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欧洲社会对争论趋之若鹜
历百年之久的“礼仪之争”，使欧洲人士注意到中国民间宗教与基督教神学之异同。欧洲知识界，包括宗教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都转而注意中国问题。戈尔狄在《中国学书目》中开列的欧洲关于此次争论的书目多达262种，未出版的日记、文书有几百种。许多反对耶稣会士的西方学者都十分珍爱中国哲学思想（但中国“礼仪”是例外）。朱谦之说，这“实即中国思想输入欧洲之一个良好的时机”，“给欧洲思想界以一大刺激。” 与此之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学者对“礼仪之争”却缺乏有力的著作和文章。另一个显著对比是，中国哲学传入欧洲，是西方学者主动引进的，而西学初传中国，则是传教士输入的，中国人多加拒斥。值得注意的是，对这次争论，中国皇帝虽然介入，但中国知识界却很少发表评论，并且这个争论在欧洲引起的反响比在中国还要巨大。“礼仪之争”在欧洲激发了“中国儒家思想研究风潮”，进而发展成为对中国百家学说的探讨。法国耶稣会从1702年起，连续70余年刊行“耶稣会通讯集”，成为传播中国思想的工具。在英国发行的“学术提要”，也经常刊登主教们的争论。相比之下，在中国则冷冷清清，一人独“鸣”。“礼仪之争”在中国国内由皇帝一人拍案定夺。而在欧洲，这一争论绝非毫无意义。它演变为一场学术争论。欧洲文化人由此开展了一次学术讨论。这里，没有“西、东”、“欧、中”之分，只有文化兴趣。“礼仪之争”在欧洲叫“中国问题”。达百年之久的争论使欧洲知识界注意到中国古代信仰与基督教神学之异同。不少欧洲宗教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都集中注意力研究“中国问题”。在宗教研究方面，除耶稣会士外，其他神学家都着眼于儒学与基督教的异同。
马克思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封建王朝）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必然要解体一样。” 马克思说得多么形象！仿佛预知一遇外界空气就会解体那样，清王朝对待基督教的态度，从他自己一方面来理解，是非常明智的。中国传统社会不重争论，而在地球的另一边的欧洲，学术讨论则是另一番景象。在中国皇帝管辖范围之外的欧洲，不通汉书的洋人津津乐道中国文化。他们不通汉书，却努力学习中国文化。一大批汉学家出现了。与此相反，对“礼仪之争”，中国的文化人却出奇地冷静，讳莫如深。这是因为，一切都由皇帝解决了。康熙皇帝早就决定了理论是非，中国士人无须动脑筋争论。在中国皇帝看来，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与自由探讨只能带来“混乱”，一人决断乃是正常的。“各抒己见”只能导致“天下大乱”。
欧洲人自古希腊起就适应了论辩的传统。他们追求真理的执着令人起敬。“礼仪之争”不是欧洲人与中国人争论，而是西方人自己在争论，中国人则认为是“内讧”。在欧洲，哲学家和思想家们恰恰是从耶稣会士的介绍中看到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不可混淆，而不是如同耶稣会士那样将二者等量齐观。学术争鸣给欧洲带来的好处大于中国。在看到二者差异的人中，有些人转而仰慕中国文化（如伏尔泰），有些人却攻击中国哲学（如马勒伯朗士）。然而，恰恰是这些“站在大门外议论人家家里事”（康熙语）的人确有真知灼见。哲学家们也认为孔子的学说与基督教不同，不过他们不是以此为出发点去否定孔子的学说，而是以孔学作为启蒙运动的旗帜，实行“全盘东化”。因此，在宗教活动家方面，大多数人反对耶稣会士，而在哲学家方面（如莱布尼茨、伏尔泰），大都为耶稣会士辩护。中西文化对比的研究如果立足于“求异”，即指出二者的差异，进而改造、重塑既有文化，或许对民族更有益。
德国的赫尔德在《中华帝国的基督化》中称赞耶稣会士说：“为了这场‘礼仪之争’，罗马教廷多少次地召集主教会议（会议！外国人总那么集思广益！），中国朝廷有多少次地密谋（密谋！多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的一切事理都源于孩子般的顺服！……他们的所有文字、格言、所有的经典、所有的家庭内部的和社会的风俗习惯以及他们所有的生活方式，统统都建立在这个原则基础之上……那种厮守于自己的土地，受祖宗遗留下来的传统束缚，与外部世界隔绝的人，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这种情况或许还将千百年地存在下去。” 受祖宗遗传束缚的古代中国人唯上、唯书、唯古，不知争论。他还说：“在中国，罗马人自然敌不过那古老永恒的帝国传统。罗马教皇的权力敌不过中华帝国皇帝这位天子的威力。皇帝的寥寥数笔诏书就了结了这场官司……在中国，就享有自由而论，基督徒不及犹太人和穆斯林。” 然而，这同一个赫尔德在《中国》一文中又说：“（中国）这个民族在科学上建树甚微，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这一观点正合吾意。中国的思想界没有争论，故技术、商业进步不大。中国的农耕民居仍停留在秦砖汉瓦时代，几乎没有进步，近代改革开放才解放了农民吃饭问题。他又说：“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所以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浸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比如同解放前比，同17年比，同“文革”时比，同几千年前比——本文作者注），这是地球上一个闭塞的民族。” 我认为闭塞的显著特点是缺乏竞争和争论。
