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罗河流域文明与地理环境变迁研究zt |
| 送交者: 一叶扁舟 2006年05月11日14:26:33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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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罗河流域文明与地理环境变迁研究zt 王会昌 （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 人文地理199601 提要 本文根据对尼罗河流域文明区地理环境变迁研究的结果，认为正是由于距今９０００—４０００年前亚非季风势力增强、季风雨量增加给尼罗河流域带来的湿润气候，为文明的形成和初步发展创造了优越的地理环境。因而尼罗河流域文明不仅仅是“尼罗河的赠礼”，而应当更准确地说它是“季风雨的赠礼”。也正是由于季风雨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文明的盛衰，因此，由于从距今４０００年前后开始的季风势力衰退和季风雨量锐减而导致的干旱化、沙漠化，则逐步吞噬了这一古老的文明。 关键词 尼罗河流域文明 环境变迁 季风进退 地理上的尼罗河从东非高原的万山丛中走来，用洪水和泥沙在东非大裂谷带上塑造了肥沃的河谷平原，它象一条生合之藤伸延在荒凉的撒哈拉大沙漠上；历史上的尼罗河从新石器时代走来，它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古老的埃及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尼罗河是文明的化身，在世人心目中，文明总是和尼罗河联系在一起。因此，早在两千多年前，希罗多德就曾指出：“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的确，没有尼罗河，就没有埃及；没有埃及，也就不会有尼罗河流域文明。然而，最近二十多年来由于环境变迁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已经使我们逐步认识到，尼罗河流域文明不仅仅是“尼罗河的赠礼”。本文拟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综合研究的角度出发，将环境（尤其是气候环境）变迁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入到文明史的研究领域中去，初步分析数千年来亚非季风势力的进退对尼罗河流域文明的盛衰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１ 文明：在季风雨露中兴起 在人类文明史上存在着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无论是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或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还是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或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都不约而同地分布在北半球２０—４０°Ｎ的地区，形成所谓的“北半球中—低纬度文明带”［①ａ］；而这条昔日的文明带又恰恰正是今天的副热带高压沙漠带；除了华夏文明之外，几乎所有其它古老的文明都被掩埋于茫茫瀚海之中。面对着这一令人迷惑不解的现象，文明史学者们提出了解释文明起源的各种理论。但是，无论是“大河文明论”、“绿洲文明论”还是汤因比的“逆境论”［（１）］，都没有认识到或者是忽略了数千年来北半球中—低纬度文明带上所发生的环境变迁的事实，因而它们始终未能走出“无休止地争论文明在沙漠中是怎样形成的”这条死胡同。事实上，例如在我们即将系统研究的尼罗河流域，文明起源时代的气候环境是相当优越的。换言之，尼罗河流域文明绝不是、也不可能诞生在被撒哈拉大沙漠包围的绿洲上；更不是在与“逆境”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距今６０００年前后，埃及人就已经进入了铜器时代；到距今５１００年左右，他们在完成了上、下埃及统一的基础上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率先迈入了文明世界的门槛。