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关于张国光的“双两说”

　　问：目前要开展水浒的研究工作，除了以上所说的一些问题之外，是否有什么干扰和阻力？

　　答：坦率地说，从文革结束、拨乱反正以来，在水浒研究工作中造成最大的干扰，就是张国光所提倡的“双两说”，也就是“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这种“学说”在学术研究上没有一点基础，全部是虚拟的。所用语言完全是一派政治语言，建立这个“学说”的根据也都是政治人物的言论与政治著作。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请容我先说几句题外的话。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敦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作为人文学者，能不能为人“解惑”，是他的学力如何，是否在学术上作出了贡献的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所谓“解惑”，并不是照着课本回答问题，而是要去解决别人所解决不了的难题。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称不上是一位真正的专家学者。

　　试以罗尔纲先生治学的实例来说明问题。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有事迹纯属虚构，然已公然取得第一等史料之资格，几令后人无从反证者。例如前清洪、杨之役，有所谓贼中谋主洪大全者，据云当发难时，被广西疆吏擒杀。然吾侪乃甚疑此人为子虚乌有，恐是当时疆吏冒功，影射洪秀全之名以捏造耳。虽然，既已形诸草奏，登诸实录，吾侪欲求一完而强之反证，乃极不易得。兹事在今日，不已俨然成为史实耶！”事情的经过，正如梁启超所介绍，当时盛传太平天国同时有两个领袖，洪秀全代表上帝会，洪大全代表天地会。太平军在广西永安州突围，洪大全被广西疆吏擒获，向清廷献俘，在北京凌迟处死。咸丰帝都受骗了，谁还翻得了这个案。罗先生如果是不负责任的人，别人问到这件事时，他只要点个头，说一声“太平天国是有两个领袖”也就没事了。但他经过仔细探讨，于1954年夏写了一篇《洪大全考》，终于揭穿了这场由清朝官员所设计出来的大骗局，使这一件百年疑案水落石出。从此，再也没有人去提洪大全这个名字了。梁启超认为很难解决的难题，终于被罗尔纲先生所解决。所以2001年7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选的学者文选《罗尔纲集》一书，第一篇文章就是《洪大全考》。

　　再举一例，在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史料中有一本书，叫做《江南春梦庵笔记》，作者为沈懋良，自云曾在太平天国治理下的南京城内生活10年，为赞王蒙得恩的近侍。在逃出南京后，凭记忆写成此书。其中“逆踪七十二则”，为许多学者所引用，连老一辈的专家简又文也上了他的当。后来罗尔纲先生以确凿的证据指出这是一部大伪书，就再也没有人去引用其中的文字了。

　　一位真正的学者，一生就只知道默默无闻地做学问，凭自己深厚的学力，解决一个又一个的大难题，作出一个又一个新结论，维护了真理，推动着学术不断地前进。而有些冒牌学者，从不埋头做学问。他所关心的，并不是中外同行学术上的成就，而是政治人物的言行举动，并且随时窥测政治动向，以便及时拿出能为政治服务的“研究成果”。张国光的“双两说”，正是这样的“成果”。

　　请先看一看高日晖《近二十年<水浒传>批评综述》一文对“双两说”的介绍（此文发表于山东菏泽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按张国光的观点，金圣叹删改本之前的所有版本中的宋江都是投降派，七十回本的宋江则变成了革命派，金圣叹所有‘诬蔑’宋江的言论都是有意为之的一种‘保护色’。此说一出，立刻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这一观点的提出和论争，实际上是建立在版本研究基础上，所以问题的焦点是金圣叹是否真的如张国光所说搞了一个‘保护色’，而这是很难说清楚的，恐怕只有问金圣叹自己了。”原来这种“双两说”（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只是张国光个人主观臆断的说法，本来就是一件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正如文中所说“恐怕只有问金圣叹自己了”。按照法律上“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张国光说金圣叹如何如何，应该由他举证。他如果举不出，则这种说法就是无根据的，荒唐的，根本无法成立。

