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黄海海战第二阶段：联合舰队战术优势充分发挥
　 当比叡、赤城遭受围攻之时，西京丸眼见两舰难于支撑，发出“比叡、赤城危险”的信号。恰巧松岛也发出了“第一游击队回航”的信号。按照伊东本意，是让第一游击队右转，从北洋水师后方向其左翼绕行，但是坪井航三误解了此信号含义，以为是对西京丸信号的回应，命令他回航援助比叡、赤城，乃下令全队左转，回救两舰。这样就使伊东陷于困惑之中。他不能下令纠正坪井的错误，因为第一游击队正在左转，而海战中每一次调头都是危险的行动，再次调头将使第一游击队陷入困境；同时他也不能按照原计划命令本队左转，这样将与第一游击队航向重复，整个战术构想都将化为泡影。于是他断然决定本队右转，沿着第一游击队原来的航迹前进，绕向北洋水师后方，而第一游击队则从北洋水师前方驶过，执行本队预定的任务。通过调换本队和第一游击队的角色，伊东祐亨出色地化解了这次意外，没有给北洋水师任何利用它的机会。而当北洋水师的官兵从痛击两三艘弱舰的兴奋中清醒过来时，他们已经被第一游击队和本队夹在中间了。
　　
正当上述战局变化形成之时，执行警戒任务的平远、广丙两舰和福龙、左一两鱼雷艇驶向主战场助战。约在下午2时30分以后，遇上了刚刚被第一游击队救出，逃脱主战场的西京丸。该舰本一商船，加装火炮后号称代用巡洋舰（注释26），其实几无战力。它发出“比叡、赤城危险”的信号后被定远、镇远追击，已受重伤，此时又为平远等舰在500米战距内围攻，中弹起火。福龙鱼雷艇也向其连射两枚鱼雷，被其躲过。福龙驶至距其舰首40米处又发一雷，西京丸已无法躲避，桦山资纪在舰桥上眼看鱼雷射来，目瞪口呆，唯有待毙。不想因距离太近，鱼雷从舰底深水穿过，西京丸得以侥幸逃离。与此同时，平远和广丙也与联合舰队本队对射。本队正在顺时针向北洋水师后方绕行，来远、经远等水师右翼各舰位于其右舷，平远等舰位于其左舷。平远与松岛相距2200米时，其260毫米主炮命中松岛，但此炮也马上被松岛还击之弹打坏，并引起火灾。平远与广丙乃暂时退避。不过当平远控制住伤情之后也未回主战场，而是与广丙等继续追击逃走之日舰。海战行将结束方才归队。

于是主战场上还剩中方八舰与日方九舰。第一游击队回航援救比叡、赤城和西京丸并使它们逃出主战场后，驶至北洋水师前方，而本队击退平远、广丙后驶至北洋水师后方，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北洋水师则仍然没有任何指挥，各舰盲目跟随定远前行且基本保持队形。下午3时20分左右，第一游击队逆时针绕行至致远舰前方，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在海上横行无忌的嚣张激怒了豪勇敢为的致远管带邓世昌。早在丰岛海战后，他就对部下们表示：“设有不测，誓与日舰同沉！”此时他认为正是撞击吉野，与之同沉而以死报国的最佳时机。他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舰，则我军可以集事！”（注释27）于是鼓轮怒驶吉野而来。对联合舰队而言，它不断进行战术机动所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为形成集数舰火力于北洋水师一至二舰的形势。致远离战列而出正是第一游击队渴望而难求的，于是其四舰左舷速射炮的炮火象暴雨一般砸向冒失的致远，有四颗榴弹同时命中其水线，引爆了舰首舷边鱼雷发射管里的一枚鱼雷（注释28），导致其舰首进水下沉。但致远却仍奋力前行，直至前部船身完全沉没，尾部跷起，推进器现于空中，犹旋转不已。全舰官兵246人遇难，只有7人幸免。据说邓世昌本人落水后，其仆曾以救生圈付之而不受，爱犬衔其臂不令溺，邓世昌用力按犬入水，誓与舰同沉。海战结束之后，山东荣城的海岸上时有一些北洋水师死难官兵漂来，荣城人民认为邓世昌遗体即在其中，乃为其立祠、墓。本文作者幼时去荣城，曾前往拜谒邓世昌墓。

