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八次接見紅衛兵的鮮為人知的片斷 zt

　　“文革”初期，毛主席8次接見了1200萬紅衛兵。每次接見，總參作戰部的領導和蔡洪江、左勇處長還有我們幾個參謀（作者張輝燦即在其中）都參與了保衛工作，我們親歷了八次接見的全過程。這些年來，我總是在想，把這些眼觀耳聞的鮮為人知的片斷、逸事整理出來，獻給讀者。

　　毛澤東的一封信

　　“紅衛兵”原本是一張小字報的署名。1966年5月下旬，清華附中的幾個學生寫了一張小字報，署名為“紅衛兵”。6月2日在清華附中的校園裡正式貼出了署名“紅衛兵”的大字報，100多個學生在上面簽了名，高中學生卜大華名列其首。接着，卜大華等幾個學生又貼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小字報，爾後又寫了《二論》、《三論》。7月28日，他們把大字報和前《兩論》交給了江青，要她轉給毛主席。

　　這些娃娃們，做夢也未想到毛主席會給他們寫信。8月1日開幕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第二個文件，就是《毛主席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信後還附着他們的《兩論》。毛主席在7月30日寫的這封信中，有三處“熱烈支持”他們的話。

　　毛澤東的這封信，把紅衛兵推上了政治舞台。毛主席寫這封信的信息立即傳遍全國，學生們把“紅衛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稱，各種紅衛兵紛紛組織起來，紅衛兵運動立即風靡全國，震驚世界。

　　第一次接見紅衛兵

　　1966年的“8.18”

　　紅衛兵運動的高潮，始於1966年“8.18”。8月18日這天，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極為不尋常日子。這天，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慶祝“文革”發動的大會，北京和外地的百萬紅衛兵、師生（以下同稱紅衛兵）參加了大會。這就是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第一次接見百萬紅衛兵的大會。

　　清晨5點鐘，毛主席就來到天安門廣場的紅衛兵隊伍中。18日凌晨1時，吃過夜餐後，蔡洪江處長對我們幾個參謀說：“休息一會兒，6點鐘到天安門指揮所”。為了早點到，不到6時我們就從三座門驅車到了天安門城樓。當我急巴巴地正要步入天安門城樓正廳門口時，在我前面的王政成參謀一把拽住了我，側耳小聲對我說：“主席在裡面，別出聲。”我往裡一看，毛主席穿着軍裝坐在正廳北面的沙發上。

　　毛主席這天未睡覺。主席的衛士長程長江同志說，為了接見紅衛兵，半夜裡主席說他要穿軍裝。因為事先沒有準備，只好在中央警衛團的幹部中尋找主席合身的軍裝。一中隊幹部劉雲堂是個身材魁梧的大個子，把他的軍裝拿給主席試穿，主席一試，正合適。這天主席通宵辦公，清晨4點多鐘他就叫準備出發。5點鐘，毛主席就登上了天安門城樓。紅衛兵看到毛主席後，頓時歡騰起來，“毛主席萬歲”口號聲響徹天安門廣場上空。

　　主席看到沸騰的紅衛兵，又走下天安門城樓，走進人群如海、紅旗如林的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隊伍之中，不斷地向群眾招手致意。很快，主席被緊緊地圍在人海之中，也就出現了被擠傷、壓傷的險情！中央警衛團和北京衛戌區的部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人海中開闢出一條人牆通道，護衛着主席安全地返回了天安門城樓。這就是主席先於我們工作人員登上天安門城樓的原委。

　　天安門內外兩重天

　　樓上樓下，兩種氣氛反差很大。這天，在天安門廣場上是萬人雀躍歡呼，一片沸騰；而在天安門城樓上卻是幾人歡樂眾人愁。今天登上天安門城樓的中央領導人，是按照八屆十一中全會8月12日新選出的中央政治局11名常委的名單次序排列的，把林彪列為第二位，劉少奇降為第八位。林彪成為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成為毛主席的接班人，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四位副主席則被改為常委。

