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当时西征中，对北渡黄河靠近外蒙地区很重视。

Y：对，这是西征同东征的一个区别。东征时，毛是想在山西扎下根，因为山西有这个经济社会条件。而西征时，毛并没有这个想法，他只是以空间换时间，他知道三边地区经济条件比陕北更差，不具备建立长久的苏区的条件。但毛已无选择了。他只能先进入这个地区喘口气再说了。这个时候，他就必须给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让作战部队有点信心。这样，就突出了北渡黄河去外蒙的目标。这不是毛的积极应对，而是消极应对。毛的想法，是过一个月算一个月，总归他是在压注，相信一定会有变化。

C：在东征时，毛及中央的各种电文，“抗日”这个字眼满纸都是，到西征时，这个字眼就没有了。总之，你西征总不能讲是抗日吧，就算敌人认这个帐，你自己的红军将士也未必认帐吧。

Y：所以，西征和东征是一回事，只不过后者披上“抗日”这件外衣就是了。它本质上直接显露的，就是先生存了再讲。这个就是逃亡心态。前者打着靠近外蒙的口号。但这个逃亡的主题，到底是让毛压对了。到36年6月份以后，一系列的事态变化，主要有两个，两广事变，加上日本在华北的行动，开始淡化这个主题了。另一个主题就占据主要位置了。这就是前面讲的第二条线索：政治努力。我们讲得白一点，就是招安了。我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在6月20日，中共给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去了份电报，表达在抗日这个前提下，愿意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这个日期和电报，是个标志，是主题转换的标志。在此之前，是逃亡为主；在此之后，招安为主。中共在政治努力这条战线上的工作，是以“抗日”为旗号展开的。这一点可以追溯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20日，中共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号召民众“实行变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战争为拥护苏维埃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战争”。首次提出了抗日与反国民党并重的口号。这个口号一直延续在中共关于抗日的一系列的宣言和政策中，也可以讲形成了某种教条，直到1936年夏天以后才被破除。这是在抗日问题上的第一个教条。

C：这个口号是讲不通的，抗日与反对合法的中国政府怎么能够并重呢？除非这个政府已经卖国了。当然，这在共运史的角度也讲得通，但没几个人懂。

Y：对，中共当时就是这样解释的，即以国民党卖国为苏维埃政权在抗日旗号下存在的合法依据。在外患严重的情形下，以苏维埃政权与国民政府并列这种国内分裂局面，当然不利于抗日，这是谁都清楚的。所以，在当时中国的环境下，中共必须，也只能把国民政府解释成卖国贼。但是指控政府卖国并不难，硬着头皮说就是了，要证明这个指控却很难。所以，当时中共的声音基本上不为中国其他力量所重视，没有人把中共的“抗日宣言”当回事。只是中共自说自话而已。每当抗日事件发生，中共照例要发表一通宣言，但中共能干什么呢？什么也干不成，中共并没有为抗日宣言那些空头口号做什么具体的事。

C：记得当时中共还有宣言，在抗日、反国民党的口号之外，还提出武装保卫苏联。

Y：那是1931年9月22日《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州事变的决议》。这是一份相当失败的文件，给中共抹了不少黑。我们以前也提到过这一点，但文件也不是纯粹的胡说八道，是有来由的，即苏联对日本占领东三省，极感恐慌。日俄在满州的争夺由来已久，况且日本一直对苏联远东地区有生存空间的要求。苏联对此很敏感。现东三省落入日本人之手，苏联自然要有一系列的应对。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指示，即警惕并瓦解各帝国主义国家对新兴的社会主义祖国的新的一轮围剿。所以，中共就自然做出了响应。但显然此时中共的政策水平还很低，他们实际上没有丝毫的工作能够贡献于“保卫苏联”，空喊口号，反而削弱了中共的民意基础，几乎成了笑话。

C：中共当时也提出搞“统一战线”这个策略了。这个“统一战线”同后来我们理解的“统一战线”有很大区别。这个“统一战线”是团结一切下层群众，即工农兵。不要上层，也不要中层。当时叫“下层统一战线”，区别于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

Y：这样的统一战线是搞不成的。随后，中共的各种抗日宣言，无不把重点放在指控国民党压制爱国热情，打击爱国力量，实行投降和卖国政策。而老蒋，则针锋相对“攘外必先安内”。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口号。

