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番薯盛世

by peter1979
“康乾盛世”是近年议论较多的一个话题。大约是指清初年到中叶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社会比较稳定，人民得以温饱。其重要标志是全国人口数量的大幅增长，远远超出以前的朝代。因此也就给现代人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在古代科学技术进步总体缓慢的情况下，何以产生如此“盛世”？清帝之英明神武乎？国家之风调雨顺乎？还是另有其他原因？

　　一些人提出了关于清代“人头税”的历史改革，使得隐瞒人口的情况大大减少，不合理的人头税束缚解除，因此有利于人口的真实统计和迅速增长。
　
　　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但它并不能完全解释清代人口疯狂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

　　1.它只反映了清代与前代的纵向比较，但无法解释清代本身的增长情况。实际上由雍正元年地丁合一全面推行，到上文所述的1840年，约120年间，人口至少又翻了两番。由一亿左右增加到四亿以上。而由雍正初年开始，由于全面实行地丁合一政策，隐瞒人口导致统计不实的情况应该可以忽略。另外，即使在前代，丁银相对数额较小，大部分农户应负担得起，值得为此犯法甚至坐牢吗？或者说，即使有隐瞒情况，足以影响到统计数据如此大幅度的失实吗？如果失实如此严重，前代的王朝就不知道吗？不紧张吗？须知在明代，社会比较稳定的年份一样不比清少。为何明代的人口增长远不如清？

　　2.由1840～1950年间，全国人口增长又陷入低潮。110年只增长了五千万左右。除去太平天国（全盛时期算10年）、军阀混战（最严重的时期也是10年）和抗日战争（8年）、解放战争（3年）的严重战乱时期共约30年，尚有80年的相对稳定时期可以增长。如按清初到中叶的速度，1950年前后也绝对不止增长几千万。这又是为什么？

　　顺便指出，以往的“中国历史人口统计”数据，在清以前的各朝代，估计只是包括了汉族聚居区的人口数字，而清代前期疆域广大，其人口数字可能包括了广大边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这可能是其数字偏大的又一原因。不过，此点与本文中心无太大关系，此从略。

　　抗日战争时期，广东珠三角地区大片国土沦陷。当时我外公在菲律宾，因为战乱与外婆断绝了联系，也就好几年没有钱物寄回。战乱中的人民是很凄惨的。社会经济凋敝，有价无粮，有病无医，还要不时遭到日伪军队的骚扰和抢掠。而我外婆家仅有一点点瘦瘠的土地，根本无法种植庄稼。其时，外婆除了跑长途挑故衣到一百公里外的地方转卖以赚一点点辛苦钱之外，就是在那丁点的瘦地上种植番薯以充饥。那番薯倒也管用，种得轻松，不挑地，长得快，产量高，一年可以收获几次。由于它的食用部分是埋在地下的块状茎，还基本上不会受旱涝、台风之类的天灾影响。就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凭着卖故衣、种番薯，带着两个孩子和一个婆婆硬是撑了好几年，直到抗战胜利，重新与外公取得联系。生活当然是很苦，但总算人都活下来了。

　　值得提到的是，海外贸易的发展还促进了一些农产品从国外的传入。如番薯、玉米、花生、马铃薯等都是随着对外贸易的交流而从外国引进的。在福建得以普及和提高，有的至今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作物。如番薯，据《闽书》载：番薯，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瘠土砂砾之地皆可以种，用以支岁，有益贫下。（42）对于番薯被引进福建，有多种说法。较有影响的是明神宗万历初年，福建商人陈振龙到南洋群岛经商，看见这种奇异作物，就将薯藤藏在船内千方百计带回福建而开始传播，番薯由此成为福建人赖以生存的重要粮食之一。

　　由此有必要谈谈番薯的由来。番薯是一种保健食品，对大便凝结有明显的治疗作用。番薯，顾名思义，是从外国传入。据专家考证，番薯传入我国已有400多年，而且是首先传入广东的粤西地区，然后遍及全国的,还流传着动人的故事呢。明朝万历年间，吴川有位医生叫林怀兰，他医术精，交游广，常在粤西、桂南一带行医。有一次，经朋友介绍，他医好了交趾国（即越南）守关大将的病，两人就成了好朋友。交趾国王有位公主，久病不愈，守关大将就介绍林怀兰医生给公主治病，几服药就痊愈了。国王非常高兴，为了答谢林医生，国王设盛宴招待。席间有熟番薯，林医生第一次吃番薯，觉得很好吃。他听说番薯生熟都能吃，就要了一个生番薯，吃了几口，剩下半截就放在衣袋里了。林医生出关时，半截番薯被查出来了。当时交趾国规定，番薯是严禁出境的，违者要杀头。这件事使守关大将左右为难，放医生出关是对国王不忠，依法办事对老朋友不义，他毅然送走林医生就自杀了。后来林医生顺利回到了家乡，番薯就在吴川、电白一带安家落户了。番薯耐旱耐瘠，粗生家种，产量高，很适合粤西地区种植，从此，粤西人民再不挨饥受饿了，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在电白建立了“番薯林公庙”，以纪念林怀兰医生引种番薯的功绩。（引刘汉权文）

