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个半”的归宿(ZT)

1929年，莫斯科中山大学举行大会，听取并讨论学校支部局的报告，由于分歧很大，会议最后只好进行投票表决，结果大多数学生反对这个报告，只有29个人支持，其中的徐以新因为年纪小、个子低、态度也不坚定，还只是个团员，被称为半个。据参加过这次大会的毛齐华（曾任浙江省政协主席）回忆，“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提法是中大学生余笃三（曾任红四军政委，1933年被张国焘杀害）为了挖苦这些人而叫出来的。以后的王明宗派集团就是从这29个人发展起来的。由于当时没有记录，29个人的名单并不确定，后来流行的29人名单中的有些人（比如王明）并未参加那次大会。不过，王明宗派集团的主要成员基本上都包括在这个名单里了。
几十年过去了，这29个人都走完了各自的人生之路，其归宿各不相同，大致有以下四类，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类 开国元勋

杨尚昆： 28个半中的很多人虽然曾经一度辉煌过，但后来的结局都不大美妙，只有杨尚昆是个异数。除了文革期间一段外，他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直至最后成为国家主席。究其原因，大概是杨的性格比较平和之故。他回国没多久就担任中宣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等高级职务，其时正是王明路线猖獗之际，但他并没象其他人那样满口教条、满脑宗派、骄横跋扈。任三军团政委时甘当彭德怀配角。抗战时当北方局书记，后来当军委秘书长、中办主任，仍旧不事张扬，踏踏实实干自己的事。大概就是这种性格得到了毛邓的赏识而得以重用。至于晚年形成杨家将势力并最终受挫，主要是乃弟的关系。

张闻天（洛甫）： 洛甫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理论水平极高。不过，早期的他由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学理论有些食古不化，思想观念充斥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对毛泽东符合实际的政治军事路线缺乏了解，他批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态度非常激烈，用词也非常尖刻。遵义会议后，虽然与博古分道扬镳，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观念仍未从思想上真正得到认识，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对四方面军的态度就是新形势下的新表现。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张国焘应负主要责任，但洛甫博古等人会师之初的简单粗暴态度也有相当责任。后来要把总书记职务让给张国焘也证明了他的不成熟。不过，从此以后，洛甫基本上是有功无过了。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更是达到了让人钦敬的高度，明知毛泽东对他心有芥蒂，明知支持彭德怀可能会身败名裂，但为了捍卫真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毅然站出来表明态度，可歌可泣。

王稼祥：王稼祥是个典型的书生。终其一生，书生本色不变。他到中央苏区最早，曾以“摇鹅毛扇子”（陈伯钧语）的身份，参与任弼时顾作霖对毛泽东的围剿，但一旦认识到毛泽东路线的正确，就第一个从王明宗派阵营中杀出来，毅然站到毛的一边。这时，任弼时、顾作霖、邓发、项英、刘伯承正在宁都会议上对毛大加挞伐，博古的临时中央也是在一年后才来到苏区。这就是书生本色，只认理不认人。后来，王在遵义会议上把毛推上了领导岗位，又在1938年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击败了王明的挑战，对毛来说，可谓功莫大焉。毛是个恩怨分明的人，因此一直重用王，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王在七大落选中委后毛专门为他说情，十大时又安排他进中委。王稼祥的性格内向，善思考不善交际，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多年，除军团级的领导认识外，对军师级的干部竟然都不认识，不免给人一种孤傲的印象，七大中委落选，这是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了解他的性格，在延安曾安排他担任中央国际政策研究室主任，但他对这件工作没兴趣，也不认真抓。毛那句名言“抓而不紧等于不抓”，就是批评他的。

陈昌浩： 陈昌浩这个人在28个半中比较另类。首先，他是唯一一个真正指挥军队的统帅；其次，他的功大过也大。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他功不可没，西路军的毁灭他也罪责难逃。他精明强干、英勇善战，对敌斗争坚决，他冒着风险坐飞机向黄安城里敌人扔手榴弹的故事很一直为四方面军的人津津乐道；但张国焘为了清除异己，残杀红军将领，他又是重要帮凶。28个半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宗派思想严重，但表现形式前后不同。早期是从中央到各根据地当钦差大臣夺权，打击当地老干部；后期则是在各自独立的根据地形成新的宗派。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这一点特别明显，洛甫、博古、凯丰等（甚至包括李德）为了维护中央派的利益，对四方面军大加打击；陈昌浩则站在新宗派一边，对中大的一帮老同学充满敌意，关键时刻不顾大局，追随张国焘南下。在这方面，洛也好、陈也好，眼光显然都比毛泽东短浅，不知道大敌当前，联合御侮是第一位的，可惜当时毛泽东还不能完全控制局势，结果酿成了一四方面军分裂的悲剧。西路军受挫后，陈昌浩性格变化极大，晚年胆小怕事，豪气全无，文革时更是选择了自杀之路。这一点和李立三很相似，李立三也是早年大权在握时狂得没了边，饱受挫折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文革初以自杀了断。

