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
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人们普遍对社会经济的商业化
感到不满,而对一二百年前尚未如此多地卷入商品市场时的那种更具自给自足性
质的简朴生活倍加推崇。②一部修于17世纪初的地方志,曾将弘治朝(1488—1505)
宁静的道德与经济生活,同嘉靖朝(1522—15 66 )社会的混乱与瓦解进行了对
比:前者田宅丰裕,林木遍野,村舍安宁,盗贼匿迹;后者则财产频繁易主,物
价不稳,贫富分化,市场繁杂混乱。进入17世纪后,情况更加恶化。人民大量破
产,十室九贫;少数豪富,依财仗势,奴役穷人;天地之间,金钱似乎支配着一
切。③也有人认为明末的经济衰退,是由于制度的破坏导致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崩
溃。④按明朝旧制,田赋由里甲乡官征收,军饷由自给自足的世袭军户承担,丁
役则通过征发徭役或由列名匠籍的世袭匠户提供。这种制度的运转,依赖于中央
政府维持有效的户口登记和赋役分派程序的能力。①然而,经济的货币化,都城
迁至远离长江三角洲主要产粮区的北京,以及中央官僚机构缺乏合理程序以维持
理想的、自治的社会组织单位,全都促使这一制度日趋瓦解。②例如,官僚和贵
族靠朝廷俸禄为生。明初建都南京时,俸禄按稻米若干斗计算;都城北迁后,原
来的实物俸禄改以货币支付。起初是纸币,后来是布帛,最后是白银。兑换比率
以当时谷价为准。此后两个世纪,谷价不断上涨,而以银两计算的俸禄则保持着
相对的稳定。③到1629年,朝廷每年向在朝的官僚、贵族(仅在京城的就多达4
万人左右)发放的俸禄,只有1 5 万两,不到国家财政预算的1 %。④这点儿俸
禄当然少得可怜,所以,各级官吏不得不通过贪污受贿等非法途径获取额外收入,
以维持生活。①1643年,崇祯帝决定检查一下军队供给系统的可靠性,遂遣人暗
中查核拨给兵部的4 万两军饷究竟有多少发到了驻守辽东的士兵手中。结果他得
到的报告是:全部军饷均未到达目的地,都在下发过程中无影无踪了。②许多大
臣认为,正是明朝皇帝,而不是别人,应该对此负责。尤其是万历皇帝(1573—
1619年在位),屡次公私不分,挪用政府开支修建宫室,并允许主管其膳食的官
吏从所有花费中照例扣除20%作为酬金,而不问他们在其他方面榨取了多少油水。
③尽管万历皇帝特别昏庸和不负责任,但他也不过是在紫禁城内豢养着一大群奴
仆的明朝诸位皇帝中的一个而已。17世纪初,北京皇宫中有3000名宫女和近两万
名宦官。④这些宦官要照料后妃的生活,但这只是其全部职责中的一小部分。作
为皇上的私人奴仆,他们支配着由12监组成的庞大机构,控制朝廷的税收与国库,
管理由国家垄断经营的盐业和铜业,征收皇庄土地的田租(有一个时期,皇庄田
土占全国私人田产总数的1/7 ,京畿8 个州、府的大部分土地,都归皇庄所有),
统辖护卫京师的禁军,并组成一个完全脱离正常司法系统,拥有逮捕、审讯乃至
处决之全权的秘密警察机构(即令人闻风丧胆的东厂)。①明朝皇帝以宦官为左
膀右臂,致使宦官数量遽增,逐渐超出了朝廷的供养能力。②他们在宫内贪污受
贿的机会无穷无尽;及至明末,一些宦官机构终因朝廷无法承受这一巨大财政负
担而被撤销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明末的宦官经常以钦派税监之身份,在商税、
关税等固定税收之外,进行额外搜刮,但他们仍不能养活自己。③1618年,尽管
为应边关紧急而加天下田赋,户部仍然只侥幸收到210 万两应收税银的70%。①
部分地靠国库帑银填充的皇帝私囊,情形也不佳。有一段可能发生在1643年的宫
内轶事,虽有点儿滑稽,却恰当地反映了当时内廷府库虚竭的情况。这年秋季,
崇祯帝打算清点其宝库。守门人被传唤后,却一再推脱说找不到启门的钥匙。最
后,巨大的宝库还是打开了,只见室内空空如也,唯有一只小红箱,盛着几张早
已褪色的收条。②宦官不仅是个明显的财政负担,对大众来说,他们还是晚明许
多皇帝与外朝大臣隔绝的象征。③作为内廷与外部世界的媒介,掌印太监们不久
便承担了向皇上传递外朝大臣的奏章的责任,并为皇上起草诏书和敕令。于是,
皇上便无须亲自处理日常事务了。④由于在明初,太祖(洪武皇帝)、成祖(永
乐皇帝)等都利用私人特务来强化对朝廷的控制,宦官的势力遂不断增长,致使
明朝后期的皇帝反而失去了控制大臣的能力与权威,有时甚至沦为专权宦官的傀
儡,而几乎完全见不到其他大臣。从1469年到1497年,没有举行过一次朝会。进
入16世纪后,世宗(嘉靖皇帝)和神宗(万历皇帝)都仅仅主持过一次各部大臣
参加的朝会。①于是,那些从未见过皇上——那个深居宫中的幽灵——的大臣们
必然会失去对他的信赖。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志,他们便与某个掌印太监结成联盟,
或组成他们自己的非正式的(和非法的)政治集团,以推行自己的主张②。由科
举制派生而来的政治庇护的惯例,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派系活动。至17世纪20年代,
朝廷终于出现了深刻裂痕,爆发了一场政治清洗,以及东林党等文人士大夫集团
同专权宦官魏忠贤之阉党间的残酷党争。由于派系活动的影响,甚至细小的分歧
也会激起轩然大波,而结果常常是双方僵持不决。③在这种经济和政治形势下,
明王朝的社会结构开始瓦解。到崇祯年间(1628—1644),大量饥民涌进城市,
