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飞“诏狱全案”中的判决省劄等考辨 |
| 送交者: ZTer 2006年04月19日09:45:42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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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 王明清《挥麈录馀话》卷２称岳飞狱案为“诏狱全案”，其中有两份原始文件传世， 一是此书所载的王俊诬告状，二是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１２《岳少保诬证断案》所载的判决省劄，又在另一《建炎以来繫年要录》卷１４３中作注。关於後一文件，笔者最初见到巨焕武先生的《岳飞狱案与宋代的法律》，载台湾《大陆杂誌史学丛书》第５辑第３册。笔者著《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时，将此文件作注，即参考了巨焕武先生的校点成果。 邓广铭先生所著《岳飞传》（增订本）第３７０至３７５页，将此文件全部照录，作出说明。“上面的引文，虽已将此两书所录文字进行了比勘和校正，但其中必仍有许多讹误和脱漏，因无第三种书可资对证，大概很难再作进一步的考订了”。“秦桧、万俟卨 们在绍兴十一年腊月二十九日对岳飞父子和张宪急忙下了毒手。但加于这三人的，以及秦桧、万俟卨们打算要加以株连的那些人的罪状和刑名，匆遽间无法炮出来。因此，是在对岳飞父子下了毒手之後，才用倒填日月的办法把判决书炮制出笼，也借此对其事实上的先斩後奏的行径痕迹稍作遮掩”。 後来徐规先生校点《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又参据此书各种版本，对此文件作了整理。 例如王明清号仲言，而非仲元，就纠正了《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第８２６页的失校。但他的校点也有些错误。由於古书没有标点，各人的整理、标点和分段尽可断以己意，完全无须强求一律。就校勘而论，《岳飞狱案与宋代的法律》、《岳飞传》（增订本）和《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之间的差别较少，而与校点本《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差别较大。这大概是後一书尽量保留《朝野杂记》的原文所致。以下先按《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第６６８、６７９、６８４、６８７、６９３、８２６页各处分注抄录原文： 岳武穆飞之死，王仲言《挥麈录》载王俊告变状甚详，且云：“尝得其全案观之。”仲贯甫为尚书郎，问诸棘寺，则云：“张俊、韩世忠二家争配飨时，俊家厚赂，取其原案藏之，今不存矣。”余尝得当时行遣省劄，考其狱词，所坐皆一时锻炼文致之词，然犹不过如此，则飞之冤可见矣。今录於後：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大理寺状：“准尚书省劄子，张俊奏：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後谋反，行府（按：指枢密行府）已有供到文状。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闻奏。今勘到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阆州观察使、高阳关路马、步军副都总管、御前前军统制、权副都统、节制鄂州军马张宪，僧泽一，右朝议大夫、直秘阁、添差广南东路安抚司参议官于鹏，右朝散郎、添差通判兴化军孙革，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提举醴泉观岳云，有荫人智浃，承节郎、进奏官王处仁，从义郎、新授福州专管巡捉私盐蒋世雄，及勘证得前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岳飞所犯。