢他的风格，简明扼要的写法，平易近人的叙述，显示了日本文化的“简洁心”和“市民心”；另外，我也赞同他的思想，他本人的思想，可以说是从市民生活出发的自由主义，他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明治时代，指出了以国家主义、平民主义和个人主义三位一体的明治精神的缺失，他看得很准。
我以为，他的思想在中国有现实意义，他有许多观点值得我们借鉴，例如，他指出，以儒学为根柢的武士道，是明治精神的脊梁，当武士在文明开化中向绅士转变时，儒学也开始走向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走向国家主义的儒学发展为儒教资本主义，而走向民主主义的儒学，走到个人自由时就裹足不前了。后来，明治精神如痴如醉，全面走向军国主义，这一点，能否归咎于儒教资本主义？
这是当时我所关心的问题。因为八十年代日本的经济奇迹和东南亚经济起飞，都被归结为儒教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与儒教伦理，儒学与现代化的话题下，新儒学再度崛起，他们从儒教资本主义里，找到了儒学现代化的依据，坚信不仅从儒教里面能发展出资本主义，而且从儒学里面还能发展出自由主义。
而我对于新儒学的怀疑，除了基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再就是所谓“日本奇迹”。我一直以为，谈中国文化不能绕开“王权主义”，谈“日本奇迹”不能不谈军国主义，而谈军国主义，同样绕不开儒教资本主义和武士道的根柢。正好松本三之介先生的《国权与民权的变奏》回答了我思考的问题，于是，我将书借来，一边读，一边译，然后，将自己的心得写成一篇长文“论明治精神的构造——走向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儒家精神”，对自己这一段时间的思考作了交代。
然而书的出版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搁下了，一搁就是十几年。这十几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儒教资本主义的“天下”，从经济奇迹变成经济泡沫，真是恍若隔世。尤其是日本，从一度叫嚣“收购美国”，“给自由女神穿和服”，到企业纷纷破产，金融体系推倒重来，日本再一次被击倒了。
但是，我坚信，被击倒的不是它的自由经济制度，而是盘踞在制度里的儒教幽灵，一旦幽灵被击出了窍，日本还会重新站立起来，创造新的奇迹。
在这场世纪末的东西方经济大战中，自由主义打败了儒教，就像一百多年以前那样，历史以喜剧的方式重演了一遍，儒教之弊也重现出来。它从制度内部导致官商勾结，从而破坏制度；它用“天下观”，动摇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
在我个人的经验里，当一个商人不老老实实的做生意，而以“儒商”自居时，多半就要出问题。因为“儒商”这块招牌，在市场上是没什么用的，可是在官场上却能呼风唤雨，在官场压倒市场的经济形态里，“儒商”也就大行其道了。
可是，市场毕竟有其自身的规律，无论官、商如何勾结，也不能取缔经济规律，经济规律的作用一旦显现出来，大至国家，小到个人，都要出问题。
松本三之介先生，以一个学者的训练有素的眼光，看到了日本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他在本书里，谈的虽然是明治精神，可那里面却包含了日本国家的理想，那理想不仅照亮了明治时代，还指引着此后的昭和时代，不仅给日本民族带来过福音，还给其他民族包括它自身都带来了灾难。以后呢，还会带来什么？
当然，松本先生的反思还没有涉及到世纪末的经济大战，但他指出的明治精神的构造，不仅为我认识日本明治时代至“二战”的历史，而且为我理解世纪末的经济大战指引了门径。本书的译作，已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了，作为译者，我欣慰之余，更希望本书，能为我们当前了解日本的国家主义，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