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谭甫仁被刺事件(zt)
周孜仁
谭甫仁,广东仁化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历任红十二军连政委,
六八七团政委,红一军团一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军委总政组织科长,红十五军团
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
团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长,一一五师三四三
旅政委,八路军二纵新编三旅政委,一一五师教导七旅政委,冀鲁豫军区副司令
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野七纵副政委。建国后任十五
兵团军政委,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三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第二
政委,工程兵政委。一九五五年授中将衔。
罗列以上一大堆军历,除了想介绍死者的光荣历史,另外一层意思——按当
时的“划线”方式——是想说明谭甫仁当属林彪心腹爱将,从而文革大乱,他得
以以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班主任的身份,主持多个省市麻烦问题的解决。这样,
一九六八年八月,待到全国各省的革命委员会均已先后成立,仅余的福建、广西、
西藏和新疆也已就绪待建,谭遂以“封疆大臣”之尊走马上任,飞赴云南,作了
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昆明军区政委,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谭行事大刀阔斧,敢说敢干,颇富魄力。上任伊始,旋即以“划线站队”、
“围海(滇池)造田”、修“万岁纪念馆”三板斧,在云南全省很快树立起毋庸
质疑的巨大威望。一九七○年十一月,云南召开全省第二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
分子代表大会(简称“学代会”,计划每年一届。一九六九年开了第一届。第二
届代表数号称上万,故又称“万人大会”),其时,笔者作为“谭办”秘书参会
调研,一位山区代表在开幕式后深情无限地对笔者表白,说他看见谭政委身体如
此健壮,实乃云南人民的最大幸福,他还激动得当即大呼一句:“毛主席万岁!”
接着呼第二句:“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再接下来——他说他真想再想喊第
三句,因为怕犯错误,终于没喊出声来——我当然知道他想喊什么,只能对这位
山民的质朴憨实报以一笑而已。
仅此一端,足见当时谭在云南边疆的威望之高。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那个万人大会闭幕后的第三天,谭甫仁即被枪手击
毙。身上共中三弹:颈部、肩颊部和胸部各一。其中一弹从胸部心脏旁边穿透,
谭血流如注,立扑于地。暗杀发生在凌晨4时50分左右,后,周恩来亲自安排北
京专家急飞昆明实施抢救,终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而亡。时间是当日中午12时
许。谭一九一O年出生,去世时正好六十岁。同时被暗杀的,还有夫人王里岩。
该案件发生的时间是十二月十七日,按照时钟表示法,“12·17”亦可理解
为零点十七分,所以在当时正式的文档和会议上,这个案件标称为“017案件”。
几十年后的现在,中国人对高级干部非正常死亡算是见得多了,且不谈贪赃
枉法如成克杰、胡长清者流,即使如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佩瑶的被劫杀也并无大
