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关于水浒的主题与林冲的入书

　　问：那么《水浒传》一书的主题究竟是什么？

　　答：其说不一。这也正是我们今后需要探讨的重点所在。有人提出“多主题说”，认为主题不止一个，我也赞成，反正要经过认真探讨，才能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

　　问：您自己有具体的意见吗？

　　答：有。我认为出自《水浒传》的一句成语“逼上梁山”，就是此书的主题。前面我已说过，许多水浒故事都是水浒的基本作者（说书的与编杂剧的）编写出来的，我认为，唯有林冲故事是加工者（流落江湖的文人）的杰作。下面，我将说出自己所持的理由。

　　在专制王朝的苛政之下，民不聊生，许多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奋起反抗。书中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写的这一类故事，其中最有光彩的人物是林冲。作者（也无论此人姓施姓罗，或者是个无名作者）选中林冲作为逼上梁山的主角是选对了的。此人不是一般老百姓，而是北宋中央军高级教官，虽然手中无权，从他的身份来说，也是统治集团内部人物。连他都遭受到这样的残酷迫害，一般小老百姓又将如何？林冲虽是军人，平时很讲礼数，对人谦虚，办事谨慎，对于横逆之来，一再忍让。他发现调戏自己妻子的恶棍竟是顶头上司高俅的衙内，只想忍气吞气，息事宁人。直到遭受陷害，刺配沧州，还在逆来顺受，希望熬过灾难，他日重回东京，再图团聚。可是高俅就是不肯放过他，非把他置于死地不可。当他作为一个囚徒被分配看守大军草料场时，高俅派陆谦、富安前来纵火。在天寒地冻的雪夜里，他们估计林冲不会外出，一旦火起，必然烧死，即或能从火中逃出，烧了大军草料场，也是一条死罪，想不到林冲出外买酒，才逃过了这一劫。当草料场火起，必必剥削地爆响，读者的肺都要气炸了，直到林冲返回，知道真情，奋起手刃仇人，草料场大火冲天而起的时候，读者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林冲雪夜上梁山的故事真正激动人心，赢得了千千万万读者的无限同情。大家不仅同情他，也连带同情那些被苛政所逼走投无路而上了梁山的好汉，承认造反无罪，上梁山有理。林冲这个逼上梁山的典型理所当然的成了这个大悲剧的主角。

　　我之所以判定林冲故事不是说书、演杂剧的民间作者的创作，而出自最后修改全书的江湖文人之手，依据有二：其一，在《宣和遗事》中虽有林冲之名，但在南宋说书、元代杂剧中，完全找不到林冲故事；其二，林冲的出场，是以《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为模特儿，因此林冲故事必然产生在《三国演义》之后。林冲怎生模样？“豹头环眼，燕颔虎须”，“手持丈八蛇矛”，请问这不是张翼德是谁！

　　这位创造林冲故事的作者实在高明。在修改全书的时候，他发现这么一部大书竟然没有一位中心人物，堪作典型。不管你把梁山泊、水浒寨写得多么威武雄壮，但是这一批草莽英雄的身上，多多少少总有一些毛病，要想说明梁山事业的正义性，总还显得不够。举例说吧，鲁智深嫉恶如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生所作所为，充满了侠义精神。因为行侠仗义，后来逼上了五台山（还不是梁山）。可惜他有点儿莽撞，要救金翠莲，是小事一桩，本来不必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但他三拳打死了镇关西，从此走上逃亡之路，就显得做事不够稳重。当了和尚，老是戒不掉酒肉，总得算是不足之处。武松被誉为复仇之神，但是作为英雄人物，总是快意恩仇，而且草菅人命，所作所为，还做不到大义凛然。晁盖是个小地主，地头蛇，还和私商往来，做些不法生意。他的仗义疏财，结交江湖豪杰，说穿了，其所疏之财，也多是不义之财。他的上梁山，并非不得已，而是想发横财，自蹈法网，没有什么冤屈可言。郓城小吏宋江，一出场给人的印象就不好，明明是包二奶，还说是做善事。做个小吏，还要仗义疏财，财从何来？显然兼跨黑白两道，既吃俸银，又收贿赂，不算贪官，也是污吏。水浒英雄只是这一班人，别说希望“图王霸业”，就是希望争取同情，能够立足，亦非易事。要那些民间说书、演杂剧的作者描绘一些草莽英雄，他们可以说得头头是道，演得酣畅淋漓，这是他们的看家本事，完全可以做到。但是要他们去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正义之神，使天下后世改变对梁山英雄的印象，去掉这部小说“诲盗”的恶名，这就不是他们所能做到的了。因为他们平时很少接触这样的人物，胸中缺少这样的模特儿。

