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尼赫鲁也说在西藏发生的事件是我们的错。另外，苏联在我们同印度冲突的问题上发表了塔斯社声明。

　　赫鲁晓夫说，你们真的想让我们支持你们同印度的冲突吗？对我们来说那将是愚蠢的。塔斯社的声明是必要的，你们应该看到尼赫鲁和我们之间的一些差别。如果我们不发表塔斯社声明，那就会产生社会主义国家组成联合战线反对尼赫鲁的印象。塔斯社的声明将这个问题变成你们和印度之间的问题。

　　毛泽东说，我们的错误就是没有立即解除达赖喇嘛的武装。但那个时候我们同西藏的群众还没有联系。对赫鲁晓夫有关“中共至今都没有同西藏群众有联系”的说法，毛泽东表示有不同的认识。

　　赫鲁晓夫说，当然，那就是我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人们可能会这样说：你们和我们这里都有从金日成那里逃出来的朝鲜人，但这并没有给我们借口来破坏同金日成的关系，我们依然保持良好的关系。至于达赖喇嘛从西藏逃出来，如果我们处在你们的地位，我们就不会让他跑掉，假如他死掉会更好。现在达赖喇嘛在印度，也许会去美国，这对社会主义国家有什么好处？

　　毛泽东说，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当时又不能逮捕他。我们阻止不了他跑掉，因为同印度的边界那么长，他可以从任何一个地点跑掉。

　　赫鲁晓夫说，这不是什么逮捕的问题，我是说你们的错误是让他跑掉。如果你们让他有机会跑到印度，你让尼赫鲁怎么办？我们相信西藏事件是中共的错，不是尼赫鲁的错。

　　毛泽东坚持说，不对，是尼赫鲁的错。

　　赫鲁晓夫说，如果我对你的话理解正确，那么匈牙利事件不是我们的错，而是美国的错了。那么请看，我们在匈牙利驻军，我们支持那个蠢货拉科西，这都是我们的错，而不是美国的错了。

　　毛泽东说，印度人在西藏的所作所为，好像西藏是他们的。

　　赫鲁晓夫说，我们知道。你们也知道，尼泊尔希望苏联派大使去，但是我们很长时间没有派，你们也是这样做的。这是因为尼赫鲁不想那里有苏联和中国的大使。对此不应该感到吃惊，不要指望可以从尼赫鲁那里得到什么。但这也不能成为我们同他断绝关系的理由。

　　毛泽东说，我们也支持尼赫鲁，但是在西藏问题上我们应该击垮他。

　　赫鲁晓夫问，那你们为什么在边界上杀死人？

　　对赫鲁晓夫的这一说法，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反复的辩解和抨击。毛泽东说，是他们先进攻我们，他们越过了边界，连续12个小时向我们开枪。

周恩来责问赫鲁晓夫：你相信谁多一点，是印度还是我们？

　　赫鲁晓夫说，尽管印度人先进攻，但中国人没有死亡，而印度方面却死了人。

　　周恩来说，如果他们首先进攻我们，那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总不能向天上开枪。印度人甚至越过了麦克马洪线。另外，印度副总统纳达卡里希南最近访问过中国。那就是说，我们正在采取措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这个问题。在9月9日给尼赫鲁的信中，我们对中印之间发生的一切作了详细的解释。

　　赫鲁晓夫说，周恩来同志，你担任中国外交部长多年，应该比我更清楚怎样避免流血冲突来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中，我不想谈论整个边界问题，因为如果连中国人和印度人都不知道你们之间的边界该划在那里，那就更不是我一个俄国人可以过问的了。我只是不同意你们使用的方法。

　　周恩来说，我们也只是到最近才了解边界事件的，一切措施都是由那里的地方当局采取的，没有中央的批准。另外，我们在这里是在讨论中印之间三段有争议的边界地区。是印度人首先越过麦克马洪线，是印度人首先开枪。没有一个中国政府承认过麦克马洪线。比如，加入芬兰人进攻苏联的边界，你们难道不会还击？