的轰动。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非常强大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类事情却
绝无仅有。凶案既出,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一九三六年因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
被刺而引发的苏联大肃反。谭案虽远没有那么严重,但也够触目惊心的。昆明戒
严多日,捕人无数,外间传闻则更是玄乎离奇,真伪莫辨。最流行也最荒诞无稽
的版本,就是说林彪密命谭何日何时将飞经昆明上空的某次飞机断然击落,谭事
觉蹊跷,狐疑难决,最后试着先将飞机迫降再行定夺,不料飞机着陆,周恩来竟
然从舷梯款款而出,吓得谭大惊失色——接下来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林彪为了
灭口,遂派人将谭秘密干掉了事。在当时的情况下引出如许传闻也不是没有理由,
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产阶级专政如此震慑人心,而谭甫仁身边的戒
备如此森严,能对他如此成功实施暗杀,肯定绝非普通人能够所为,也绝非个别
人能够所为,定然该是一个错综复杂、蓄谋已久、集团策划的惊天大案了。
案件发生时,笔者正好供职于昆明军区调研组。谭从北京来昆,带来两个贴
身秘书,一曰王克学,时任昆明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负责为谭照看军内事宜,
另一位叫甫汉,河北平山人,负责为谭照看地方工作,为此,甫专门组建了一个
班子,由谭亲自命名为:“昆明军区调研组”,地点位于司令部大院八号楼。八
号楼文革中被人称为云南的“中南海”,在外间看来是非常神秘的。军区调研组
就被外间叫做“谭办”。
“谭办”成立于一九六九年十月,次年谭被暗杀,机构就自然解散。只是谭
甫仁被杀前后,笔者正好身处军区大院,整个过程中的所历所见所闻至今记忆犹
新,故择其要者追记于后,以飨读者,并供有关史家参考,如有讹误,恳请指正。
凶案的几个蹊跷之点
“017案件”在外间之所以被传得神乎其神,是因为案件的发生确有许多蹊
跷之处。
蹊跷之一是发案时间。第二届“学代会”十一月中旬开幕,为时一月,闭幕
式是十二月十五日举行的。谭很喜欢去专州、下基层视察。闭幕式前,他一直在
外巡游,十三日才返驾回昆。讲话稿当然由秘书事前拟好,十五日他去会上念过,
计划十八日左右还要外出视察。凶手不早不晚,恰恰非常准确地把暗杀选定在了
十七日。
第二是警卫条件。谭甫仁的住宅共布设了五个警卫员,前门二人,后边三人。
那时候正值“备战备荒”,要和苏联打仗,部队正搞所谓“千里野营拉练”,他
的警卫员们不例外,也被拉走了三个,仅仅剩下了两人。
第三,环境条件。说到此,必须对谭的住宅多花些笔墨介绍。谭甫仁住解放
新村32号。解放新村是一个大院,位置所在,解放前还系城郊野地,是富人们的
别墅区。这片地界解放后悉数划归了驻昆部队,四面高筑围墙,将其中若干别墅
整个儿圈起来,取名为“解放新村”,也就是昆明军区司令部大院。谭甫仁所住
32号就是其中之一幢。别墅围墙很高,一般人,即使如凶手那样搭上一条凳子是
绝然不能爬进去的,除非梯子。而事实上凶手就只搭了一张条凳。这张条凳是从
食堂端来的。32号对过,隔着一条院中窄路,就是军区机关的中灶食堂(即干部
食堂)。我们每天都在那儿吃饭。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所谓蹊跷疑点,如:食堂原来养了一只狗,偏偏出事前一
两天失踪了,等等,这些应该是好解释的,这类作案的环境准备,哪怕单个人也
完全能够实施。而前面说到的几个条件,外人、单个人就很难办到了。
问题恰恰在于:凶手正是昆明军区前保卫科副科长、专门负责首长保卫工作
的王自正。王对于军区内部情况,对首长及首长住宅的情况,包括活动规律、房
屋结构,甚至主房、副房的布置等等,均了若指掌。再有,军区保卫部的枪械室
没有明锁,只要知道密码,就可以开柜取枪——所有这些条件他都具备。于是,
