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越来越以财富去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时，是否有人会意识到，对个体、家庭乃至更大的群体而言，他们都有着一笔与生俱来、谁也无法夺去的财富。

那就是记忆。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一样。

既是财富，那么记忆的价值如何体现？

记忆的价值就在于：当一个人，乃至一代人，肩负起应有的时代责任与社会责任，通过亲历或参与，为后人留下一段相对真实的历史，这便是一种生命的延续，而历史教训的汲取、社会的进步，正源于这样的延续。

20世纪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南京大屠杀，既是我们民族的痛苦记忆，更是一种国家创伤。

有人说，创伤未必一定成为记忆，但记忆却总会重塑创伤。

可惜，我们常常对于许多过去曾经发生、并且本该深深留存的记忆知之甚少，我们甚至一度对其一无所知！

就自身而言，我们从小就熟知黄花岗、雨花台烈士，对“五次反围剿”、长征、黄桥决战等耳熟目详，更对大气磅礴、摧枯拉朽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记忆犹新。

我们曾经被赋予的官方记忆几乎全都与中国的内战有关，说白了，就是中国人打杀中国人的记忆。

如今又开始布局“武力攻台”。

历史事件，为政治斗争所利用并成为社会治理的工具，这在我们成长的环境中比比皆是，早已成了常态。

只不过许多人长久以来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当终于认识时，内心中泛起的第一反应就是：愤怒！

我们的集体记忆尽管有延续，但也有断裂；不仅有传承，更有扭曲！

当举国上下始终无法摆脱将历史政治化和工具化时，我们的历史记忆就会被有意遮蔽而断裂，并因折射变形而扭曲。

南京大屠杀便是其中之一。

如果说，“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那么更应该追究的是：忘记为什么会发生？

我想，受害者从未忘记！

几天前新华社南京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12月13日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2022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现场庄严肃穆，国旗下半旗。约3000名各界代表胸前佩戴白花，默然肃立。10时整，公祭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同一时间，南京市拉响防空警报，汽车停驶鸣笛，行人就地默哀。默哀毕，在《国家公祭献曲》的旋律中，解放军仪仗大队16名礼兵将8个花圈敬献于公祭台上……85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宣读《和平宣言》，6名社会各界代表撞响“和平大钟”,伴随着3声深沉的钟声，3000只和平鸽展翅高飞，寄托着对死难者的无尽哀思和对世界和平的无限期许……

这是自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后的第九个公祭日。

可是，你知道吗？南京大屠杀作为当代国人的感情记忆，并非是主动纪念的产物，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日本右翼势力所作所为的一种回应，比如日本“修改教科书”等等。

如果说，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和纪念之强度，折射出国人对中日感情创伤方面无法修复的鸿沟之深，那么该如何解释自1949年以来、直到1980年代初，国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几乎为零？

相信作为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出生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的，当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而1949年，距那场让国人刻骨铭心的日本侵华战争的结束才不过4年！

是中国人比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更加健忘？是中国人过于宽宏大量选择了饶恕？还是那创伤太过痛苦、让人不忍提起？还是有着其它民众不为所知的原因？

当南京大屠杀从受害者压抑多年的个体记忆与地方记忆，最终上升为国家记忆与全球记忆时，我们有必要去回溯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这段集体记忆何以被湮没？又何以再发现？

让我们从1937年的淞沪会战开始。

卢沟桥事变，日军进入华北，苏联中立，斯大林观望。

蒋介石国民政府选择了全民抗战，以期长江下游驱逐日方，迫使日本两线作战。

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日军遂调兵上海支援，中日进入全面战争。为摧毁中国之抗战意志，日军从8月15日至12月，对南京城实施了无差别轰炸。

中国军队采取攻势，其战况之激烈前所未有，双方寸土必争，死伤惨重，国军损害尤甚。整个战役历时约三个月，是八年抗战中唯一一次的大规模阵地战。1937年11月12日，日本军攻陷上海，国军被迫撤出战场。

整个会战日军先后使用兵力达20万，持续进攻历时约十周之久。国军以劣势装备凭血肉之躯拼死抵抗，伤亡官兵33.35万余人。

所谓蒋介石不抵抗、躲上峨眉山的谎言不攻自破。

1938年11月28日，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坦承：“上海开战以后我忠勇将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布防部队，全部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到了打击，将士受了莫大的牺牲，国家受了无上的损失。实在对不起国家！”

以今日之眼光回看，1937年的所谓国军，不能称其为国家的陆军，只相当于类似三、五个国家仓卒组成之同盟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无比复杂，彼此企图不明，难以互信，地方不尽受中央节制等弊端尽显……失败之因并不单一。