　　对此苏斯洛夫说，我们没有对芬兰政府提出领土要求。赫鲁晓夫说，对我而言，中央对边界事件一无所知是个新闻。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反对你们的做法。

　　朱德表示，印度人越过了麦克马洪线，侵占了中国9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陈毅也说，西藏叛乱之后，在印度发生了多起反华反共的活动，还有针对我们在新德里的大使馆以及在加尔各答领事馆的示威活动；这些示威者辱骂我国领导人，高喊反华口号。我们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印度驻华大使找不到一点点借口来说我们对他不友好。说到把尼赫鲁拉到我们这一边的工作的有效性，我们的方法更有效，你们的方法是迁就主义。

　　对陈毅的说法，赫鲁晓夫感到特别恼火，他指出，陈毅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你应该掂量自己话的份量，不能随便说。我们已经存在了42年，其中30年我们是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我们不会迁就任何事情，我们坚持共产党政策的原则。

　　陈毅回答说，中国人民长期受到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和其他帝国主义分子的欺压。苏联同志应该理解这一点。我们现在正在采取一些措施和平解决同印度的冲突，印度副总统纳达卡里希南十月中旬来访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也有一定程度的迁就主义的成分。你们应该正确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更为坚定，而且也更为正确。

　　此时赫鲁晓夫表示，应该把这个问题放到一边去，因为双方对问题的认识截然相反。但中共中央领导人不愿就此停止辩论，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

周恩来说，赫鲁晓夫同志，甚至连印度人自己都不知道在中印边界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林彪接着说，在苏联同法西斯德国进行战争期间，苏联军队追击法西斯进入柏林。这并不意味着苏联挑起了战争。

　　赫鲁晓夫不满的说，这就不用我这个中将给你元帅同志上课了。苏斯洛夫指出，林彪同志，你试图把两个不可类比的事情进行比较。在卫国战争期间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杀害，而这里发生的却是微不足道的事件。

　　周恩来说，印度人并没有从他们侵入的地方撤军。我们寻求和平解决冲突的办法，并一直主张逐步解决问题。

　　赫鲁晓夫表示，我们完全赞同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但对你们过去的行为不赞成。

　　周恩来说，印度人在这次挑衅之前进行了40年的大规模的反华宣传，是他们首先越过边界，是他们首先开枪。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认为是我们挑起事端吗？彭真这时候也说，纳赛尔毫无理由地滥用苏联给他的无私援助。因此我们应该记住民族资产阶级反动的一面。如果你们苏联同志可以痛斥民族资产阶级，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那样做？

　　赫鲁晓夫说，没有人说你们不可以痛斥，但射击和批评不是一回事。

　　彭真说，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中国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承认过。

　　赫鲁晓夫说，我们在这里只有三个人，而你们有九个人，你们一再重复相同的说法，我认为这是没有用处的。我们仅仅想表达自己的立场，接不接受是你们的事情。

　　毛泽东说，同印度的边界冲突，只是一个局部的边界问题，而不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尼赫鲁自己也没有意识到那里发生了什么。当我们发现的时候，他们的巡逻队越过了麦克马洪线。我们是在冲突发生后一段时间才知道了。发生的一切不仅尼赫鲁不知道，就连我们西藏军区也不知道。当尼赫鲁了解到他们的巡逻队越过麦克马洪线后，就命令他们撤退。我们同样采取措施争取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对毛泽东的解释赫鲁晓夫说，如果在小规模的交火之后就立即这样做，冲突就不会发生了。另外，你们在边界事件发生后很长时间才告诉我们。

　　对赫鲁晓夫的这一责问，刘少奇说，我在9月6日通过安东诺夫同志向你们通报了边界的局势。我们没有提前向你们通报，是因为我们还没对局势做出自己的判断。周恩来也说，塔斯社的声明发表在你们收到给尼赫鲁的信件之前，而那封信是在9月9日下午送给安东诺夫同志的。

　　苏斯洛夫解释说，考虑到莫斯科和北京有五个小时的时差，那可能是同时进行的。葛罗米柯说，印度驻苏联大使告诉我，你们的信件不仅没有使事情得到缓和，反而使一切更糟糕。苏斯洛夫说，目前局势已经缓和，我们可以不谈这个问题了。

