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

既提及临安之偏安，自然联想到南宋之亡。中国之亡于异族不止一回，然彻底之沦陷亦仅两次，首为南宋之亡于蒙古，次为明之亡于满清。中国之与异族，本来并无明确的地域界限。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大抵为华夷杂处之状态，中原以华夏为主，然北有狄、西有戎(或统称之为胡、为夷)、南有蛮。不仅止此，南方之楚、吴、越等本也皆为蛮，只因文明进化程度与诸华夏相埒，方予中原诸侯之列，然仍遭中原华夏所鄙视，比如，孟子就称楚人为“南蛮鴂舌之人”。至战国末期，戎与狄基本被排挤出中国之外，南蛮则大都纳入业已华夏化的楚国的版图。中国一统为秦之前后，戎狄亦合而为匈奴。秦既立，进一步驱逐匈奴于大漠(今蒙古)之北，并筑万里长城(秦长城远在今所存长城以北，今蒙古境内有其遗迹。今所存长城为明代所筑，不可与秦之长城混为一谈)以阻其南下，中国北部之与异族遂有明确之疆界。

秦亡之时、楚汉相争之际，匈奴乘机逾长城南下，故汉兴之初，汉与匈奴大约以今内蒙为界。汉兴之初，国力薄弱，匈奴时时南侵抄掠。汉既力未足与匈奴一决胜负，遂与匈奴达成“和亲”协议。所谓“和亲”，简言之，即汉朝廷遣“公主”下嫁匈奴单于(单于，匈奴首领，“单”读如姓单之单)，汉天子与匈奴单于结为兄弟，汉每年予匈奴丝帛钱谷及他物各若干。所谓“公主”，并非货真价实天子之女，只不过是宗室(宗室，皇家同族)之女，假以“公主”之名号而已。至于丝帛钱谷等，则皆为货真价实者无疑焉。据《史记》，匈奴既可不战而有所获，遂“少止”抄掠。所谓“少止”，也就是说并未曾完全停止。名为“和亲”，却是汉朝既陪夫人又折物，即使匈奴因此而完全停止抄掠，已非平等交易，更何况只换取“少止”。由此可见，中国与外国签定不平等条约，汉已有之，并非自近代始。所不同的是，汉与匈奴缔结“和亲”之时，虽未必有日后“剪除之”之计，日后却有“剪除之”之实。故汉之“和亲”，就结果而言，不妨以老子所谓“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视之。

然自汉以降，但凡效仿汉之“和亲”者，皆仅得“不平等”之实，而无“剪除之”之实，故不可与汉之“和亲”同日而语。以宋为例，先后纳币纳货予辽、金、蒙古，甚至割据西北一隅之西夏，以求苟安而无自强之术，终于彻底灭亡。宋之所以不能自强而终至于亡，其原因究竟何在？较明之亡于满清更值得研究与反省，因明之亡，实亡于李自成之造反，满清不过是乘虚而入而已；宋之亡于蒙古，则断然亡于异族无可争议焉。国之将亡，其原因大都不止于一，究其因而限于一则往往会失诸偏颇。不过，窃以为宋之亡，可以以“不务正业”四字概括之。深谈之前，不妨先读一段《鸡肋编》：

“靖康初，罢舒王王安石配享宣圣，复置《春秋》博士，又禁销金。时皇弟肃王使虏，为其拘留未归，种师道欲击虏，而和议既定，纵其去，遂不讲防御之备。太学轻薄子为之语曰：‘不救肃王废舒王，不御大金禁销金，不议防秋治《春秋》。’其后，胡人连年以深秋弓劲马肥入寇，薄暑乃归。远至湖、湘、二浙，兵戈扰攘，所在未尝有乐土也。自是越人至秋亦隐山间，逾春乃出。人又以《千字文》为戏曰：‘彼则“寒来暑往”，我乃“秋收冬藏”。’”

