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国贼，两党党父

冯胜平

前言

孙中山是一个处于历史盲点的人物。他是国民党的国父，又是共产党推崇的先行者。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们看到无论是海峡两岸的国共，还是海外侨界和民运团体，都在纪念这位据说是推翻了帝制的伟人。

其实，这是对历史的误读。结束满清帝制的真正功臣，不是孙中山，而是手握重兵、控制北洋六镇的袁世凯。没有袁世凯的逼宫和清室优待条例，清室不可能和平退位。辛亥革命之成功，不在于推翻满清，而在于和平结束帝制。1911年清廷退位，是当时中国政治家——袁世凯、孙中山、立宪派和满清贵族——合作促成的一个经典杰作，堪称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借用一句毛泽东的话，“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在中国，一个王朝生的伟大不难，死的光荣几乎绝无仅有。满清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光荣退休的王朝。

遗憾的是，失去总统权位的孙中山，心理严重失衡，逐渐退出了这一合作。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勤于破坏，拙于建设。二次革命以来，中国战乱不断，民不聊生，其根源无不与孙中山的革命实践有关。

一、革命、女人、读书

孙中山曾对他的日本友人犬养毅说，生平第一兴趣是革命，第二是女人，第三是读书。我们不妨按照这个顺序来看看孙中山的人生轨迹。

1）革命：从一个立志改造中国的热血青年，到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冷血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百年动乱的先河，是中国现代极权制度的始作俑者。革命是孙中山的最爱，也是近代中国一系列悲剧的根源。权力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堕落。如果权力腐化当权者，革命则通常使那些追求权力者堕落。这一规律完全适用于孙中山和他的革命拜物教的追随者。为夺取最高权力，孙中山不惜出卖国家权益，换取日本、德国、苏联的金钱，把中国一次次推入内战的血海。辛亥之前，他接受日本政府津贴，游走于英、法、美政府之间，以东北、新疆、西藏、外蒙领土为条件，试图换取列强支持，不果。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他主动与日本政府签订十一条（原件在日本档案馆发现），是为二十一条之源本。为此，孙得到日本军部140万日元资助。1917年，孙通过留英学生曹亚伯从德国政府拿到200万鹰洋，在广州建立政府，向支持英法的段祺瑞政府宣战，又不果。

1923年，孙与苏联大使越飞签订“孙文越飞宣言”，放弃中国对外蒙和中东路的权益，换取苏俄三千万卢布，遂有以后的黄埔建军和北伐。正如梁启超所说：“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梁启超家书5/5/27）

值得注意的是，苏俄花费巨款，支持孙文革命，并非希望中国进步，而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维辛斯基）

同样，不少支持孙中山的“日本友人”也并非真正把他当作朋友：“彼等（指孙黄等人）虽是一批废物，但现在愿以重金购置之”。（犬养毅）

读史人知道，百年前中国国脉如丝，列强环伺，瓜分迫在眉睫，亡国危在旦夕。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与境外反华势力勾结，发起一次又一次旨在推翻本国政府的革命，锲而不舍，努力卖国，集数十年之努力，终于成功。

2）女人：孙中山的确爱女人，而且是博爱。孙一生爱过的女人已不可考，但有名的至少7位，他们是卢慕贞，陈粹芳，宋庆龄，宋蔼龄，梅子，浅田春和大月熏。英雄爱美女，这本无可非议。路德名言：一个人如果不爱诗词、美酒和女人，他就终生是个大傻瓜。美女爱英雄，亦是人之常情，尤其对那些有国母情节的女人更是如此。问题是，国父也好，国母也罢，都应遵守人类基本伦常。人家已有妻室，就不该取而代之；朋友女儿尚未成年，自己又居人家中，受其恩惠，就不该强求新欢；更不该对其博爱的后果不负责任。

3）读书：没有证据表明孙中山是一个好学生。他的三民主义是对林肯的拙劣抄袭，《伦敦蒙难记》更是毫无文采，纯属政治煽情之作。孙真正的一篇好文章是《上李鸿章书》（1894），那时的孙还在梦想走体制内的仕途。可惜李中堂老眼昏花，不识英雄，遂使大清少了一个忠臣，中国多了一次劫难。孙一生以博士自居，其实并无博士学位。国民党正史声称孙天资聪明，成绩优异，考试在班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确是事实。但同样的事实是，孙就读的香港西医书院是一所没有注册、不受港英政府承认的野鸡大学，班上一共只有两名学生——孙中山和江英华。

二、孙中山的政治遗产

孙中山对中国的最大伤害，不是他的卖国，不是他的假博士，也不是他对女人的博爱，而是他与四个朋友的决裂。这四个朋友分别是：章太炎，宋教仁，黄兴和陈炯明。

1909年，章太炎因反对孙中山专制独裁退出同盟会，重建光复会。孙骂章太炎为满清暗探，并指使蒋介石于辛亥革命后暗杀章太炎的好友、光复会二号人物陶成章。

1912年，孙与热衷议会政治、组建国民党与梁启超的进步党进行议会斗争的宋教仁分道扬镳。据当时报刊记载，为争夺领导权，孙宋关系恶劣，形同水火。鉴于孙宋的历史恩怨和宋教仁在国民党内的实际领袖地位，有理由相信宋案的主谋不是赵秉钧而是孙中山。1913年宋教仁被刺，黄兴力主法律解决宋案，孙则一意孤行，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又指责黄兴无能，强行组建中华革命党，要求入党者按指模向他个人宣誓效忠，终于迫使黄兴远走美国。

1922年，孙与主张“联省自治”的广东实力派军人、黄花岗起义敢死队队长陈炯明决裂，兵戎相见。分歧的焦点是：孙主张统一中国，不惜以外蒙、中东铁路等国家权益交换卢布；陈炯明效仿吴佩孚，主张建设地方，反对苏联兼并外蒙，拒绝做其在中国的傀儡。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孙中山和他四位朋友的决裂，分别堵死了四条可能使中国走向光明的道路。无论是章太炎的自由主义，还是宋教仁的议会道路，或是黄兴的法制道路，抑或陈炯明的联邦制，都可能把中国带出黑暗，但它们都败于孙中山的革命。历史证明，孙中山的革命道路，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孙中山的胜利，是中国的失败。

不是没有好人，也不是没有好路。但好人总是失败，好路总是走不通。

三、革命是中国的劫数，中国在劫难逃。

“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党国体制，是孙中山的政治遗产。蒋介石继承了这个遗产，毛泽东也继承了这个遗产。不同的只是中华民国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国民党变成了中国共产党，三民主义变成了共产主义。为争夺这一遗产，国共两党进行了22年的殊死搏斗。鉴于孙中山的卖国纪录和国共两党对其的尊崇，“一国国贼，两党党父”应是他当之无愧的称号。

（2011年10月8日于普林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