　　毛泽东对此显得非常恼火，他说，这么说局势的缓和是因为你们的声明？

　　苏斯洛夫说，不仅是因为我们塔斯社的声明，而且还由于你们人大的决定。

　　刘少奇说，我在9月6日通过安东诺夫同志告诉你们，我们准备在一周之内反击印度人。彭真也说，我们人大常委会的代表都问我，怎样理解塔斯社的声明，为什么老大哥在没有搞清楚谁对谁错的情况下，对中国和印度各打五十大板。王稼祥也说，是印度人首先开枪的，不是我们。

　　赫鲁晓夫说，是的，他们开始射击，他们自己死了人。我们是和你们交流对冲突的看法，因为除了我们之外没有人会对你们说这些。

　　周恩来说，在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之间可能存在有争议的和没有解决的问题，但外界猜测我们和苏联是行动一致的。林彪补充说，印度人首先开枪，他们连续射击12个小时，直到他们用光了子弹。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但应该承认以下事实：第一，印度人首先越过了边界；第二，印度人首先开枪；第三，印度

人连续射击12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两种方法：第一，印度人越过边界，我们撤退；第二，印度人越过边界，我们反击。毛泽东说，反击的命令是当地军事机构做出的。

林彪补充说，没有中央的命令。毛泽东再次说，我们不能把达赖喇嘛关起来，中印边界那么长，他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跑掉。

　　苏斯洛夫说，你们应该事先知道他的意图和阴谋。

　　毛泽东说，我们想把西藏的改革推迟四年。

　　赫鲁晓夫强调，这是你们的错误。对此毛泽东说，推迟改革的决定早就做出了，是在达赖喇嘛访问印度之后。我们不能没有借口就发动进攻，这次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出击了。你也许不能理解，你会看到将维持同印度之间的麦克马洪线，同印度之间的边界冲突也将结束。

　　赫鲁晓夫说，那很好。但问题并不是什么边界问题。我们对那条线一无所知，我们甚至也不想知道。

　　毛泽东说，同印度的边界问题将通过谈判来解决。对此赫鲁晓夫表示欢迎。周恩来说，1月22日你们建议尼赫鲁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当时他不同意，现在他同意。毛泽东强调说，你们给我们扣了两顶大帽子，一是在西藏犯了错误，不该让达赖逃跑；另一个是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犯了错误，打死了印方人员，于是你们发表了声明。我们给你们扣了一顶帽子，叫做迁就，请戴上吧。

　　赫鲁晓夫表态说，不接受，我们坚持的是共产党的原则路线。

　　毛泽东说，塔斯社的声明让所有的帝国主义者兴高采烈。

　　苏斯洛夫说，恰恰相反。这个声明和我们最近采取的措施促进了局势的缓和。如果中印关系真的恶化了，帝国主义分子才会兴高采烈。我们已经得到情报说，美国人正同尼赫鲁接触，在中印冲突时向印度提供帮助。我们的步骤给反革命的热切期望泼了冷水。

　　林彪说，整个问题的关键是谁先开枪，而不是谁死了。周恩来说，按照你们的逻辑，假如窃贼闯进你的房屋，你把他们痛打一顿，那么你就犯了罪了。

　　葛罗米柯随即念了一段塔斯社的声明，并说塔斯社的声明并没有使印度疏远同中国的关系。

　　毛泽东说，你只看到我们“威胁的姿态”，而没有看到另一面，我们通过斗争把尼赫鲁拉到我们这一边。陈毅接着说，我痛恨你说“同印度关系的恶化使我们的错”。

　　赫鲁晓夫说，我也痛恨你们说我们是迁就，我们应该支持尼赫鲁，帮助他掌握政权。

　　毛泽东说，西藏事件和边界冲突，这些都是暂时的现象。我们最好结束讨论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伙伴、在总体上还是团结的话，一些分歧难道会妨碍我们的友谊吗？这个问题还是要把事实搞清楚。别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对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们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听听中国的意见，把情况搞清楚，预先向中国打招呼，同中国商量，再对外公开表态，这样比较好。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