C：蒋的“攘外安内”，当然有道理，讲得通。不过感觉上，老蒋的宣传伎俩总是比较落后。这个“攘外安内”，陈腐气很重。讲得多了，总是有点遮遮掩掩的感觉。不像中共，明明讲不通的道理，也有那么一副振振有词的架势。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蒋在骨子里，是有陈腐的文化特质的。蒋一直称不上是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至少在抗日之前。但他对局面有自己的判断。他的判断是被国内主要力量认可的。

Y：到1931年底，共产国际给中共明确指示，强调推翻国民党统治，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讲白了，就是内战胜利了，才可能抗日胜利。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显示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在共产国际那里，中共的革命，首先是国际性的，即没有国界的，苏联并非一个民族国家，它是世界共产革命的中心，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中国革命是世界共产革命的组成部分。日本对中国的入侵，是世界帝国主义破坏世界共产革命的一个阴谋、一个步骤。因此，加紧中国共产革命，当然是反对日本入侵的前提。换句话讲，苏维埃革命本身就是抗日的。搞共产革命就是抗日。但在中共这里，如此“先进的”的革命理念并不是那样好理解，给国人讲中国苏维埃革命是苏联革命的组成部分，本身就是抗日，没人听得懂。所以，中共就给这个路线加上了“民族性”的解释，即国民党卖国，所以要打倒它，才能抗日。这两套话语是有差异的。大概两边谁也没有听懂对方的意思，但结果和过程是一样的。但这个差异，在后来外蒙问题，东北问题上，都给中共造成了麻烦。

C：这之后，推翻卖国的国民党统治与抗日，这两句口号，就成了中共交替使用的宣传词句。在反第五次围剿后期，就正式地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帜，为长征作舆论准备了。

Y：长征开始不久，中共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直到1935年11月张浩到陕北。这期间，中共关于抗日的宣传口径没有什么变化，虽然张国焘的“西北联邦政府”是个变化，但没有被中共中央采纳，反而受到批判；而共产国际在此期间，却有了变化。一个是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一个是“八一宣言”；一个是王明“8月25日讲话”，改变了原来的“下层统一战线”的提法，而是以抗日为标准，提出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口号。在特定条件下，把国民党蒋介石也包括在内了。共产国际的变化同世界范围内的法西斯主义兴起有关，也同中国红军在军事上失败有关。当时苏联判断，中共在军事上卷土重来已无可能，应从以军事为主，转为以政治为主，用政治手段动员中国国内力量反击日本。而中共是张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的意见以后，才开始有了变化的。

C：这个变化也很慢，不是一下子的，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这个弯子要一下子转过去，是不可能的。你没办法在头天还在喊“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第二天就喊“拥护蒋委员长”的。共产国际和苏联是这个弯子可以转变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陕北和张国焘都不约而同地提出“反蒋抗日”，直到36年末的时候，口径话语几乎一模一样。没有共产国际的恩准或命令，没有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联蒋抗日”是不可能的。巧妙的是，后来的党史，把一个自己被动的过程，演绎成了别人跟着自己提高觉悟的进步的过程。

Y：但基础都是相同的，即都判断国内有政治军事集团同蒋的利益不一致，可以争取他们，在抗日的旗号下反蒋或者在反蒋的旗号下抗日。这就不同于以前的“下层统一战线”。它是有力量结构分析的。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张学良的东北军的判断了。几乎从进入陕北那天起，毛就开始注意东北军同蒋介石之间的距离了。他想在这个距离上做文章。在四川，他也认为川军同中央军之间有距离，但距离不大。因为红军要占的恰好是川军的地盘，所以文章作不成，但东北军则不同，是驻防西北，是客居西北。所以中共认为这个距离足够大，可以做文章。这样，就产生了党史上关于抗日的第二教条，即东北军要打回老家去，蒋介石却要他们打红军，所以激烈冲突，从而造成西安事变，为抗日统一战线和国共第二次合作带来转机。现在党史上就是这么套标准讲法。这套教条里头，有很多疑问，过去在相关历史描述中，都给滑过去了，我们需要清理清理。头一个疑点就是张学良凭什么认为蒋介石不抗日呢？在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关于抗日，国民党党内上层已有共识，亲日派多被排挤出去，而且开始着手制订抗战的三年国防计划，这些计划很详细，甚至包括撤退沿海大小城市的大学到西南、西北的安排。联苏抗日，也提出来了。这些安排，中共不知道，难道参加会议的张学良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他的身份，位置摆在那里。他同国民党上层决策和设计部门的要员的关系也摆在那里，他不但知道，还应当是参与机要的一员。事实上，1935年10月，南京军委会参谋部即派熊文斌到西安分别向西北高官“宣述参谋部对日计划”。