　　這種大起大落的變化，再加上林彪在這天的講話中大講“四個打倒”和“大破四舊”，就像重磅炸彈似的把人們的腦海轟蒙了。儘管廣場上紅衛兵不時地沸騰起來，都不能改變在城樓上的黨政軍高級領導人和民主人士的愁容。就我所見，這天情緒最憂悶的是劉少奇、陳雲和賀龍元帥等。劉少奇遠遠地站在毛主席東邊，不言不語，紅衛兵給他戴“紅衛兵”袖章時，他什麼也沒有說，只是用右手往下扒拉，紅衛兵只好作罷。他站累了進城樓正廳歇息時，這時毛主席已先他進入正廳歇息，坐在靠東牆的沙發上看報，他從毛主席面前進入正廳，坐在靠北牆的沙發上，兩人相距不到2米，可是誰也未開口說話，彼此也未招手，未點頭示意。

　　陳雲在會議開始一個多小時後才到會。這時我正在城樓的西平台，有幸直觀了他來去的全過程。他走出電梯門口後，徑直走向檢閱台，而沒有到預先給他安排的位置上，只是在西檢閱台上往天安門廣場看了幾眼，既未招手致意，也未和別人講話，扭頭就返回了電梯間下樓去了，來去不過三分鐘。

　　這時的周總理已身處難境，他深知，必須當好適應“文革”的“大管家”。對於這天出現的樓上樓下兩種氣氛的極大反差，他想出了一個調解的招數，即組織1500名紅衛兵代表上天安門城樓，安排在城樓的東、西平台上，等候毛主席直接接見。

　　毛主席戴上紅袖章

　　周總理首先給這兩個方隊的紅衛兵講話，規定紀律和主席接見時的注意事項，輪流到東、西平台打着拍子指揮紅衛兵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東方紅》歌曲，爾後他陪同毛主席到東平台和西平台接見了1500名紅衛兵代表。這會兒可熱鬧了，打破了天安門城樓上的沉悶氣氛，天安門城樓上城樓下的歡騰融為一體，“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歌曲聲響徹城樓和廣場的上空。

　　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這1500名紅衛兵，在毛主席接見後，他們的欲望更高了，誰都想面對面地看看毛主席，甚至與毛主席握握手。這時總理也指揮不了他們了，方隊亂了陣，他們開始在東西平台和檢閱平台亂串了。毛主席從檢閱台走到城樓西南角時，被一群紅衛兵攔住了。這時，我正在毛主席跟前，全神貫注地留意着他此刻的一言一行。圍住毛主席的紅衛兵，拿着“紅寶書”或小本本、鋼筆，爭着請毛主席簽名留念。主席一個一個地接過他們的本和筆，簽上了“毛澤東”三個字，別的什麼也未寫。就在這時，一個女紅衛兵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主席高興地接受了，並親切地與她握了手。爾後得知，她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宋彬彬。過了一會兒，一個男紅衛兵給毛主席戴“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袖章，剛把袖章套過手腕時，毛主席看了看袖章上的字，什麼話也未說，就用右手往下扒拉袖章，表示他不接受“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的袖章。這時，我馬上聯想到，毛主席過去曾說過，他不同意“毛澤東主義”的提法。

　　毛主席戴上“紅衛兵”袖章的信息立即傳遍與會的百萬紅衛兵，城樓上下一片沸騰。他們搖着旗高呼：“毛主席是統帥，我們是毛主席的紅小兵”。

　　毛主席戴上“紅衛兵”袖章，把紅衛兵運動推向了高潮。他看到城樓上下歡呼、沸騰的場面高興地說：“這個運動規模很大，確實把群眾發動起來了，對全國人民的思想革命有很大的意義。”