初期抗战无争胜之可能，但对于鼓舞人心则收效极大，“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这种精神并未因上海、南京失陷而减杀，如此，才有了次年的台儿庄大捷。

淞沪会战失利数日后的11月20日，唐生智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负责南京保卫战，同时国民政府正式迁都重庆。

12月8日，日军全面占领南京外围阵地。

12月10日，日军开始对南京城垣阵地展开猛攻。

12月12日，南京卫戍司令部下令弃城突围撤退。

12月13日，增援的各路日军陆续攻入南京，开始对攻占区的军民开展无差别抢劫、强奸及屠杀。

杀戮早在10日就已经展开！

在南京，数万战场上的中国官兵俘虏被集体屠杀，数万中国平民在日军搜捕溃兵时受牵连一同被屠杀。在南京的大街小巷、住宅、寺庙、村庄等处，日军随意杀害平民，被日军强奸、抢劫的受害人也往往被日军杀死灭口。根据1946年中国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调查，确认被日军集体屠杀并被毁尸灭迹有19万多人，被零散屠杀、尸体经过南京慈善团体掩埋达15万多具。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的《每日新闻》）报导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彼此相约“杀人竞赛”，两人商定从上海到南京时，谁先杀满100人为胜者。他们从上海杀到南京，向井敏明杀了89人，野田毅杀了78人，都未满100，于是“竞赛”继续。12月10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谓杀了105人，向井谓杀了106人。又因无法确定是谁先达到100，故决定重新比赛，看谁先杀满150名中国人。

这些暴行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形成连载，并被称为“皇军的英雄”。

日军进入南京后到处抢劫、纵火。南京城南最繁华的商业区和人口密集的住宅区成为受害的重灾区，主要街道几乎都成废墟；而在抢劫、纵火同时，日军还有组织或分散强暴妇女，甚至对在难民区避难之妇女也不放过。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两个月内，大约有2万至8万名中国妇女遭到日军强奸。日军不分昼夜，在受害妇女的家人面前施行强暴，被强奸的妇女甚至包括12岁的幼女、60岁的老妇乃至孕妇。很多妇女被轮奸，有些妇女甚至会被日军强奸数次，以致不少妇女因承受不住日军的折磨而死去。此外，日军还强迫乱伦行为，不从就加以杀害。

德国人约翰·拉贝在1938年1月14日给上海理事会主任W.迈尔的信中说：“约两万名妇女和姑娘被强奸。”

约翰·马吉牧师记录了一起典型的强奸灭门惨案。12月13日，30个日兵闯入夏淑琴一家与房东居住的门东新路口5号，他们先杀死房东夫妻和夏淑琴的父亲，摔死了夏淑琴母亲怀里的1岁婴儿，之后轮奸母亲和另一个房间里16岁、14岁的两个姐姐，她的祖父母在试图保护孙女的时候被杀死。之后日兵杀死惨遭奸淫的母女，并且在她们的阴道里插进瓶子和木棍。当时7岁的夏淑琴和她4岁的妹妹被刺刀扎伤，她们因为昏死过去而幸存下来。最后，日兵杀死房东的两个孩子，4岁孩子被刺死，2岁孩子被用军刀劈开脑壳。

留在南京的南京大学美国籍历史系教授贝茨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三个邻居家的女人被强奸，并且发生了五次，在士兵强奸时他正好碰上。而他的一个朋友目睹了一位妇女被17个日本士兵接连不断地强奸。在12月15日，仅在南京大学的一栋楼里就有30名女大学生被强奸。三天后18个女孩在校园里六处不同的地方被日军士兵强奸。此外在南京大学校园内惨遭强奸的受害者包含9岁的小姑娘以及76岁的老妇。大学校园里的其余女性都处于极度恐慌的状态。而当时的日本驻华大使馆就位于南京大学旁边。

之前，贝茨曾看到日本人贴出告示，劝说中国人做日军劳动队的义工，并谎称过去曾是中国士兵或者参加过劳动队的人，只要参加劳动队即可既往不咎。贝茨注意到有200个男人在南京大学接受了这个条件，他们被押走后当晚就被处决了。贝茨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时讲述了此事，并因此在法庭上指控日军背信弃义……

日军在南京期间对女性的奸淫恶行是在军官默认、纵容、鼓动下的集团性暴力。日军军官甚至还把放纵士兵强奸作为鼓舞士气的工具。为了让部下发泄在上海战场上几个月的苦战中积郁的不满情绪并且鼓动部下进攻南京，日军军官向士兵宣传只要攻入南京“就可以拥有漂亮的姑娘”、“杀人、放火、强盗、强奸都可以”。日军举行入城仪式后，数万日军闯入城内，一周之内就有8000以上中国女性遭到奸淫。