“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中国西南一隅的惊天大案,顺理成章该由这个叫王自正
的军人来进行实施,并且得手了。
暗杀全过程追记
为了说清暗杀的全过程,必须对谭甫仁住宅的环境再做一些补充描述。
和32号后墙平行布置的,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的住所,也是一幢别墅
(号码记不起了)。两幢别墅背靠背,后墙之间的距离约摸两三米。王的围墙也
很高。两堵高墙之间的夹道就被谭的警卫员用砖石在两端砌起短墙,围出一个长
条形的小天地,开垦成了菜畦,种些葱蒜豆苗之类的作物,并从32号的厨房专门
开一小门与菜地相通。
问题就出来了:短墙的高度远远低于别墅本身的围墙,于是就留下隐患——
凶手王自正就正好由此短墙爬了进去。他是从食堂取来凳子的,站上去,很容易
便进入了菜地。破案者提供的线索之一:凶手身高约一米七左右,理由就是这身
高加上凳子的高度,正好能方便地爬墙而入。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绕大院而过的环城公路
(现在叫西昌路)一入夜便阒无人迹,记得当时我们偶有急事晚归,骑单车经由
密树森耸的环城公路,还常有厉鬼追魂的恐怖之感。王自正是凌晨4点左右潜入
的,那时候军区大院绝对安静。所有人都安卧睡乡。他于是人不知鬼不觉地由短
墙而入菜地,由菜地而入厨房,由厨房而入小院,由小院又非常方便地踅上小楼,
接近了谭甫仁的卧室。
这儿又得对别墅院的结构继续作些补充。别墅前门有警卫室一。原来住二人,
现在只一人。然后是一片花园。接着就是小楼了。紧靠后墙是一排附属平房,有
厨房、贮藏室,还有房间供警卫、保姆及其他人等居住。平房和小楼之间是斜长
形的天井。凶手就是从厨房穿过天井进入小楼的。谭甫仁卧室在二楼,凶手非常
清楚,竟直去敲响了应该由谭居住的主卧。
那一晚,谭恰恰没有住在自己的屋里,是夫人闻声起床开的门。
手枪子弹已经上膛,凶手直逼王里岩——接下来的情节是目睹过现场的人的
推断,王自正这样问道:“谭甫仁在什么地方?”王回答的是:“不知道。”凶
手急眼遍扫屋子,谭果然不在,于是开枪把王夫人射杀。根据看过现场的人介绍,
说夫人是被逼坐在沙发上击毙的。子弹正击于额心,弹洞四周的皮肤已被枪口喷
出的气体灼焦。凶手显然是用枪口死死顶紧夫人额头抠的枪机。这样做的目的是
想让声音更小一些。
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4点多绝对安静。这枪声绝对是惊天动地的。
既已抠动了手枪,凶手接下来显然是准备逃走了。恰恰命中注定,那一晚,理该
谭甫仁死于枪下。他住在旁边另外一间屋里。听见枪声,他便往外跑。几乎和谭
同时跑上走廊的,还有他的姨妹,排行老六,人称六姨,在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
教育革命领导小组供职。我的印象里她是单身一人。其时她也住在二楼。她跟出
来,听见谭大呼“什么事?什么事?”直往楼下跑,于是也跟着跑起来。
事实上,枪声已经响过,宁静已被打破,当时谭甫仁如果坚守不出,对方是
不会、也不可能一间屋一间屋搜寻的。谭的自动现身,定然让凶手喜出望外了。
王自正立即跟上,在谭身后急追不舍。从二楼仓促而下的队伍于是形成这样一种
格局:谭位处第一,凶手第二,六姨第三:三人一溜儿地往楼下跑了去。
凶手只有六颗子弹,已经用了一颗,六姨如果能够参与搏斗,将凶手的子弹
再消耗一些,整个事情可能就完全另外一个样,可惜她没有这样做。事后,她只
是以目击者的身份提供了线索,说凶手身着军大衣,面带口罩,脸略胖圆,大眼
睛。如此而已。
谭甫仁当然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急于要呼叫警卫员,出生入死的将军在
和平年代过得太久,他已经忘记武器是自己的第二生命,他已经没有随身佩枪的
习惯,已经本能地把警卫员视为可靠的盾牌。可惜现在的情况是:年轻人都睡了!
前面说了,野营拉练把警卫员拉走三个,现在只剩前门一个,后面一个。前
门距离稍远些,谭就踅进小天井,直奔附属平房敲打警卫员的房门。奇怪的是:
警卫员的门偏偏不开!
