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老左派李维汉在大跃进中面临的困境

永远的左派

党史上多次重大的左的错误，李维汉都有份。１９４１年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毛历数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路线罪状，特意指出："罗迈（即李维汉──引按）同志在上几个时期都犯有严重错误。"关于陈独秀时期的错误，李在回忆中作了辨正，但对其他几次左倾路线，李承认了自己的责任：

１、１９２８年形成的以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和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为特征的瞿秋白左的错误，李是积极参与者之一：

我写这篇回忆录，把上述情况全部摆出来，其目的在于解剖和批判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的盲动主义错误，同时也是解剖和批判我自己，因为我是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员之一。（页２２８）

２、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以１９３０年６月１１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为标志。在这次会议上：

我表示同意决议案所提出的观点。并强调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关键是争取上海的胜利，因为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也是帝国主义的中心，只要上海胜利了，全国也就胜利了。（页３０５）

立三路线包含了李维汉的意见，所以我执行立三路线是坚决的。记得有一次，我找安徽的同志谈话，谈的过程中，我打起了瞌睡。我说："同志，你休息一下，让我躺一躺。"那时，连觉也顾不得睡地昼夜工作。（页３１０）

３、＊＊中全会上，王明等人集中整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但李肾跟得上的人，１９３２年年底，李赴苏联学习，１９３３年４月到中央苏区，执行了王明路线：

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二次、三次地要他们作检讨。……我回到瑞金向中央局汇报，中央局批准我写一篇文章：《为党的路线而斗争》，公开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说他们是派别活动。（页３３７）

正因为如此，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３日下午，毛在政治局临时会议上说，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博古应负主要责任，李维汉次之，张闻天又次之。

４、１９４２、１９４３之交，延安整风审干进入"抢救失足者"阶段，康生用"逼、供、信"的办法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在延安清出了特务１５０００多人，西北公学３９０人中坦白分子达２０８。李此时是边区政府的秘书长：

以后来了一个"抢救"运动，张克勤的现身说法，我也就急躁起来，搞"抢救"运动了，开了三次"抢救"大会"。（页５１０）

这一"急躁"使王实味因言丧命。参加过中央研究院整风的何锡麟直到８０年代还认为，王案的发生，主要由于党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经验不足，如果那时的运动由洛甫（即张闻天──引按）掌握，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参见戴睛《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页９５，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９年）何锡麟的话还需要补充，延安时代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经验不足，那么什么时期经验足了呢？１９５７？１９６６？运动如果由张闻天来掌握可能是不一样，但运动本身就是针对张闻天等人的，这种假设等于说运动如果由王实味来掌握情况会大不一样。何锡麟的遗憾只是道出了一点：当时掌握运动的李维汉对知识分子是不怀好感的。

５ 延安整风以"反左"为动员，但经过了整风"反左"、并被毛泽东认为"在近来的延安工作是积极的"李维汉，后来的表现却丝毫也不右。１９５７年反右，时任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

对于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以及反右派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我当时思想上并没有怀疑，生怕跟不上，指导思想同样是"大左"的。因此，要民主党派、工商界、党外人士中间坚决贯彻执行这些指示，同样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页８３７─８３８）

除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延安"抢救"运动、反右这几次大的左倾错误外，在其他若干运动中，李也左得可爱。比如１９５２年的"三反"、"五反"中："我在指导民建的工商联的运动中，曾经提出过'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的错误口号，经毛泽东同志发现指出后，作了改正。"（页７２８）

耄耋之年的李维汉敢于如此坦承自己的错误，令人钦佩。一左再左，在江西发现了"罗明路线"，在延安揪出了王实味，李维汉的经历可以代表了左祸绵绵的党史。这是为什么？＊＊中全会后，李被更左的王明等人打下台，周恩来问李想干什么，"我说：去莫斯科学习，因为我只有实际工作经验，而没有理论，所以才犯错误。"（页３３１）莫斯科本是中共左祸的根源之一，而党内较有理论素养的秋白、王明包括毛泽东等恰恰都有左的习性。所以从莫斯科学习理论回来后的李维汉，依然要屡屡犯左。

莫斯科也好，理论水平高也好，都还不足以解释左的根由。李不是领袖级的人物，而他所追随的领袖恰恰都爱左憎右。李坦陈自己的动机"生怕跟不上"，"跟不上"什么？当然是跟不上最高当权者。正像毛泽东说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路线就是第一位的，左的政治需要左的干部。１９４０年，曾就文艺问题与王实味争论过的陈伯达，得知毛泽东提着马灯看了他反驳王实味的小字报后，连声欢呼："跟上了，跟上了"──从此陈伯达平步青云，直到第四把手。在毛的威严之下，无数干部惟恐"紧跟"不及。