C：这涉及到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的对日战略考虑。怎么看蒋的考虑，这是个很大的研究课题。一般而论，蒋深知日中两国军事力量对比，他想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化解难题，也想通过一些深谋远虑的安排来误导或影响日本人的侵华战略。当然，蒋的余地并不大，手段和资源相对来讲太小。所以，蒋只能先同日本人推磨，等待国际局势变化。至少在国民政府上层人物那里，并没有什么人会认真地认为蒋介石不抗日，更不会认为蒋介石卖国。他们很清楚蒋只是没有力量抗日，他在慢慢地做准备。讲张学良认为蒋介石不抵抗、不抗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Y：张学良至少在五全大会之后，是应当知道蒋的安排的，绝对不会认为蒋只是要打红军，而不抗日。充其量，他只是认为蒋要先打红军，后抗日。这样，就涉及到第二个疑问，就是1935年10月之后，一万多红军在陕北，是否可以消灭掉呢？我们传统的说法是，东北军打不过红军，有直罗镇战役为证，张学良惧怕红军。这个说法，也有问题，东北军在头几仗都是击溃战。直罗镇俘虏4000多人，有多少留在红军了呢？没有几个人，大部分又回到东北军了。

C：东北军入陕的时间和红军差不多，都是在10月份陆续到，东北军主要在陇海线沿线。直罗镇战役之后，才大批开进陕北，形成对红军的挤压包围。它采取避战战术，只围不打，让红军占不上便宜。反正20万人对一万多人，围住了，在军事上，东北军就完全占上风。

Y：从一些东北军将领回忆录看，他们当时对直罗镇失利后失去几个部队番号的不满，多少有点儿小题大做。也是当时中国军界的一个习惯做法，不能当真。在热河失守后，张学良也以此要挟南京要大笔军费。另外，36年4月6日，张学良与周见面时讲，东北军在陕西库存军用物资，二、三年也用不完，他自己还有很多私款可作军用，可见张学良并不真的很在乎南京是拨付足量的补给，他只是拿这做文章。总之，直罗镇之战后，东北军对红军的围困基本到位，红军也没有办法打破，东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既然张学良已形成对红军的军事优势，那么他有什么理由反对蒋介石的先消灭红军，再行抗日的主张呢？所以讲东北军惧怕红军，倒是真的，但却不能解释张学良为什么反对蒋介石先打红军的战略，东北军可以围住红军，让胡宗南来打嘛。蒋本来就有这个意思和安排。

C：这确实有点神话直罗镇战役的意思，夸大这一点，才能讲清楚红军同东北军的关系。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张学良就有点复杂了。

Y：这就有了第三个疑点，蒋介石在五全大会之后，就开始着手与苏联和中共联络，试图谈判。对此，张学良是知情人。蒋介石没有瞒着张学良，倒是瞒着其他人。在红军东征与晋军作战期间，董健吾和张之华从上海持财政部调查员的官印，到红军总部传送蒋愿意政治谈判的信件。而董、张之行全由张学良安排，事先事后都向张学良汇报。既然张学良知道蒋也在和红军联络，那他怎么能够认定蒋介石是一定要消灭中共呢？那他为什么还认为拉住中共搞西北割据局面是可行的呢？无论如何，张应当可以想到中共有可能选择和蒋合作，而抛弃他张学良呀。最后还有个疑点必须要讲，就是东北军抗日是真的吗？

C：你的意思是，张学良不抗日？

Y：那倒也不是。只不过我认为张及东北军不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热衷于抗日罢了。这个东北军一直以来就没有什么抗日的实际行动。“九.一八”它没有抗日；热河事件，它也没有抗日。相反，两次事件，都是让人数极少的日本军人给赶跑了，几乎就没有什么抵抗。华北事变中，也不见东北军有什么作为。长城抗敌，真正打日本的是宋哲元和傅作义。这两位都算是西北军的底子。随后张学良出洋，东北军编成四个军，驻防地也算是离日本人很近的地区，34年初，张学良回国，调东北军南下去武汉，鄂豫皖，离抗日前线愈来愈远，也没有见张学良喊叫着要打日本人，不愿南下吧。他要抗日，那时可以抗命不走呀，留在华北抗日呀。哪里用得着到1936年再来侈谈什么要去华北前线抗日。他倒是心情愉快地跑到武汉，热心剿匪。