不论邓世昌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我国人民面对侵略时英勇无畏精神的化身，我们都必须承认，致远并不因为邓世昌的勇敢——或者说蛮干而有任何突破第一游击队速射炮火网的机会。在海战史上，自远古的桨帆船时代以来，接舷战、撞击战和投射战长期都是海战仅有的作战方式。其中接舷战和撞击战都需要双方战舰发生直接接触，然而投射武器射程和威力的增加却一直在使战争形态发生着引人注目的变化：战争双方交战距离越来越远，敌我间的直接接触日益困难。1571年的李班多海战是海战史上第一次不依靠接舷战的重大海战，从此接舷战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撞击战仍然存在，因为其需要与敌舰接触的时间较接舷战为短。所以直到装甲蒸汽舰队出现之后的1866年利萨海战，奥地利海军的“费迪南德·马克西米利安”号战舰仍以撞击战的方式击沉了对方的“意大”号战舰（注释29）。不过利萨海战的双方使用的仍然是弹头与火药分别装填的旧式火炮，一旦速射炮装备到战舰的炮塔上，将使射速提高5～10倍，这也就意味着战舰的火力增加5～10倍，从而使任何军舰试图突破对方火网进行撞击的尝试都注定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7月25日，丰岛海战中广乙舰向着以速射炮武装起来的敌军战舰所做的一系列英勇撞击尝试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而54天之后，没有从过去学得任何战术教训的致远舰又以全舰官兵的生命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有人评价邓世昌“有古烈士风”，不错，古代忠臣正以“平日袖手论心性，危时一死酬君王”而著称。然而战争不能靠无谓牺牲来获得胜利，胆怯避战的指挥官会葬送同僚和部下，而狂热冒失的指挥官则葬送自己的部下，他们做了同样的事——帮了敌人的忙。无论邓世昌出于什么动机，他不仅与即将逃跑的方伯谦一样，帮助联合舰队解决了一艘现代化的巡洋舰，而且还搭上了245名部下的性命。

致远舰的惨剧绷断了济远管带方伯谦脆弱的神经，他十分清楚第一游击队击沉致远后必将攻击位于舰队最左翼的济远，于是在恐惧之中下令济远转舵逃跑，迳直驶回旅顺。几天以后方伯谦被以临阵脱逃罪名正法。关于济远是否逃跑，史界至今仍有争论。本文认为至少有三个事实是无可怀疑的：1.丰岛海战中济远就曾只顾逃跑而未向操江和高升发出警告。2.黄海海战中济远是北洋水师中弹最少、伤亡最小的战舰之一，仅中15弹，伤亡15人。比它晚得多才参加战斗的平远尚中24弹，伤亡15人，而中弹最多的来远则中了225弹，尚且坚持到最后（注释30）。3.这艘中弹少、伤亡小的战舰却是唯一从战场直接逃回旅顺的，其它除了一同逃跑的广甲外，即使受伤暂时脱离战场，只要不搁浅沉没，都在简单修理后驶回战场继续作战。
　　
广甲与济远同编一队，其管带吴敬荣认为济远之逃开了先例，也随之逃跑，至大连三山岛外触礁搁浅。吴敬荣纵火焚舰，率众登岸。广甲第二天为日舰击毁。
　　
致远沉没，济远、广甲逃跑后，北洋水师左翼无存。第一游击队曾追击济远、广甲，因距离太远而放弃，于是从北洋水师战列前横过，绕到其右翼集中火力攻击经远。超勇、扬威两舰起火后，经远便暴露于水师最右翼，如今和当时超勇、扬威两舰被攻击时的态势完全一样，它也遭到第一游击队四舰集中攻击，而本方其它战舰同样因保持队形而不能施以援助。管带林永升、大副陈荣、二副陈京莹先后阵亡，经远水兵在高级军官全部阵亡的情况下自行战斗，直至战舰在烈焰中下沉，炮手仍然开炮不止。当全舰沉没后，只有16人被救起，其余200余人全部遇难。
　　
海战的第二阶段，联合舰队成功地化解了一次意外，使其战术优势充分发挥，击沉北洋水师两舰，迫使另外两舰逃跑。至此北洋水师共有六舰或沉没、或搁浅、或逃跑，实力损失近半。另外，平远与广丙等舰曾经参战，却又因追击逃敌而远离主战场，未能起到更大作用。