　　为了把“双两说”的内容介绍得更清楚一点，不妨再举两篇文章作证。

　　一是傅隆基《评“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一文，首发于1982年第1期《华中工学院学报》哲社版，后被收入中华书局1994年版《水浒研究论文集》。文中说：“根据张先生（指张国光）的‘两种《水浒》，两个宁江’说，就是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水浒》之前的一切《水浒》版本，无论是百回本，还是百二十回本，无论是繁本还是简本，都是‘鼓吹投降主义’的‘主题思想反动的艺术作品’，它们对人民的斗争只能起‘腐蚀作用’。而经过金圣叹的批改，《水浒》的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就起了‘根本’的变化，《水浒》就由‘反面教材’变成了‘由武装反抗到底的红线占主导地位’的‘革命教科书’了。在原来的《水浒》中，宋江是一个‘投降派’、‘叛徒’、‘内奸’、‘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只是经过金圣叹的批改，宋江就由‘原来的叛徒、特务、战犯三合一’的‘奇丑’，一变而为‘人中俊杰’，成了‘坚定的革命派’、‘打着红旗的造反英雄’、‘一个彻底反抗者的形象’。如果上面的引述没有违背张先生的原意，那么，对这样的观点，实在不敢苟同。一部书，一个人物，只要这么一批、一改、一删，就完全变了样，由‘腐蚀剂’变成‘革命教本’，由‘叛徒’变成了‘英雄’，天底下岂有这样的神话？金圣叹又哪来的这种魔术师般的法力？鉴于张先生的‘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对这个问题不能不为之一辩。”

　　二是欧阳健、萧相恺《何止多走了一小步——评“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论》一文，载于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水浒新议》一书。文中说：“‘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是贯串于《研究》（指张国光著《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一书）的核心论题，是张先生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重新评价金圣叹批改《水浒》的功过’而提出来的基本观点。按照张先生的意见，《水浒》的‘金本与旧本在思想体系上是根本对立的：旧本《水浒》以忠义标题，它塑造的主人公宋江乃是叛徒、特务、战犯三合一的典型。因此，这部小说是贯串着投降主义黑线的书；只有经过金圣叹的批改，它才变成鼓吹武装反抗到底的革命课本’。而宋江这个人物也就成了‘既无投降丑史，也无投降思想’，‘打着红旗的造反英雄’。按照《水浒》的故事情节，把写了招安的所有本子归为一类，称为‘旧本’，而把金圣叹的批改本单辟为一类，称作‘金本’，这本无可非议。问题是张先生为了拉大‘旧本’和‘金本’的距离，一方面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苛求‘旧本’，另一方面又以评价现代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词句给‘金本’戴上一顶顶桂冠。这就使得对于‘旧本’和‘金本’的评价均违背了客观实际，使人难以苛同。”

　　这篇文章中还提出了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的看法。

　　其一是指张国光在批“旧本”《水浒》的主要论点和论据，“莫不与‘评《水浒》运动’时的论调如出一辙。它给宋江加上除‘叛徒’而外的‘特务’与‘战犯’这样两项现代型的大帽子，恐怕连梁效、罗思鼎之流也会望而兴叹，而《研究》（张国光本人著作）居然称赞自己的观点等于对‘四人帮’评《水浒》去火抽薪，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不如直率地把事情点明：这是张国光在“贼喊捉贼”，他自己本来就追随了“四人帮”批《水浒》运动的队伍，写了不少文章（比梁效、罗思鼎还要卖力）。在“四人帮”垮台以后，他居然说自己的观点是拆了“四人帮”的台，进行丑表功。这样的说法当然“难以令人信服”。

　　其二是点明了“双两说”的实质，“乃在于把《水浒》这样一部伟大的充满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长篇小说推到了封建反对动文学一边。这是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也是对于三十年来《水浒》研究的一种倒退。”

　　这里的话就说得够直率了：张国光提出了“双两说”，其目的是在全盘否定《水浒》这部伟大作品，对于水浒研究来说，这是“一种倒退”。

　　问：您自己对张国光“双两说”的看法如何，可否提一个明确的意见？

　　答：可以。根据“揭穿假象，去伪存真，实事求是，据实立论”的原则，我认为“双两说”不能成立。具体意见如下：

　　一、说“两种水浒”是错误的，水浒只有一部，如果说“两种水浒”是指两种版本，那也是错误的，因为水浒有多种版本，不止两种。要问究竟有多少种？要在认真研究之后，才能作出定论。

　　二、张国光把各种版本的水浒分为两类，一曰旧本，二曰金本，这种分类也是错误的，因为世界上并无“金本水浒”。他之所谓“金本”，事实上只是水浒的一种版本而已。如果金圣叹另起炉灶，重新写了一部水浒，那才可以说是金本。既然没有所谓“金本”，也就不应该有“旧本”之说。水浒只有一部，不论各种版本的篇幅长短，情节增删有何不同，那只是一部水浒的发展变化而已，都不会变成两部水浒。