内岳飞为因探报得金人侵犯淮南，前後一十五次受亲指挥，令策应措置战事，而坐观胜负，逗遛不进。及因董先、张宪问张俊军马怎生的？言道都败了回去也，便乃指斥乘舆。及向张宪、董先道，张家、韩家人马，你只将一万人，已蹉踏了。及因罢兵权後，又令孙革写书与张宪，令措置别作擘画，又令看讫焚之。及令张宪虚申，探得四太子大兵前来侵犯上流。自是之後，张宪商议待反背，而据守襄阳，及把截江岸两头，尽劫官、私舟船。又累次令孙革奏报不实，及制勘虚妄等罪。除罪轻外，法寺称：‘律有临军征讨，稽期三日者，斩，及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斩，罪重。 其岳飞合依斩刑私罪上定断，合决重杖处死。’ 看详岳飞坐拥重兵於两军未解之间，十五次被受御笔，并遣中使督兵，逗遛不进。及於此时辄对张宪、董先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又说与张宪、董先，要蹉踏张俊、韩世忠人马。及移书与张宪，令措置别作擘画，致张宪意待谋反，据守襄阳等处作过。委是情理深重，敕：‘罪人情重法轻，奏裁。 张宪为收岳飞（按：《要录》作‘岳云’）书，令宪别作擘画，因此张宪谋反， 要提兵占（按：《要录》作‘僭’）据襄阳，投拜金人。因王俊不允顺，方有无意作过之言。并知岳飞指斥切害，不告。并依随岳飞虚申无粮，进兵不得。及依于鹏书申岳飞之意，令妄申探报不实，及制勘虚妄。除罪轻外，法寺称：‘律：谋叛，绞。其张宪合依绞刑私罪上定断，合决重杖处死。仍合依例追毁出身以来告敕文字，除名。’本人犯私罪绞，举官见行取会，候到，别具施行。岳云为写谘目与张宪，称可与得心腹兵官商议擘画，因此致张宪谋叛。除罪轻及等外，法寺称：‘敕：传报朝廷机密事，流三千里，①配千里，不以荫论。敕：刺配比徒三年，本罪徒以上通比，满六年，比加役流。律：官五品犯流以下减一等。其岳云合比加役流私罪断，官减外，徒三年。追一官，罚铜二十斤入官，勒停。’ 看详岳云因父罢兵权，辄敢交通主兵官张宪，节次催令得与心腹兵官擘画，因此致张宪要提兵谋叛。及传报朝廷机密，惑乱军心。情重，奏裁。岳云犯私罪徒，举官见行取会，候到，别具施行。 于鹏为所犯虚妄，并依随岳飞写谘目与张宪等，妄说岳飞出使事。并令张宪妄供探报。除罪轻外，法寺称：‘敕：为从不配。律：五品犯流罪，减一等。其于鹏合徒三年私罪，官减外，徒二年半。追一官，罚铜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于鹏犯私罪徒，举官见行取会，候到，别具施行。 孙革为依随岳飞写谘目与张宪，称措置擘画等语言。并节次依随岳飞申奏朝廷不实。除罪轻外，法寺称：‘律：奏事不实，以违制论，徒二年。律：共犯罪，从，减一等。②其孙革合徒一年半私罪，官减外，徒一年。合追见任右朝散郎一官官告文字，当徒一年，勒停。’情重，奏裁。孙革犯私罪徒，举官见行会问，候到，别具施行。 王处仁为知王贵申奏朝廷张宪背叛，漏泄供申岳飞，并说与蒋世雄。法寺称：‘敕：传报漏泄朝廷机密事，流三千里，配千里。应比罪，刺配，比徒三年，本罪徒以上通比，满六年，比加役流。官当，准徒六年。其王处仁合於比加役流私罪上断，合追见任承节郎，并历任承信郎共两官官告文字，当徒二年。③据案别无官当，更合罚铜八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王处仁犯私罪流，举官见行会问，候到，别具施行。 蒋世雄为见王处仁说王贵申奏朝廷张宪待背叛事，於岳飞处覆。除罪轻外，法寺称：‘律：传报漏泄朝廷机密事，流二千五百里，从，减一等。其蒋世雄合徒三年私罪上断，官减外，徒二年半。合追从义郎、秉义郎两官官告文字，当徒二年。馀徒半年，更罚铜十斤入官，勒停。’情重，奏裁。蒋世雄犯私罪徒，举官见行会问，候到，别具施行。 僧泽一为制勘虚妄，并见张宪等待背叛，向张宪言：‘不如先差两队甲军防守总领、运使衙门。’并欲为张宪诈作枢密院子，发兵过江，及要摹 枢密院印文。除罪轻外，法寺称：‘谋叛者，绞，从，减一等。其僧泽一合流三千里私罪断，合决脊杖二十，本处居作一年，役满日放。