C：那时张国焘带四方面军去川陕了。东北军防区里没有多少正规的红军部队，只有些残部罢了。说实在，东北军并没有打过剿共的硬仗。其实，东北军只是在早年军阀混战时有作为，之后，这个部队就是跑来跑去占地盘，没有打什么仗，但喊得很凶，不像西北军做得多，叫的少。

Y：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认为张学良坚决抗日。这个印象是怎么来的？他的这个抗日英雄的形象，怎么就迷倒了不少著作家呢？

C：这是个人的性格因素吧，拉出来一付英雄气概来，很有戏剧性，非常地东北人。

Y：我看徒有其表，不是那么回事。我查了一下，还别说，即便是西安事变之后，东北军在抗日战场也鲜有作为。至少他们比川军差的多。所以那个国仇家恨，就根本是个虚词。我们不能仅凭张学良的那几个表演，就认定他是坚强抗日的。那个时期，重要人物，谁不说抗日呢？所以，这个疑点要消除。

C：那张学良到底为什么要和红军联合呢?为什么送红军大洋又接济物资呢？为什么又要搞西安事变呢？为什么三番五次地高调促蒋抗日呢？把上述几个疑点消掉，那这些问题如何解答呢？

Y：要解答这样的问题，就必须看看蒋介石与中共在这段时间的关系。从这个关系中，我们来猜测张学良的考虑。老蒋在红军到达陕西以后，他的处境同以前有大的变化。主要就是华北事变使他开始有了紧迫感，他想尽力加快速度，以便通过不长的时间来完成他对地方势力的整合，当然也包括国民党内部上层力量的整合。老蒋自1928年以后，他的主要政治努力和主要的政治危机，都是在这个力量的整合上的。我估计，他原先是有个不紧不慢的时间表，他同反蒋力量斗争时，一直很有耐心，他慢慢地磨，几次下野，以退为进。“九.一八”事变，他并不紧张，他有个整体的判断，他要靠英美的力量来制衡日本。至于苏联，他是很了解的，苏俄同英美搞不来，同日本就更搞不来了。所以他只担心英美迁就日本。他外交上的工作，就是拉住英美，他也想引导日本国内的亲华力量，他也是个知日派，他身边有很多人都是知日派，他可以很深刻地了解日本政治。

C：说国民党有亲日派，不那么准确。只能讲有知日派。即便是有亲日派，也不能讲亲日派就是卖国的，是汉奸。这有区别，有重大区别。知日派或亲日派，主要的观点，还是认为，中国搞不过日本，只能选择与邻为善。英美都靠不上，苏俄更危险，要赤化中国，所以有个奇怪的现象，最反共的是亲日派，英美派倒是对共产党有些亲近感。

Y：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因为恰恰苏俄在远东最警惕的就是日本，从历史上讲，1905年的日俄战争失败是个大阴影，对俄国人的自尊心伤害至深。从现实上讲，日德接近，苏俄则有被夹击的危险。所以苏俄也是最反日的。但苏俄当时力量也有限，甚至有点惧怕日本，也想慢慢地来。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就是俄国人想对日本搞绥靖政策，结果把中苏关系给破裂了。搞外蒙独立，也是对日本的防守姿态。这两件事当时国内各种力量反弹很厉害，认为日苏勾结，苏俄会以牺牲中国的东北地区利益，换取日本的绥靖。

C：当时，中共在这两个问题上，也很难受吧。

Y：倒也不是。对当时当头的王明、博古那伙人来讲，在意识形态上是完全可以支持苏联的。要知道这帮人是清楚苏俄历史的，列宁为布列斯特条约所作的辩护，他们都不知听讲过多少遍了，所以，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支持苏联。

C：对老毛这样的“土包子”党员呢，他们还是有所不满吧。

Y：那是不一样。在中东路、外蒙独立问题上，要支持苏联，那一定是“精通”苏联意识形态的人才能作到。当时即便在中共内部这样的人也少之又少，就是那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吧。中共党内掌权的就是这帮人，所以中共支持苏联，当时有点儿乱。国内各派力量在日本问题上，都是有点顾头不顾尾，矛盾得很。但蒋介石却是很清醒的，他始终认为苏俄是反日的，。苏俄与日本在华利益是冲突的。这也就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外交传统吧，联俄制日。所以在外蒙问题上，中东路问题上，蒋介石有意地说一套，做一套，他并不当真去抗俄。因为他处在这样被群狼围着的境地中，只能这样腾挪。

