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

或以为上文所引明清人的笔记所记，去宋已久，道听途说之词，何可轻信！此说不为无理，且看宋人又如何说。宋人陈直《韦居听舆》载：“朱晦庵之葬，用悬棺法。术家云：‘斯文不堕’。……文公初至刘夫人家，因为寿藏，叩之术家，……遂令导往，果得奇境。”宋代大词人周密所撰《癸辛杂识》所载与上所引略同。“术家”，就是风水先生的学名，“寿藏”即墓地的雅号。据此可见，朱熹生前即按术家的指引寻觅墓地以求家道光昌，死后又按术家的理论下葬以求‘斯文不堕’。又宋人俞成《萤雪丛说》载：“陈季陆尝与刘韬仲访晦翁，张体仁在焉。朱、张交谈风水曰：‘如是为笏山，如是为靴山。’季陆辨之曰：‘古者未有百官，已有许多山了，不知何者为笏？何者为靴？’坐客皆笑。”“笏”，大臣上朝时手上握着的板子，最早当以竹制，故从竹头，后有玉制、象牙或牛骨制者。以“笏”推敲，相对的“靴”或当解作上朝时所着的朝靴。这段引文明确无误地表明朱熹不仅与朋友闲谈风水，而且胡乱牵扯到官服以至贻笑方家。

周、程、张等人虽无功绩可言，其个人行迹堪称为劣迹者亦未尝有所闻。至于朱熹，则人品之卑劣，证据凿凿，无可洗刷。此朱熹与周、程、张不同之二。证据之一，宋人吴子良《林下偶谈》载：“晦翁帅潭，一日得赵丞相密报：‘已立嘉王为今上，当首以经筵召公。’晦翁藏袖内，竟入狱取大囚十八人立斩之。才毕而登极赦至。”译为今日之白话，即：“朱熹知潭州之时，某一日得赵丞相的密报说：‘已经立嘉王为当今的皇上，将立即以经筵官职召您。’朱熹藏密报于袖，直接去监狱取重囚犯十八人立即斩首。行刑刚完，登极的大赦令就到了。”赵丞相，指赵汝儒。赵汝儒策划一场宫廷政变，以太后召逼宋光宗传位于其子嘉王，是为宋宁宗。登极，指即位为皇帝。新皇帝登极，照例大赦天下。历代处决死囚，例有固定日期，不至期不得行刑。给予一定时期的候斩期，寓意良多，如或有冤情悬疑得有机会水落石出等等，使之有机会遇赦也正是其中之一。故朱熹得赵汝儒之秘密消息，立即处决囚犯，唯恐其因大赦而豁免，其行为既属违法，其居心亦属狠毒。好杀如此而满嘴仁义道德，却无人指之为口蜜腹剑，斯亦怪哉。

证据之二，周密《齐东野语》载：“唐仲友持才而轻朱晦庵，陈同甫为朱所近，与唐不相下。同甫游台，尝狭一妓，属唐为脱籍，许之。偶郡集，唐谓妓云：‘汝果欲从陈官人耶？’妓谢。唐曰：‘汝须能忍饿受冻乃可。’妓闻大恚。自是陈至妓家，无复从前之款接矣。陈知为唐所卖，亟往见朱。朱问：‘近见小唐云何？’答曰：‘唐谓公尚不识字，如何作监司？’朱衔之，遂以部内有冤狱，乞再巡按。既之台，适唐出迎稍稽，朱益以陈言为信，立索郡符付其□，乃摭唐罪具奏，唐亦作奏上驰。时唐乡相王淮当国，上问王，王奏：‘此秀才争闲气耳！’遂两平其事。”译成今日之白话，即：“唐仲友持才而轻视朱熹，陈同甫与朱熹关系密切，与唐不对付。陈同甫游历台州 ( 今浙江临海 ) 时，曾同一名妓女来往密切，陈托唐仲友 ( 唐仲友时为知台州 ) 解除乐籍，唐仲友应允。在一次州府官员的聚会上，唐仲友对此妓女说：‘你真的打算跟陈官人吗？’妓女致谢说是这样。唐说：‘你得能忍饿受冻才成。’(暗示陈同甫是个穷光蛋)妓女听说之后大怒。从此之后陈同甫再去妓女家，就不像以前那样受欢迎了。陈同甫知道上了唐仲友的当，随即去见朱熹。朱熹问：‘近来见小唐，他说些什么？’陈答道：‘唐仲友说您连字都不认识几个，如何作监司？’朱熹深以为恨，于是以部内有冤狱为理由，请求再次巡按。朱熹到台州，唐仲友出迎稍晚，朱熹于是更以为陈同甫的话可信，立即向唐仲友索取州印信交给州通判，罗织唐仲友的罪状上奏朝廷，唐仲友也紧奏分辨。当时唐仲友的同乡丞相王淮执政，皇上问王淮，王淮回奏说：‘不过是秀才争闲气罢了！’于是就以调解了之。”