　　虽然林冲故事的素材来自元杂剧的“衙内戏”《蔡衙内夺妻》，但是也得有高手来加工。林冲的后来居上不仅使梁山上出现一位正派的英雄，而且让《水浒传》这部小说大大地提高了档次，得以作为古典名著立于中国正宗文学作品之林。

　　《水浒传》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可以各抒已见，认真讨论，不必忙于下结论。我还可以再补充以下的看法。

　　《水浒传》里征辽部分文字不多，而且是在续加部分，它不是《杨家将》，反侵略，保家卫国，不是它的主题。

　　《水浒传》不反皇帝，梁山英雄在与官兵敌对之时，还放声高唱“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因此，推翻宋朝，另立新朝，不是它的主题。

　　《水浒传》更不反对皇帝制度。李逵始终反对招安，力主“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他是梁山上最敢说话，口无遮拉的人，他的话可以视为梁山上的“底线”。既然要去东京夺了鸟位，则这个“鸟位”还是要保存的。因此，推翻专制王朝，建立民主政府不是它的主题。

　　《水浒传》里描写市民生活的文字确实不少，而且涉及到一些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如王婆说的一本“捱光”经，与潘、驴、邓、小、闲的五字真言。但是《水浒传》不是《金瓶梅》，男女风情不是它的主题。

　　还有，如果从一本书的内容分析它的主题发生困难的话，探讨一下书名，以及其中主要的政治口号，也许能够作为参考。《水浒传》的主题难以判定的原因是：它存在许多不同的版本。70回本到梁山大聚义为止，没有招安情节，被认为是反政府的，坚持革命的；100回以上的各种版本都有招安情节，则被认为是投降的。这样，主题就有了很大的出入。但是，不管什么版本，书名都是《水浒传》，梁山上的政治口号都是“替天行使”。其中有没有微言大义，倾向于哪一类主题（反抗政府还是投降政府），是值得作一番探讨的。

七、关于水浒书名和替天行道的口号

　　问：听说《水浒传》书名的出处是罗尔纲先生发现的，书中“替天行道”的口号的出处是您发现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答：不错。罗尔纲先生发现“水浒”的出处是在20世纪40年代；我发现“替天行道”的出处是在20世纪50年代。其实，发现某个词语的出处是很简单的事，钻研一门学问的时间久了，接触的资料多了，有时就能突然发现想找的根据，成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问：您能否把这两次发现的情况介绍一下？

　　答：完全可以。先说书名，水浒的“浒”字读hu，不常用。《说文》解释说：“水涯也。”就是水边上的意思。水浒二字联用，出自《诗经·大雅·緜》：“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爱及姜女，聿来胥宇。”这是一块地方，也就是周王朝的祖先开墓创业的地方。1944年秋，罗尔纲先生在四川李庄镇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因患疟疾，在家休息，偶读《诗经》，竟发现了《水浒传》书名的出处，如获至宝。以“水浒”作书名，确实是微言大义。“水浒”是“水边”之意，正是“微言”、“大义”是什么呢？那就是作者把水泊梁山比作周王朝的祖先开墓创业的地方，希望梁山起义事业能够兴旺发达，最后建立起像周王朝这样长达800年的大王朝。说明作者（不知道是谁）对梁山起义事业是肯定的，是推崇的。

　　过去有人解释过这个书名的含义没有？有过。明代万历年间，袁无涯刻《忠义水浒传全书》，就在“发凡”中说：浒，水涯也。宋江把自己所居之地称为水浒，是表示不敢据有梁山泊，要学姜太公居于东海之滨，等待机会来辅佐周文王的意思。

　　明末的金圣叹则对“水浒”又作出一种含义相反的解释。在《贯华堂水浒传》序二里，他说：“水浒也者，王土之滨则有水，又在水处则有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他把宋江等人痛恨到极点，要把他们流放到穷荒去，不同于中国。

