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3

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文体复古运动在宋代得到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曾巩等人的大力响应和推广，骈文遂一蹶而不复振。韩愈尤受后代文人推重，比如苏轼竟以“文起八代之衰”誉之。史称晋、南北朝(以南朝宋、齐、梁、陈四朝概括之)、隋为“六朝”。所谓“八代”，即六朝外加晋以前的魏(以魏总括三国)和魏以前的汉(合西汉、东汉而言)，亦称“汉、魏、六朝”。如此称誉实为阿谀之词，并不符合事实。西汉如贾谊、司马迁之为散文高手，众所周知。即使是以赋作显的司马相如、以战略闻的赵充国，甚至以倒行逆施、阴险嫉妒而见杀的主父偃、杨晖，其散文之妙何尝在韩愈之下。苏轼称：“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据此，则苏轼所谓“八代”，或不包括西汉在内。然即使仅就东汉而言，散文亦不乏大家，如王充之《论衡》、王符之《潜夫论》、仲长统之《昌言》，皆追随先秦诸子之作，其立意虽不逮先秦诸子，其行文则非唐人所能及。下至魏、晋，散文不衰，如诸葛亮的《隆中对》、前、后《出师表》，皆见识卓绝，岂止文彩飞扬而已。再如羊祜的《平吴疏》、杜预的《遗令》、王浚的《自理表》等，虽不及诸葛诸作显，亦铁中铮铮、庸中佼佼。况且诸葛、羊、杜、王诸人，皆成大功大业者，文章于彼等名副其实为雕虫小技、未尝留心；而韩愈乃一介书生，穷毕生精力于斯，反复琢磨推敲锻炼，而其作未尝能过之，何“文起八代之衰”之有！如此这般说，并无意贬低韩愈在文学史的地位。文人相轻之说，自古有之；文人相互吹捧之陋习，却未见有以讥之者，故特标出之。韩愈、柳宗元等毕竟是文学大家，以数量论，则自然非以文章为末技者堪同日而语。

其实，即使以骈文大盛、散文式微的南北朝而论，文章之术也谈不上衰弊。骈文虽不及散文实用，却另有一种美学意境，未可因实用价值稍逊遂将其美学价值一笔抹煞。如今古文被白话文取代，其实用的价值同骈文一样化为乌有，就美学意境而言，未见得能与骈文一较高下；就对白话文词汇影响而言，也未见得不屈居骈文之下。意境高低，过于抽象，不易言之，姑置勿论。对白话文词汇的影响，有案可稽，不妨略举数例以证其非信口开河。比如今日常见之成语：“孤苦伶仃”(本作“零丁孤苦”)、“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急于星火”、“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出自李密《陈情表》，“青云直上”、“老气横秋”(本作“霜气横秋”)出自孔稚圭《北山移文》，“豺狼成性”、“叱咤风云”出自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胜友如云”、“高朋满座”、“层峦叠翠”、“钟鸣鼎食”、“渔舟唱晚”、“雁阵惊寒”、“天高地迥”、“兴尽悲来”、“关山难越”、“萍水相逢”、“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君子安贫”、“达人知命”、“青云之志”、“一介书生”、“喜托龙门”出自王勃《滕王阁序》，皆为骈体而非散文。以柞里子之孤陋寡闻，信手拈来已得如许之数，有志者若检阅《骈体文钞》、《四六法海》等骈文文集，按图索骥，所获必然数十百倍之。存留于白话的文言词汇大多为成语，成语大多由四字组成，而骈文恰恰以四字、六字为句者居多，故骈文对白话词汇的影响在古文之上，并非偶然，而实属必然。