警卫员就十八岁,是不是磕睡太大?俗话说:“三十年前睡不醒,三十年后
睡不着。”可现在的问题是:明明枪声已经响了,明明命在旦夕的首长把门敲得
山响,磕睡再大也不会如此不省人事呀!案发后对该警卫员进行了审查,他说他
当时确实已经醒了,而且他确实也听见了枪声——正是因为听见了枪响,他害怕
了。他说这些年没仗打,当和平兵,听见动了真家伙就吓得全身发抖,两条腿只
管往一只裤筒里塞……
那么,事情是不是如此呢?五年后,邓小平复出主政的一九七五年,公安部
派副部长赵苍壁来滇重新审理此案,那时事过境迁,已被关得晕晕乎乎的警卫员
才如实招供,说那一晚他正和保姆睏觉呢。他以为有人捉奸——那年月通奸的事,
罪名可是大着呢——他不敢开门。
警卫员正当年华,那保姆呢,据说是某国民党军官的太太,老公跑了台湾,
一个人就留在昆明老家替人烧饭浆洗度日,她的年龄应该不小,至少五十上下了。
按照当时流行的阶级观点,其准确称谓应是“伪军官太太”,即使不加惩治,也
需要从严控制的,可她偏偏却留在了“云南王”的身边,此事真让人匪夷所思。
据笔者记忆,保姆很爱整洁,成天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白皮肤,五官十分端正,
年轻时一定是个美人儿。但不管怎么说,那时她毕竟已是隔日黄花,怎么会在共
产党高级领导干部的身边演绎出这等鸟事?这也让人啼笑皆非。
总之,一切条件都为凶手准备停当。窄窄的小天井里,谭甫仁已经无处可逃,
王自正非常从容地开始对自己的猎物进行射击。仅仅在一个小时前,这位猎物在
二千三百万云南人心目中还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庞然大物,而现在,面对握着一柄
手枪的小人物,却顿时变得如此渺小不堪!政治斗争总是不可思议地演绎着人生
闹剧。
谭甫仁来云南的一件大事就是“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追查“滇
西挺进纵队”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为此他作过很多指示,比如:“(阶级
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
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我在个旧地区讲
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个坏人。有人问,可不可以拉出去游街?
游街后能不能把这些人下放劳动?我说游街可以,下放劳动也可以,戴白袖套也
可以,让群众识别嘛!”根据有关统计,仅下关市一地,追查“滇挺”分子运动
中就打死逼死七百多人,打伤致残一千多人。打伤一万多人。临沧地区追查“慰
问‘滇挺’”一案,就株连一万多人,其中二千多人被吊打,五百多人被打伤打
残,六百多人被打死逼死。据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曲靖和昭通地区,
受“滇东北游击军”假案牵连干部群众多达六十万人,仅曲靖就有二十九万三千
一百九十三人,其中二万多人被批斗,二千多人被关押,四千多人被打伤,二千
多人被打残,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
云南一位著名的军旅作家曾在五十年代写过一本长篇小说,叫《我们播种爱
情》,而事实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旗幡之下,那年代播种的却是太
多的仇恨。播种仇恨的始作俑者当然还轮不到谭甫仁,但在云南,他毕竟需要对
那么多冤魂和无辜者直接背负责任。于是,在广阔社会上演的惨剧,不可避免地
要被微缩在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凌晨的三十二号院的小天井里,以一对一的
形式重演一次了。
这当然是毫无悬念的对局。行猎者一共射出三颗子弹,一颗射中谭的颈部,
一颗射中肩颊骨,最后一颗尤其准,正中谭甫仁胸膛,而且显然就从心脏处射入,
谭立扑于地——王自正有充分理由认为谭已经死了,于是由原路扬长而去。
按当时官方传达的案情,说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是凌晨4点50分。但是等到秘