“靖康”，北宋最后一个年号，为时不足一年，北宋即为金所灭，皇帝钦宗，太上皇徽宗皆为金所虏。岳飞词《满江红》所谓“靖康耻”，即指此。王安石死后追封舒王，立塑像于孔子庙奉陪孔子。孔子在宋封文宣王，故亦称“宣圣”。“罢舒王王安石配享宣圣”，指把王安石塑像从孔庙挪走，罢免其奉陪孔子的资格。“禁销金”，指禁止以金为装饰物。“销”谐音“小”，故“销金”正与上文“大金”相对。“大金”即金，加“大”者，无非尊大之意，如同“大唐”、“大宋”、“大元”、“大清”，或配这“大”字，或不配，亦不必深究。“使虏”，指出使金。“种师道”，北宋末名将，《水浒传》第一回“王教头私走延安府”中，王进投奔的对象，所谓“老种经略相公”者，即其人。宋朝廷不用种师道之计，遂至汴京失守。

《鸡肋编》作者庄绰，北宋南渡之际人，上文所记皆其亲身耳闻目睹者，名副其实为“实录”。“不救肃王废舒王，不御大金禁销金，不议防秋治《春秋》”三语，正“不务正业”四字之绝佳注脚。

§142

“不救肃王废舒王，不御大金禁销金，不议防秋治《春秋》”三语中的最后一语，其“不务正业”的性质虽与前两语相同，其贻害却远较前二者为深。因前二者为具体措施，事过境迁，其害亦止；而后者却为一种思想潮流的反映，其流毒不止于靖康之一时，亦不止于宋之亡，而是延及近代，可谓后患无穷。这最后一句既然讲的是“治《春秋》”，其与推崇儒学不无关系自然是不言而喻。然宋人的推崇儒学与汉人的推崇儒学并不相同，汉人的推崇儒学，不过是独尊之以排斥先秦其他诸子之学，而宋人的推崇儒学却是假借孔子抬高自我，此不同之一；汉人的推崇儒学，除董仲舒创“三纲五常”之说外，大抵不过从文字上注释儒家经典；而宋人的推崇儒学，却是从理论上胡乱发挥，此不同之二。简而言之，汉儒之目的在于以儒学垄断学术，而宋儒的目的却在于以自我之见垄断儒学，因目的在于自我标榜，故另创“理学”之名，以别于传统的儒学。元修《宋史》，作“道学列传”以归纳宋之理学风云人物，故“理学”与“道学”遂成通用名称。

所谓“自我”，先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后有朱熹。周敦颐(1017-1073)，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先后为分宁主簿(“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主簿”，宋于大县并置县令与主簿，主簿为县令之副职；于小县则仅置主簿而不设令，以主簿代理县令。分宁属小县，故所谓分宁主簿者，套用现代的术语也就是分宁县副县级代县长。)、知桂阳(“知”，就是“负责”的意思，如“知县”、“知府”等。严格地说，“知某”，本是“知某事”的省称，如“知某县”本作“知某县事”。称“知县”而不称“县令”，称“知府”而不设“府尹”等等，始于唐，本来皆含有“非正式”，“暂时代理”的意思，至宋而逐渐成为正式的官称。“桂阳”，今湖南汝城。)、知南昌、通判虔州(“通判”，州、府长官的副职。“虔州”，今江西赣县)、知郴州、广东转运判官兼提点刑狱(“转运判官”，宋代各地区均设置“转运使”，“转运使”的副职称“转运副使”，下“转运副使”一级者称“转运判官”。“转运使”等等，其本来的职能在负责税收运输，后渐卷入地方行政，因有此卷入，故大都兼任地方行政职位。周敦颐以“转运判官”兼负责公安的“提点刑狱”，即沿此惯例。)、知南康军(“南康军”，今江西星子县，称“军”而不称“府”或“州”，说见前，此不复赘。)。在知南康军任上，周敦颐筑室于庐山莲花峰下溪流之旁，取营道故居濂溪之名以名之，故人亦称之为周濂溪或尊之曰濂溪先生。宋代州县官地位卑下，自视为“清流”者，皆不愿为之。周敦颐既沉浮于州县官多年不得迁升，其不足以言“立功”、“立事”，自不在话下。相传周敦颐著《太极图》及《通书》，企图以阴阳五行之说杂以老庄思想以释天地之始，其说浅俗鄙陋之极，却被其徒子徒孙誉之为“得孔、孟之本源”，真是不知从何说起。