骈文作为主流文体的地位因韩、柳为首的古文运动而终止于唐代中期，不能不说是骈文的不幸。然因终止于一千二百年以前，故流传至今的骈文均不失典雅(后代并非无人作骈文，不过无人以骈文名家，遂无所流传)。因韩、柳而复兴的古文一直至白话文之兴始为陈迹，故有大量宋、元、明、清之作。韩、柳均以先秦古文为楷模，均未能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界；宋文以唐文为楷模，又出唐文之下；自宋以下虽号称名家、开创流派者，其作品或轻浮鄙陋、或扭捏作态、或小气局促、或陈腔滥调。要之，渐入下流，大抵不足观。骈文因夭折于全盛之际，故盛况虽短，却幸免于此，亦不幸中之大幸。现代白话文虽以口语代替文言，文章结构却基本取法古文，晚期古文之鄙俗往往见诸白话运动早期的散文之作。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堪称此类作品的典型。于荷塘观月色而联想到“刚出浴的美人”，鄙俗下流之至。何谓“美人”？美与不美，见人见智，不过虚晃一招，故所谓“美人”者，实乃“女人”之代称。何谓“刚出浴的美人”？倘若已经衣冠整齐，何以知其刚从澡盆起身？故所谓“刚出浴的美人”者，不过“脱得赤条条一丝不挂的女人”的代称。因自然景观而联想到“女人”，已经鄙俗之至；还嫌不够，还要进而联想到“脱得赤条条一丝不挂的女人”，故不兼下“鄙俗”与“下流”不得尽其丑。鄙俗下流如斯，而赞赏者多如过江之鲫，大奇！。晚明有张岱其人，撰《西湖七月半》一文，极扭捏作态之能事，而赞赏者亦多如过江之鲫，亦大奇！。所谓“奇文共欣赏”者，此之谓欤？

§154

文学史上惯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虽举其极盛之时代而言，所谓“盛极而衰”，故亦隐含诗自宋以降已不足观之意于其内。古文无所变，时代愈近，格调愈卑而已。诗则一变而为词，词复一变而为曲，词虽不及诗雅驯，曲虽不及词雅驯，毕竟另辟蹊径，较古文之走入穷途末路又幸运多矣。曲自秦汉以来即有，然从来不曾在文人中流行为一种文学，一来因涉及音乐，非一般人所能，二来因语近俚俗，不登大雅。元代将人分作十等，施行“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的等级制度。十等中的第九等“儒”，泛指文人。文人的等级仅居乞丐之上，其备受凌辱可想而知。曲之所以能兴于元，当亦因文人由社会上层打入社会底层所致。元曲之兴，一如蒙古之兴，不过昙花一现，后世问津者寡，不值得深谈。

诗与词，尤其是诗，则直至白话文的兴起，历代文人皆能之、皆好之。其实，说“文人”云云还不够精确，武人亦未尝不能、未尝不好。南朝梁代名将曹景宗破北魏猛将杨大眼于淮水，凯旋而归。梁武帝设宴华光殿，命群赋诗。因曹景宗为武人，不曾予命。曹景宗自请，其时容易押韵的字业已用尽，仅余极难押的“竞”、“病”二字。曹援笔立成五言一首曰：“去时儿女悲，归时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竟成千古绝唱。霍去病，西汉名将，官居骠骑将军，大将军卫青的外甥，多次从卫青出击匈奴，屡建大功。《史记》合卫青与霍去病为《卫将军骠骑列传》，传中称霍去病之常胜由于“天幸”，又于《李将军列传》中李广之无功由于“数奇”。“数奇”之“奇”，读若“奇偶”之“奇”。所谓“数奇”，即运气不好的意思。唐代大诗人兼大画家王维《老将行》有“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之句，注释者多以为王维误用典故，张冠李戴。其实，王维未必不知“天幸”指霍去病。作诗非作史，不必字字实指，要与“李广”作对，非单名单姓者不可，“霍去病”派不上用场，何妨借用卫青当之！

诗之所以会如此流行，论者大都以为与唐代进士科以诗取士不无关系。这说法不为无理，然亦须知唐代进士科考试的诗体，既非古诗，亦非近体诗(律诗和绝句)，而是五言六韵十二句体。这种诗体，除应试之外，别无所见。唐代应试诗除钱起《湘灵鼓瑟》一首之外，绝少流传，而祖咏的应试之作虽流传至广，却因不合应试诗的体裁而未尝以应试诗视之。祖咏，洛阳人，开元十二年(724)进士及第。当年的应试诗题是《终南望余雪》，“终南”，指长安城南的终南山，为唐代京城的游览胜地。祖咏写下“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四句便纳卷出场。闻者无不讶然，问祖咏何为仅写四句便止。祖咏说“意尽”。历来选唐诗者，罕有不录祖咏此作，可见此诗之妙，异口同声，祖咏作诗意尽而止的创作态度也大为后代论诗者所赏识，皆无庸更置喙。