　　袁无涯与金圣叹两人的解释，都是从水涯、水边之意遐想开去，无边无际，想到哪里说到哪里，自然不可轻信。罗尔纲先生发现“水浒”是个地名，是周王朝开幕创业之地。以此地作书名，自有肯定梁山事业之意，而非无稽之谈。在几个月之前，《云梦学刊》2005年第6期发表了李万生《水浒书名及相关问题》一文，作者在文中说：《水浒传》书名出自《诗经》，“梁山一百八人啸聚水泊之边，是将兴未兴，与《诗经》所叙相近。他们最终没有建立政权，以招安结束，可以说是始于水泊，终于水泊。可见此书名为《水浒传》是十分贴切的。”罗先生在60年前已经发现“水浒”出处一事，这位作者不一定知道，他既找到了“水浒”真正的出处，理解其含义自然也就和罗先生相同。

　　问：您对梁山泊的政治口号“替天行道”的出处是怎么发现的？

　　答：对于我所不了解其含义，或者不了解其出处的词语，我有一个笨办法，就是先去查工具书。不管它解释得是否正确，总能给我提供一些线索。在20世纪40年代的桂林，我居然在一本汇集各种会党资料的专业工具书上查到了“替天行道”的词条。那上面解释说，这是“民间帮会起事用以号召之常用语”。我和聂绀弩先生商量（当时我是《力报》记者，他是副刊“新垦地”的编辑）。他说不妨到道家经典中去查出处。此后又过了十多年，我是在把出处彻底查清，又找到了足够的旁证之后，才把结论公之于世。

　　1958年，我在《关于<水浒>里的“替天行道”的解释》一文中说：“我认为：‘替天行道’出于《道德经》。它的原文是这样的：‘天之道，其犹张弓欤！有余者损之，不是者补之。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损不足以奉有余！’用这句话来概括说明一切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残酷压榨，真是一针见血，恰到好处。我以为：水浒英雄所坚决反对的，正是这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他们要替天行道，就是要实行‘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天之道’。”

　　这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现象，也就是现成所说的“马太效应”。《新约全书·马太福音》中有这样的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不论古今中外，从感情上说，穷人们都会反对这种损害穷人的“人之道”，而希望推行有利于穷人的“天之道”。

　　问：“水浒”这一书名的出处，“替天行道”这一政治口号的出处，全都查清楚了。可不可以这样说：凡是肯定这个书名，肯定这一条政治口号的人，就是肯定农民起义，对起义农民抱同情、支持态度的人。

　　答：我想还不能这么说，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从情理上说，固然有很多人都同情农民起义，但是经过很理性地考虑，有人就会不赞成用起义的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因为大起义的风暴一旦掀起，每每腥风血雨，玉石俱焚，千百年积累起来的物质财富与文化精品，毁于一朝，全社会所付出的牺牲是太大了。他们希望用相对缓和一点的办法来解决矛盾。再说，许多人对农民起义，也包括一切弱势群体的起义是同情的，肯定的，但是对某些起义领袖则颇有微辞，这些人有可能是野心家，他们很会利用起义群众为自己拼命，在群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推倒了旧的暴君之后，可能又把新的暴君捧上了皇帝的宝座。在研究《水浒传》时，很多人对宋江的狡诈就十分不满。

　　其实，“水浒”不过是个书名，是一块招牌而已，“替天行道”也不过是标语、口号而已。招牌虽然好看，口号虽然动听，梁山头领们究竟做到了没有，做到什么程度？是力所难及，一时做不到呢，还是有心作假，挂羊头卖狗肉？那又需要认真探讨，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楚的。就算此书作者（还不知道是谁）用“水浒”这个地名作书名，用《道德经》中的一句话“替天行道”作为梁山好汉的政治口号，也不过是对梁山事业抱有一种“期许”之意而已。而且，这也是作者一厢情愿的事，梁山头领们认不认识“浒”字，知不知道“水浒”二字的深意？对“替天行道”一语能够理解到什么程度？还很难说。