C：我注意到蒋介石与一般国民党右派大员们不同，他一直是把苏俄与中共区别来看的。他认为苏俄有现实政治利益要考虑，这个现实利益有时与中共的利益和目标并不一致。大革命刚开始，苏俄利益在于扶持一个亲苏政权。他们选择了孙中山和国民党，陈独秀不高兴，也没有办法，中共只能去帮国民党。但大革命展开以后，苏俄显然又认为赤化中国的可能在增加，于是苏俄开始鼓励国民党左派和中共联手搞掉国民党右派，这时，俄国人又站在中共一边，认为在中国共产革命可以走得通。现在情况变了，苏俄利益在于延缓或阻止日本在远东对苏联的威胁甚至入侵。在这种情况下，赤化中国的目标就退而其次了。外蒙问题最典型。俄国人的安全观一直以来是以空间分隔敌人的，所以控制尽可能大的缓冲地带是他们的现实政治考虑。外蒙独立不是赤化的问题，是苏俄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蒋介石就搞模糊策略，他事实上，是把外蒙利益和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暂时暗许苏联，换取苏联对日制衡的。但他做的很巧妙，使人抓不住把柄，特别是让日本人有苦说不出。日本人是很清楚苏俄人的那套玩法的，他们看得懂，却又说不破。日本人就只好起劲地打起反赤化、反共、防共的旗号来。他们想用这个办法拖住蒋的后腿不要和俄国人搞在一起。而中共却没有看破这一点，反而认为日本人和国民党都反共是穿一条裤子的，都应打倒。当时博古这些人的判断力很差，没有看出国际局势的变化，有可能使苏俄同蒋介石重新走到一起去。

Y：1924年以后，国民党就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人才济济，保持了较为开阔的视野，有雄心，也有现实感。他们对苏俄的中国战略利益的变化，摸的很清。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坚持不在中国搞共产运动，苏联就答应了。那时苏联的安全感很差，刚刚从各国围攻的战争中爬起来，需在远东有个亲俄的政府。所以支持反对北京政府的广州力量就成为自然的选择。中共就只好给国民党当小兄弟，甚至当伙计。到1926年，苏联的国际环境已有大改善，同时国民党内部也有了左派当政的机会了，苏俄的赤化中国的想法开始占上风。这时，英美就有危机感了，于是有1927年的驱俄灭共。在这种情况下，苏俄就支持中共搞共产革命，甚至督促中共在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同国民政府公然对抗。英美就坚定站在支持蒋的立场上与苏对抗，蒋也明显地开始更加关注英美的经验和利益。日本眼看南京政府同英美越来越近，政治操作的空间越来越小，就只好硬干，拿下东三省。这样一来，各国在华利益结构就大变动了。

C：日本一直有个“北上”与“南下”的战略选择。北上是以殖民东三省和朝鲜为基础，图谋苏联远东地区；南下则是建立亲善的中国政权，图谋东南亚的殖民利益。“北上”，“南下”的唯一共同点就是拿下东三省。

Y：拿下东三省，苏联人的反应，就是日本有可能采取“北上”战略，这样苏联就重新有了危机感。蒋介石对此有准确判断，1932年起，就同苏联密谈年底复交。美英对东三省问题，反应有点复杂。美国肯定不高兴，但这个时期美国实行孤立主义外交，光说不做。英国则是采取绥靖外交，希望日本这个祸水向苏联冲。所以李顿调查团报告也是模模糊糊的，事实上等于承认日本在东三省的利益。这样蒋介石只好回过头来找苏联，两国很快谈到一起，复交就水到渠成。蒋介石从中更印证了苏联的安全利益同中共的目标是有区别的，他可以分开处理，一方面联苏，一方面剿共。这个认识左右了蒋介石很长的时间，他是基于这种认识来处理中共问题的。