　　這天，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整整6個小時。

　　從這天起，紅衛兵開始衝出校園，走向社會大破“四舊”，大抓“走資派”。

　　第二次接見50萬紅衛兵

　　1966年“8.18”大會後，紅衛兵運動的烈焰越燒越猛，很快形成了全國性“大串連”浪潮。外地來京的紅衛兵日益劇增。

　　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第二次接見50萬紅衛兵。第一次接見紅衛兵時，在天安門廣場的紅衛兵反映看不清毛主席，要求改進接見方法。於是周總理決定，對這次接見方式做些調整。就是請主席先乘敞篷車接見在廣場和長安街上的紅衛兵，爾後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接見通過天安門的紅衛兵。

　　17時40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分乘5輛敞蓬吉普車從大會堂東門出發，在兩邊各4輛敞蓬警衛車的護衛下，緩緩地駛進廣場的通道，檢閱、接見通道兩側的紅衛兵。毛主席不斷地向紅衛兵招手致意。“毛主席萬歲”的口號聲響徹廣場上空。當車隊駛到金水橋時，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下車登上天安門城樓。

　　這次接見大會由代理中央“文革”組長江青主持，18時40分她宣布大會開始。林彪戴上“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袖章講話。他極力鼓勵紅衛兵的“橫掃四舊”行動，並強調要重點打擊“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時，周總理生怕運動破壞工農業生產，危及國計民生，他在每次講話中，總是力圖講一些限制性的話。這次講話，他強調“要學習解放軍的三八作風，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用文斗，不要武鬥。講話後，開始接見通過天安門的紅衛兵。

　　第三次接見100萬紅衛兵

　　隨着“大串連”浪潮的高漲，來京串聯，要求毛主席接見的紅衛兵從四面八方湧進了首都。來勢之猛，人數之多，再加上衣食住行全部免費，使首都接待紅衛兵的工作實在是到了難以應付的地步了。黨政機關又遭到衝擊，難以行使職權。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周總理只好將首都工作組的重心轉入組織接見紅衛兵上。

　　依據需要，首都工作組組建了八個聯合指揮所，簡稱八大聯指。由軍兵種、駐京部隊、軍事院校等單位的領導任各聯指指揮員，並以這些單位的人員為主，吸收中直、國務院、北京市系統的有關人員參加，分別組成每一個聯指，分片負責接待紅衛兵和組織紅衛兵參加接見。首都工作組辦公室主任鄭維山秉承總理的旨意，統管八大聯指的工作，部隊組辦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參謀王政成、王日升和我等參與組織指揮的具體工作。

　　進入9月份後，首都接待紅衛兵工作開始處於飽和狀態，吃住發生了困難，不少接待單位叫苦連天，有些接待指標分配不下去了，有的單位拒絕接受。周總理不斷地像戰爭動員那樣進行動員。在一次動員會議上總理說：“困難再大，也必須把毛主席請來的客人接待好。我在中南海接待1萬紅衛兵，由在邢臺抗震的187師派人來負責。”這個“激將法”一使，誰也不敢再叫苦、說難了，只好挖掘最大潛力接受接待任務。

　　迸人9月中旬，第3次接見紅衛兵的各項工作已準備就緒，安排70萬紅衛兵參加接見。因發生了一個歹徒劫車撞死了衛戍區清河哨卡哨兵並搶走了他的手槍的事件，為保證主席的安全，總理決定破案後再接見。14日破了案，15日安排接見。由於推遲了幾天，參加接見的紅衛兵增加到了100萬。

　　第3次接見，仍沿用第2次接見的方法，9月15日17時15分，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乘5輛敞篷吉普車從大會堂東門出發，先接見在廣場和長安大街的紅衛兵，爾後登上天安門城樓。這次大會由康生主持，18時開會，林彪、周恩來講話後，毛主席開始檢閱、接見通過天安門的紅衛兵。這次有300名紅衛兵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接受了毛主席的直接接見。