以乞讨或偷盗为生;中原农村一片荒凉。④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这些年中,
穷苦人民的不满日益增长,士大夫们也因贫富之间不断增强的敌意而大为震惊。
⑤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生动地唱道:
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也听不见话。
吃斋念佛的活活饿死,杀人放火的享受荣华。
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①
此外,公用事业也崩溃了。②1629年,朝廷为缩减开支,将驿递系统砍去
了30%,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各官府不得不自己出钱雇人传递文书。③由
于驿站大量空缺,王朝的“血脉”严重阻塞,1630年以后,地方官府甚至不能
肯定他们的奏章最后能否送达京师。④整个30年代,全国各地由私人经营的公
用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包括消防、公共工程、水利、慈善、
赈济等,甚至还包括公共法律与社会秩序的维护。⑤一些谨慎的地方官出钱雇
人组建私人武装,许多乡绅也纷纷训练他们自己的“乡兵”,用以自保。①
因为门外的敌人可能是造反的农民,也可能是朝廷的兵将。1636年,明将左良
玉率三万军队入湖北追剿张献忠,当地居民为保护妻女的贞操和自己的性命,
纷纷逃入山寨。②至1642和1643年间左良玉倒戈反明时,江南人民感到他的军
队比起义军更为可怕。③无论是为皇帝而战,还是和农民军一起致力于推翻明
朝的统治,像左良玉部这样的军队始终代表着明朝最后几十年间那些不受约束
的军阀势力的一般活动方式。于是,稳定的社会组织逐渐让位于游动的军事政权。
最后,一个早已被它无法控制的社会力量所击溃的王朝,便被推翻了。④1645年,
即清军占领北京的第二年,摄政王多尔衮对明朝的灭亡作了中肯的评述:崇祯皇
帝也是好的,只是武官虚功冒赏,文官贪赃坏法,所以把天下失了。①清朝统治
者最终夺取了崇祯帝及其祖先的天下,并认为这是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长期努
力的结果。清王朝的这一宏伟事业,早在1644年以前——约1618年攻克抚顺之时
——就开始了,经过约2/3 个世纪才宣告完成,而17世纪80年代初,康熙帝(1662
—1722年在位)平定三藩及台湾郑氏政权的胜利,则是这一事业的顶峰。因此,
清朝统治的巩固,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它开始于在明朝北边的准备阶段,经
过入关后对明朝旧制加以沿用和调整的试验阶段,最后造成了一种汉、满两种统
治方式的精妙融合物。在这种统治方式下,满人和汉人,都不得不接受清廷握有
最高权力这一现实,尽管这一权力原来不是它所拥有的。
那些帮助满族统治者向儒家的君主模式发展的汉人,在这一起步、协调和完
成的政治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在不同时期充当了不同角色,其社会
背景也分别与这一征服过程的几个阶段相适应:最早的是一批在努尔哈赤草创之
时便获得了女真贵族身份的明朝境外居民,尔后则有在北方各省沦陷后组成汉八
旗军的辽东军户、教会满族人使用洋枪洋炮的山东海盗、为猎取高官厚禄而帮助
多尔衮攻占北京的北方乡绅,以及充当清朝媾和大使力求兵不血刃地征服南方的
江南学子。也许除了第一种人以外,所有拥护清朝的汉人,对满族人都怀有矛盾
的心理。同时,满族人也警惕着与其合作的汉人。满族的君主若不联合汉官,去
击败本族的贵族势力,便不可能有所作为;但他们也意识到,若全按汉族传统方
式进行统治,则会变得过于汉化,从而失去本族人民对他们的忠诚和爱戴。他们
十分感激与其合作的汉人教会了他们如何按儒家方式统治中国,又同样地轻蔑这
些明朝的叛徒,鄙视其苟且偷生,谴责其变节卖国。
双方的和解导致了满族统治下的和平,使18世纪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
期之一,其直接代价则是某种道义上的不安。①为清朝效力的汉人,抛弃了明朝
末年那种虚幻的道德英雄主义;作为补偿,则获得了实行各种政治改革的现实机
会。这些改革确实起到了稳定中央政府的作用,而这正是崇祯时期那些浮夸的文
人学士永远不可能做到的。与满族合作的汉人,有权说他们以“救民于水火”的
实际行动完成了儒者的使命,但还是失去了旧日自我标榜的社会理想主义者的自
信心。由此引起的不安,产生了两大后果。其一,是放弃了某种理性自主和道义
上的承诺,致使道学家变成了御用文人,政治领袖转化为朝廷官僚。其二,是达
官贵人对有限改革的热忱日益增强——当朝廷的力量发展到足以使中国比世界上
其他国家更快地从17世纪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时,这种有限的改革便结束了。②
尽管这种复兴显得并不彻底,但王朝秩序的重建毕竟使旧的统治体制得以在新时
期中继续存在下去。①因此,满族人完全有理由为他们以独特方式重建了传统的
帝国制度而骄傲;他们虽被视为夷狄,却以自己设计的有效措施解决了中原王朝
面临的困境。单为了这一点,汉人对清朝之“洪业”②所抱的矛盾心理,就要长
期存在下去,只要这个异族王朝对他们的家园依然维持着牢固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