程颢(1032-1085)与弟程颐(1033-1107)，洛阳人，周敦颐的弟子。程颢进士及第，官至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受知于宋神宗。程颐十八岁即上书皇帝，建议霸黜俗学、倡导王道。随后隐居多年，广收弟子。于哲宗朝出士，官至崇政殿说书。“说书”二字之前既冠之以“崇政殿”三字，自然就不是一般的说书人。所谓“崇政殿说书”，其职掌为给皇帝讲解儒家经典。监察御史里行和崇政殿说书虽然既非高官亦非权位，然得以亲近皇帝，绝非如周敦颐的卑下、边远之州县官堪相提并论者。周敦颐倘若不曾收得二程为弟子，今时今日恐怕早已化为乌有一先生。二程不仅受知于皇帝，而且也都交接权贵。先后官至丞相者如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甚至政见不合之王安石皆与之私交甚厚。吕公著之子、与程颐同为崇政殿说书的吕希文更以师礼待程颐。史称程颢死后，文彦博“采众论，题其墓碑曰‘明道先生’”，当时士大夫推崇、尊重之心于此可见一斑。程颐为其兄作序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则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大言不惭，公然以乃兄为圣人，比于孔孟。“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云云，有弦外之音二。其一，所谓“遗经”者，无非是儒家经典《尚书》、《易》、《诗》、《春秋》，以及二程特别标榜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些书并非自孟子死后就失传，至宋代方才重新发现。故“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云云的第一层弦外之音，是上自战国、秦汉，下迄唐宋，程颢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读懂过儒家经典的人。其得道既然是直接得之于“遗经”，自然非经他人传授。故“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云云的第二层弦外之音，是抹煞曾经师从周敦颐的意义。“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一语，画龙点睛，使寓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之中的这两层弦外之音呼之欲出。

§143

程颢究竟有何高明之见，以至于令文彦博、司马光之流绝非等闲之辈者推崇如此？令乃弟敢于肆无忌惮吹捧如此？其言论著作皆收录于《二程全书》，有兴趣者不妨自我鉴定之。据柞里之见，无非拾其师之余唾，外加诸如：天就是理，心就是天，义、礼、智、信都是仁之类的废话。“废话”与否，固然见仁见智，其与孔子之学非同一轨迹则无可争议。称之为圣人，未尝不可，因圣与非圣，亦见仁见智；称之为孔子之接班人，则断然不可，因学说是否相同，有案可稽，不得信口开河。

程颐之说与乃兄大同小异。大同者，多属废话，如“天下之物皆能穷，只是一理”，“在天为命，在人为性”，“其实只是一个道”云云。小异者，庸俗可鄙之至，如视寡妇再嫁为大逆不道，说什么“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等。倘如此，试问孔子之母与其父“野合”又该当何罪？设想程颐为孔母之父，孔母难道不会被逼得走投无生路？又岂能诞下孔子？逼死圣人于未生之前，试问程颐又该当何罪？据《宋史》，程颐高足杨时、游酢某冬日往见程颐，值程颐“瞑坐”，二人站立门外不敢惊动，俟程颐觉，门外雪已深一尺。后儒以“程门立雪”四字归结此事，传为师道尊严的美谈。师道究竟为何物？究竟继承于孔子还是不学无术者的花招？前文业已论及，此不复赘。“瞑坐”云云，其实就是“打瞌睡”。杨、游二人于何时何刻造访乃师？史无明文，然料想不会选在应当就寝之时去有意吃闭门羹。故进一步分析之，程颐之“瞑坐”，其实是“在白天打瞌睡”，换成文言，也就是“昼寝”。据《论语》，孔子的高足宰予昼寝，孔子闻后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译成今日的白话，就是：“朽木不可雕，土墙不可粉饰。……以前我对于人，听其言论就相信其行为。如今我对人，听其言之后还要观察其行为。宰予使我作了这样的改变。”可见孔子极不以“昼寝”为然，以至于改变其对人的信任态度。“昼寝”是否是值如此鄙视的恶习固可争议，孔子以为如此则无可争议。孔子既以为如此，以孔子道统接班人自视的理学家当然也应当以为如此。应当视之为恶习却仍然犯之，程颐之尊奉孔子，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可想而知。杨时与游酢，《宋史》皆入“道学传”，可见皆非理学中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杨时名声尤著，入南宋受后学尊为程学之正宗传人。如此人物当然也不会不知“昼寝”之不为孔子所容，不大声呵斥程颐，逐出于孔门之外，却摄于师道尊严，惊若寒蝉、呆若木鸡，其为腐、为迂亦可想而知。