仍合下本处，照僧人犯私罪流还俗条施行。’情重，奏裁。 智浃为承岳云使令，要将书与张宪等，并受岳云金、茶、马，令智浃将书与张宪等，共估钱三百二贯足。除罪轻外，法寺称：‘坐赃致罪，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④罪止徒三年。谓非监临主司，因事受财。七品官子孙犯流罪以下，听赎。其智浃合徒三年赃罪，赎铜六十斤。’情重，奏裁。 小帖子：据贴黄称，契勘岳飞次男岳雷同岳飞一处送下，今来照证得岳雷别无干涉罪犯，缘为岳飞故节饮食成病，依律合召家人入侍，已就令岳雷入侍看觑。候断下案内人日，所有岳雷亦乞一就处分降下。 又小帖子称：所有僧泽一合下本处，依条施行。 又小帖子称：契勘数内于鹏，见行下湖北转运司根究银、绢等四百万，合下所属照会，候根究见归著日，即乞依今来所断指挥施行。 又小帖子称：看详岳飞、张宪所犯情重，逐人家业并家属合取自朝廷指挥，拘籍施行。 看详岳飞等所犯，内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情理深重。⑤王处仁私罪流，岳云私罪徒，情理重。蒋世雄、孙革、于鹏私罪徒，情理稍重。无一般例，今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 有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馀依断，于鹏、孙革、王处仁、蒋世雄除名，内于鹏、孙革永不收叙。于鹏送万安军，孙革送 州，王处仁送连州，蒋世雄送梧州，编管。僧泽一决脊杖二十，刺面，配三千里外州军牢城小分收管。智浃决臀杖二十，送二千里外州军编管。岳飞、张宪家属分送广南、福建路州军拘管，月具存亡奏闻。编配人并岳飞家属，令杨沂中、俞俟，其张宪家属令王贵、汪叔詹多差得力人兵，防送前去，不得一 上路。岳飞、张宪家业籍没入官，委俞俟、汪叔詹逐一抄，具数申尚书省。馀依大理寺所申，小帖子内事理施行。仍出榜晓谕，应缘上件公事干涉之人，一切不问，亦不许人陈告，官司不得受理。 以下据此省作一些考辨。 一、省是宋朝中央政府的文件。宋太宗说：“前代中书有堂帖指挥公事，乃是权臣假此名以威服天下。太祖朝赵普在中书，其堂帖势重於敕命，寻亦令削去。今何为却置子，子与堂帖乃大同小异尔。”张洎回答：“子盖中书行遣小事，亦犹在京百司有符帖、关刺，若废之，则别无公式文字可以指挥。”宋太宗为此规定：“自今大事须降敕命。合用子，亦当奏裁，方可施行也。”⑥中书颁行子须要“奏裁”，遂成定规。宋神宗“诏尚书省得旨合下去处用子”，⑦其实是在改革官制後，重申宋太宗时的规定。 《朝野类要》卷４《省》说：“自尚书省施行事，以由拳山所造纸书押，给降下百司、监司、州军去处是也。”其中提到省必须“书押”。押字作为当时的署名符号，朱瑞熙先生已作了研究和介绍，不须赘述。⑧ 对照《鄂国金续编》卷５至卷１２，共计八卷朝廷发给岳飞的文件，大部份是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的省，其格式与上引省相类。依当时的省规，除了刑部、大理寺状和“有旨”的最终判决外，最後还应有一个日期和宰执秦桧、王次翁等人的押字，估计为李心传所删略。据《鄂国金续编》卷１０《令措置河北河东京东三路忠义军马省》，前引“绍兴十年十月十三日”“参议官高颖子奏”，与省最後的颁发日期为同一日。估计岳飞狱案的省亦是如此，故李心传将此份省於上状的当天，即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癸巳中。 巨焕武先生在其论文开头就讨论“行遣省”与“大理寺案款”，其实，准确的名应是“省”，而刑部、大理寺状为其第一部份。其中的“法寺称”为大理寺的“折狱详刑”，而依规定，“凡刑狱应审议者，上刑部”，⑨最终形成的刑部、大理寺状，无疑是体现了秦桧和 俟 的意图。辛更儒先生在《岳飞狱案研究》一文中认为，“岳飞的判决书称‘刑部、大理寺状，准尚书省子’”，⑩仅摘录了省开头的片断文字，似不确切。 二、关於岳飞“诏狱全案”的文件，辛更儒先生作了若干有说服力的考证，兹不重。 从今存史料看，如王明清、岳珂等人都见到了狱案。