不过，窃以为此事尚有可议者三。其一，唐代文人无不视进士为至高的荣耀，祖咏写成四句即纳卷出场时，绝不可能逆料其结果为凶为吉，其蔑视如此荣耀之气概昭然若揭，可见祖咏虽非不求闻达的隐士，其对功名的追求，深得孔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之意，绝非患得患失、苟且迎合之徒。其二，应试诗明文规定为六韵十二句，祖咏之作仅得三分之一。主考官不因祖诗之不合程式而破例录取之，可见主考官鉴别人才具眼，亦绝非墨守成规、庸碌无为之流。其三，自从上世纪之初“洋肉”精英对华夏传统文化之种种丑化、攻击不遗余力以来，“科举”不仅同“封建”、“腐朽”、“反动”等等纠缠在一起，而且也同“八股文”建立起等号。

其实，由隋朝首创、唐朝继承和发扬的科举制度，彻底打破了由魏、晋以来形成的门阀政治，为出身贫寒者开辟了一条由社会下层翻身的途径。门阀政治虽不等同封建世袭，但就垄断社会上层地位这一点而言并无二致。如果说“科举”可以同“封建”拉扯上任何关系的话，只能说“科举”是“反封建”的；如果“封建”是“腐朽”的、“反动”的，那么，“科举”就只能是“新生”的、“进步”的。唐朝科举有八种不同的科目，八种之中没有任何一种同“八股文”有任何瓜葛。最为流行的“进士”科，其考试的项目是诗。祖咏的事例说明，应试诗虽有一定的程式，执行者并无须拘泥，远较“洋肉”精英们津津乐道的“洋科举”为灵活。记得八十年代初美国的博士论文程式大都有如此规定：必须用25%的棉料纸，必须用打字机打印，必须保留涂改墨迹(意思是用消字灵一类化学药剂或白色涂改试剂更改过的文本一律作废)。稍后因电脑编辑排版软件问世，各学校又纷纷规定只能使用某种或某几种电脑编辑排版软件。以柞里子之见，用什么纸张，如何书写或印刷，皆为琐屑、为不相干，为此等琐屑、此等不相干立下此等繁文缛节，实可笑之至，而“洋肉”精英们却纷纷以“科学精神”敬仰之，以为神，亦可笑之至。

§155

诗道既如此风行，不善此道而好附会风雅者，于是不乏其人。比如，在诗歌最盛、诗史上称之为盛唐的时代，有左武卫将军权龙褒其人，好赋诗而不懂声律。诗人表示谦虚，往往自称其诗作“趁韵而已”，意思是“不过押韵罢了”。权某的诗作大都并不趁韵，却也东施效颦，每每自称其诗作“趁韵而已”。据《全唐诗话》载，权龙褒曾为沧州刺史，上任伊始，以诗示同僚曰：“遥看沧州城，杨柳郁青青，中央一群汉，聚坐打杯觥。”语意既粗鄙不堪，韵律亦无从道起。同僚恭维道“公有逸才”。权某不知高低，答曰：“不敢，趁韵而已。”权龙褒又曾在皇太子宴会上吟《夏日诗》曰：“严霜白皓皓，明月赤团团”。或问：“岂是夏景？”权某亦答曰：“趁韵而已”。皇太子忍俊不能，作诗讥之曰：“龙褒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昼耀，严霜夏起。如此诗章，趁韵而已。”

