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周恩来这样做也有另一方面的考虑，那就是决不轻易退出政治舞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相忍为党”。这是周氏对他自己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心迹的剖白，而他此时的处境正好和当年相仿。作为一个深受中国儒家思想传统影响的政治家，周本人除了有相当浓厚的忠君思想外，儒家思想中匡济时艰的传统，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周恩来非常清楚，一旦离开了权力圈，就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反之，则总可以有所作为，对政局施加自己的影响。在目前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更是需要有人出来支撑危局。在这一点上，周十分清楚自己所起的作用是毛泽东所需要的，也是江青一干文革派所无法取代的。只要他本人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站稳脚根，就不怕江青无理取闹，而他则可以利用继续留在权力核心的地位，对时局发挥自己的影响。
在以后的岁月中，周恩来一直是这样做的。

这年三月，正值春耕大忙季节，但是许多省、市、自治区由于激烈的夺权斗争，处于无政府状态，农业生产无人过问，工矿企业生产大幅下降，纷纷吃紧告急。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不得不在支持左派夺权之外，赋予军队更大的责任，表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随后，他又作出派军队对局势混乱的地方实施军事管制的决定，说：“凡条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条件成熟，然后举行，处于无政府状态者，则先实行军管”。

早就为这种局面而焦虑的周恩来立即见机而作，在毛泽东作出这一决策的当天，就起草了中央复广州军区的指示电，要其立即对地处中国南大门的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提出：“军管会之下，可设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可名为革命委员会或支左委员会，领导全省文化大革命，加强和促进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推动和实现革命‘三结合’（即军队、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代表三方面的结合─作者注）的夺权斗争。另一个促生产，可名为生产委员会，把农业、工交、财贸、卫生等都管起来。”

随后，周恩来又把实行军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国务院所属部委，首先从隶属国防工业口的各个机械工业部入手，然后扩及其他。为此，他专门向毛泽东写了报告，说：“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在徵得毛的同意后，他迅速对铁道、交通、邮电等部门实施了军管，其余的部委则是派出军代表。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借毛泽东上述批示的东风，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敦促军队帮助地方春耕生产和大力做好支工工作；并亲自起草电文，向全国推广北京市怀柔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经验，将电文转送毛批阅，说：“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接近于‘三结合’的筹备小组，但以抓生产为重点，或者就是军管会下抓生产的班子。如能组成，不论何属，都是好事。”

当然，周恩来在做这些事情时，十分注意站稳自己的政治立场，总是不忘强调“要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争取革命、生产双丰收”一类的话，尽量左右兼顾，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周这种心态在对待那几个在“大闹怀仁堂”中陷进去的副总理的态度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四月下旬，毛泽东在成功地平息了党内对文革运动的反对声浪之后，有意松动一下与党内元老派的关系，亲自出面找他们谈话，表示“团结”的愿望，说：碰头会上的发言，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帅发牢骚，是阳谋，不是阴谋。毛还笑着问谭震林：谭老板，你的气消了没有？我的气已经消了，咱们订个君子协定，不许骂娘。这次谈话后，周恩来马上见机而作，拟定了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的名单，将“大闹怀仁堂”的几位主角一一列上，报请毛批准，希望通过这种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亮相”，多少改善一下他们的政治处境。

但是，周恩来在做完这件事之后，又担心这几位“炮筒子”因此而“翘尾巴”，再度惹事闯祸，随即又给陈毅等人写了一封信，预先对他们进行敲打。这封信的全文如下：

陈毅、震林、先念、秋里、谷牧五同志并告富春同志：

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否认二月逆流，再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实行打击报复，那就又来一个新的反复。你们在人民中，在党内信用将要失尽。对党、对革命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也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对革命小将们将是深刻的一课。

为着预防你们五位同志走入绝路，专此警告，勿谓言之不预。

周恩来

一九六七年五月五日

周恩来在信中的用语虽然很重，但陈毅、谭震林几位在经历了“大闹怀仁堂”的风后，领教了毛泽东的翻脸动怒，受到了形势逆转后党内文革派的嚣张，都能体会出周在信中的一片苦心，知道祸从口出，处处谨慎多了，不敢再像以前那样随便乱放炮了。(《晚年周恩来》连载（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