　　第四次接見150萬紅衛兵

　　1966年10月1日，是建國17周年慶典的日子。這天，150萬首都人民和外地來京的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國慶大會，也稱毛主席第四次接見150萬紅衛兵。

　　上午10時，《東方紅》樂曲響徹整個廣場上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人、民主人士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林彪、周恩來講話後，遊行方隊通過天安門，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接見。

　　晚上，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盛大的焰火晚會。晚上7點多鐘，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在大會堂西門外登車出發。當主席的車到達南長街南口時，被紅衛兵攔住了，一窩蜂似的湧上來，都爭着要看毛主席，主席的車一停，後面的車隊全堵住了，頃刻間被包圍在人海之中。任憑周總理和中央警衛局的同志怎麼疏導也不管用。

　　林彪下車高喊：“我是國防部長，讓我們的車到天安門參加晚會。”可是穿着軍裝，戴着紅衛兵袖章的“副統帥”竟然指揮不動眼前的這些“紅小兵”。要看毛主席的人，洪水般地涌過來了，毛主席被擠傷的情況隨時都可能發生。在這十分危險的關頭，中央警衛團的領導帶領警衛團的部隊趕到了，北京衛戍區的機動部隊也趕到了，在周總理的統一指揮下，兩支部隊硬是開闢出一條人牆通道，才使毛主席等中央領導的車隊安全地駛進天安門。

　　為了保證毛主席從中南海到大會堂、到天安門路線暢通，行駛安全，周總理指示首都工作組着力加強這兩條路線的警衛部署，鄭維山、傅崇碧商量後經報請總理同意把這一重任交給了警衛3師。按照周總理的指示，警衛3師在大會堂西側、南長街、北長街部署了一個加強團的兵力，以部分兵力執勤，主力作為預備隊，以應付突發事件。為便於指揮，在南長街南口開設了師指揮所，師長邱巍高坐鎮，忠誠、堅決、認真地執行了周總理的指示，保證了主席爾後行車的暢通和安全。邱巍高在周總理的腦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文革”初期，毛主席8次接見了1200萬紅衛兵。每次接見，總參作戰部的領導和蔡洪江、左勇處長還有我們幾個參謀（作者張輝燦即在其中）都參與了保衛工作，我們親歷了八次接見的全過程。

　　第五次接見150萬紅衛兵

　　1966年10月15日凌晨1時多，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召集首都工作組、北京衛戍區和聯指有關人員開碰頭會，研究布置準備第五次接見紅衛兵的工作。

　　周總理撐着疲倦的身軀，焦慮不安地說：“主席日理萬機，本來就夠累了，又在43天中連續四次接見紅衛兵，一站就是幾個小時，主席實在是太累了。我不忍心讓主席再這樣受累了。我想用夾道歡迎的方法接見紅衛兵。”接着他問道：“北三環通到哪裡了？”蔡洪江回答：“通到友誼賓館了。”並問我帶圖了沒有？我即從挎包里取出絲綢印製的萬分之一比例尺的北京市地圖展開在總理（坐沙發）面前的地毯上。具有高超識圖用圖藝術的總理，立即把目光調向天安門廣場，沿着長安街、建國門內外大街、東三環、北三環路一段一段地觀察，分析兩邊的建築物分布情況。而後，他手指着地圖說：“就沿這條路線兩邊擺紅衛兵。今天上午你們到沿線看一下，按照實地情況計算一下能擺多少紅衛兵，實行這個方案的最大問題是保證主席的安全問題，你們要制定一個萬無一失的接見方案和警衛方案，明晚11時拿到這裡研究。”

　　16日午夜，首都工作組辦公室負責人鄭維山、部隊組辦公室副主任蔡洪江、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在福建廳向周總理匯報了接見方案和警衛方案。總理認真審查後，認為這兩個方案可行，當即決定按方案立即進行準備，18日12時左右實施接見。