书赶来,等到把情况向军区各有关部门首长通知到位——不知道处理问题确实需
要这么多浪费时间的繁文缛节,还是机关办事效率太低了些?反正等到在党办召
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对军区司令部大院实施戒严,已经是6点过了。
凶手的效率却是很高的,在第一波暗杀得手之后,他已经又非常从容地去军
区政治部大院进行他的第二波暗杀行动,接着又非常从容地回到了他的住地平静
入睡。
王自正的住地位于离解放新村不远的西坝,隶属于昆明军区的另一个院落。
文革大规模群众斗争已告一段落。云南的两大派:“八二三”和“炮兵团”的生
死搏斗,早在两年前的八月,便以谭甫仁的“划线站队”而尘埃落定。剩下的事
情就是对上面说到的那些“叛徒、特务、走资派”、“滇西挺进纵队”、“国民
党云南特务组”、“滇东北游击军”,等等,这些阶下罪囚进行没完没了的审查、
处理。王自正正是前面说到的许多被审查者之一。军区的这些“准囚犯”当时就
集中在西坝的院子关押。王的仇恨不是他一个人的仇恨,他代表了一大批人。他
除了对谭甫仁恨之入骨,对虐待他们的整个对立面都恨之入骨。原单位负责人保
卫部一个叫陈汉宗的上司,成了他的第二个刺杀目标。谭甫仁既已杀掉,天还早
呢,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要把陈也一起干掉。
司令部大院和政治部大院就隔着一条街。他走进去应该是5点多一些,天依
旧很黑。街道依旧很静。他不知道陈汉宗住房的具体位置,于是胡乱找到一间房
门便敲。开门的是一位十三岁的少年,昆明一中学生,叫马苏红。迷迷瞪瞪起床
来,他把王自正引去了陈的家门口。小孩认识陈,对王也很面熟,引路回来自个
儿又囫囵睡了。
非常幸运,陈汉宗当时不在昆明,他出差去了。他夫人也不在昆明。王暗杀
无果,匆匆忙忙又潜回西坝了。
一位正在被审查者,何以能够如此方便地出入住地?这当然也是一个问题。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帮家伙已经被关押快两年,好象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图谋不
轨的危险行为,就放任不管了。
反正王自正把他想做的事情已经做完,回到西坝,他非常满意地平静睡去。
而大搜捕,正在全昆明开始。
我的印象
本段插入的是笔者个人当时的经历。
凶杀发生那一夜,我正在军区大院八号“谭办”安睡。
离三十二号有相当距离的八号楼是解放前美国新闻处的住所,也是一幢小别
墅,绿树花藤,森然一片,很静。其时笔者为单身汉,除办公室并无别的地方安
身,那一晚自然在八号院的值班室高卧。需要补充的是,那时手表对于我尚为可
望而不可及的高档消费品,独卧小楼,绝对毫无时间观念,每天同事们进门了,
我就知道上班了,马上起床就位。一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这天早上,偏偏谁都
没来上班。
等我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发现时间不早,我急忙赶去食堂吃饭。食堂早
已关门闭户。整个大院一派冷清。正觉蹊跷,看见食堂对面有许多军人,一个个
默默低头慢徊,在三十二号周围的草地上做地毯式的搜寻。那一天天气极冷,满
地白霜,草地上踏得乱糟糟全是脚印。当时我就纳闷:是不是秘密图纸丢了?虽
对侦破一窍不通,但破案小说我是读过的。像这样搜寻案犯,不但找不到线索,
原来有一点线索倒被这帮笨蛋破坏殆尽。饥肠漉漉,我又骑车出街觅食,这才发
现,一号门、环城公路侧门和东寺街侧门都已封锁,确信是出什么大事了。
回到八号,警卫员对我的孤陋寡闻感到惊讶:你怎么不知道呀?谭政委,出
事啦!
从那一天起,我被独困在院里整整三天!
八号寂寥有如死城。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我都无从知晓,有一种坐牢的感觉:
一座很精致的牢房。只是每天半夜都会有军人惊吒吒冲进来,荷枪实弹,手臂上
还扎条白毛巾。他们一进来就把守住各个门口,然后气势汹汹地要我将办公室的
门和橱柜一一打开。好象凶犯窝藏在这幢人迹罕至的小楼里。
三天后,开始上班。谭死了,我们的顶头上司甫汉独个儿躲在他的办公室里
伤伤心心哭,我们就更无事好干了。按照布置,就让我们每人写交代,按小时为
单位,说明那些天的所作所为,包括每一个细节。我记得我写得绝对清楚:几点,