张载(1020-1077)，陕西眉县人，世称“横渠先生”，号称“关中学派”之祖。与二程有交往，与权贵如吕公著、王安石、吕大防等亦有交情。因吕公著推荐，为崇文院校书，后隐居南山，以讲学为务。晚年复因吕大防之荐为知太常礼院。著作有《正蒙》、《西铭》等。张载之学，同二程一样，也是以《易》为本，说来说去，无非是乾坤阴阳；其政论，则中孟子之流毒，侈谈恢复两千年前业已废止的井田制。举此一端，其为不解事之人，可想而知。史称张载早年喜谈兵，有收复洮西失地之志(“洮西”，黄河甘肃南部支流洮河以西之地，失于西夏)，上书范仲淹，为范仲淹所阻。范仲淹劝张载往儒林寻乐土，不必谈兵，张载因而折节读书为儒者。范之所以劝张如此如此，大都以为范之意在于尊儒。窃以为范或因看破张载乃赵括一流人物，只善于纸上谈兵也未可知。

范仲淹(989-1052)，北宋重要政治人物、文学家。知与不知其人者，想必都听说过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这句名言。洮西失守之后，范曾负责陕甘前线军务，然守御有方、攻取乏策，未能成收复之功。范仲淹镇守边塞之时，作《渔家傲》数首，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一时脍炙，其犹为流传者曰：“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欧阳修因笑称范仲淹为“穷塞主”。柞里子为之注曰：此穷非贫穷之穷，技穷之穷也。无计以破敌，能守而不能攻，故曰穷。王夫之《宋论》称范仲淹之守边，善用其短。虽从褒的角度出发，然既曰“短”，则王夫之不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许范仲淹，昭然若揭。由此可见，笑柞里子之注踵袭前人则可，指柞里子之注信口无稽则不可。范仲淹幼孤，其母改嫁朱氏，范仲淹亦随母下堂，进士及第时姓朱名说，后来方才该回原姓。若依程颐之说，范仲淹之母亦早该饿死，范仲淹既有大逆不道之母，又何复有面目为人？以至于为大臣？为名臣？为大文学家？甚至不仅自以为儒而且劝别人为儒？

§144

朱熹(1130- 1200)，江西婺源人，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等。进士及第后曾任福建同安主簿，后数次被推荐为博士、编修、秘书郎一类职务，不是以政见不合，上任即辞职，就是以俸禄过低、不足以养亲为由辞不受命。不过，虽屡辞却屡次上书朝廷，鼓吹当以崇尚儒学、推行王道为治国之本。后丞相史浩荐为知南康军，复辞，不许，乃勉强上任。再后复因前丞相陈俊卿大力推荐，命为提举浙江常平茶盐公事，熹遂“即日单车就道”。以此行迹推之。朱熹亦属前文所称“虽不善钻营而不放弃钻营者”，否则何屡次上书之有？又何因官职稍高便急于就任、唯恐失之之有？再后，又屡次受荐为等等闲差或地方行政官员，除一二例外，朱熹一概辞而不受。例外之一，是出于史浩之推荐，受命为秘合修撰、主管鸿庆宫。朱熹辞而不就，朝廷下召称特设此职“以宠名儒”，朱熹方才就任。例外之二，为秘合修撰不久，差知潭州(今长沙)，朱熹亦辞而不就，待朝廷有旨曰：“长沙巨屏，得贤为重”，方肯上任。可见朱熹对名声也看得极重。