此事发生在朱熹任提举浙江常平茶盐公事之时，宋代“提举某某公事”的职务有监察一路地方官吏的责任，故亦称“监司”。“路”亦称“部”，所谓“部内有冤狱”也就是“浙江一路有冤狱”。据《宋史》朱熹本传，当时唐仲友已获江西提刑的新任，尚未成行。王淮虽欲偏袒唐仲友，架不住朱熹前后六上奏章，遂夺唐仲友的江西提刑新职给朱熹，朱熹辞而不受，乞奉祠。所谓“奉祠”，即但领俸禄而无职务的闲差如宫官使、提举宫观等。朱熹之所以不肯就实际职务，大约是因为朝廷不曾处唐仲友以罪。唐仲友，字与正，金华人，兼中进士与博学弘词两科，曾上万言书论时政，想必也是同朱熹一般自命不凡的人物。唐因朱熹之弹劾而落职，从此专心于经学，著有《六经解》、《诸史精义》、《皇极经世图谱》等。由《皇极经世图谱》一书名揣测之，唐仲友当也是道学中人，朱熹之所以以“小唐”呼之，想必也曾视之为同志。王淮以“此秀才争闲气”概括朱熹之弹劾唐仲友，可谓一语破的。

§146

以上引文涉及妓女“脱籍”，不知当时历史背景者虽经译成白话恐仍不甚了了，兹约略介绍如下：唐、宋两代官妓、营妓极盛。官妓指隶属于官府的妓女，营妓指隶属于军营的妓女，两者又时时混称。至少就理论而言，官妓和营妓皆仅卖艺而不卖身。因所卖之“艺”以歌为主，故两者皆于政府注册为“乐户”。既经注册为乐户，则称在“乐籍”，但凡欲退籍从良，须经官府批准。陈同甫结交的妓女正属于这种官妓，故陈想委托唐打通关节以便于脱籍。衡之今日的道德观，召妓虽不见得共识为道德败坏，至少不是什么光明正大之事。然于唐、宋两代，官府庆典宴会召官妓佐酒乃是例行公事。

苏轼《东坡乐府》中有菩萨蛮一首，题曰：“杭妓往苏，迎新守杨元素，……”，意思是：“杭州官妓前往苏州，迎接新太守杨元素，……”。可见当时如新官上任这类正式官方活动都与召妓分不开。至于私人生活，不喜妓者，并无人歌功颂德。比如，王安石不好女色，而道学家却群起而攻之为小人。狭妓，亦无损于道貌岸然。比如，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著称的正人君子范仲淹，在鄱阳知府任上就与官妓某打得火热，离任之后仍念念不忘，又赠诗词、又寄胭脂，而世以为风流、传为美谈。欧阳修任河南推官时也与某官妓关系密切，某日公宴，欧阳修与此妓独姗姗来迟，主人命妓向欧阳修索词以解嘲。欧阳修即席赋临江仙一阙云：“池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破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栏干私倚处，遥见月华生。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晶双枕畔，犹有堕钗横。”苏轼词因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语，素来号称雄浑，其实，《东坡乐府》中如“大江东去”者绝少，大都亦为赠妓之作。