一个人在办公室学毛著学马列;几点,学习累了去院里散步;几点,在阳台上拉
二胡;几点洗脚上床,一个人唱了样板戏选段——均无证明人,除了门口站岗的
警卫战士。
案破前后
案发当天6点,军区大院被封锁,接着,整个昆明市也被封锁了。空中交通
完全关闭,陆路交通也实施了严格管制,车站道口过往人等均需进行严格盘查。
昆明全城更进行了地毯式的大搜捕。根据六姨提供的线索以及侦破人员对现场的
分析,凡身高一米七左右、圆脸、大眼睛、微胖者,均视作犯罪嫌疑人。几天之
内抓人无数,笔者不知具体数据,不能在此妄言。
问题是,虽然破案搞得声势浩大,风声鹤唳,但事过半月案件侦破却毫无进
展。听说是周恩来非常光火了,狠批了昆明军区这帮无能之辈,明确指示:破案
并不难,问题在内部。此话不是原文,笔者也未见到准确的书面材料,但作为一
个精明干练、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周恩来如此判断当是十分精准、一针见血的。
昆明军区于是急调十一军副军长赵泽莽来昆主持破案工作。原保卫部大多数
人员一时都成了嫌疑对象,被弄到城外军区外训队“学习班”接受调查。原负责
组织侦破此案的军区保卫部长景儒林自知难说清楚,在学习班开学的第二天早上,
趁大家去食堂用餐时分,用尼龙网兜悬在床头栏杆上自缢身亡。
赵泽莽原系五十四军军官。一九六八年秋五十四军由重庆调防来滇,次年又
离滇北调,留下一部分骨干组建十一军,赵便是留守者之一。五十四军系四野嫡
系。在林彪政治地位如日中天的年代,由五十四军的人来主持破案,当是顺理成
章的事。自杀身亡的原保卫部长景儒林是老昆明军区的人。老昆明军区都是二野
班底。我在“谭办”供职时常常听到一句话:昆明军区不整顿好,林副主席睡不
着觉。“把昆明军区建成林副主席放心的军区”,是当时大会小会都要挂在嘴上
的一句口头禅。
赵泽莽上台后迅速把侦破重点收缩到军区内部。据说,还让目击者——目击
者当时就知道一个,六姨——去军区各办公室指认。数日指认无果,于是第二个
目击者:马苏红,就是前面说到的、为凶手引路的那位少年,这时候浮出水面了。
马的父亲也是政治部干事,在组织机关干部回忆、提供侦破线索时,他突然
想起了案发当天早上曾经有人敲门让他儿子去为他带路找人,于是向组织作了报
告。侦破人员很快找来少年对详细情况进行了询问。问他:你知不知道那人姓甚
名谁?马说,他只知道那人的儿子叫什么什么而不知其父亲为谁。七十年代那会
儿,干部宿舍设施条件都很简陋,从无家庭卫生间一说,大人娃娃要洗澡都是去
司令部大院的共用澡堂。马苏红和王自正的小孩常在澡堂相遇,年龄相近,总喜
欢一起打闹。侦破人员迅速查阅了户口簿——军区人员都登记公共户口——很快
查到了那位小孩的父亲,叫王自正。
发现这个名字,大家就有些奇怪:他不是正在被审查的保卫科副科长吗?他
不正关押在西坝吗?身被羁押,他怎么能够顺利实施如此惊天大案?……马苏红
那年十一岁,记忆力正好,他确信那人就是王姓小孩的父亲,而且他确信他可以
指认出来。
童言无欺。凶手这一下被罩入法网了。
接着就带小马去了西坝。破案人员让他站上当院小楼的二楼阳台,然后通知
所有被审人员到院子当心去打扫清洁。马苏红没有犹豫,很快就把王自正认了出
来。侦破人员问:确实吗?他说,确实。于是马上通知所有被审人员在操场上集
合排队,让马苏红从队首向队尾走一遍,对所有人员再过一遍——马又一次准确
无误地把凶手辨认了出来。几十年后,马已身任云南省建设厅处长,他对笔者说
起当时情景还记忆犹新。“那一刹那王自正的眼神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恐慌,
惊讶,可怕,非常绝望!好象汗水都吓出来了。”他说。
这算不算一个非常不聪明的做法呢?凶手确实被指认出来了,但显然又已打
了草,惊了蛇,后来抓捕凶手时出现重大失误,就毫不足怪了。
应该说,抓捕王自正是并非草率的。把王圈定为重点嫌疑对象之后,还做过
相应而必要的证据收集工作。比如,某天一早,笔者就亲自看见许多兵士赤脚涉
进西坝河,排成数路横队,在冰凉的水中作梳蓖似的摸索寻找。保卫部有“五九
式”手枪遗失,而“017案件”现场发现的就是该型手枪的子弹。后来听说西坝
河冰凉的河底没有捞出什么结果,而在“学习班”墙外的垃圾堆中确实找到“五
九式”手枪一枝——王行凶后返回时把枪扔进厕所,被掏粪农民和粪便一起掏出,
堆在那里——再加上其他一些证据,认定王自正为凶手,应该没有问题了。
抓捕是在深夜进行的。派了许多兵士在屋外实施包围,然后由两个保卫干事
进门将王唤醒。内部传闻对抓捕过程叙述如下:
王问:“干什么?”