朱熹的著作有《周易本义》、《启蒙》、《诗集传》、《西铭解》、《通鉴纲目》、《四书章句集注》等，死后其门人汇集其言论为《朱子语类》。其中尤以《四书章句集注》影响最大，因朱熹死后，朝廷将之立为官学，成为“四书”的标准注本。何谓“四书”？前文已言及之，此不复赘。所谓“集注”，就是集合各种注释而成的注释汇编。编辑“集注”者往往加入己说，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中就采入大量的朱熹的解释。宋末、元、明、清各代六百年余下来“四书”既为读书人必读之书，也是循科举出身士宦者必须熟读的书；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既为“四书”的标准注释，但凡应试科举者必须遵，违者不得录取，以至竟有“宁可说孔子错，不得说朱子错”之说。于是，所谓孔孟之道，实际上就几乎成了朱熹的一言堂。

褒朱熹的，称朱熹集周、程、张开创的理学之大成；贬朱熹的，称朱熹不学无术、徒拾周、程、张之绪余而已。既然无论褒贬，其说皆如此，朱熹之学无非也是阴阳乾坤理气等等不切实务等空话，不必深论。然朱熹其人却有与周、程、张不同之处，不可忽略。首先，周、程、张，尤其是程颢，虽为其门人弟子极力吹捧，毕竟是凡人，而朱熹则居然有如开国之君般的造神运动。《宋史．朱熹传》称：朱熹“尝从群儿戏沙上，独端坐以指划沙，视之，八卦也。”如前所述，所谓八卦，不过是三横划，或断或不断，如此而已。但凡玩泥沙而手指又不够灵活的儿童，划不出拐弯或竖道，划出来到道道都可以说成是八卦。况且朱熹儿时之事，有何见证足以信其真？堂堂一部官修正史，居然记载如此无稽之谈以为特异功能，企图神话朱熹为“生而知之者”，名副其实天大的笑话。知与不知，并不取决于如何知，即使世上确有“生而知之者”，其知的权威性也绝不超过“非生而知之者”。孔子自认“吾非生而知之者”，古往今来却不曾有谁因此而认为孔子无知，即其明证。理学家虽欲标榜自我，仍打着孔子的旗号，既打着“非生而知之者”的旗号，又想树立“生而知之者”的招牌，如此不明理，何堪以理学名家？

降至明、清，这类造神运动有增无减。比如，《宋人轶书汇编》载清人之《坚瓠集》转载明人之《尧山堂外纪》曰：“朱韦斋，晦庵父也。酷信地理。尝招山人择地，问富贵何如？山人久之答曰：‘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后生晦庵，果为大儒。文公干( 朱熹死后，谥文，故亦称朱文公 ) 为同安主簿日，民有以力强得人善地者，索笔题曰：‘此地不灵，是无地理；此地若灵，是无天理’后得地之人家不昌。”以上引文中的“地理”，非如今学科名目，乃风水学的术语。风水学认为墓地选得好风水，往后家庭就会昌盛。如何叫好，如何叫不好，自有一番理论，此之谓风水之“地理”。《尧山堂外纪》编造的这段故事所欲想表达者有三：其一，朱熹不是凡人，尚未出世就有地理高手某某山人预测其为孔子复生。其二，地理灵验不爽。其三，朱熹的理学“天理”又高过风水学的“地理”。这三层意思只有第一层属于直截了当的造神，第三层堪称间接的造神。第二层与造神无关，不过可见朱熹也是风水先生一流，否则，何以会说“此地不灵，是无地理”。如此，则朱熹又下董仲舒一流，因董仲舒的求雨祈阳毕竟是为一方之民；看风水、寻墓地，则不过为一家求福而已。真所谓“一蟹不如一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