八、关于水浒传的作者

　　问：《水浒传》的作者是谁，这个问题目前难以定论，但还是请您提出一个初步的简明扼要的答案。

　　答：如果希望说得相对正确一点，那就应该说，是集体创作。不过这个集体是个特别大的集体，从时间上说，上起北宋末年，下至明末清初，长达四五百年；从空间上说，东至东海海滨，西至太行西岳，南至长江下游，北至长城内外；纵横好几千里。在这个时空之内，有不计其数的作者都为写成这部大书出了力，把他们的心血留在字里行间。不过这些作者相互之间都没有见过面，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那些说书的，天天都在说，天天都在修改；那些演戏的，天天都在演，天天也在改进。凡是改得好的，比较成熟的故事，最后都写进了书里。这本书稿又不断地被加工，加工者，大都是流落江湖的文人。说这个大创作组总数有千百人，一点也不夸张。不过他们从来没有开过会，没有商量过创作计划，一切编写，修改工作都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规律默默无声地进行，自己修改前人的创作，又让后人来修改自己的创作。有许多地方，后人修改前人的书稿是改好了，但是也有改糟了的地方，还不乏改来改去，重复劳动，白费工夫。所以一改再改，改了几百年，直到最后成书，还存在以下这些毛病，或者叫做不足之处。

　　一、前70回既有人想反上东京，夺了帝位，也有人朝思暮想，希望招安。下半部中亦复如此。不仅全书没有统一的主题，前后两部分全都没有统一的主题，造成聚讼纷纭，至今还得不出一个明白的结论。

　　二、此书真正精彩的篇章，不过是40回之前几个主要人物的活动，如鲁智深、林冲、宋江、武松、李逵等人。这以后许多攻城打仗的情节，都是那些民间艺人所不熟悉，只是为了拉人上山凑数才安排的。所以就精彩不起来，怎么修改也没有用。

　　三、那些民间艺人所塑造起来的人物，总有一些或多或少的毛病，因为他们平时所接触的只能是这些江湖人物。只有林冲是由后来的加工者江湖文人所塑造起来的，他一出现，立刻后来居上，成为全书的中心人物，逼上梁山的典型。

　　四、人物太多了，反而成为负担。如果只有36个头领，不勉强凑民108个，此书必然精彩得多。前重后轻，是此书一个难以克复的大缺点，那个决定把36人扩大为108人的决策者应该对此负责。

　　五、此书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构，是由许多小故事堆砌而成。有些小故事十分精彩，但是组合在一起反而被冲淡了，凡是由民间小故事聚合而成一本大书的著作都有这种毛病。如果像扬州评话《武十回》那样，把精彩部分尽量发挥，艺术上的成就必然更大。

　　六、综观全书，其中某些故事似有重复之嫌。例如两个红杏出墙的女人都姓潘，其中一些情节也颇相似。这绝不是作者为了卖弄才华而故用险笔，实在是把许多小故事揉合在一书中而出现的难以避免的漏洞。

　　对于《水浒传》的作者问题，陈松柏《〈水浒传〉作者研究八说》一文说得既十分周到，又精简扼要。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是一份重要的参考资料。

　　问：如果要您答复，这本书的真正作者究竟是谁，您会怎样回答？

　　答：我认为此书是由一些民间艺人在宋、元、明三代的长期中逐渐积累，逐渐修改而完成的。民间艺人编写成许多水浒故事，这对最后成书，起了主要作用。江湖文人把许多故事编纂成为一书，对于最后成书，只起了次要作用。把此书的作者说成一两个人——罗贯中或施耐庵，既非事实，也不公平。

　　问：对于施耐庵的问题，现在说法不一。有人主张继续探讨，有人认为无此必要。您的看法如何？

　　答：我的看法是无此必要。有人说，经过考证，确有此人。我认为：我们要找的，是《水浒传》的作者，而不是施耐庵其人。如果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水浒传》的作者，则我们找出了施耐庵又有何用！还有，我们不探讨施耐庵的问题，但是并不反对别人去探讨。我们虽然没有探讨这个问题的计划，如果别人进行探讨，有了出乎意外的收获，那也是大好事。