魏特琳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设立的收容所是日本士兵搜索“花姑娘”的主要目标之一。日军占领南京十几天后，罪行累累的各部陆续离开，而留在南京执行“警备”的第16师团仍然在长期进行强奸作案。1938年1月下旬，天谷支队接替16师团之后，强奸案件进一步增加了。

南京沦陷之后的六个星期之内，日军几乎侵入城内所有的建筑物。据统计，城内外23.8%的建筑被纵火焚毁，63.0%的建筑遭到劫掠，因各种原因遭到破坏的建筑合计88.5%，这些破坏绝大多数都是日军在占领南京后造成的。

日军占领南京初期，5万日本士兵从中国难民那里抢夺大量生活用品和食物。此后，日军闯入市内大肆抢掠，将住宅、商店、机关、仓库等建筑洗劫一空，再用军用车辆把赃物运走，即使各国使馆也未能完全幸免。在占领南京后的一两年内，日军、日本宪兵还强占大量中国人的店铺、住宅和建筑，有的直接由日军占用，有的则无偿交给来到南京的日本平民。除了日本军人，少数日本随军记者也加入到抢掠的行径当中。

留在南京的南京大学美国籍历史系教授贝茨曾亲眼看到一支日军后勤队，这群士兵的队伍长三分之二英里，满载高等的红木和黑木家具。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还说，挂着纳粹旗的德国商社也被纵火。

12月18日，日军于南京故宫飞行场举办陆海军合同慰灵仪式。从12月19日或20日开始，日军开始在市内纵火。日军在洗劫商店之后，经常将其付之一炬。市区南部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是南京主要的商业区，几乎全被烧光，整个市区约三分之一的建筑物被焚毁。

中国文化珍品也遭到大掠夺。据统计，南京市共损失古物26584件，计商代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字画7720幅、书籍45979册。 

事后统计表明，对南京大屠杀期间遇难者尸体的掩埋与处理方式大致有以下五种：

1）红卍字会、崇善堂、红十字会、同善堂等慈善团体的掩埋；2）南京市民自发组织与一家一户的掩埋；3）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雇工掩埋；4）南京市、区伪政权及其下属机构的掩埋；5）日军部队的掩埋与毁尸灭迹。

听听日本《朝日新闻》特派记者今井正刚1956年12月号的目击者证言吧：

“整个码头，是一座黑黝黝的尸山。有五十个或许一百个人影在其间来回走动，他们在往江里拖尸体。痛苦的呻吟，流淌的鲜血，痉挛的肢体，再加上哑剧般的寂静。对岸隐约可见。就像月光下的泥泞一样，整个码头在微微闪光，那是血。不久，结束了作业的‘苦力’们被迫朝着江岸站成一行。‘哒哒哒……’机枪的声音，仰身，倒下，就像跳舞似得，这一伙人落入江中。结束了。……‘约有两万人。’一个军官说。”

南京大屠杀具体遇难人数一直存在争议，至今没有一致的结论，但这30万受害者的数字，已成为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造成深切苦难的象征。

还有当年国共内战时的长春围城，遇难者也是30万！只是我们从未被告知而已。

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在南京近8年的求学期间，我曾无数次地徜徉于南京的街头巷尾、城垣野趣，去寻找石头城与“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但却从未想到过，这座美丽的城市竟在40多年前惨遭恶魔的蹂躏和涂炭，那是一场地道的浩劫！

当年我去过中山陵，凭吊过雨花台，那里的烈士仅仅不过数百人，即使是2014年“一尊”口中说出的1519名，也全是共产党员。

那么其他的死难者呢？

2010年11月25日扬子晚报报道，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陈列改造将于明年7月1日前完工，此次改造，纪念馆陈列的主题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改成“为中华民族之崛起”。4位为了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国民党军官，也被加入陈列内容之中。

仅仅4位！

我们那些被日军屠杀的30万南京同胞呢？

还有33.35万在淞沪会战中死伤的将士呢？

没人提起！

我惭愧，我当年竟然不知道淞沪会战和南京大屠杀！

我愤怒，仅仅才过去42年，我的记忆中却从未有过30万的南京死难者。国民的集体记忆已被人为地抹得一干二净！

想起了叶圣陶《五月卅一日急雨中》中的一段话：一口气赶到“老闸捕房”门前，我想参拜我们的伙伴的血迹，我想用舌头舔尽所有的血迹，咽入肚里。但是，没有了，一点儿也没有了！已经给仇人的水龙头冲得光光，已经给烂了心肠的人们踩得光光，更给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洗得光光！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