既然"跟上"可以官运亨通，那么真正要"跟上"就不会容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毛的名言，但在文革中，他更强调路线的重要，认为只要路线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什么叫路线对了头？就是亦步亦趋地紧跟毛，保持高度的一致，过犹不及。李对此当然清楚不过。１９６２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有人根据毛的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要求，批评"统战部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领导核心"的"右"的错误。

我在会上作了书面发言，对自己在历史上参加反对邓、毛、谢、古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还说到统战工作中也有一些错误，要回到部里进行检查。（页８７６）

　　从道理上讲，反右应当转左，但李却在检讨左的错误。这不是李的糊涂，而是他的聪明：反邓毛谢古的本质是反毛，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翻出来再检讨一次，是要迎合毛。左、右只是一个名，关键时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与最高领袖保持一致，这就是李的政治智慧。尽管他屡犯左的错误，但他的地位始终比较高，没有一蹶不起，就因为他紧盯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毛泽东等最高领导人，"路线正确"。

"５年"是左还是右？

但李还是有一次没有"跟上"，以至于１９６２、１９６４年中央统战部两次批判他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

１９５６年以后，李曾提出争取５年或更多一点时间使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实际达到消灭阶级的水平（简称五年消灭阶级）；把民主党派根本改造为社会主义政党（简称社会主义政党）等观点。统战部１９６２年为此开了四十多次会议，批判李的"右"的错误。批判的成果以《关于中央统战部几年来若干政策理论性问题的检查报告》上报。毛对报告的第一部分"关于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作了修改，把消灭资产阶级的时间从几十年改为"甚至几百年"。

大跃进时代是全民族大玩数字游戏的时代。１９５５年１１月，毛为加速改造工商业，在批评党内一些不相信资产阶级时说："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社会主义，人家现在快要成工人阶级了，人家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

１９５８年１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社会革命要天天革的要求，"多快好省"构成当时"左"的路线的特征。李主持的统战部也于３月８日发出《关于帮助和推动各民主党派组织进行一般整风的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在工商界、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内部搞了一个"加速改造"的运动。在自我改造的大跃进中，有的人甚至提出"半年改造成左派、一年加入共产党"的浮夸口号。有此根据，李在１９５７年年底提出５年消灭资产阶级的设想。

但左的方向不只是一个。１９６２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将长期存在的论点。按照这个精神，统战部在批判李维汉的总结报告中，把消灭资产阶级的时间估计为几十年，但毛仍嫌不够，还要把阶级斗争延长到几百年。

"５年"到底是左还是右？

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跃进之年，时间长就是右倾保守，就是落后于形势，干什么事都要快，资产阶级也要尽快消灭。在超越现实可能的意义上，"５年"就是左，即不顾实际、不考虑思想的复杂性而一刀切，强制要求资产阶级也来兴无灭资。但在强调阶级斗争长期性的６０年代初，如果资产阶级５年就能消灭，那不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又是什么？晚年毛泽东左的特征是夸大人为的阶级斗争，追求纯而又纯的理想社会，在这个意义上，"５年"就显得右了。

在充满逸兴奇想的毛的思想中，左右之间并无一定界限。关键看在什么样的语境中。伟大领袖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两个词汇。非精通政治谋略者、深谙毛的心理者，会不断面临着左右为难的困境。

　　李认为，毛泽东关于消灭资产阶级年限的说法，是逐步放长的：
　　１９５６年１月：３年；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７年；
　　１９５７年反右：１０到１５５年；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至少２０年，可能要有半个世纪；
１９６２年以后：一百年到几百年。（参见页８８６）

　　李维汉和统战部就不断根据毛的说法的变化改变消灭资产阶级的时限，"生怕跟不上"："过去对于阶级斗争长期性认识不足，中央逐步指示，仍然认识不足，总是有被动。"（页８８７）解释权操在毛的手中，其他人注定永远被动、永远"跟不上"。昨天的左派今天就是右派：张闻天、王稼祥、林彪这样的左派都被毛认为是右派或形"左"实右。在越来越快的飞舟上，也就不断有人被抛下水。即使像李这样历来有左的记录的人，也只能以右的面貌定格于毛的思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