　　（四）印度支那问题

　　毛泽东最后建议停止讨论中印边界问题，转而探讨老挝的局势。赫鲁晓夫虽然同意讨论这个问题，但他表示自己对此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他认为这个问题无足轻重，围绕这个问题谣传太多了。赫鲁晓夫说，今天胡志明来找我们谈老挝的问题，我让他去找你们，因为你们对这个问题可能会更感兴趣。波匈事件的时候，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到我们这里来，刘少奇同志和我有不同的、有时候会是截然相反的立场。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观点。我们的立场变化了，然后达成了协议，圆满的解决了问题。

　　毛泽东说，我们反对老挝战争的升级。刘少奇补充说，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防部长计划扩大在老挝的斗争，胡志明反对这个计划，反对扩大军事行动。我们支持胡志明的立场。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赫鲁晓夫说，我们不应该扩大在老挝的军事行动，因为美国人会干预。然后他们就会派兵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并采取挑衅行动。他们会驻扎在非常靠近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地方，而我们则远离那里。一旦那里的局势复杂化，美国人可以迅速镇压越南民主共和国，而我们则没有时间做出反应。我们应建议越南同志不要扩大在老挝的军事行动。

　　毛泽东说，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看法。总的来说，我们不仅反对扩大老挝的军事行动，而且也反对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我在此再重复一下，1958年8月当我们炮击金马等沿海岛屿时，我们确实没有考虑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争论的过程中，双方一度情绪激动，言辞过激，充分暴露了对对方的极度不信任甚至反感。争论的问题也涉及到两党关系以及对马列主义的认识。赫鲁晓夫在讨论中印边界问题时气愤的说，为什么你们可以批评我们，老大哥却不能批评你们。在同尤金同志的一次会谈中，你毛泽东同志非常尖锐的批评了苏共中央，我们接受了批评。而且在中共八大会议上米高扬同志发言的时候，你离开了会场。这是示威的举动，米高扬同志也可以离开。实际上，我也可以整理提包离开，但我没有那样做。当匈牙利事件发生时，周恩来同志来了给我们上了一课。他指责在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国家问题上指责我们。我们接受了这个批评。结果就是你们可以责备我们，而我们却不能责备你们。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一些成员回国后说：现在有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俗套话，但事实上对苏共中央的意见都不尊重。难道你们和我们说话不是太傲慢了吗？

　　对中共中央领导人批评苏联实行迁就主义，苏联领导人显得特别激动。赫鲁晓夫说，你们不能容忍反对意见，你们相信你们自己是正统，这本身就暴露了你们的傲慢。陈毅给我们戴了一顶帽子，还是一顶政治帽子。他有什么根据这样做？陈毅说，塔斯社的声明就是支持印度，就是支持资产阶级。

　　对此赫鲁晓夫说，你们想让我们屈服你们，那完全是不可能的。我们也是一个党，我们有自己的作风。在谈到波匈事件时，赫鲁晓夫说，你们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我们听了，你们现在也必须听我们的。收回你们的政治谴责，否则就会损害我们两党的关系。我们是你们的朋友，说的是真话。我们对任何人从来都不迁就，甚至是对我们的朋友。

　　赫鲁晓夫的这些话，又引起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反驳。陈毅说，但是你们也在我们家门口对我们进行政治谴责，说中印关系的恶化和达赖喇嘛的逃跑都是我们的错。我相信你们这样做就是迁就。

　　赫鲁晓夫说，这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事。我只是提请你们注意一些特定的疏忽，从来没有在原则问题上对你们进行政治上的谴责。如果你陈毅同志认为我们是迁就，那么你不要伸手给我，我不会和你握手的。陈毅说，我也不会，我告诉你，我不怕你发火。