　　我认为：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研究作品的本身是主要工作，探讨作者的情况是次要工作。如果探讨作者的情况已经山穷水尽，再无发展了（对《水浒传》作者的探讨已是这种情况），难道我们对作品的研究就进行不下去了吗？当然不是。了解作者的情况，对于研究作品本身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随着作品的不同，探讨作者的情况作用也不一样。研究《红楼梦》和《儒林外史》时，了解作者情况十分必要，因为这两部作品都是由作者一手写出来的（暂不谈读书的问题）。作品本身常常是作者的自传，了解作者对于了解作品确实非常重要。研究《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情况就不一样，它们的作者不是真正的作者，只相当于现代的一个编书者或责任编辑，他与作品的内容关系不是那么密切，因此，了不了解作者情况，就不十分重要了。更何况《水浒传》的作者施、罗二人还不是真名，而是托名、化名。

　　弄不清作者，作者不可考，其实并不影响我们对作品的研究，与评论其价值。例如我们的《古诗十九首》，其中所写的离愁别绪，委婉动人，对后世诗歌发展的影响深远，超过了后来的任何一位大诗人。但其作者为谁？已不可考。此后南方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北朝民歌《木兰辞》也是如此，虽然影响很大，就是考查不出谁是作者。

　　九、关于《水浒传》的版本

　　问：《水浒传》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版本，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请谈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答：《水浒传》的版本之多是在明神宗万历年间开始出现的事。这与皇帝极不负责、万事不理颇有关系。明代是个极为专制的王朝，大权都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文武百官都要对皇帝负责，皇帝却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万历帝是个懒得要命的皇帝，平时只在宫中享乐，二三十年不上朝，致使百官认不得皇帝，见面时还要太监从中介绍。万历30年（1602）全国13处巡行御史缺少9处，全国各地郡守缺了一半。万历34年（1606）中央六部大员都出现空缺，无人递补，二品官内，只有户部尚书赵世卿一人。特别可怕的是司法官缺人，大量案件无人审理，犯人长年关在牢里，无人过问。不仅被告被关，有些原告与证人也长期被关，直到关死为止。许多国家大事，皇帝自己不管，又不责成别人去管，各级政府，缺员严重，该管的事，都不想管。雕版印书的事，完全放任自流，私人书坊老板，任意刻印古书。只要能够赚钱，想怎么刻就怎么刻，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所以顾亭林在《日知录》中说：“万历年人，多好篡改古书。”那时候既不要书号，又不讲版权，只要政府不管，书坊老板就有极大的自由，冒名也好，盗版也好，只要好销，什么书都敢改，什么书都敢出，书籍市场上，一片混乱。那时候出的书，距今已400年，经过无数次的水火刀兵，绝大部分都毁掉了，能够流传到现在的，是极少数。这里说的刻印本。至于手抄本，那当然就更多了。因为400年来，各地的书场还在说书，他们的本子（话本）还在发展之中，改进之中。就全国来说，包括刻印本与手抄本在内，各种各样的《水浒传》真是不计其数。

　　问：《水浒传》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传世，在您看来，这究竟是坏事还是好事？

　　答：据我所知，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坏事，至少是麻烦事。因为这给水浒研究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工作量，面对流传下来的各种版本，专业研究工作者就有义务作出必要的解释，并向读者推荐最完善的版本。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是好事。从400年前流传下来的一批乱七八糟的版本，不管怎么说，总是可贵的有用的史料，经过耐心整理，归纳，分析，就可窥见当时的社会现象。一件古物留下来，还能说明一连串的问题，更何况是文字资料。其中有盗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会出现盗版。其中有冒名，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会出现冒名。每解决一个问题，都揭开了一幅历史真相。我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版本比做一团乱麻。解决一团乱麻的办法有二：对于无用的东西，我们可以不管它，断然作出自己的决策，这叫做快刀斩乱麻。对还有用的东西，我们需要爱惜他，耐心进行整理、研究工作，这叫作细心理乱麻。这个工作量很大，但也绝不是无限大。每一根乱麻都有来踪去迹，总有理顺的一天。也就是重现了《水浒传》逐渐形成逐渐成熟的原过程。我们应该有决心来从事这一件理乱麻的工作，更何况在今天以前，已有不少学者，包括几位老前辈和一些青年学子，做了不少梳理工作，卓有成效，已经初步理出了头绪。