要之，所谓“词”者，本为妓女演唱而作，倘若唐、宋无官妓，则华夏文化遗产之中必然少去“词”这一项无疑焉。至于士大夫是否非会因此而道德更加高尚、政务更加精明，则显然非是。比如，官妓、营妓在元、明已遭非议，至清更严禁之。元、明之吏治却远在唐、宋之下，清政府之腐败无能更是无出其下者。如今西北欧诸国妓女公然成一合法行业，甚至有工会维护其利益，甚至在工会的领导下有罢工的行动，国人闻知大都哑然自失；东洋人曾有军中安慰妇之设，国人闻知无不忿然斥之。西北欧诸国之如此这般，柞里子料想必与唐、宋之官妓了无瓜葛，想要拉扯关系，只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至于东洋人之如此这般，是否渊源于唐、宋之营妓，则柞里子不敢置喙。总之，哑然亦无不可，忿然亦无不可，以为如此这般有异于华夏之文明，则不可。近阅文坛某名家与读者的对话，该名家称历代文人交往的女性皆大家闺秀，哪是如今同三陪女郎厮混堪比拟者云云。此名家自称“无知者无畏”，果然名副其实，虽无知却敢于信口开河。

以上有关官妓、营妓的介绍，其目的既在对上段引文作补充解释，也为解释下段引文作预先准备。下段引文亦出自《齐东野语》，对于朱熹如何罗织唐仲友的罪状，有详细的报导。文字较长，兹摘要翻译为白话如下：
“天台(即台州)营妓严蕊，字幼芳，善琴弈、歌舞、音乐、书画，色艺为一时之冠。间或作诗词，语有新意，于历史和当今皆颇有知识，四面八方都有人慕名不远千里登门造访。唐与正为台州太守(宋无太守之官，然文人往往喜用古代的官称，所谓太守，即指知府)时，在酒会上曾命严蕊赋红白桃花，严即席成《如梦令》：‘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与红红，别是东风情味。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唐与正以细绢两匹相赠。……朱晦庵以庾节巡按台州，想罗织唐与正的罪状，于是指控唐与正曾与严蕊有不正当关系，把严蕊逮捕下狱一月有余，严蕊虽备受捶杖，而不曾以一言涉及唐与正，……。后严蕊转移乐籍至绍兴，又在绍兴置狱审迅，久不得其情。狱吏以好听的话诱骗严蕊说：‘你为什么不招？招了不过是受杖刑，……为什么枉受如此惨毒？’严蕊答道：‘身为贱妓，即使与太守有不正当关系，罪也不至死。但是事关是非真伪，怎能胡说污蔑士大夫！即使处我死，我也不会诬招。’严蕊言辞坚决，于是再受痛打，……。两月之内，一再受罚，几乎被打死，……”

上文所记，亦见诸宋代最有名的笔记、洪迈的《夷坚志》。朱熹之恶龊可鄙，于此可见一斑。

§147

朱熹弹劾唐仲友之时，身为浙江路提举常平盐茶公事。提举常平盐茶公事的本职责任在经济管理。据《宋史》，朱熹本来被任命为江西路提举常平盐茶公事，因浙江路大饥，方才改任为浙江路提举常平盐茶公事，可见朱熹为浙江路提举常平盐茶公事时，还特别负有赈灾的责任。置经济事务和赈灾不顾，却为同唐仲友争秀才闲气而折磨一名官妓，既无聊之极，亦典型的不务正业。

除弹劾唐仲友之外，朱熹见诸《宋史》的事迹，尚有推行古代丧葬嫁娶仪式，禁止男女于寺庙聚会，禁止女人为尼等等，也都是些琐屑、迂腐、无聊的勾当，同时也表现出朱熹同程颐一样，特别好干涉女性的生活方式。

或以为朱熹既非权臣，其不务正业与宋之亡何干？柞里子曰：不然。何以知之？曰：由宋朝廷对朱熹及其理学先辈的处置知之。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宋朝廷赠朱熹太师，追封朱熹为信国公。是年，西夏亡于蒙古，金朝危在旦夕，宋之将亡，无须卜而后知。越二十五年，宋朝廷又追封周敦颐为汝南伯、追封程颢为河南伯、追封程颐为伊阳伯、追封张载为□伯，理宗并下手诏，以周、张、二程及朱熹从祀孔子庙。是年，上距金之亡于蒙古已五载，宋能苟延残喘之日，屈指可数。于此危难当头之时，搞如此这般追封、从祀的勾当，即使周、程、张、朱的确为大儒、纯儒而非庸儒、俗儒，亦属不务正业之举，可见“不务正业”，已因朱熹之流的鼓吹提倡而成为一股社会风气。西晋人物好尚清谈，西晋亡而后世有“清谈误国”之说，南宋人物崇尚理学，南宋亡而后世却无“理学误国”之说，咄咄怪哉！