　　明中后期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在农业方面，这时水稻产量较前有了提高，一般稻田亩产二石到三石，个别地区达到五、六石。这时有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自外国传入。玉米（又称玉蜀黍）的原产地是美洲，在十六世纪，由几条渠道传入我国。到了明朝末年，玉米的种植已达十余省，如有浙江、福建、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山东、河南、河北等地。番薯（又称红薯，俗称地瓜）的原产地也是美洲，大约在万历年间，分别由菲律宾、越南、缅甸传入我国。首先种植番薯的是福建、广东和云南，不久浙江也引进番薯，此后番薯的种植逐渐推广。番薯产量很高，每亩可得数千斤，所以传布很快。

　　这时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日益扩大。棉花的种植已“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江苏的松江以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的一些地方，已经成为著名的产棉区。松江有地二百万亩，大半植棉，棉田不下百万亩。美洲的烟草在明中后期由菲律宾传入，先传至福建、广东，以后渐及长江流域等地。到了明朝末年，北方也多种植烟草。美洲的花生在明中后期也传入我国，种植于江苏、福建、浙江等地。花生是重要的油料作物，它的传入有很大意义。又桑树、甘蔗以及蓝靛（一种深蓝色染料作物）的种植也很兴旺，浙江湖州和四川阆中都是种植桑业中心，福建和广东盛产甘蔗，四川和浙江也产甘蔗，福建和江西则是蓝靛种植最多的地方。

　　明代，自美洲经南洋输入玉米、番薯、马铃薯、花生、烟草等多种农作物。《农政全书》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法。讲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是最早系统介绍番薯种植法的著作。此后清人陈世元撰《金薯传习录》，记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齐民四术》中记述了翻蔓技术，番薯种植技术逐渐完善。

　　以上材料充分说明，以番薯为代表的等高产易植作物的开始引进（明末）和全国范围的推广（清初,这并非政府的功劳），和种植技术的积累、改良等，对于缓解饥荒，填饱肚子，避免大规模的人口死亡和流亡，防止严重的社会动荡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从而也大大促进了人口的快速增长。这就是“康乾盛世”背后的关键的物质和技术基础。相对来说，小麦、水稻等传统作物种作周期长，产量低而消耗的人工巨大（如包括收获后的大量后加工工序更是厉害），又容易受天灾人祸的打击而颗粒无收，这样就必然地容易诱发社会动荡和危机。谁要再有疑问，去问一下上一辈的人，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靠什么挺过来的，那就很清楚了。

　　但是番薯等高产作物也有其弱点：营养低且单一、味道差，可深加工的价值少。作为一时的救急尚可，长期为主食必然导致人的营养不良，“面如菜色”，身体素质大幅下降，也必然影响人的正常智力发育。这些缺点决定了它们只能作为辅助食物，长期的主食还是离不开传统的米、面等。因此，它在促进古代农业发展和人口增长方面就存在一个极限。经过清初到中叶100多年的兴旺蓬勃，“番薯盛世”也就终于走到了尽头。这也是1840年到1950年全国人口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论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农业/手工业技术水平、国民富裕程度、政府财政收入等等，北宋时期远比“康乾盛世”高得多。注意，北宋人口远比乾隆时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却远比乾隆时多，人民并没有因此而困苦不堪（北宋是农民起义最少的时期）。什么原因？这是因为北宋的经济政策比较开放，对工商业限制较少，所以工商业就得到了很大发展，也创造了比农业高得多的价值，同时吸纳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因此社会比较稳定，老百姓也可以缴纳比历代多得多的税收，生活水平却更高。其实，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几乎没有一个是农民出身，多数还是城市、郊区的平民阶层，部分是小商人、小财主、小官吏、小乡绅等等。这就可以看出一斑。关于北宋经济的研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在网上寻找。

　　需要补充的是，本人绝对不同意将军事力量的强大与否，战功的显赫与否作为评定一个社会是否先进的主要标志。打个比方：20个人赤手空拳也打不过1只老虎，那么老虎是否比人先进20倍？显然这样的思维是非常荒谬好笑的。决定战争成败的首先是武器是否存在代差？如是，则先进国家一定打败落后国家。因此当社会技术水平发展到普遍使用火炮、火枪等火器时，工业民族就在战争中对游牧民族、农业民族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如果武器不存在代差，则战争胜负主要由其他因素决定，不代表各社会的形态高级或低级。

　　当然，古代中国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所谓的“盛世”也离不开这个水平。人口的简单增长并不能带来国家的真正强大、进步和繁荣，也无从实现人本身的发展。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了。因此，过高地评价任何时期农业社会中的所谓“盛世”是不恰当的，一个劲的吹嘘更是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