至於曾三异《因话录》所载“莆阳陈鲁公家”所藏狱案有“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字，似为王明清和岳珂所未见。辛更儒先生指出“陈鲁公”即是宋高宗和宋孝宗两朝宰相陈康伯，陈康伯是江南西路弋阳人，但也不能排除其後人移居福建路莆田的可能性。据《宋史》卷３８４《陈康伯传》，其子为陈伟节和陈安节。另据《福建通志》卷９２和卷１２６，陈伟节和陈安节曾任通判建宁府和知南剑州。辛更儒先生认为，“岳飞狱案的散出，必应在”讨论陈康伯配享宋孝宗时，由於年代久远，今人难知其中详情，只怕无法下此断语。 岳飞的“诏狱全案”固然失传，但今人从王明清《挥麈录馀话》卷２，岳珂《鄂国金编》卷２２《淮西辨》，卷２４《张宪辨》等记载中，还是可以见到其中的片断文字。 辛更儒先生将“诏狱全案”的主要文件考订为五个部份，其中似有可商榷处。今依笔者的理解，按时间顺序，分列於下： （一）绍兴十一年九月八日王俊诬告状。除《挥麈录馀话》卷２录其全文外，据《鄂国金编》卷２４《张宪辨》，另有“初八日随状陈首”的“小贴子”：“契勘张太尉说岳相公处人来，教救他，俊即不曾见有人来，亦不曾见张太尉使人去相公处。张太尉发此言，故要激怒众人背叛朝廷。”此为“尚书省敕牒”所载。可知连王俊也否认张宪与岳飞通信，後来的冤狱却一口咬定两人通信谋叛。 （二）九月八日或稍晚，鄂州驻御前诸军都统制王贵通过总领林大声，将王俊诬告发往镇江府张俊枢密行府的申状。据前引省，应同时“申奏朝廷”。 （三）枢密行府文状。据前引省说：“张俊奏：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後谋反，行府已有供到文状。”岳珂的《张宪辨》摘录其中的片断文字：“行府锻炼之案有曰： ‘是张宪即不曾对王俊言：岳相公得衢、婺州。亦不曾言：我理会得，朝廷教更番朝见，我去则不来也！是张宪亦不曾道：我待做，则须做。你安排着，待我教你下手做时，你便听我言语。并张宪不曾道：待有不伏者，都与剿杀。亦不曾道：迟则迟动，疾则疾动，你安排着。及不曾於九月初一日赴枢密行府时，言向王俊道：你後面粗重物事都转换了着，我去後，将来必不共将这懑一处。你收拾，等我来叫你等语言，宪委不曾对王俊言说。已蒙枢密行府勒宪与王俊对证得，张宪不曾有上项语言，已供状了当。”可知文状中包括张宪与王俊对证的记录。枢密行府的文状後来也编录在岳珂所说的“尚书省敕牒”中。 （四）十月十三日或稍早的省。这就是刑部、大理寺状开头所引的“尚书省子”，其内容即“张俊奏：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後谋反，行府已有供到文状。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闻奏”，应是十月十三日岳飞入诏狱的文件。 （五）十二月十八日省。《鄂国金编》卷２２《淮西辨》说：“按坐两月，廷尉不知所问，反而思之，柏台尝有是六奏也。又其中逗遛之说，或可以致其罪也。乃下制狱，令以此语诘先臣，虽先臣之辨甚明，而莫之省也。”时距岳飞遇害仅十一日。，同书卷８《鄂王行实编年》说：“或告（主审官 俟） 曰：‘淮西之事，使如台评，则固可罪也。’ 喜，遽以白桧，十二月十八日，始下（大理）寺，命以此诘先臣。”辛更儒先生将此理解为“十二月十八日尚书省敕牒”，似不确切。由秦桧所下的应是省，其内容似只限於追诘淮西用兵逗遛的问题。《淮西辨》引证说：“尚书省敕牒之全文曰： ‘淮西之战，一十五次被受御札，坐观胜负。’”应理解为敕牒所包括的省文字。 （六）诸人的口供、对证等记录。据《张宪辨》所引，看来全是出自“尚书省敕牒”。如“尚书省敕牒所备通书之辞，前後不一，难以遍举，而皆不过曰，某日遣某人，而先臣以书与宪、贵，当时焚烧了当。又不过曰，某日遣某人，先伯臣云以书与宪、贵，当时焚烧了当”。 又如“ 踏两军之诬，以威胁董先而成之；比建节之诬，以狱逼张宪而成之。环诸将而会议，而昌言曰：‘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此岂广坐之言哉！既又谓先臣指张宪而曰：‘似张家人，张太尉尔将一万人去 踏了。’指董先而曰：‘似韩家人，董太尉不消得一万人去 踏了。’”对照前引判决省的文字，这应是在当年春淮西用兵时的事。