C：蒋介石同时也保持着对英美对华政策的警惕，特别是英国的政策的变化，他其实是很不喜欢英国人的。

Y：东方没有谁喜欢英国人，但又拿英国人没有办法。他们太滑头了。这个时期英国人就表现的最典型。他们的总的想法是希望日本采取“北上”战略。不管斯大林的欧洲政策如何，都可以在远东削弱苏联，甚至有可能引苏联力量重心放在亚洲大陆，从而减轻对欧洲大陆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允许甚至鼓励日本在满蒙的企图是有利于英国人的。所以，在此时，蒋介石没有办法取得英美的实质支持。他只能靠苏联。他可以在联苏问题上有主动权。“九.一八”之后，他采取主动，找苏联人谈，苏联马上响应，似乎忘掉了一年多前的中东路事件，而且谈得极顺利，蒋可以有允诺的东西给苏联，这个允诺的核心首先是抵制日本，其次才是外蒙和满洲的利益。面对英美，蒋没有东西可以允诺给英美。他在英美的外交空间中没有处于有利的可以交易的位置。这是“九.一八”之后蒋眼中的世界力量格局。这种判断，随后就不断地被加强，到德、意、日接近，法西斯主义兴起之后的1935年，这个判断就变成现实。即英美只能是一种远期的可以指望的力量，现实中只有苏联可以指望。

C：过去讲亲日派、英美派似乎也有讲不通的地方。说到底，国民党这些人还是些坚定的爱国者。他们是根据国际局势、力量格局来制定方针的。自李鸿章以来，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就是这么回事。他们对此有很多的知识和案例的积累。到蒋介石时，又增加对共产国际的知识。应当讲，在那么种积弱的国力水平下，南京政府应对还是难能可贵的。

Y：“九.一八”之后，世界政治格局有段沉寂期。日本那里，到底战略方向在哪里，一直定不下来。大致讲他们可能有的方向是三个，“南下”、“北上”如上所讲，还是一个可能就是彻底征服中国。征服中国这件事，在日本，据我所知，一直没有靠前的位序，好像日本主流人物对此并不认同，只有几个少壮军人和政治人物可能有此观点。他们总体上还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利益范围来处理的，他们想改变的是远东或东南亚的殖民地格局。他们要分食这些“无主的土地”。所以，“北上”谋苏联远东地区，或南下谋美英东南亚殖民地是个主要方向。在这两个战略方向上，中国都是日本的利益范围和后院。所以在日本外交中有个类似美国对拉丁美洲的“门罗主义”潜流，就是针对中国的。所以我想日本犯不上直接殖民中国。它就是要搞个坚决亲日的政府。但在蒋介石政府这里，事情却并不那么简单。他担心的不是日本“北上”或“南下”，他担心也没有用，反正他也没有力量可以阻止日本，就让他们去冲击那些白人吧。他担心的是日本如果在白人面前退缩了，会不会干脆拿中国开刀呢？

C：他一定有这个担心。他在“九.一八”、“一.二八”那样严重的情况下，都很沉着，但到华北事变时，蒋就有些沉不住气了。

Y：华北事变在蒋这里是个标志性的事件，他认为日本有可能考虑即不“北上”，也不“南下”，而是按征服中国的历史传统战略，图谋华北，使华北脱离中央，然后从绥远一带威胁关中、陕南，使当年蒙古铁骑大迂回包抄之战略空间充分展开，迫使南京屈服。蒋对此非常紧张，所以在绥远抗战这个问题上，蒋就变得非常坚定。他几次强调要坚决抵抗，给日本人一个教训，使日本人知难而退，用这个办法让日本人重回到“北上”、“南下”的战略方向去。所以，他调集了他的精锐部队开进河南至潼关一带，强力压阎锡山在绥远抵抗。他大体上是二步战略，第一步，以阎锡山、傅作义部队打伪蒙军，如胜之，日本人放弃努力，那就完事，再用柔软功夫跟日本人在华北推磨。静观国际时局变化。如不胜，则中央军出动，坚决抵抗，然后同样再推磨。

C：如果打不胜呢？如果呈胶作状态呢？

Y：这个就是蒋的噩梦所在了。他有个勉强可以用的后手，就是立即设法拉苏联入伙。反正在华北、外蒙、内蒙、山西这些地方，英美已经放弃利益了，只有苏联的安全利益了。他要有个办法拉苏联人下水。