诗词之道衰亡已久，近来忽有复兴之兆，初闻之私心振奋，既得机会观摩某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国诗社诗友作品选萃》，却不得不学权某的同僚，恭维一声“公有逸才”，料想《选萃》诸作者听了也会如权某答曰：“不敢，趁韵而已”。国内诗道复兴之风也吹到海外，前两年有人辗转送来“七律”一首，意在发表。通篇如何，早已忘却，只记得起首第一句曰：“一点二点三四点”。柞里子看罢请辗转送来者辗转传话回去说如此：若是“趁韵而已”，发表亦无妨，既是自称“七律”，则委实不敢，因其大作既不合律也不趁韵。

其实，宋既不得不变诗而为词，元既不得不变词为曲，今人亦何妨令诗词曲俱作文化遗产，而自为其所长。何为今人之长？曰：古人之短即今人之长。然则，何为古人之短？曰：小说。《汉书．艺文志》有“小说家”一流，定义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作，据所列书名观之，即后代所谓“野史”、“笔记”、“回忆录”者，与现代所谓“小说”，所指有别。然现代所谓“小说”者，其名称自《汉书．艺文志》来则无可置疑，因现代“小说”，取意“非真人真事”，而“非真人真事”正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未可尽信而出。接近现代“小说”的定义的作品，汉已有之。宋代太平兴国年间编辑而成的《太平广记》，堪称空前绝后的文言小说选集，共辑录自汉至宋初的小说四百七十五种。其所辑录之原作的单行本大都遗失，赖是集而得以幸存。六十年代中华书局曾出版标点本，大可为有兴趣于古典小说者留连忘返之所。《太平广记》所辑录，除“野史”、“笔记”之外，大抵为所谓“志怪”小说或“传奇”小说。所谓“志怪”或“传奇”，就是记录稀奇古怪之事的意思。既然是记录稀奇古怪之事，大抵为现实所无有。然“无有”的程度或有不同。“志怪”类的“无有”，多属幻想，可视为现代科学幻想小说之祖。或以为古典小说中的幻想无非妖精鬼魅，何可与今日以“科学”为基础的幻想小说相提并论？但凡如此设想者，皆不明今日所谓之“迷信”，未必非昔日所谓之“科学”，而今日所谓之“科学”，亦未必非明日所谓之“迷信”。“传奇”类的“无有”，多近于现实，其中一部份，比如《虬髯客传》、《红线传》，可视为今日武侠小说之祖；另一部份的所谓“奇”不过“无巧不成书”之意，如《莺莺传》、《李娃传》等，除所用语言为文言外，与今日所谓纯文学性的“小说”，并无区别。

自宋至于近代，“志怪”、“传奇”渐少，就现代一般定义而言的小说渐多，然可读者实寥若晨星。记得从上小学到上初中看过的非“志怪”、非“传奇”古典小说有《三国演义》、《封神演义》、《隋唐演义》、《说唐》、《说岳全传》、《东周列国志》、《西游记》、七十一回、一百回和一百二十回的《水浒传》、《水浒后传》、《三侠五义》、《红楼梦》、《西游记》、《三言二拍》等。当时看得兴致勃勃，以为皆精彩非凡、不可不读之杰作。尔后文化渐趋政治化，大部份古典小说皆因不合政治需要而从市面上消失。再往后不足二十年而河东河西却已换位，古典小说全面开放，包括自五十年代初即遭禁止因而从来不曾谋面者，如《施公案》、《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金瓶梅词话》等等，皆重新刊行问世。一时趁兴把少时看过与不曾看过的流行古典小说一一重新或初次过目，却发现可读的古典小说原来仅有三部半而已。七十一回《水浒传》为一部、《西游记》为一部、《儒林外史》为一部，《红楼梦》为半部。从宋至近代一千年来，可读的小说不足四部，故曰：小说者，古人之短也。