　　赫鲁晓夫说，你不要用元帅的头衔在那里吐唾沫，你也没有那么多的唾沫。我们是吓不倒的。我们处于一种多好的地位啊：一方面，你们说着“以苏联为首”的俗套话，另一方面，你们不让我说一句话。那我们是在谈论什么样的平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苏共21大上提出去掉“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我们不想任何党当头，所有的共产党都是平等和独立的，否则就会处于错误的境地。对赫鲁晓夫的表述，毛泽东以调和的口气说，陈毅说的只是特殊性，你不要把它普遍化了。王稼祥也说，这一切都是由于错误的翻译造成的，陈毅没有把迁就说成是某种主义。

　　就是在这种气氛中，会谈不欢而散。赫鲁晓夫10月4日离京回国。

　　三、1959年10月中苏会谈的影响和意义

　　1959年10月中苏会谈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中苏关系最终走向破裂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中苏双方通过会谈进一步认识到分歧的严重性，但双方显然暂时都不愿承担挑起论战和公开宣布破裂的责任。因此，中共中央一方面反复强调中苏分歧“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则确定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路线方针。中共中央认为，这次会谈在除印度支那问题以外的所有问题上，赫鲁晓夫都试图压中国向美国让步，以利于他改善苏美关系，这就使中国不能不加重对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的疑虑。10月4日，毛泽东送走赫鲁晓夫后，回顾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主要是讨论同赫鲁晓夫会谈的情况，先由周恩来向全体政治局委员汇报同赫鲁晓夫会谈的情况。中央政治局委员听后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抱有幻想，没有看到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他说艾森豪威尔和我们一样“热爱和平”，至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有修正主义的倾向。

对美国的问题，对印度的问题，他都听不进我们的话。对于中苏之间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我们暂时还不同他争论。会议认为目前应采取团结为重、不搞争论、冷静观察的方针，但要看到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思潮。[23]

　　毛泽东在10月14日特别约见安东诺夫谈话时表示，我们对赫鲁晓夫访美还是支持的，认为还是有好处的。毛泽东说，上个星期我们会谈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一致的地方，但这是十个指头中间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不会同美国打仗，也不会去打台湾，甚至也不会登陆金门、马祖。但是必要的时候也要斗争，以斗争求得缓和。美国搞紧张是搞不下去的，国际上大的趋势还是对我们有利。周恩来11月19日在国务院会议上谈到国际形势时，强调同苏联的关系要加强团结，但他强调，为了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我们不能不进行必要的斗争。同时不要忘记大局，不要忘记九个指头是一致的，不要忘记以团结为重。[24]刘少奇12月10日同新任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会谈时也表示说，中苏两党“在所有原则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在其他问题上的分歧是暂时的，而且也是可以解决的。”[25]

　　北京会晤是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会晤，赫鲁晓夫怀着不愉快的心情返回苏联。苏联领导人的这种无可忍受的愤怒，又不适时宜地与当时充溢在苏联领导层、国家和社会各阶层中的情绪结合起来。赫鲁晓夫10月6日在海参崴发表演讲，不指名地批评中国像“好斗的公鸡”，热衷于战争。回到莫斯科以后，他10月31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又不指名地批评中共是“冒险主义”、“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但苏联方面也不愿承担中苏关系破裂的责任，因此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11月11日奉苏联政府的指示请求周恩来接见他。契尔沃年科在会见中对周恩来表示：赫鲁晓夫访华时同中共领导人进行的会谈表明，中苏两党不存在任何问题。他说：中苏两党“对重大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任何原则分歧。至于一些个别问题，经过双方讨论和充分交换意见，也不存在了。因而，苏共中央主席团已做出决定，把上次双方在北京举行会谈的记录烧毁。赫鲁晓夫请我代他向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员致以最热烈、最衷心的问候。”对契尔沃年科的说法，周恩来说，上次会谈的内容，我们也没有向下传达。对会谈所讨论的问题，双方都说明了各自的看法，我们之间没有原则分歧。[26]

　　赫鲁晓夫12月1日在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必须对表”后，12月4日至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国际形势和中共的对策，会前，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个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27]他在会上根据这个提纲讲话，主要谈了对赫鲁晓夫和苏共前途的看。并确定了中共的相应对策。毛泽东说，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赫鲁晓夫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继续向严重恶化的方向发展；一种可能性是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赫鲁晓夫如果不改正，几年后，可能是八年之后他将完全破产。他在和平过渡问题、中印关系问题、对美国看法问题上同我们的分歧还是一个指头的分歧。这个分歧是不是会扩大到几个指头，那还得看。毛泽东特别指出，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28]因此中共中央领导人在1959年底强调：“我们目前最主要的是批判修正主义，这是最重要的任务。”[29]