答:“请你跟我们出去一下。”
王问:“我可以穿皮鞋吗?”
答:“自便。”
王俯身佯作穿鞋状,突然从床下掏出另一枝五九式手枪,对准来人便射——
垃圾堆里发现的手枪确实是王扔的,但是,保卫部丢失的手枪却是两枝,那么,
凶手手上肯定就还有一枝了,不知破案人员为何将如此重大的线索疏忽了——凶
手共有七粒子弹,十二月十七日凌晨用去四粒,还剩三粒。这时,他迅速地对来
人一人一枪,弹无虚发,一重伤一轻伤,趁二人扑倒在地,他便往门外直奔而去。
但他已无路可逃了,门外全是荷枪实弹的军人,他于是将枪口迅速对准太阳穴,
抠动枪机,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
关于凶案的余音
王自正饮弹自尽——而且很多证据都足以证明“017案件”确实就属他一人
所为,凶案应该于此告破了。但事实上,该案在理论上却迟迟没有结案,专案组
一直存在。
谭甫仁遇刺不到一年,即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被写进中共“九大”新
《党章》的法定“接班人”林彪突然乘机出逃,摔死外蒙温都尔汗,所谓“四野
派”随之也陷入了困境。再让赵泽莽担任破案组长显然不合适了。专案组领导权
再度易手,又改由老昆明军区的人来担任,赵的专案组的某些人又成了嫌疑对象。
死一个像谭甫仁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是不多见的,这个题材当然必须用够。不言而
喻,谁抓住了破案权,谁就争取到了政治上的主动,而案件破与不破,反倒变得
不那么重要了。七十年代,整个国家都在“翻烧饼”——今天甲派整乙派,明天
乙派翻过身来又整甲派。专案组“翻翻烧饼”当然不足为怪——事情一直就拖到
了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复出后主政,才由公安部副部长赵苍壁前来云南重新审理
此案,算是对“017案件”做了最后了结。谭的被刺,是那个特殊年代不可避免
的悲剧;案件侦破过程本身,也折射着那个特殊年代的矛盾和悲剧。
如果按当时的标准来划线,那么谭甫仁很可能被算作林彪线上的人物。据当
时所知,一九七○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也是一个跳得很高的角色。如果他不是被刺
身亡,那么等到“九一三”事件之后,他的日子肯定是不会好过的,被算作上了
“贼船”也未可知。因此,他的被害,对他本人来说,也许还算上天眷顾,免去
了一场政治劫难。
再看凶手这边,据说王自正系河南内黄县人氏,当时的传闻是,王家庭出身
富农。乃父被革命政权镇压,王故而身怀杀父之仇,用菜刀手刃当地村乡干部,
而后“混入革命队伍”。直到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才被当地群众来信揭发了
“罪行”,遂从五月底开始将其“隔离审查”。隔离前,已决定将其调离昆明,
派赴边疆文山军分区保卫科工作。这就出现了令人疑惑不解之处:王被隔离之前
是何原因被决定调赴边疆?隔离后,已明知其有血债在身,足见案情非同一般,
那么为何“审查”半年多了还不绳之以法,反而还继续将他与众多审查对象一起
留在“学习班”内?而且对他的监管如此放任,以至于他轻易拿到枪,轻易实施
了刺杀,大家尚且蒙在鼓里?
当时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清理阶级队伍清得“白茫茫大地真干
净”,可恰恰就在政府大员自己身边,却千疮百孔,漏洞百出。联想到当今社会,
很多领导者会上一套会下一套对人一套对己一套,如成克杰之在《东方之子》节
目采访中痛心疾首地表白:广西三千万人民的温饱问题不解决,我睡不着觉呀,
而私底下却和情妇李平几百万几千万地贪。谭甫仁那个年代倒是没听说谁贪污谁
腐败的,但领导者把所谓革命理论仅仅当做一种工具,对人对己,两种玩法,这
荒唐却又非常危险的种子,早已经播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