C：还有苏联的另一个利益所在：中共！中共恰恰在这个时期不请自到地进入了这个敏感区域。于是有好戏看了。

Y：华北事变大致在35年10月左右达到高潮，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关东军开始着手推进内蒙自治。绥远局势开始复杂起来。红军这个时候到达陕北，与此同时，蒋介石开始了一个包括陕西在内的军事布置，这个部队调动规模是自1932年以来最大的。后来党史上讲，这是针对红军的，这不正确。虽然蒋很重视红军的动向，但35年9月底，蒋已经知道毛、张分裂的事情了。所以毛及中央以陕甘支队名义到陕北时，蒋并不很担心这万把人的残部在此能有多大作为。他操心的是华北及绥远的局势，中央军主力的调动是为此做准备的。当然也不能讲没有防共的作用，但那不是主要的。

C：红军进陕北时，陕甘宁交界这一大块地方没有什么部队，东北军也才刚刚入陕，杨虎城也不愿意十七路军过于北移。没有大的危险，主要是补给、兵员不足。

Y：蒋看来是把这个红军残部暂时交给张学良办理了，蒋的要求并不高，围住红军不要压向西安、关中地区就行。红军东征时，汤恩伯由豫入晋，其实也主要是协助阎锡山在绥远方向上做军事安排，打红军只是稍带的任务。其实汤部跟红军在山西就没有打过什么可值一提的仗。红军退回陕北以后，汤部也没有跟进。张学良对红军围而不打，至少在这个时段上，蒋是同意的，蒋并没有施加很大的压力要张全力进剿。因为这个期间，蒋正在摸苏联人的底。蒋在大致35年10~11月这段时间里，看到“八一宣言”和王明的“8.25讲话”，他看到了一个可能性，就是苏联似乎重新估量了中国局势，重新评价蒋介石的作用。但他不清楚具体情况，他的时间很紧，所以几乎同时采取了三种渠道上的沟通。他自己出面从10月初到1936年元月，大约共有五次同苏联大使的会谈。这位大使被南京冷落了很久，现在忙起来了。蒋向他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苏联如何介入华北及绥远政局。至于红军及中共，只是老蒋用来向苏联表达诚意的一个因素而已。在蒋同苏大使谈判中这不是个重点。第二条线，就是让驻苏武官邓文仪去摸王明的底，看看共产国际的想法是什么，甚至还想秘派陈立夫去莫斯科摸底；第三个渠道，就是直接在陕北找中共中央谈判摸底。陈立夫在去莫斯科的途中，先去了柏林，呆很长时间，也是想探探德国人的底，从而去判断苏、德援华的可能性空间。大致判断下来，蒋还是那个做法，把苏联利益同中共分开处理。他的方案就是中共保留，红军取消。中共再像从前那样与国民党合作，而苏联也像从前那样与国民政府合作。这个方案，苏联人同意了。

C：对苏联人来讲，红军状况不清楚，但估计已没有多少力量了。苏联应当能从蒋这里知道红军的确切数量的，对苏联来讲，红军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取消红军，他们没有什么意见。保留中共，则是个原则，也是留个后手。所以蒋同苏联很容易谈拢。

Y：蒋在国内给中共开的条件，就是招安。1936年5月中旬，陈立夫通过曾养甫给中共讲了四项谈判条件①红军经宁夏去绥远靠近外蒙边境地带；②南京政府改组为国防政府；③对日宣战之时，红军纳入全国军队统一编制；④中共领袖到南京参加政府，促进联俄。这四项条件的核心是联俄制日。借中共之力拖苏联下水，所以最好是红军去绥远外蒙地区，使苏联人卷进来。在36年4月7日洛川会议上，张学良也建议过红军经宁夏去绥远外蒙。毛看透了这一点。在6月28日毛给张国焘电报中讲“南京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蒋希望红军去的那个地区正好就是后来“百灵庙之战”的地方。中共拒绝了蒋和张学良的这个去绥远外蒙的提议。

C：拒绝了？为什么啊？这有点奇怪啊。当时不论是与张学良谈，还是同蒋谈，经宁夏靠近外蒙都不错啊。至少原本红军北上时，方向之一就是靠近外蒙啊。为什么拒绝呢。不用打仗，就可以去，还搞后来的什么宁夏战役呀。红军东征是4月底结束，5月中旬就开始西征了。走的方向就是去宁夏呀。西征战役大致到7月上旬结束了。这期间正好是同国民党谈这个去绥远的事，红军可以就坡下驴嘛。这不就是中共一直想办的事情嘛，没有理由拒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