朱熹为人之卑鄙恶龊，虽然证据凿凿，无可洗刷，却并非不可争议，因证据虽在，如何看待这些证据却可以见仁见智。比如，朱熹之赶在大赦之前擅杀囚犯，柞里子以为可鄙，柞里子的对立面却可以说如此如此是嫉恶如仇；朱熹之逼供妓女，柞里子以为可恶，柞里子的对立面却可以说如此如此是整肃歪风。然而，朱熹之为庸才而不为智士，则无可争议。儒学之不切实用，老子、晏婴早已从理论上指点迷津；先秦诸侯皆弃之而不用，也正是儒学不胜任的实证。诚然，这里所谓的“用”与“任”，并不函概一切“用”与“任”。孔子所津津乐道的礼乐，倘若施之于太平盛世，未尝不可收锦上添花之效。比如，秦始皇、汉高祖于一统天下之后用儒生、博士制订朝仪庆典，汉武帝于国富兵强之余起用白衣儒生为丞相，皆为善用儒学之典型。儒学之所不能，在于救生死存亡之急，而宋之所需，正在救生死存亡之术。所需与所不能，相吻合如此而朱熹与其徒却鼓其如簧之舌，于朝于野鼓吹儒学不遗余力。倘若为智士而非庸才，何能愚不可及以至于斯！朱熹上书宋孝宗，一方面大声疾呼对金复仇，主张立即“闭关绝约”，另一方面却又以为国力不足，鼓吹“数年之后”，“徐起而图之”。

前文曾引子贡说越王句践曰：“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如果朱熹的声张复仇只是虚张声势，则属于“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如果朱熹声张复仇实出于真心，则属于“有报人之志使人知之”；无论属于前者还是后者，既以为无力一战又主张立即断绝和亲，其结果必然是“事未发而先闻”。由此可见，朱熹的对金策略，集“拙”、“殆”、“危”于一体，倘若为智士而非庸才，何能愚不可及以至于斯！朱熹上书孝宗中称：金于宋有“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可见朱熹心目中的“仇”，并不在华夏之沦陷于异族，而在宋徽宗与宋钦宗被金俘虏的所谓“靖康之耻”。夷狄侵周，管仲逐之，东周王室赖以幸存，孔子的评论是：“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只谈民族大义而一言不及存周室之功，可见孔子远视民族存亡的意义于王室存亡之上。朱熹白白读一辈子《论语》而读不懂孔子的这句话，识不能及此而自以为可以继承孔子之衣钵，倘若为智士而非庸才，又何能愚不可及以至于斯！

诚然，识不能及此者，固不限于朱熹。比如，岳飞《满江红》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可见岳飞亦直视抗金为臣子对主上的效忠，未尝能知须以民族利益为重。窃以为岳飞之所以不能收复中原而不免为冤死鬼，正因其识不能超越俗儒、腐儒以尽忠于一姓为至尚的樊藩所致。后人论岳飞，罕有不举此词以称道岳飞之爱国，而不能从中悟出岳飞所爱之国，乃赵宋王朝之国，非华夏民族之国，其识亦不能越此樊篱。不过，识不能越此樊篱者，大都是伪儒学的受害者。朱熹既被其徒子徒孙尊奉为“儒学”之集大成者，其为伪儒学贻害流毒之恶首无疑，不得与受害者混为一谈。

§148

上文指出：宋儒理学之贻害流毒不止于宋之亡。此因宋虽亡而由理学家所进一步庸俗化的、首经汉儒庸俗化的伪儒学，却由灭宋之元所承继为元之官学，元亡又为灭元之明所承继为明之官学，明亡复为灭明之清所继承为清之官学。以致今时今日，罕有不在华夏传统文化与儒学之间划等号，复在孔子之儒学与后世之伪儒学之间划等号者。华夏传统文化不等于儒学，孔子之儒学也不等于后世之伪儒学，前文业已详言之，此不复赘。