　　十、关于招安

　　问：在20世纪20年代那一场有关《水浒传》的争论中，也就是“金圣叹究竟腰斩了水浒没有”的争论中，大家都希望能找到一种“原本”，认为只要找到了原本，问题就能解决。请问，所谓“原本”，究竟是指什么版本？

　　答：是指《水浒传》最初成书，由许多分散的水浒故事编纂成为一部大书时的最初刻印本。这个“原本”至今都没有找到。当时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如果原本是70回，没有招安情节，就证明金圣叹没有腰斩水浒；如果原本是100回，有了招安情节，则说明70回以后的部分被金圣叹砍掉了，才成了流行的70回本。争论的结果是，大家接受郑振铎的意见，认为原本是100回，是金圣叹腰斩了水浒。

　　对于这个结论，罗尔纲先生是不赞成的。但是当时的胡适是中国公学校长，郑振铎是中文系教授，罗尔纲先生只是个学生，没有发言权。罗先生后来在《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一书的自序中说：“《水浒传》原本究竟是七十回还是一百回，这不是一般版本的争论，而是有关这部著作的性质问题。原本为七十回，至‘梁山泊英雄惊恶梦’止，便是反抗封建统治宣扬农民起义的名著。如果原本为一百回，有受招安，征辽、平腊，那便是奴才传。”

　　罗先生认为当时的讨论过于草率，结论下得过早，这一点我完全赞成。任何学术问题，不经过广泛讨论，只由少数专家闭门作出结论，都是不妥当的。但是我也不赞成罗先生把招安问题看得过重。一本书究竟是英雄传还是奴才传，不能只凭有没有招安情节来作结论，而要看这本书的总体精神。

　　问：作为一位历史学者，您是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招安事件的？

　　答：首先我觉得《水浒传》是倒了霉，在所有的明清小说中间，我们不要求任何一部小说的主人翁去反皇帝，唯独要求宋江和梁山好汉去反皇帝。在《三国演义》中，许多英雄人物不断地换老板，换来换去丝毫也不影响他英雄人物的身份。水浒人物就无此自由，只要受了招安就成了臭狗屎，永世不得翻身，这算什么道理！

　　“招安”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停止战争，恢复和平，不再杀人流血，这不是坏事。在两千多年的专制王朝统治之下，农民人数虽多，但是始终是个弱势群体。农民起义总是在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被迫奋起反抗的。动乱事件大部分是由天灾所造成，小部分是由苛政所造成，即所谓“逼上梁山”。如果天灾已经过去，生产得到恢复，或者由于某些苛政的废除，老百姓有了生路，大家放下武器，回归和平生活，这总算是好事。造反不是应聘，不是自己报名参加，千百万人一旦生路断绝，起义的队伍如海潮汹涌而至，你想参加也得参加，不想参加也得参加。退潮之后，要把所有参加造反的人全都杀掉，既不人道，也不可能，招安赦罪，有何不可？有些含冤受屈的人，走投无路，逼上梁山，一旦平反，亦可赦免。总之，有个招安的办法，不把亡命之徒逼上绝路，自有可取之处。有些农民起义的领袖，在作战形势不利之时，也常常把接受招安作为一种斗争策略、缓兵之计，暂时找到一条生路。

　　如果滥用“招安”，好事也会变成坏事。例如有些地方官对盗贼进行招安是受贿买放，官匪勾结；有些农民领袖蜕变为野心家，“想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还有些惯盗惯匪长期脱离生产，匪性难改，成了老油子，今天接受招安，明天又造反。凡此都是个人的犯罪行为，不是“招安”这种办法的过错。特别是在敌国外患入侵的时候，在民族矛盾超过了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时候，对农民起义的队伍以民族大义相号召，让他们转化为保卫国家的力量，这样的大好事在真实的历史中确有过好多次。元杂剧《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写宋江受招安后出征辽国，获胜立功，这虽非史实，却也反映了老百姓有此良好愿望。

　　总之，老百姓并不歧视受招安后为国立功的英雄。他们先是打击贪官污吏，获得老百姓的好感，招安后又能为国立功，成为双料英雄。对于“招安”一事，老百姓并不反感，这和个人的叛变、变节、逃兵、投降等可耻行为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我们只要对这个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就会减少许多无谓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