　　按照總理審定的方案，首都工作組、北京衛戍區、公安局和各個聯指立即投入到緊張組織準備工作中。

　　為保障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在50里長的接見路線上的安全，採取了全方位的警衛措施。北京衛戍區採用了車、警、民（民兵、治保組織）三結合的警衛布勢，武裝哨與便衣哨結合，地面警衛與立體（控制制高點）警衛結合，對沿路兩邊的建築物、住戶、臨街危險窗口、制高點等進行了全方位的警衛、監控。衛戍區4個師中的機動兵力全用上還不夠，又從駐京軍兵種中調用了部分力量。

　　17日晚11時，鄭維山、傅崇碧、蔡洪江等在福建廳向總理匯報了接見方案、警衛方案準備工作的落實情況。總理對周密的接見部署、嚴密的警衛措施完全贊同，又一再強調在實施中要“萬無一失”。

　　18日上午，離實施接見不到1個小時了，周總理又從人民大會堂來到了首都工作組設在天安門城樓的指揮所。他問鄭維山、蔡洪江：“你們想過沒有，若是紅衛兵沒有思想準備，主席的車通過時，他們沒看清主席，要求再次參加接見怎麼辦？要立即寫個廣播通知，交給宣傳車，在主席車出發進入通道前5分鐘開始廣播，過早了容易泄密。”接着，你一言他一語地議論《通知》的內容，我在小本子上邊記邊整理。議論後總理叫我把《通知》稿念給他聽。總理聽後說：“就這樣，馬上交給宣傳車，並告訴廣播員，一定要在主席車出發前5分鐘開始在沿線上逐步向前廣播。”

　　12時45分，宣傳車從人民大會堂東門出發開始廣播接見《通知》，12時50分，《東方紅》樂曲響徹廣場上空，接見開始了。毛主席、林彪、周總理各乘1輛敞篷吉普車，中央其他領導人分乘6輛敞篷吉普車，從人民大會堂東門出發，在12輛敞篷車開道、警衛車的引導護衛下，首先接見廣場的紅衛兵，而後沿着東長安銜、建國門內外大街、東三環路、北三環路緩緩駛去。紅衛兵都按廣播《通知》的要求辦了，都在原地、原位有準備地、秩序井然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檢閱、接見。那次只用了1個小時，接見了50里巨龍似的150萬紅衛兵。

　　接見先後出現了意外險情。當主席的車西進到大鐘寺東側時，與外地剛來京的紅衛兵相遇。這些紅衛兵看到毛主席後，蜂擁而上攔住了主席的車，整個車隊頓時被三四百個紅衛兵圍住了，周總理、主席的警衛人員、警衛處長畢庶暢等急忙下車疏導也不管用。

　　一個男紅衛兵跳上了蔡洪江與楊成武、傅崇碧同乘的敞篷車（在主席左後側），他想通過此車再跳上毛主席的車。蔡洪江手疾眼快一下子把他拽住了。他極力掙脫，並說：“我是毛主席家鄉的人，我要上車看毛主席。”他極力掙脫，把蔡洪江的衣袖都拽破了，蔡洪江則死死拽着他不放。這時圍觀圈越壓越小。就在主席有被衝撞擠傷的情況下，衛戍區在北太平莊的4個機動連，天兵天將似地出現在現場，在總理、蔡洪江、畢庶暢的指揮下迅速開闢出一條人牆通道，才使主席等中央領導的車隊安全地脫離了險境。

　　第六次接見200萬紅衛兵

　　第5次接見方式最省時間，最能減少主席的勞累，但周總理考慮到主席的安全，不敢在50里長的路線上重複使用上次的方式，於是他決定，以紅衛兵乘車通過天安門的方式進行第六次接見。