　　更为重要的是，苏联通过这次会谈，对中苏关系的发展前景判断更为悲观，认为中苏分裂已经不可避免。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们于1954年访问中国，并与毛进行了几次会谈之后，我对同志们说：”我们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我是根据毛泽东本人的独白和当时在我们周围形成的气氛，得出这种结论的……而最主要的是，我当时已经感觉到，并对所有同志说了这一点：毛不可能顺从那样的情形，即：其它另外一个共产党，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起领导作用。毛无法忍受这一点。“赫鲁晓夫的这种印象在1959年10月同毛泽东会谈后更加深刻，他认为”毛泽东挑起中印边界冲突的目的“，就是”想成为决定我们该做什么的人“。[30]

　　赫鲁晓夫回国后，苏联对中共中央政策的分析和批评，突出表现在苏斯洛夫在1959年12月18日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题为《有关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报告全面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的内外政策。[31]报告对中共中央的领导作风和决策程序提出批评，特别是对毛泽东提出了公开的批评。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存在的上述错误和缺点，多数情况是由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造成的。中共中央虽然公开实行集体领导原则，但实际上许多关键决策是由个人做出的，通常带有主观主义的色彩，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喜欢这一切，根据所有情形判断，毛确信自己没有错误。这很像我们国家在斯大林晚年时的那种情形。自然，我们无法向中国同志说明这一点，但是，全会应该清楚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这一方面。”

　　苏斯洛夫在报告中对中国外交的基本路线提出尖锐的批评，他强调指出：“联系到中国领导人的言论，人们不得不感到惊讶的是：他们是如何理解有关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的，他们是否把和平共处视为社会主义阵营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他们是不是认为有必要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争取持久和平而努力”苏斯洛夫强调：

“我们正得出这样的印象，即中国同志在赞同两种不同制度之间和平共处的原则的同时，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个原则仅仅是暂时的策略手段。”对1959年10月中苏会谈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中印边界问题，报告依然强烈反对中国所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强调这样的方法“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信在亚洲的下降，削弱她在亚洲的地位，增加亚洲许多国家同西方强国、同美国结盟的趋势，尽管亚洲国家的人民对他们的长期的敌人殖民者有着强烈的仇恨。”同时，苏联领导人还无疑把1959年的中印边界冲突视为中国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和进行戴维营会谈之前“蓄意破坏紧张局势的缓和”的一个重要证据。1959年12月契尔沃年柯同刘少奇会谈时强硬地说，企图破坏苏联的外交政策将会影响到双方关系的各个方面。[32]

　　苏斯洛夫报告中的反映的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内外政策的看法，很快就体现在苏联的对外政策和苏联对华政策的方方面面。1960年2月初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言论及其随后对印度的访问，使得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的言行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着要追求跟西方达成妥协，他要迁就西方，要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同时还有另一种企图，就是要把中国的威信打下去，使中国不能够反对他准备对西方做出的让步。因此中共中央认为，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对赫鲁晓夫的反华也要准备必要的反击。[33]其结果就是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的发表被俄国学者认为是中共猛烈攻击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及其“对帝国主义者的绥靖”的开始，是中共对苏联人在解释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的垄断地位的第一次公开的挑战。

[34]因此在苏共中央看来，中共发表三篇文章，“对1957年莫斯科会议宣言中极其重要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批判”，“采取了兄弟党关系中完全不能容忍的、只能被看成是公开分裂的新行动”。[35]苏联方面立即做出了反击，《苏维埃俄国》1960年6月10日发表文章指出：“现代左倾分子把实现和平共处、停止军备竞赛及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人民友谊的政策看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国际形势的任何一点儿恶化都被他们用来证明他们观点的正确性。”[36]

　　中苏公开论战的帷幕由此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