《张宪辨》又针对此事另引“ 俟 之奏”：“张宪理会得岳飞所说，只是欺负逐军人马不中用。” 再“如尚书省敕牒之所备，则先臣当时发 踏之语，董先□□对先臣窃笑不应，而又有後言于宪曰：‘相公道恁言语，莫是待胡做。’”“如以建节之年，上方艺祖，则董先之下吏，其供说已谓‘曾见岳飞说：我三十二岁上建节，自古少有，即不曾见岳飞比语言。’”这是董先的证词。 （七）十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大理寺状。辛更儒先生说是“《大理寺申状》并《小帖子》”，参对上引判决省原文，似不确切。至於前引省所录文字，当然也不是此状的原件。 （八）十二月二十九日最终判决省。 岳珂在《淮西辨》、《张宪辨》所引“尚书省敕牒”是什么文件呢？龚延明先生在《宋代官制辞典》第６２３页引《春明退朝录》卷下等，认为即是“牒奉敕”。《鄂国金续编》卷１５《赐褒忠衍福禅寺额敕》中有“牒奉敕”，“牒至，敕，故牒”。岳珂所引的敕牒可能是结案後“遍牒诸路”者，这在後面还要交待。就敕牒的内容而言，依前文所引，大致相当於王明清所谓“诏狱全案”。 三、量刑与判决的重大差别。史称“岳飞之狱已具，朝廷召（大理）寺官聚断，咸以飞之罪死有馀责”，但大理寺丞李若 、何彦猷等人“喧然力争，以众议为非，务於从轻”。 ⑾为岳飞辩护的还有大理少卿薛仁辅。《周益国文忠公集·杂著述》卷６《泛舟山录》 说迪功郎吴渊之“父寺丞君不主岳飞狱者”。李若 与何彦猷“谓飞罪当徒二年”。⑿ 在深文周纳之馀，岳飞的各种罪名其实都无法成立，唯有在当年援淮西时所说“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是可能的。另一说所谓“尝自言与太祖俱以三十岁为节度使，以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⒀岳珂已经援引董先之说，予以驳斥，实为牵强附会，滥加 罪名。据《宋刑统》卷１０：“诸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斩，非切害者徒二年。”若进行猜测的话，李若 与何彦猷可能即是认为岳飞虽有指斥宋高宗“不修德”的言语，而定为“非切害者”。 上报宋高宗的刑部、大理寺状当然没有依从李若 等人的议刑。但状中的量刑与宋高宗的判决确有重大差别。诚如巨焕武先生早已指出：“岳飞狱案的一干人犯，其定谳竟然没有一人依从大理寺的议拟和刑部、大理寺的共同看详，而一一法外加刑。” 卷入岳飞诏狱案者共计九人，刑部、大理寺状的意图，实际上即是秦桧和 俟 的意图，将岳飞和张宪判重刑，其他岳云、于鹏、孙革、王处仁、蒋世雄、泽一和智浃七人判轻刑。 据《宋刑统》卷２，当时分公罪和私罪，“公罪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私罪谓不缘公事私自犯者，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亦同私罪”。所有九人全部是按私罪论处的，但《宋刑统》同卷又有“以官当徒”，“以官当流”的减刑规定。所以如岳云虽量刑为徒刑，其实只是“追一官，罚铜二十斤入官，勒停”。于鹏、孙革、王处仁、蒋世雄的量刑也相类似，在追官、罚铜之後“勒停”，勒停只是革职。智浃作为“七品官子孙”，依律只是罚铜，只有泽一无“官当”。 但最後宋高宗的判决，将岳云由徒刑超越流刑，定为斩刑，而于鹏、孙革、王处仁、蒋世雄由徒刑升格为流刑，由“勒停”升格为“除名”。“诸除名者，官爵悉除，课役从本色”。由於“除名”者“六载之後听叙，依出身法”，⒁故于鹏和孙革还特别规定“永不收叙”。 四、关於如何理解此份判决省，因传世的细节史料不充分，各人的看法有异。除前引的邓广铭先生之说，认为是秦桧“在对岳飞父子下了毒手之後，才用倒填日月的办法把判决书炮出笼”。戴建国先生在《关於岳飞狱案问题的几点看法》一文中认为，“秦桧先斩後奏”，但“不能放过幕後的实际指挥者赵构”，“高宗的圣旨是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遇害以後下达的。《省》为了掩盖这一事实，故意删去降旨时间不录，仅节录了刑部、大理寺进状的时间”。