　　搭載200萬紅衛兵通過天安門，至少需要6000輛卡車。當時駐京部隊的卡車為數不多，要在3天內運籌6000輛卡車難度極大。首都工作組報請總理同意，連夜從瀋陽、北京、濟南等軍區和軍兵種中抽調，火速雲集北京，由北京衛戍區統一指揮編隊。

　　當時北京能通卡車的大街不多，二環路、三環路尚未溝通。6000輛卡車的編隊，登車點的確定和各路卡車縱隊通過出發點、天安門的時間，以及疏散出口的規定等等，都必須作出科學的計算、準確的規定、密切的協同，進出路線都不能交叉運行。首都工作組把制定這一科學規劃的任務交給了衛戍區參謀長劉光譜。他對摩托化部隊的集結、開進、疏散有經驗。他和科長胡自成，參謀劉廣文、朱海英等日以繼夜、通宵達旦制定出一份蜘蛛網式的地圖註記式的行車計劃。周總理在福建廳聽取了劉光譜、邱巍高的匯報後，又親自審查這個計劃，並指示按這個計劃組織一次演習。

　　1966年11月1日，首都工作組在天安門城樓組織6000輛卡車進行了一次模擬演習。首都工作組沒有邀請周總理觀看演習，因為考慮到這時的周總理既要把日益混亂的國家管理好，又要把混亂局面的外交辦好，為防備林彪、江青一夥的暗算，又必須把紅衛兵當作“毛主席請來的客人”接待好，這個外交內政的“大管家”實在是太難當了。

　　接見紅衛兵以來，周總理一晝夜只能休息四五個小時。為了讓他多休息兒一會，我們沒有驚動他。可是總理極為重視這次演習，他未讓首都工作組知道，獨自在人民大會堂的二樓觀看了演習的全過程，並在演習結束後，又召集首都工作組、衛戍區領導在福建廳開會，研究解決演習中發現的問題，並重新規定了6路車的車速和間距。

　　11月3日上午10時10分，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登上天安門城樓，接見大會開始。林彪講話後，10時20分搭載紅衛兵的6路卡車開始緩緩地通過天安門，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接見。

　　然而事與願違，這種接見方式很不理想，搭載紅衛兵的6路卡車，未能像演習那樣順利地通過天安門。因為當卡車進到金水橋時，車上的紅衛兵都爭着要看清毛主席，車廂南面的人拼命地往車廂北邊擠，任憑廣播員怎麼勸說，他們也不聽。這樣，卡車載重失去平衡，時有翻車的危險，司機只好再放慢速度，不能按計划進行，致使整個接見時間延長，直到下午3時才結束。

　　第七次接見200萬紅衛兵

　　進入1966年11月份以後，北京的天氣逐步變冷，周總理考慮到立冬後再接見紅衛兵，保障娃娃們的衣食住行將遇到極大的困難。

　　他力圖說服毛主席儘早結束接見紅衛兵的活動。經請示毛主席同意，11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署發出了一個緊急《通知》，規定紅衛兵和師生“暫停來京和到各地串連”。可是，這個最高權威的紅頭文件這時對紅衛兵已沒有約束力了，來京的勢頭不但未減反而更猛了。

　　為了早接見、早回去，周總理在第六次接見後的第七天，又安排了第七次接見200萬紅衛兵。這次接見因人數太多，周總理安排分兩批接見。

　　11月10日上午10時開始，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第一批150萬紅衛兵。紅衛兵以遊行的方式接受毛主席的檢閱、接見。這次接見進行得非常遲緩。紅衛兵為了多看一會兒毛主席，走到金水橋時，或是放慢腳步，或是打漩渦來回翻滾。

　　毛主席為引導紅衛兵西進，不斷地沿着檢閱台往西走，手揮軍帽，示意不要在天安門前停留。

　　周總理不斷地叫我們打電話告訴邱巍高組織部隊疏導。這種打漩渦翻滾漸進式的接見，直到下午4時才結束，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整整6個小時，實在是太累了。