张琴秋（女）：战争是残酷的，对男人如此，对女人尤甚，敢于直颜面对这种残酷的女性都是伟大的，张琴秋就是位伟大的女性。张琴秋不是那种花瓶似的女性，她曾经担任过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师长，还亲自指挥打过仗，这种经历在中共女革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如果后来没有离开军界，她很可能会成为55将军中唯一的女中将。张琴秋长得漂亮、能歌善舞，但经历坎坷，1932年红四方面军西征，张琴秋身为师政治部主任，不得不离开她的丈夫沈泽民，而且这一离开就是永诀。到川陕后，她和曾中生等人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做斗争，遭到了张国焘的打击报复。和陈昌浩结婚后不到一年，又赶上西路军失败，孩子在戈壁滩一出生就死了，然后又被马家军俘获，吃尽千辛万苦，颠沛流离，直到抗战爆发才被周恩来营救出来。好不容易回到延安，又受张国焘牵连被粗暴批判一通。不久，陈昌浩赴苏联，第二次婚姻再告结束。后来与老战友、原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苏井观结婚，1964年，身为卫生部副部长的苏井观又因病去世。不久，文革爆发，张琴秋因不堪凌辱，跳楼身亡，以死抗争。回顾这位奇女子一生，真如古人所言，红颜命薄呀。

何克全（凯丰）： 凯丰这个人很有意思，尽管他曾经贵为政治局委员，但知道他的人并不多，前段时间中央台演《延安颂》，很多人看完后，向我咨询，这个政治局开会时频频露面的凯丰是干什么的？呵呵。凯丰最著名的事情就是他在遵义会议上指责毛泽东“不懂马列、只读过《孙子兵法》”（其实当时毛还没有读过《孙子兵法》）。当时，博古下台已定，凯丰依然坚定的支持博古，是很讲义气的行为，不过，这种义气此时并无积极意义，实质是顽固的宗派主义观念，对党和红军是有害的。党的七大上，凯丰本是中委候选人，但伍修权发言揭发他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并反对他做候选人，结果凯丰被撸了下来，这也说明他并不是多么有代表性的人物。凯丰对敌斗争还是很坚决的，曾被敌人逮捕坐牢，坚贞不屈。长江局时期，凯丰对王明的做法是不满意的。还有，著名的《抗大校歌》就是他写的，他还主持过延安文艺座谈会。1955年凯丰在中宣部副部长任上病故。

徐以新： 16岁时就追随周恩来参加过南昌起义。从苏联回国后分配到鄂豫皖根据地，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鄂豫皖苏区的外交委员会主任，年仅20岁。到川陕苏区后负责与杨虎城部的统战工作，与杨签定互不侵犯协议，派武志平建立秘密交通线。后因反张国焘被关押，直至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才被释放。后参加西路军，失败后，讨饭回到延安。抗战时期先后任鲁艺政治部主任、中直机关党委书记兼中央管理局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黑龙江的县委书记，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驻外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1994年逝世后钱其琛曾撰文悼念。

王盛荣： 六届四中全会后被派往团中央工作，后到中央苏区，任团中央少先队总队长。当时同在团中央工作的陆定一、张爱萍晚年回顾往事时对王当时的左倾宗派行为都颇有微词。王盛荣曾于1931年当选为中革军委15位成员之一，按说他跟军队没什么关系，这点让人不解。抗战时期从团中央调中组部工作，1945年底任齐齐哈尔工委书记。解放后曾任中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总局局长。

第二类 革命烈士

秦邦宪（博古）： 博古和王明是挚友，两人的思想观点、作风都很接近，都是严重的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所以王明逃跑时把中共中央放心的交给了只有24岁的博古。两人的区别在于王明更自负，对党、祖国更缺乏责任感。而博古因为到了中央苏区，亲眼目睹了战争的严酷性，自己不懂军事，知道只靠背马列教条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因而缺乏自信，于是先把希望寄托在李德身上，后发现李德不行，压力沉重，湘江失败后曾想自杀 ，最后虽不大情愿，但还是把总书记的位置交了出去，说明他还是有一定责任感的。不过，遵义会议后，虽然他的宗派主义思想大大弱化（并未消除，长江局时代又有所表现），但教条主义思想仍根深蒂固。在延安主持解放日报时，办报方针仍然充斥着党八股。所以毛泽东针对这些教条主义者搞延安整风，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是非常有必要的。现在有些人想否定延安整风，是不对的，整风后期康生搞抢救运动、肃反扩大化是错误的，但不能因此抹杀前期思想整风的重大意义。总体而言，博古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低于洛甫王稼祥，而对革命事业的破坏则甚大。