⒂辛更儒先生的前引论文同意秦桧矫诏说，“秦桧专国期间的诏狱，多有矫诏施行，而未奉高宗特旨者，不独岳飞之狱如此”。 依笔者的理解，判决省是在十二月二十九日颁发的，日期为李心传抄录时所省略，非是岳飞遇害後下达的，其理由已如前述。《建炎以来年要录》卷１４４绍兴十二年正月戊申载： 前述岳珂所引“尚书省敕牒”可能即是此“遍牒诸路”者。戴建国先生重视上述记载，且广徵博引，列举了宋朝的不少案例的处理时间。依笔者的理解，从岳飞遇害到正月十四日正好半月，但因为其中间隔了除夕、元旦等节日， 俟 和周三畏的“入对”，应是对岳飞狱案依圣旨处理完毕的汇报，这在除夕前是来不及汇报的。岳飞狱案历时两个半月，十二月十八日下省追诘淮西所谓逗遛之罪，看来正是为结案之用，距离岳飞被害也有十一日，有足够的时间结案，无匆忙可言。至於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刑部、大理寺状，按宋时的一般实例，其日期可能是以收到之日为准，而不以发送之日为准。⒃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情况下，秦桧二十九日当天进呈宋高宗後颁发省，将岳飞、张宪、岳云三人处死，不是不可能的。 从前引判决省的内容分析，其中的刑部、大理寺状的量刑，当然必须体现秦桧和俟 对岳飞等九人最大限度重判的意图。至於最终“有旨”法外加刑，当然非宋高宗莫属。 宋高宗将人处死，或如陈东、欧阳澈那样，亲自手批，或如岳飞那样，以省传达圣旨。秦桧自绍兴八年再相後，其权力经历一个逐步扩张的过程，此时依靠金人要挟宋高宗，保证他当终身宰相，虽臻极盛，但尚非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对前正一品大臣岳飞无矫旨而法外加刑的可能。宋高宗批准“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遍牒诸路”，在秦桧死後，仍维持岳飞的冤案，不予平反，不将杀岳飞的罪责诿诸秦桧，正是显示了皇帝独断的淫威。 以下将人们援引有关秦桧矫诏的史料再作进一步的辨析。《建炎以来年要录》卷１７０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甲申载： 这是秦桧死後含有更化意味的诏令，却未使用份量更重的“矫旨”一词，依笔者的理解，是指秦桧晚年“多是”先斩後奏，或“一面施行”，一面奏禀的情况。此种情况是否适用於岳飞诏狱，就须具体分析了。《宋史》卷２００《刑法志》载： 笔者在《岳飞之死》和《绍兴文字狱》中已针对这史料作了一些辨析。⒄从语意上看，似应是说在岳飞和胡舜陟死後，秦桧“屡兴大狱”，“名曰诏狱，实非诏旨”。再从他们死後的具体案例分析，“诏送大理寺”与最後裁决亦仍操於宋高宗之手，他还对若干判案亲自发表“圣语”。可与此史料对照的，是《文献通考》卷１６７： 秦桧自得政以来，动兴大狱，胁制天下。岳飞狱死，桧势焰愈炽，贤士大夫时 诏狱，死徙相继，天下冤之。又置察事卒数百，游市间，闻言其奸者，即送大理狱杀之，大开告讦之门。至桧老病日深，忌 愈甚，将除异己者，命殿中侍御史徐〔 〕、右正言张扶论赵汾、张〔祁〕交结事，先捕汾下大理，考掠无完肤，令汾自诬与张浚、李光、胡寅谋大逆，凡一时贤士大夫五十三人，桧所恶者皆与。狱上而桧已病，不能书，事乃寝。 此处记事显然与《宋史·刑法志》差别很大，根本不涉及所谓“名曰诏狱，实非诏旨”的问题。元朝史官编写《宋史》，不可能无所本而杜撰，上引记录大致应抄自南宋《中兴四朝国史志》，而马端临修《通考》，也应参考宋朝国史的《刑法志》，却不取为宋高宗讳恶之说，是值得今人重视的。即使是秦桧最後举办的赵汾大狱，牵连达五十三人，亦决非是“名曰诏狱，实非诏旨”。这在拙作《绍兴文字狱》中已有考辨，兹不赘述。 由於年代久远，史料缺佚，以上考辨未必允当，欢迎学者们批评指正。 ①《建炎以来年要录》，以後简称《要录》，卷１４３注作“二千五百里”。据巨焕武 ③《朝野杂记》原文作“当徒三年”，据巨焕武先生所校，依《宋刑统》卷２：“诸犯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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