六、 黄海海战第三阶段：北洋水师死里逃生

到下午3时30分左右，北洋水师左、右翼尽没，只剩下定远、镇远、靖远、来远四舰，而联合舰队仍有九舰继续战斗。由于第一游击队和本队不断地环绕进攻，此时北洋水师所竭力保持的队形终于溃散了。本队包围了定、镇两舰，第一游击队则猛攻靖、来两舰。这件事反而挽救了北洋水师。第一游击队和本队自开战以来，经过定、镇二舰时打几炮就走，绕到两翼外侧定、镇二舰8门305毫米主炮所不及的地方再行攻击。它们这么做是为了先尽量少与定、镇二舰交锋，利用局部数量与火力的优势逐次翦灭两翼各舰后，再围攻定、镇二舰。现如今它们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定远和镇远已经孤立。但是本队也再无法躲避两舰强大的炮火，必须正面与之交锋了。问题在于本队任何一舰的装甲都不能承受对方305毫米穿甲弹，而它们的3门320毫米重炮由于“三景舰”船轻炮重的缺陷而难以在行进中取准，同时它们的中口径火炮和速射炮，其穿甲弹又无法穿透定、镇二舰的装甲。所以它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以榴弹扫射二舰甲板以上的部位，然而北洋水师在海战前的准备工作，如在要害部位堆以沙袋等措施，又将榴弹的危害减到最小。这样本队虽有五艘重巡洋舰，但面对两艘二级战列舰，其实无能为力。在这种貌似以多打少的战斗中，日本水兵目睹定远中弹无数却好像无动于衷，不由惊呼：“定远怎么还不沉呐！”（注释31）其实日本水兵并不知道，尽管有厚重的装甲和巧妙设计的临时措施加以保护，如果没有两舰官兵视死如归的坚强意志，也不可能坚持到现在。据马吉芬记载：“镇远12英寸巨炮炮手某，正于瞄准之际，忽来敌弹一发，炮手头颅，遂为之掠夺爆碎，头骨片片飞扬，波及附近炮员，而炮手等毫无惊惧，即将尸体移开，另以一人处补照准，赓续射击。”（注释32）而镇远前甲板被敌弹引起火灾，损管人员冒着密集的弹雨，生死置之度外，全力灭火自不待言，还有一名军官甚至“泰然自若地拍摄战斗照片。”（注释33）
　　
定远和镇远上的苦难由松岛连本带息地加以偿还了。当松岛中了一发定远305毫米巨弹之后，全舰陷入一片火海。对于这致命的一弹，日人平田胜马在《黄海大海战》中描述：“……头、手、足、肠等到处散乱着，脸和脊背被砸烂得难以分辨。负伤者或俯或仰或侧卧其间。从他们身上渗出的鲜血，粘糊糊地向船体倾斜方向流去。滴着鲜血而微微颤动的肉片，固着在炮身和门上，尚未冷却，散发着体温的热气。此情景，已使人惨不忍睹。但更为凄惨的，是那些断骨，……这不是普通的炮弹，而是三十公分半巨弹的爆炸。因此，被击中的人，自然要粉身碎骨，肌肉烧毁，形迹无存，仅余断骨而己。这些断骨，已无皮肉，好象火葬场火化后捡到的白骨。”（注释34）被此弹当即击毙击伤者达到84人，创下了甲午海战中一弹所造成伤亡的最高记录。加上以前的死伤，全舰已伤亡113人，占总定额人数32%。同时舰体损伤严重，舵机毁坏失灵，完全丧失作战能力。于是伊东祐亨移将旗于桥立，继续指挥战斗。但是松岛的劫难已使日军士气低落、斗志涣散，尤其是剩下四舰完全不是定远和镇远的对手，伊东感到无力再战，于下午5时许命第一游击队归航，准备退出战斗。
　　
然而与本队不同，第一游击队正处于优势地位。其四舰迫使靖远、来远二舰且战且退。两舰本不同型，于此危急时刻临时结成姊妹舰，相互配合，撤退到大鹿岛附近，利用两舰吨位小（分别为2300吨和2900吨）吃水浅的特点背靠大鹿岛浅滩，以舰首重炮对敌，抓紧时间抢修。第一游击队各舰吨位都在3000吨以上，吃水较深而不敢靠近浅滩，限制了其快速巡洋舰的机动作用，又为靖远、来远的舰首重炮所迫，一时未能取得更大战果。但是靖远、来远处境更为艰难，来远中弹200余颗，引起的大火迫使损管人员拆除通气管，以防火势蔓延，结果机舱热度增至200度。舱内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工作，“莫不焦头烂额，双目俱盲”（注释35）。靖远也中弹100余颗。尽管趁第一游击队暂时不能靠近之机两舰的伤情都得到一定控制，然而长此下去，两艘重伤之舰，决非第一游击队四舰对手。幸而就在此时，第一游击队离开战场去与主队会合。
　　
靖远和来远乃趁机修竣归队。靖远管带叶祖珪采纳了大副刘冠雄的建议，代替旗舰升起收队旗，号召各舰艇归队。于是平远、广丙、福龙、左一和在大东沟口内的两艘炮舰和两艘鱼雷艇均归队参战，北洋水师的指挥也重新恢复。至5时30分，伊东担心天色将尽，入夜后北洋水师鱼雷艇可能发动夜袭，于是停止战斗，向南撤退。他所不知道的是此时北洋水师虽然各舰归队，声势复壮，其实却弹药将尽：“定远只有三炮，镇远只有两炮，尚能施放。”（注释36）北洋水师尾追数海里，但因联合舰队航速较快，追之不及，乃返回旅顺。时为下午5时半，距定远向联合舰队发出第一弹，已经过去了近5个小时。
　　
在海战的最后阶段，形成了两个战场。联合舰队在两个战场上都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但只有第一游击队拥有真正的优势，本队实际上处于劣势。如果伊东祐亨能够坚持到第一游击队击沉靖、来两舰，再与本队会合围攻定、镇二舰，本有机会歼灭北洋水师。幸而伊东不知北洋水师弹药将罄，轻易地退出战场，挽救了北洋水师。