　　三、宋江也只有一个，说“两个宋江”是错误的。水浒中的宋江，不管他接受招安没有，都只是作品主角一个人的发展变化，不会变成两个人。而所谓“金本”中的宋江，被说成是“打着红旗的造反英雄”，纯属虚构，事实上并不存在。

　　四、对于金圣叹，应该作出正确的评价，让他恢复本来面目。他是明末清初的一个文人，颇有才气而不得志。他批水浒，有不少地方是批得好的，也有批得不好的，总之是有一定的贡献，需要认真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论。张国光把他描绘成一位革命之神，法力无边的魔术师，只要他一批、一改，水浒就从“腐蚀剂”变成“革命课本”，宋江就从“叛徒”、“内奸”、“战犯”三合一的奇丑变成“打着红旗的造反英雄”。而且，金圣叹心里怎么想的，张国光居然全都知道，这显然是荒唐无稽的。

　　以上所说，就是对我“双两说”的简单扼要的评论。希望通过媒体，公之于世。如果得到大家认可，或者基本上认可，那么，所谓的“双两说”也就应该从此画上句号，不可能再传之后世了。如果大家认为我的评论有错误与不足之处，也请不吝赐教，以便继续研究改正。

　　在本节的开头，我提到了罗尔纲先生的两项科研成果。一是破解了百年疑案，把洪大全从历史记载中清除出去；二是判定《江南春梦庵笔记》是一部大伪书，不再让它以假乱真。以这两件事与张国光的“学说”相比，就可以看出真假学者之大不相同。罗尔纲先生是通过自己的艰苦研究，把假人、假事、伪书一一揭穿，清除混乱现象，推动学术研究。张国光则是在有意添乱，把十年浩劫中的一些乱象（如乱批《水浒》，恶骂宋江）用学术成果的形式（即所谓“双两说”）保存下来，让《水浒》研究工作长期不能正常发展。对于国家、社会，谁起了积极作用，建设作用；谁起了消极作用，破坏作用，这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我根本不认识张国光其人，因为学科领域的不同，也没有在任何会议上见过面。2000年2月他在《零陵师专学报》上发表文章诬蔑已经去世多年的罗尔纲先生抄袭盗窃他的“双两说”文章，引起公愤，我才于2001年9月在《广西师大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加以严厉批评，他也未作回答。我们个人之间，毫无瓜葛；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但是为了扫除在水浒研究工作中间的思想障碍，不得不指出“双两说”中的一些严重错误，以正视听。

　　一、不论是治学、办事，我们都希望解决问题，而不是无事生非，制造问题。在学术上，如果发生了争论，出现两种或者多种意见。有学力的学者，就会通过认真的探讨，发现与排除一些假象，找出真象，大家的意见最后就会归于一致。冒牌学者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学力，根本不敢去触动问题本身，却在玩弄文学游戏，把本来应该加以理顺的混乱状况变得更加混乱，这就阻挠了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张国光去研究《红楼梦》，就说有两部《红楼梦》；去研究《西厢记》，就说有两部《西厢记》。对于古书，他的研究方法就是“一分为二”或“一分为X”。对于古人，亦复如此。人的一生要有许多发展变化，如果一旦发生变化（例如宋江接受了招安），就说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能说得过去吗！所谓“恍如隔世”，其实并未隔世；“判若两人”，也并非真的成了两个人。“如”与“若”都有“好像”之意，绝不是真的一变为二。孙悟空先是大闹天宫，后来皈依佛法，我们难道可以据此而提出另一个“双两说”——两部《西游记》，两个孙悟空。或者根据孙悟空能够七十二变就提出“七十二个孙悟空”之说。如果这样信口胡吹就能著书立“说”，这个学者也就太好当了。