且说在华夏两次彻底亡于异族之中，宋之亡于元乃比较幸运的一次。之所以如此这般说，原因有二。其一，元朝为时短暂，不过九十年。其二，为时尚早，发生在1278年。当元亡于明之前后，西北欧诸国虽早已脱离茹毛饮血的阶段，然大抵还停留在政教合一的所谓黑暗时代，民族文化尚处于启蒙阶段。比如，英文于1362年始成为英国的法定官方语言。故元之灭宋，虽然肯定于华夏文明的进程有消极的影响，当明朝兴起之时，华夏文明尚居世界领先地位。

明之亡于满清，则远不能如此幸运。首先，沦陷时期长达二百六十七年。更为不幸的是，明亡于满清之际，正是现代科技文明在西北欧崛起之时。明朝末年中国虽然在现代科技领域业已落后于西北欧，然就政治、经济整体而言仍处于领先地位。当时朝野有识之士也皆已意识到从西方引进现代科技知识之必要，比如明崇祯时的大学士兼参机要徐光启(1562 -1633)，就曾从旅京罗马传教士利玛窦等学习天文、地理、历法、数学、水利等，并将多种现代科技知识译成中文。

不难想象，如果早在三百年前就已起步的文化现代化进程不因满清之入侵而中断，以中国当时居世界领先地位的政治、经济、人口和领土，中国完全可能早在二百年前就会成为当时所谓的“列强”中的最强者。即使不能如此，至少西方的殖民主义扩张不可能长驱直入亚洲如无人之境，近一百五十年来的中国也不会频遭抄掠、屠杀之祸；屡蒙赔款、割地之耻。满清灭明，遂使早在三百年前就已起步的文化现代化进程不得不为之中断。说“不得不”，因断无不如此的可能，这是因为满清之统治中国，既为异族之统治，又为少数之统治，复为文明落远远落后之统治。异族兼少数，必然集中精力于防范既异于己又多于己者之反抗，无暇他顾；文明既远远落后于被统治之汉族，于汉人之现有文化已应接不暇，更遑论远求于欧洲而使之现代化！

然而，满清入侵中国给中国带来的这一极大之不幸，却鲜为论史者所言及。或因满清的疆域大于明代，更有为满清之入侵唱赞歌者。其实，国之强盛与否，疆域的大小无与焉。君不见西方列强领土大者如英、法、德、西，其疆域皆远出被其征服、沦为其殖民地的国家之下，领土小者如荷兰、葡萄牙、比利时，名副其实为弹丸之地，却亦不妨海外耀武扬威。然则，取决于何？曰：视文明阶段而定。自有人类文明以来以至于今，可划作两代：工业文明兴起之前为古代，工业文明既兴之后为现代。就古代而言，国家的强盛首先取决于与邻国之间的文明进化程度之差。文明进化程度相埒，则得道者盛、失道者弱。所谓“道”，指治国之道。先秦七国文明相似而秦治国有方，故秦胜。文明进化程度相去不远，则文明进化程度高者盛，低者弱。中国历代与朝鲜、越南、日本等的宗主关系即因此而来。文明进化程度相去甚远，则大都以文明进化程度甚低者胜。甚低，则近于野蛮；野蛮，则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则善战、头脑简单则冥不畏死。欧洲蛮族之所以能消灭罗马，蒙古之所以能所相披靡，满清之所以能亡明，皆因此。

工业文明的兴起使如此这般大为改观。首先，国际关系不限于邻国，故强与弱不再限于地区范围内的对比而成为世界性的对比。其次，文明进化程度甚低者，不再可能凭借其野蛮性而取胜。第三，经济和科技实力成为强弱与否的决定性因素。非洲、美洲相继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北美土著的近乎彻底绝灭，皆为历史性的证据；以色列因有美国撑腰而能战胜领土数十倍于己的阿拉伯多国的围攻，则为目前的证据。既然无论古与今，领土的大小皆与国家的强盛无关，故但凡无视满清灭明致使中国文明现代化为之中断的灾难性，以为满清凭借其野蛮性而于领土有所扩张为功劳者，皆不足以与之论中国之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