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谈到，秦“统一大业”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万2千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 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尽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秦皇既殁，后宫姬妾凡没有儿子的，全部殉葬。修造墓地的工匠，在葬礼完毕之後，20多万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死于非命；以后凡修皇陵的民工都是同样悲惨的下场。
之后，作者谈到中国十五次大规模杀人：（1）秦末十年战争，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2）汉武帝伐匈奴，50%的人死亡。（3）西汉末年混战，人口死亡65%。（4）黄巾起义和三国鏖战，98.3%的人口死亡。（5）西晋八王之乱（数字不详）。（6）南北朝混战，朝的齐代有 2000万人，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宋代有469万人，到南陈灭亡时只有200万人，损失率达60%。（7）隋朝，人口由公元606年4602万人，减到639年1235万，损失率73%。（8）安史之乱，公元755年有5292万人，到760年人口1699万。损失率68%。（9）唐末宋初，唐武宗（841-846年）时有496万户，后周世宗（955-960年）仅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10）金、元灭两宋 ，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损失率高达91%。 （11）元末混战（未详）。（12）明末混战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满清入关，混战五十四年。明末人口为一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13）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14）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2.3亿人，中国2亿人4000万人死于战争中。（15）抗日战争与中国内战，日本人屠杀3000多万中国人。1946-1949年国共内战，国军死亡341万，共军死亡150万，三年共有491万人战死。需要补充的是，最后这一统计不包括平民死亡，包括这一数据，中国至少有1100万人丧生。另外，人们普遍相信，中共建政以来，“非正常关系死亡人口”为8000万。
我们怎样理解这一灾变历史的血腥记录呢？以色列的伟大先知以賽亞曾预言说：
天哪、要聽、地阿、側耳而聽。因為耶和華說、我養育兒女、將他們養大、他們竟 悖逆我。（賽1：2）
犯罪的國民、擔著罪孽的百姓 、行惡的種類、敗壞的兒女。他們離棄耶和華、藐視以色列的聖者、與他生疏、往後退步。你們為甚麼屢次悖逆、還要受責打麼。你們已經滿頭疼痛、全心發昏。從腳掌到頭頂、沒有一處完全的。盡是傷口、青腫、與新打的傷痕。都沒有收口、沒有纏裹、也沒有用膏滋潤。你們的地土已經荒涼。你們的城邑被火焚燬。你們的田地、在你們眼前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傾覆、就成為荒涼。 （賽1：4-7）
你們這所多瑪的官長阿、要聽耶和華的話。你們這蛾摩拉的百姓阿、要側耳聽我們神的訓誨。若不聽從、反倒悖逆、必被刀劍吞滅。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賽1：10 、20 ）
你可以否认，说，耶和華只是以色列的神。 但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 （賽2：4）
三、没有信仰就没有自由——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美国
更新胡适的美国观念应该是中国当下“启蒙运动”的核心任务之一。这点不仅对无神论知识分子是重要的，对一些信徒同样重要，因为双方以不同的立场在曲解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而两者同时在片面理解耶稣关于“上帝和凯撒”的二元论。基督教是高度关注社会生活的，“上帝和凯撒”的二元论首先是耶稣本人教导的，正如 “我的国不在这世界上”，这一真理是由“我”这个绝对主体向世人宣告的那样。其次它统一于上帝是上帝、而上帝无所不在这一基本信仰之上。
关于基督教与政治自由之间的联系，人们可能过于关注经验领域，即政教分离的欧洲历史给政治提供了多元框架。事实上这是极为次要的方面。信仰对自由的支持主要表现在心灵方面。第一，原罪观念使宪政安排成为必要。第二、顺服神不顺服人的观念，一方面高扬个体自由，另一方面使人敬畏秩序。没有信仰，社会没有能力在自由和秩序之间获得均衡，能够制定善法并敬守之。美国宪法签署人之一，麦亨利(James McHeny)说：圣经“可以独立保障社会秩序和和平，并给予我们公正的法院、政府的宪法一份纯洁、安定和有所助益的安全感。没有圣经，我们只会徒劳无功地在宪法之外制订越来越多的法律规章。”第三、上帝就是爱，它使理性自由主义获得了生命根基。没有爱，个人理性或利益选择更可能支持专制主义。这一点正是中国自由派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一方面，他们苦口婆心地在理论上批评中国的专制权力按理性是不合法的，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政客们在实践中，正在一丝不苟地按经济人理性维护着他们的利益最大化。