§156

《封神演义》、《隋唐演义》、《说唐》、《说岳全传》、《东周列国志》、《水浒后传》、《三侠五义》、《施公案》等等，文字低劣，有目共睹，置之于“可读”之外，或无争议。《三言二拍》、《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则因文气低劣而不入选。“文字低劣”易言，“文气低劣”难论。明胡应麟《诗薮》称：“‘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年年检点人间事，只有春风不世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皆仅去张打油一间，而当时以为工，后世亦极称之，此诗所以难言。”窃以为能识胡应麟所引诗句为极近“打油”，便能识《三言二拍》、《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的文字为“文气低劣”。倘若不能识，则柞里子亦无如之何，只有袭用胡应麟之语，感叹一声：此文所以难言也。至于《金瓶梅词话》，则无论如何为之辩护，毕竟是色情小说，难登大雅之堂。虽有社会史价值如辩护者所云，虽有经济史价值如辩护者所云，作者之意不在撰修社会史或经济史甚明，读者之意不在研究社会史或经济史亦甚明。正如美国春宫画报《花花公子》、《藏春阁》，虽有种种正襟危坐之谈，毕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倘若删去其色情描写，则又精彩尽失，味同嚼蜡。《三国演义》向来名列古典小说名著，然文字实属低劣，仅以故事情节取胜，而所叙故事之精彩者大抵取材于《三国志》和《三国志注》，并非《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之创作，故亦弃而不取。罗贯中其他著作如《粉妆楼》、《平妖传》亦文字低劣，相传由罗贯中扩充而成的一百回《水浒》名副其实狗尾续貂，皆可为《三国演义》文字低劣之旁证。

或以《西游记》为证道之作，或以《西游记》为儿童读物，或以《西游记》为老少咸宜之消遣作品，窃以为皆失之。所谓“证道”，即阐述道统之意。此说当缘小说《西游记》长期与非小说《西游记》、如今多称之为《长春真人西游记》者混为一谈所致。清乾隆末经学大家钱大昕在苏州玄庙观发现《长春真人西游记》真本，成书于明代的小说《西游记》与成书于元代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了不相涉的真相方才大白。长春真人，道教大师，亦称长春子，俗姓邱氏，名处机，其道行生平前文业已约略介绍过，此不复赘。《长春真人西游记》是长春真人的弟子记录长春真人旅行西域时所见所闻，大约相当于今日所谓的游记，与“证道”亦了不相涉。既误会两书为一书，又因实不曾见《长春真人西游记》，不知其究竟为何等著作，直以己意揣度之，遂成此误。其实，稍有常识并愿稍事思考者，当明此说之谬，因长春子乃道教真人，故即使《长春真人西游记》确为“证道”之作，其所证之“道”当为道教之“道”而不会是佛教的“道”，而小说《西游记》至少就表面而言却明显抑道扬佛，其不可能是道教徒“证道”之作不言而喻。

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止(如今情形如何，非久居海外如柞里子者所知，不敢以意揣度)，学龄儿童甚至学龄前儿童大约都知道《西游记》的一些故事，但知道一些《西游记》的故事并不等于看过《西游记》，更不等于看懂了《西游记》。绝大部份儿童对《西游记》故事的知识来自小人书、戏剧、或各种《西游记》简写本，而并非来自直接阅读《西游记》本书。即使是直接阅读过《西游记》的儿童，想必亦皆囫囵吞枣，只追求故事情节而忽略文字技巧和言外之意，因其文字技巧和言外之意皆远在儿童的理解能力范围之外，想不如此亦不得不如此。由此可见，《西游记》绝不是儿童读物。倘若细心阅读，则不难发现《西游记》之中其实有诸多儿童不宜之处。柞里子不想把《逍遥谈》也搞成儿童不宜之作，故不便一一引证于此。既然如此，视《西游记》为老少咸宜者，自亦非至当之论。但凡忙于事业、忙于学业者，除非其事业或学业碰巧正好是文学，皆无时间或心情读小说；但凡忙于挣钱者，无论是有幸为发财致富，抑或不幸仅为生存，亦皆无时间或心情读小说。由此可见，但凡小说皆可视为消遣之书。《西游记》既然是小说，自然也不免为消遣之作。不过，有些小说，无论作者与读者，写与读的目的皆在消遣；有些小说，无论作者与读者，写与读的目的皆不尽在消遣；有些小说，读者虽意在消遣，而作者之意却并不尽在消遣。窃以为《西游记》属于最后一种，故视《西游记》为消遣之作，亦非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