　　二、“双两说”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金圣叹。因为有了金圣叹“点铁成金”，水浒才从“腐蚀剂”变成“革命课本”，宋江才从“叛徒”变成“英雄”。因此，张国光多年来一直努力神化金圣叹，但是又不敢真正研究金圣叹。因为一旦认真研究，金圣叹就成了凡人，再不能神化了。历史上的金圣叹究竟是个什么人物？是不是因为抗粮哭庙案被诛？1991年第4期《山西师大学报》中有曲家源一文，介绍了金圣叹的真实面目与被杀的真正原因，可供参考。文章的大意是：金圣叹一生中从未参加过任何实际政治活动，无论是明末东林党反魏忠贤阉党的斗争，还是明亡之际造成嘉定屠城的反剃发斗争，这些发生在他身边的斗争他都没有参加，很难想象他会在体弱多病须发皆白的老年去参加抗粮哭庙的活动。在抗粮哭庙的当天被捕的11人中，并没有金圣叹。他是在80天以后被府教授程翼仓供出来的。程本人也没有参加哭庙，他的招供只是出于推测。苏抚朱国治的奏疏中说“丁子伟、金圣叹、姚刚为首鸣钟击鼓，聚众倡乱是实。”实际上金圣叹并无口供，只是口呼先帝。《辛丑纪闻》的作者评论曰：“奏疏口供，皆非实据，抚臣为搞，文致其辞，四大人署名而已。”曲文中说：金在程翼仓写“参任维初六案”的同时，写了一篇讥讽任县令的杂文《十弗见》，程翼仓因此而检举了他，朱国治也因此而杀了他。金圣叹《沉吟楼诗选·春感八首》中对顺治帝感恩戴德，歌颂备至。要说此人如何进步，如何革命，那是完全脱离实际情况的欺人之谈。

　　三、正因为上个世纪20年代有了“金圣叹腰斩水浒”之说，张国光才得以建立“双两说”。所以他把这种说法视为命根子，不许任何人对此发生怀疑。周岭《金圣叹腰斩<水浒传>说质疑》一文发表，张国光赶快跳出来“企图及时遏制报刊对周文的扩散”（这是张本人说的话）。其实，学术上有何不同的看法，可以讨论，可以批评，需要这样气急败坏地“及时遏止”它的“扩散”吗？事后，张国光是写了文章去批评周岭，但是文章的题目却令人吃惊——叫做《鲁迅等定谳的金圣叹“腰斩<水浒>一案”不能翻》。还用上了“定谳”这样的法言法语。学术无禁区，什么问题都可以加以研究，哪些案子可以翻，哪些案子不能翻，你张国光有何权力加以规定？这种霸王语调，像是学者说的话么！

　　罗尔纲先生多年来一直不赞成“金圣叹腰斩《水浒》”的结论，深知当年探讨情况，也深知张国光用以支撑“双两说”的所谓“根据”从何而来。所以张国光视这位与世无争的老学者为眼中钉，恨不能除之而后快。在罗先生生前，他估计自己力有不逮，当面写信则阿谀奉承，背后则不断搞小动物，一再用不正当手段“封杀”罗先生的文章。这些活动，罗先生大都了解，我也听到不少。罗先生不屑与这种人计较，一概置之不理。罗先生去世以后，他才跳出进行攻击，说是罗先生曾经盗用了他的“双两说”，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四、“双两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彻底否定金圣叹批改之前的《水浒传》。张国光在他的著作《〈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一书中说：“首先列为批评对象的就应该是<忠义水浒>的原作者（姑认为即罗贯中、施耐庵等人）、增订者（杨定见、袁无涯等人），以及在序跋、评点中大力鼓吹“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和歌颂李逵、吴用、花荣等人‘服毒自缢’与宋江‘同死而不辞’的李贽、叶昼等人。”他这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要知道在金圣叹出生之前，《水浒传》早已成书。金圣叹对批改此书是有一定的贡献，我们并不抹煞他。但是要说只有金圣叹批改过的《水浒传》才是文学名著，才有积极作用，金圣叹批改以前的《水浒传》，不论什么版本，全是毒害人民腐蚀剂，这种观点的荒谬性读者自可判别。

　　十二、关于今后的水浒研究

　　问：您为什么要到山东菏泽来帮助建立一个水浒文化研究基地？

　　答：因为这里是历史上的水泊梁山地区，许多水浒故事都是在这个地区酝酿成熟的，因此也可以叫做水浒之乡。我自己的故事也是一片大平原，距离这里不远。我非常赞赏生活在大平原上的人耿直毫爽的性格，慷慨悲歌的豪情，远大的眼光与开阔的胸襟。现在已经是四月份了，在几番风雪之后，春天已经来到，菏泽市即将庆祝牡丹节，在这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上，云淡天高，晴空万里，大地回春，牡丹盛开。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我会信心百倍，把研究工作做出成绩来。