七、 黄海海战的影响

　　日本方面的资料不承认联合舰队先退出了战场，但其对海战的最后阶段语焉不详，丧失了这种说法的可信性。因此，真实的历史当如中国方面的资料所详尽记载的那样：在战场上坚持到最后的，是北洋水师。可是在损失方面，联合舰队伤亡300余人，四艘战舰丧失战力——其中有三舰均为弱舰，且无一舰沉没。而北洋水师则伤亡800余人，永远损失了5艘战舰，其它各舰也都重伤。如果以谁先退出战场来判断战役的胜负，那么北洋水师就是胜利者；如果以损失的大小来判断，那么就得承认联合舰队获胜。按照这种思路讨论下去可就令人无所适从了，幸好我们还可以考虑一场战役对整个战争的影响。古代伊壁鲁斯的国王皮洛士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同罗马人作战，每次战役都能把对手赶出战场，不过自己损失更大，有一次他对部下说：“如果我们再取得一次这样的胜利，谁也不能跟我回伊壁鲁斯去了。”（注释37）同样，尽管黄海海战中最后留在战场上的是北洋水师，但是它已失血过多，从此只能藏身于威海卫，再也不敢接受联合舰队的挑战，任由其掌握所有海域的制海权。但有论者谓北洋水师的战斗保障了它完成护送陆军登陆的任务，据此推论北洋水师达到了战役目的。此说与事实不符，因为海战爆发前5小时，即9月17日晨7时，陆军登陆已顺利完成，北洋水师护送陆军的任务也就此结束。当中午12时，双方舰队交战时，北洋水师的战役目的已经与它的对手一样单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所以从是否达到战役目的的角度来判断海战的胜负，实质上仍是双方损失大小的问题。总之，这场战役虽不象日本吹嘘的那样是“大捷”，然而对北洋水师来说，也称得上是一次决定性的挫败了。

　　于是在黄海之战以后，李鸿章就把“避战保船”发挥到了极致，不过此时这也还算明智的选择，否则正中联合舰队下怀——它正在寻机与大为削弱的北洋水师再战，从而歼灭之。

　　这样北洋水师唯一的机会就是放弃一切在开阔海域与敌决战的想法，借助威海要塞强大岸基炮火的支援，固守待援。

　　谁应该来援助？当然是其它三支水师了——怎么说毕竟都是同一位皇帝的军队吧！南洋水师尚有几艘可战之舰，其它水师的弱舰也可作为辅助舰助一臂之力。如果四支水师合而为一，其实力不在黄海战前的北洋水师之下，中国海军尚可重整旗鼓，再与联合舰队争雄于海上。但是无论我们怎样设想，连北洋水师本身都没有向其它水师求援。也许他们同广东水师一样，也认为其它三支水师都“不关今日之事”（注释38）吧。