　　11日，接着又進行第二批接見。把50萬紅衛兵擺在天安門廣場（留出通道）、東西長安街上，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乘9輛敝篷吉普車進行了接見。

　　第八次接見250萬紅衛兵

　　進人1966年11月下旬，上次接見過的紅衛兵還未走完，新來京的紅衛兵又達到250萬，兩項之和，在京的紅衛兵將近400萬。

　　“小雪”過後北京的天氣已經很冷了，400萬紅衛兵或是離家過早，或是從南方來，他們絕大多數都穿着單衣，沒有禦寒衣物。這時，周總理遇到的最大困難、最大壓力是給這些衣食住行全免費的“客人”解決禦寒被服，防止凍傷。可是，北京市的庫存物資全部拿出來了也無濟於事。

　　經報請毛主席同意，周總理像進行戰爭動員那樣在工商系統和北京市進行了全面動員，號召工商部門、工廠、商店、倉庫，把棉被、棉衣、毯子、絨衣、球衣等禦寒物品全部拿出來。幾經動員，同舟共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決了這個大難題。周總理的高超指揮藝術，在這個關頭使林彪、江青一夥找不到茬兒。

　　這時，毛主席已經不太情願接見紅衛兵了。“小雪”已過，周總理設想在25、26日兩天中全部接見完在京的250萬紅衛兵。當周總理把這個設想報告毛主席時，主席說：“不是停止串連，要回原地鬧革命嘛。”

　　總理說：“己經來了，天又漸冷，北京市壓力很大，要儘快想辦法見，讓他們快回去。他們不走啊。”

　　主席說，“這些紅衛兵娃娃來了，你不見，他們不走，天冷了，了不得”，“這是逼上梁山呀！”

　　主席同意總理的建議，把第八次接見作為最後一次接見。因為人數太多，周總理為減輕毛主席的勞累，決定把250萬紅衛兵分兩批進行接見。11月25日接見150萬，26日接見100萬。

　　兩批接見均把紅衛兵擺在天安門廣場、東西長安街、西郊機場，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人乘9輛敞篷吉普車進行接見。

　　25日接見完廣場、東西長安街的紅衛兵後，周總理請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到大會堂休息一會兒，而後一起出發去西郊機場。

　　不多一會兒，主席催着要出發，總理怕西郊機場未準備好，去早了怕主席在野外受凍的時間長，打電話詢問又怕不準確，便叫蔡洪江坐他的“吉斯”專車親自去看一下。一路綠燈放行，蔡洪江很快疾駛到機場，僅用了幾分鐘，就用總理車上的無線電話向總理報告：“一切準備就緒，可以出發了。”

　　總理這才放心地讓主席等中央領導的車隊出發，到機場後，一點時間也未耽擱，開始得很順利。

　　26日下午，在西郊機場進行了最後一次接見。接見後發生了兩個意外的事故。一是又冷又餓的紅衛兵還未等主席換車，就“散鴨子”了，把機場大門堵得水泄不通，主席的車無法回中南海，只好返回走人行道，從機場東北側的一個小門改去玉泉山。蔡洪江等步行協助毛主席的警衛人員把主席護送到了玉泉山。二是散場時紅衛兵擁擠不堪，將機場外的一座羅鍋橋壓斷，踩死了幾個人，傷了十幾個人。

　　在1966年70天的時間裡，毛主席8次10批接見了1200萬紅衛兵。接見完後，周總理叫首都工作組寫總結報告給主席。蔡洪江讓我起草。我撰寫了一個很長的總結報告，經蔡洪江修改後，由鄭維山簽發報周總理轉報主席。

　　接見紅衛兵真是累壞了周總理。未親歷其境者，是難以理解周總理當時的處境和付出多大心血的，他的辛勞真的達到了極限。

　　接見1200萬紅衛兵，消耗的財力、物力無計其數，負面影響不可估量。後來紅衛兵被造反派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