　　问：您将开展哪些工作？

　　答：我想分为四个方面来谈。

　　其一，是对《水浒传》这本书的研究，要让它恢复名誉，重放光采。据我所知，在上个世纪30年代、40年代，四大古典小说之中，《水浒传》始终是印数最多，读者最多的。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是印制最多的一家。到了现在，《水浒传》的印数反而远远落在《红楼梦》之后。不能否认，文革中对《水浒传》的批判严重地破坏了此书的名誉。至今人们一听到《水浒传》，就会想到“反面教材”、“投降派”、“叛徒”、“内奸”等等不好听的话，而心存顾虑。我们不去做为《水浒传》恢复名誉的工作，请问谁做！我建议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写出一份有理有据的研究报告，在网上公布征求意见。获得学者与广大读者通过后，把它压缩为一篇简短的说明，建议今后出版《水浒》，都把这篇说明印在书前。这篇研究报告和这篇说明，全都对事不对人，只把真实情况说明即可，不必提到个人名字。说明只不过是为《水浒》恢复名誉，帮助读者了解有关此书的一些争论的经过而已。

　　对于《水浒传》的许多版本（目前能够买到的版本也就只有70回本与120回本）的整理纠错的工作需要立即展开。经过一段艰苦的努力，把这个纠正本整理出来，可以叫做通行本。70回本和120回本分开整理，在说明中我们只介绍争论经过，并不歧视任何一个版本，以后哪个本子会被淘汰，宁肯让时间来考验，不必由我们去促成。如果读者容许不同的版本长期共存，大家各取所需，那也未尝不可。总之，为《水浒传》恢复名誉一事，我们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其二，我们除了研究《水浒》一书之外，还要研究水泊梁山地区所出现的一切水浒故事，包括已经收入《水浒传》的和没有收入《水浒传》的。作这一类研究工作的时候，这里的山川地势、风土人情、生活习惯、方言词语，都会对研究工作有所帮助。再把研究领域拓宽一点，我们还需要确定这个地区之所以产生水浒故事的原因，与水浒故事产生之后对这个地区的影响，这就建立了一个叫做“水浒文化”的新课题。这个新课题的研究成果，既可以推动旅游带来的发展，也可以作为地区决定经济发展决策的重要参考资料。

　　其三，通过研究工作，进行海内外的学术交流，进行编辑、出版工作。也要出版普及读物。此书本来就是从民间故事发展而来，我们岂能忘怀！此书编者如果一开头就只选几位主角（特别是林、鲁、武等人）的故事加以编织，写得深透，写得细致，已足以写成一部大书。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前重后轻，虎头蛇尾。在普及工作中，大可借鉴扬州评话选材的办法，编选重要情节，不及全书；也可以参考一些外文译本，不像寒珍珠那样全译，只译精彩部分，例如：香港英雄《中国评论》第一卷（1872—1873）载有《一个英雄的故事》，就是林冲故事。1965年纽约出版了英语《中国文学选集》，其中就有《智取生辰纲》的故事。1933年巴黎出版了法语《水浒传》节译本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与武松打虎的故事。1955年在维也纳与海德尔堡同时出版用德语节译的适合青年阅读的《水浒传》普及本。我们也希望能够出版给青少年阅读的《水浒传》中的林冲故事、鲁智深故事、武松故事等等。《水浒传》一书是由古代的群众创造出来的，我们应当努力把它普及到当代群众中去。对于一切普及读物，我们照样负责校订、加注。不仅是对成人，对于少年儿童读物也要关照，要向少儿的游戏活动提供最精炼最有趣的故事，让《水浒传》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从幼儿起就培养他们的正义感、自豪感、阳刚之气、侠义精神，使他们将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合格的接班人——龙的传人。

　　林治波：您的谈话使我们深受启发。今天我们的确应当树立一种认识，不要把水浒作为一部历史来研究，而作为一种文化来研究。我觉得，《红楼梦》与《水浒传》，是我国小说乃至我国文化中婉约与豪放的两个极致，各有其代表性。与红楼梦研究的红火相比，这些年来水浒研究过于冷清了。其实，两者不可偏废。许多水浒故事，历史上虽无其事，而有其神，今天的青少年可以从中得到精神的滋养，从而多一点阳刚之气和侠义精神；同时，通过研究可以对书中的糟粕和以往研究中的乱象进行分析批判和澄清，尽量祛除其负面影响，这对于健全民族精神、振兴民族文化、推动民族复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史教授主持的水浒研究能够顺利开展，多出成果，有机会下次再采访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