　　既然无援可求，北洋水师也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坐以待毙。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荣城湾登陆，从后路攻击北洋水师的最后基地——威海。同时，联合舰队也试图从正面进攻，在为北洋水师和要塞炮所击退之后，在海战史上第一次实施了大规模的鱼雷艇夜袭战，击毁击沉了多艘北洋水师战舰，就连那艘伟大的不沉之舰，曾令日军畏如虎豹的定远，也中鱼雷搁浅。威海的夜袭开创了近代海军以轻型舰艇获取重大战果的先例，突破了马汉以主力舰决战夺取制海权的理论，预示着10年之后在日本海上，联合舰队另一次更大规模夜袭的前景（注释39）。不过历来不会从战斗中总结战术教训的北洋水师这次即使受到一些启发，也为时已晚了。2月17日，走投无路的北洋水师交出全部战舰，向联合舰队投降，这样就上演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威海的沦陷是清军在丧失朝鲜以后以主力防御京畿，忽视山东防务的结果。但是如果相反，清军将主力调往山东，忽视直隶的防务，日军无疑会在塘沽登陆，进攻北京。后者一直是日本大本营制定的既定计划（注释40）。总之，因为黄海海战导致中国完全丧失了制海权，日本陆军便可自由利用黄海和渤海的海面，任意攻击以下三个战略目标之一：东北、直隶和山东。中国作为防御的一方，不得不在这三个可能的战场处处设防，难免厚此薄彼，为敌所乘。在现实中，清军是以直隶作为主要保卫对象，于是日军便相继占领了辽东半岛和威海，不仅歼灭了北洋水师，也使中国陆军被各个击破，损失惨重，无力继续再战，所以威海沦陷之后，清廷便派遣李鸿章赴日乞和。4月17日，在日本马关春帆楼，李鸿章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以这纸灾难性的条约结束了这场悲剧性的战争。

八、 总结

在整个战争期间，北洋水师没有一个明确和联合舰队以舰队决战夺取制海权的坚决战略，导致联合舰队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当联合舰队在大东沟找到北洋水师时，前者将主力舰悉数投入战斗，而后者12艘主力舰和6艘轻型舰中一开始只有10艘参战，平远等舰虽然后来赶到，但从未与主力汇合，不久又因追击逃敌而一直远离主战场。如果北洋水师主动出击，而且他们也懂得怎样寻找敌人并迫使其接受会战的话，就不会陷入这种不利局面。
　　
战略上陷于被动，其它水师也不施援助，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只有北洋水师的将领们能够掌握高度艺术化的战术，才可能有一定弥补。然而北洋水师既不会从当时武器的进步中寻找战术发展的趋势，也没有从过去的战例中学得教训，只知采用一成不变的整体阵型，几乎不能进行任何战术机动，处处被动挨打。它的将领们在战斗中或是拿自己与部下的生命和国家昂贵的战舰当儿戏，呈一时血气之勇；又或胆怯避战，宁愿逃离战场受军法处置，也不愿战死沙场；剩下的则墨守陈规，在任何情况下都执行僵硬而不切实际的训令，在对手巧妙灵活的攻势面前束手无策。而联合舰队的指挥官则充分发挥了其创造力，采用两支分舰队的编队，从而获得了远高于其对手的机动性。他们利用这种机动性多次在局部战场上获得以少打多的优势，逐次翦灭了北洋水师的两翼各舰，蚕食北洋水师，几乎将其歼灭。双方指挥官所制定战术的优劣决定了黄海海战的胜负。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伟大的战略家和卓越的战地指挥官层出不穷，可是当她陷入那个灾难深重的年代时，她不仅在技术上落后于那些虎狼环伺之国，保卫她的军人们似乎也不再闪烁出智慧的光芒。战争中北洋水师的将领们种种蠢态，反倒把也犯了不少错误的伊东祐亨和坪井航三等人衬托得象是天才。究其原因，还是在于一个腐朽落后的社会制度不能激发出个人所潜在的巨大创造力。不过这就超出本文主旨以外。本文只关注战略和战术的优劣，至于清王朝的社会制度，历史学家们已经足够充份地予以研究了。
　　
无论如何，战争最重要的要素还是战略和战术，军人所应表现出最优秀品质之处即在于此。宁死不屈的精神固然重要，但是远不足以带来光辉的胜利——就象士气高昂的北洋水师，却被靠吸烟来安定心神的联合舰队所击败那样。故胜利所要求于军人者，更多地还在于其智慧，而非其冲动。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的第56年，还是在朝鲜半岛这个旧日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敌方拥有几乎完全制海权的不利形势下，以高明的战术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战果，洗刷了中国陆军的耻辱。现在只有康济练船所载回的不幸为中国海军留下的伤口仍未愈合。历史要求她的官兵们不再重复那些黑暗年代里他们的先辈犯下的错误，等待着重新证明自己的一天。