沈泽民：资格很老，中共还未成立时他就是党员了，是上海小组的成员之一。参加革命后一直从事文学创作，虽然天资聪颖，革命热情很高，但他这类人小资情调比较严重，理想主义色彩较浓郁，而对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往往患有严重的左派幼稚病。一旦掌权，必然好心办坏事。他到鄂豫皖后是张国焘排斥异己、打击老干部的重要帮手。张国焘率四方面军西征后，他率25军坚守根据地打游击。刚打个胜仗，形势略有好转，就又忘乎所以，再次左倾盲动，结果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无法在当地生存，只好北上长征。他也于1933年11月病逝于红安。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无庸置疑的，但对革命事业的伤害也是很大的。由于他的表现，中央对他的评价一直没有明确，直到1963年他的遗骨重新安葬，名字后头才加上了“同志”二字。

夏 曦： 早年参加新民学会，1921年入党，后到毛泽东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大革命时期在湖南与郭亮齐名，当过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也算个老革命了，其阅历和王明这帮书生完全不同，真搞不懂他怎么会和他们搅到一起。按理说，把夏曦放到革命烈士一类里实在是太抬举他了，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造成的破坏比国民党几十万人的围剿都厉害。要是当初不是把他派到湘鄂西，而是派到中央苏区，有毛泽东这位老大哥镇着他，可能他不至于变得那么疯狂。我怀疑夏曦后来杀人杀得都心理变态了，后来溺水而死算他运气。夏曦的罪恶表现让我们看到，不受监督的权力实在是可怕。

陈原道： 回国后先后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顺直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常委。1933年被叛徒出卖被捕，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其妻刘亚雄也是苏联留学生，曾任顺直省委秘书长，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刘亚雄之父刘少白更是传奇人物，他曾是山西的大地主、省议员，后受女、婿感召，追求进步，遣散家财，参加中共，解放后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宋盘民（宋盘铭）：从苏联回国后，分配到湘鄂西根据地工作，曾任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少共中央分局书记，红叁军九师政委。地位和鄂豫皖的陈昌浩相同，但命运却大相径庭。他因不满肃反扩大化，被同为28个半的夏曦作为改组派抓了起来，后贺关趁夏曦不在把宋释放，夏回来后，又把宋抓了起来并于1933年12月公审枪毙。

殷 鉴： 1931年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被捕后关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即著名的草岚子监狱），为所谓“61人叛徒集团”的成员，在薄一波等人被营救前病逝于狱中。

何子述： 曾与王明博古王稼祥一起反对立三路线，受到李立三处分，被派往天津工作，不久，被捕牺牲。

第三类 可耻叛徒

王 明（陈绍禹）： 30年代初依助外力爬上中共最高位，从此完全唯苏联人马首是瞻。毛泽东曾评价他是：对别人（苏联）的事考虑得太多，对自己（中国）的事考虑得太少。属于老一代的香蕉。为人专横跋扈，心胸狭窄，又严重缺乏自知之明。写的歪诗不过是顺口溜的水平，却自视甚高，还出版诗集。1956年赴苏治病，中苏关系破裂后，站在苏联一边与中共为敌，1974年病死于莫斯科。

孟庆树（女）： 王明夫人。一个非常霸道的女人，王明也让她三分。1983年病死于莫斯科。

李竹声： 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六届四中全会后任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1934年6月任上海中央局书记时被中统逮捕，特务向他劝降时辩不过他，后派高级理论特务劝降成功，遂叛变，并供出盛忠亮地址，使其随后被捕。后任中统科长，解放后被抓获，1973年病死狱中。

袁家镛： 又名袁孟超、宋三。1933年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后任全总党团书记。1934年6月与李竹声等16人被中统逮捕，后叛变，当了中统特务，改名严英。

盛忠亮： 又名盛岳。曾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李竹声被捕后接任上海局书记，1934年10月被捕叛变，后当了中统特务。盛忠亮后来曾写过一本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现在最流行的28个半的名单就是出自他的这本书。

王云程： 曾任中山大学支部局组织部副部长。1931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2年任团中央书记，后兼任上海局常委。1933年被中统逮捕，遂叛变，并使罗登贤廖承志等被捕。

孙际明： 又名孙济民，曾任团中央组织部长，与王云程同时被捕叛变。

朱阿根： 又名朱志远，曾任中山大学支部局组织部副部长。1931年至1933年任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汪盛荻： 又名王胜弟，1932年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第四类 下落不明

王保礼： 苏州工人，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花瓶性质）。

杜作祥（女）： 曾任上海局妇女部长，后被捕。

朱自舜（女）： 又名朱子纯。

李元杰：

萧特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