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对中国的宗教评价不那么高。他说：“中国人在大家长的专制政体下并不需要和‘最高的存在’有这样的联系，因为这样的联系已经包罗在教育、道德和礼制的法律以及皇帝的命令和行政当中了。天子是一国之元首，也是宗教的教主。结果，宗教在中国简直是‘国教’。……我们所谓的宗教……人们便从他和国家的关系中抽身而出。终究能够在这种退隐中使得他自己从世俗政府的权力下解放出来。但是在中国……宗教并没有发达到这种程度，因为真正的信仰只有潜退自修的个人……才能具有。在中国，个人……是依赖自然界中的各种对象，其中最崇高的便是物质的上天。”黑格尔说，因此，天只是‘自然’的意义。他说：“耶稣会士顺从了中国的称呼，把基督教的上帝叫做‘天’，但他们便被其他基督教派控到了教皇那里。”黑格尔并指出，中国宗教中的“天”，通常与皇帝本人有关。如说“真命天子”。西方的国王断无“君权神授”、“替天行道”一理。“中国宗教还有以人事影响天然的那种巫术的成分，就是认为人的行为绝对地决定了事情的途径。” 中国的人治源于此。他认为中国人没有“精神性”。黑格尔认为宗教应当是精神退回到自身之内，专事想象它自己的主要性质，它自己最内在的存在！因而，中国皇帝还操持“天”的各种职责。皇帝成了皇天后土的立法者。在中国，神灵的庙宇多得不可胜数。“这种情形是由于缺乏内在的独立性而起，结果，便造成了和‘精神’自由恰巧相反的势力。”黑格尔的结论是：“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没有精神性。” 总之，中国人的迷信是极深的，西洋传教士深深触动了中国礼教，未尝不有益于中国。缺乏精神性有时也缺乏争鸣的勇气。
谢和耐这样理解中国人的“天”：敬天乃国家事务一部分，“基督教的信仰关系到一种人格的和超越宇宙的纯精神的上帝，相信在人类不能把握本身命运的下界与全然不可同日而语的‘彼岸世界’之间是对立的。相形之下，中国人的天是一个融俗事与宗教为一体的概念。而对基督徒来说，‘天’字纯粹是上帝与天使以及天国及其选民的隐喻，不象中国人那样，含有多重意思：既是神灵的，又是自然的；既是社会的，又是宇宙的。” 中西对比应当立足于求异，而不是存异。
传教士们为了一个良心上的问题争执不休。这种探求真理的精神委实可敬。康熙、雍正简单禁教，固然进入了“后宗派时期”，但也从此没有了探求真理的热忱。据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归根到底是“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和“资产阶级一家”争鸣，而“无产阶级香花”又绝不允许“资产阶级毒草”生长，因而结果便只能是“无产阶级”一家独鸣。宗派纷争好，还是一人独鸣好？中国基督教新教原本是教派林立的，后来成了“一种”宗教（与天主教、道教、佛教并峙的独立一教）。宗教从宽容变得不宽容。爱的宗教成了“恨”的宗教。爱是爱自己，而不是爱别人。宗教居然也倡“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使人有点纳罕。“礼仪之争”贵在“争”。争论的精神渗透到华夏文化中。“争”是社会文化的动力，百舸争流、百鸟争春、百兽争雄。
三百年前发生在中国的“礼仪之争”，在现代中国重新受人注目，是因为开放的中国的确再次碰到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差异。近年中国学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和几百年前学者的冷漠及几十年前的僵化思维有所不同。李天纲先生专著《中国礼仪之争》是这方面的翘楚。他一扫上世纪60-80年代的沉闷和浮泛空气，把“礼仪之争”当作历史文化学术问题详细挖掘整理。近年来国门大开，开放的概念不止是经济的，更包括文化宗教。关于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最近几年比较显著的译著有：[法]安田朴：《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耿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其中第19、20、21章讨论“中国礼仪之争”。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法]艾田蒲《中国之欧洲》（上、下），钱林森译，就是同一本书不同译本。艾田蒲即安田朴）；[法]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00年（其中第七章为“中国礼仪之争”）。其它讨论“礼仪之争”的著作尚有很多。
李天纲先生似有一段论述较公允：“有资料表明，在康熙朝，汉族官员比满族官员更排斥天主教。这其中有汉人面对‘西学’必须维护汉族文化尊严的因素，也有汉官在朝廷内与西方人争宠的因素。” 汉人虽亡于清，但“威风”不减。中国有句成语叫“汉官威仪”，原指汉代朝廷官吏的服饰制度，后指汉族人的服饰制度。这都是不可破除的。清朝吴趼人专谈“汉官威仪”云：“上海之谈逐满者，动言僧道衣服，尚似汉制；一入剧场，则汉官威仪，历历在目云。其心醉汉官威仪，力图光复，已于言表见之。”然而满族统治者也热衷于维护“汉官威仪”，即“旧礼仪”。礼仪与中国的礼教不可分。李天纲先生有一段话也值得玩味：“康熙开始并不想排教，只是想用自己的权威保全中国礼仪和天子的体面。他酝酿的重大计划是：把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中国天主教会收为国有，办法是让所有在华的传教士效忠于他自己，并脱离与罗马梵蒂冈的关系。” 把天主教“收归国有”，变为民族宗教，使之为皇室服务。可这样一来，就没有天主教（大而公）而只有中国的什么特殊“宗教”了。拜天祭地，那基督教又回到自然崇拜和自然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