注释：
①这里的“逝者”专指康济舰上的死者，包括丁汝昌、刘步蟾、林泰曾等，他们都以结束自己生命的方式来承担战败的责任，但却都曾在操守上受到质疑。“逝者”不包括先他们而去的海军军官，如战死的邓世昌、林永升等——他们从未受到指责，和因逃跑被正法的人，如方伯谦。
②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版，第25页。
③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37～438页。
④〔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107页。
⑤〔美〕马幼垣：《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之建造》，载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297-309页。
⑥载于《世界分国地图》，地图出版社，1957年7月第一版，图6。
⑦⑧潘向明编：《清史编年·第十一卷(光绪朝)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696页。
⑨同时，大本营又根据未来海战的胜负，拟定三条作战方针：
　　第一，如海战获胜，夺得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进攻北京；
　　第二，如海战胜败未决，则陆军进占平壤，海军则维持朝鲜海峡的制海权；
　　第三，若日本舰队大败，则陆军全部由朝鲜撤退，而以海军防守沿海。其中以第一项为基本战略方针。
　　见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76页。
⑩《甲午中日海战史》，第112页。
注释11：《甲午中日海战史》，第114页。
注释12：本引文及本自然段以下引文均引自马吉芬：《鸭绿江外的海战》，载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第七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1版，第271～286页。
注释13、14、32、35：马吉芬：《鸭绿江外的海战》，载《中日战争》第七册，第271-286页。
注释15：〔日〕浅野正恭：《近世海战史·日清海战史》，载，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下册，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872页。
注释16：本图和以下各图除图4外均为作者参考《甲午中日海战史》第四章各图所绘，但与其有所不同，图4见《甲午中日海战史》，第148～149页。
注释17：《甲午战争史》，第142页。
注释18：《甲午战争史》，第141页。
注释19：《甲午战争史》，第145页。
注释20：见《甲午中日海战史》，第117页。
注释21：《甲午战争史》，第144页。
注释22：〔日〕浅野正恭：《近世海战史·日清海战史》，载《清末海军史料》下，第873页。
注释23：《甲午中日海战史》，第121页。
注释24：《甲午战争史》，第150页。
注释25：〔日〕浅野正恭：《近世海战史·日清海战史》，载《清末海军史料》下，第875页。
注释26：《甲午中日海战史》，第113页。
注释27：《甲午战争史》，第154页。
注释28：有人认为致远是被鱼雷而沉，但在日方记录中，联合舰队于整个黄海海战期间并未施放鱼雷。而且此时吉野左舷面对致远舰首，亦无向致远发射鱼雷之可能。退一步说，以本舰舰首撞击敌舰侧舷是撞击战的基本要领，如果吉野舰首面对致远舰首，既令邓世昌再冒失，也不可能撞击。甲午战争的权威研究者戚其章先生采纳《普拉茨塞海军军鉴》对致远沉没原因的解释，即敌弹引爆鱼雷而沉，认为这种解释比较合理地说明了致远状似鱼雷爆炸的原因。本文亦从之。
　　见《甲午战争史》，第154页注释10。
注释29：〔美〕波特：《世界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303-306页。
注释30：《甲午中日海战史》，第139页。
注释31：见本文注释④
注释33：《甲午战争史》，第159页。
注释34：《甲午中日海战史》，第135页。
注释36：《甲午战争史》，第164页。
注释37：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上古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版，第296页。
注释38：见本文注释③。
注释39：1905年5月14日夜，东乡平八郎统率的日本联合舰队在日本海对远道而来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继白天以主力舰攻击之后，用大批驱逐舰发动了鱼雷夜袭。俄国人称这一夜为“恐怖的鱼雷之夜”。是夜，波罗的海舰队几被全歼，只有少数战舰逃跑——其中有一艘巡洋舰，以曙光女神阿芙乐尔的名字命名，于12年后的一个冬日，从聂瓦河口向冬宫发起炮击。
注释40：见本文注释⑧。

参考书目：
①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版。
②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
③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96年第1版。
④潘向明编：《清史编年·第十一卷（光绪朝）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⑤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第1版。
⑥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⑦〔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1版。
⑧〔美〕波特：《世界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