没有信仰就没有自由，这个命题是我犹豫多年今天可以公开宣布的。人们以台湾和韩国（甚至日本）的例子来反驳我。但那里的自由正是基督教自由影响的结果（两个地方的信徒比例都很高），而其民主缺陷，也正是因为基督化的程度还不高。至少对于美国式民主来说，这一判断是成立的。如果没有耶稣，永远不会有这样一个美国。华伦（Earl Warren），1954年时的加州州长，后来还担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说：我认为一个人若不明白圣经和救主从一开始就是我们的守护神，他就无法明白我们国家的历史。不论是维吉尼亚的宪章或新英格兰的宪章，都在说明同样的目标，无疑地，这是一块蒙受基督教达见所赐福的土地。
这个国家真正的立基者是耶稣基督和祂的教训。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说：“加尔文是美国真正的立基者。”法国历史学家论到加尔文派的教徒时说道：“这些人是英国真正的英雄。……他们建立了苏格兰；他们建立了美国。”另一位法国学者和历史学家杜奇尼(D'Augibne)说：“加尔文是最伟大的共和国家的立基者。”他把美国列为是共和国家之一。十九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称加尔文就是“美国之父”，并补述道：“不尊敬这份回忆和尊重加尔文之影响的人，就是不知道美国自由之来源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加尔文不仅影响了长老会的信徒，还有所有的天路客，如英国国教或圣公会、公理教会、浸信会、清教徒、改革的荷兰、德国、瑞士和法国的胡格诺派 (Huguenot)教徒。而这些信徒，是美国大陆的第一批居民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者。
美国共和制首先直接得益于长老制教会。在美国独立战争时，军队里超过半数以上的士兵和军官都是长老教会的。长老教会反对独裁与所有形式的君主制度。就如詹姆斯一世说过：“长老会反对君主制度，就如神对魔鬼的态度一样。”长老教会扩展到的每一个角落，便随即产生一个共和国。世上存在的每一个共和政府，都是受到长老教会和加尔文主义影响所产生的。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形成美国精神的那些法律文件，其次，我们重新认识一下那些作为美国理想的代言人的一些伟大人物。我相信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两百多年来，我们认识的美国是一个被精心策划过的“去基督化”的美国。
一个美国人这样记述美国的自由历史：
哥伦布视他的航行是为了成就以赛亚预言到有关异教徒将转向真神的事情。他在远征大约十年后写道：“是神把航行到印度群岛的心意放在我心里的（我能感受到祂的手在我的身上）。所有听到我计划的人都嗤之以鼻地嘲笑我。但无疑地，这是圣灵的启示，因为祂用圣经的话语奇妙地安慰了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渴望在驶往印度群岛的航行上，施行一个非常明显的神迹。”如果没有耶稣，美国人极有可能永远不会来到这块大陆。
当第一批人在登陆普利茅斯之前，曾一同坐在舰长室所写下的五月花号公约(Mayflower Compact)，这份著名的文件同时被称为是“美国的出生证明”。他们断言是为了“荣耀神和拓展基督教的信仰”而前来的，是出于对这份信念的了解才出发的。这就是「开国祖宗」(Pilgrims，又译「天路客」)远走他乡的原因。
在1636年他们又用此作为根基订立了一套完整而详尽的宪法。以此形成1776年时一百个根据圣经所立的约、协议和宪法，为这个拥有独特自由和基督化的美国奠定了根基。
1730 年至 40年间，一个重大的复兴横扫了许多的殖民地，这场大觉醒帮忙把这些不同的殖民地连系在一起，并使他们合而为一。
美国独立宣言的书面宣言是“没有王，只有耶稣是王！”(No Kings but King Jesus!)。当时五十五个聚集在费城制宪大会撰写美国宪法的人士中，其中有五十名，或是五十二名无疑是基督徒。在那个时候，百分之九十八的美国人是新教徒；百分之一点八是天主教教徒；百分之零点二是犹太教教徒。
历史学家威尔斯（H. G. Wells）宣称美国的宪法“无疑是基督化的”，因为绝大部份立宪者是基督徒，他们的政治哲学来自圣经和其它的基督教来源。宪法是基于依据法律，而不是人的政府；是基于公民和代表公民的公共官员们必须受到一个基本的，并合乎神的律法之管理概念。宪法是基于法律之下人人平等而制定的。圣经说：“神不偏待人。”（徒10章 34节）所有的人都“被造物主赐予某些不能夺取的权利”。这些权利最早在那里表明的呢？就在十诫里。宪法被赋予保护个人自由的义务。身为基督徒，立宪者相信：“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得以自由。”（林后3章 17 节）。宪法是基于开国者了解人是有罪的而制定。因此，他们分散权力，行政和立法分开，立法和司法分开，以致没有一个团体在另一个之上。麦迪逊在联邦党章五十一条中写道：“什么才是最能反映人本质的政府呢？如果人们是天使，就不需要有政府了。如果天使来管理人，那么从内或从外来控制政府亦都无所需要，在形成人来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难存于：你必须先使政府控制管理者；其次再强迫它控制它自己。”基督教里有关人的罪性的教训是导致美国宪法权利分立的主因。
《美国的神和国家》(America's God and Country)的编辑费德拉(William Federer)对撰写宪法的人作了一番统计：“属于圣公会的人有廿九名，属于加尔文派约有十六到十八名，两名是循道会，两名是路德派，两名罗马天主教徒，一名游走在贵格会和圣公会之间，一名是公开的自然神论派——这位是富兰克林博士，他参加各式各样的基督徒崇拜，当众公开祷告，并对所有的教派做出许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