因此，距今６０００—５０００年前这个阶段，是尼罗河流域文明创立的关键时期。 环境变迁研究的结果已经表明，在尼罗河流域文明诞生的关键时期，不仅在整个尼罗河流域，而且从大西洋岸边到红海之滨，在横贯非洲北部的辽阔的撒哈拉大沙漠上，都出现了相当湿润的气候〔图１〕。 在今日极端干旱的苏丹西北部地区，距今９３００—４０００年前却呈现出一派河湖遍野的水乡景观［（３）］。巨大的胡瓦尔干河道当年曾经汇集了来自恩内迪高原和达尔富尔高原的丰富径流而滚滚东注尼罗河；在其中游地段，曾经潴为一片水深约为４—１２m的辽阔的淡水湖泊［（４）］。在这片湖泊的西边是水域更为辽阔的古代大乍得湖，它在５０００年前的湖面高度比现代高出５５m左右［（５）］，水面起码扩展到５０km［２］以上。苏丹西北部水域联片的湖泊群和极度扩张的大乍得湖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巨大的蒸发源，必定会引起与苏丹北部直接毗邻的埃及、利北亚乃至整个尼罗河中下游地区隆水量的增加，使气候变得更加湿润。 贝尔（Ball,１９７０［（６）］，１９７１［（７）］）成功地分析了从埃及早王朝到古王国时期刻在石碑碑文上的尼罗河最早的洪水水位记载，明确无误地显示出在文明初创的第一王朝时期，尼罗河洪水的水位比以后的几代王朝都要高得多，河床在不断加积。巴策尔（Butxer,１９７６）［（８）］在综合分析了公元前５０００年以来从撒哈拉到东非地区湖泊容积和河流流量的变化情况之后，绘制了以尼罗河流域为主体的非洲北部河湖水位变化趋势图（图２）。图中显示出在整个前王朝时期，尼罗河流域的气候是相当湿润的，不仅湖面上升、水域扩张，而且河川流量丰富，水位高涨。 在尼罗河谷地以及在撒哈拉大沙漠中所发现的大批岩画，同样证实了距今７０００—５０００年前湿润气候的存在。巴策尔（Butzer,１９５８）［（９）］曾经系统指导了岩画中所表现出来的动物区系。在埃及尼罗河流域，被描绘的是大象和长颈鹿等，但它们在封建时代的艺术作品中都没有出现；狮子和野羊在封建时代的图画中已极为罕见。在撒哈拉大沙漠中，四五千年前的岩画表现的也是大象、长颈鹿、犀、羚羊、水牛、河马和鳄鱼等，但它们在此后的岁月里亦渐次稀缺了。 上述种种证据不仅说明了五六千年前非洲北部的气候是湿润的，而且也支持了阿凯勒在三十多年前所提出的关于人类完全能够在“新石器时代横穿撒哈拉”的假说（Arkell,１９６１）［（１０）］。也正是这种湿润的气候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才使得包括尼罗河流域在内的整个撒哈拉的文明都繁荣起来”［（１１）］。 ２ 文明：在干旱煎熬中挣扎 尼罗河流域文明是幸运的，它在距今９０００—５０００年前的湿润气候时期的最后１０００年不失时机地创立起来；然而，尼罗河流域文明又是不幸的，因为直到距今３０００年前，全球性的湿湿气候才基本结束，而在撒哈拉和尼罗河流域，这种湿润气候却在距今４５００—４０００年前就已经过早地结束了。在此后的岁月里，虽然也曾出现过短暂的湿润气候，但总的变化趋势却是朝着愈来愈干旱的方向在发展。尼罗河流域文明伴随着历代法老王朝始终在干旱气候的煎熬中挣扎。其中最严重的干旱先后出现在古王国到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２７００—前１７１５年）和新王国后期（约公元前１２世纪前后）（图２）。 古王国前期的气候还是比较湿润的，但是后期的二三百年间，气候非常干旱。这种干旱气候一直持续了１０００多年，到中王国结束才又转为湿润气候。在这１０００多年干旱气候期间，最极端的干旱出现在公元前２２５０—前１９５０年，即第一中间时期到中王国前期的３００年间，尼罗河出现了灾难性的低水位。奥克诺尔（O'Connor,１９７２）［（１２）］对上埃及尼罗河一个３５km地段内墓葬群规模变化的分析，是这个时期发生灾难的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他估计，约公元前２５—２３世纪（古王国中后期）期间，平均每年葬墓１．２个；约公元前２１６０—前２１００年间（第一中间时期），平均每年葬墓１２．２个；公元前２１世纪（中王朝初期）下降到３．５个；到公元前２０世纪（中王国中期）继续下降到０．６个。第一中间时期是埃及历史上最混乱的阶段，其葬墓速度远远大于所研究时段的任何其他阶段，“这可能是环境变迁所引起的最典型的变化实例”（O'Connor,１９７２）［（１２）］。 从第二中间时期到新王国前期又是一个气候相对湿润的阶段。但是到新王国后期，尼罗河流域的气候再度转向干旱。尤其是在公元前１２世纪前后，气候恶化到自前王朝以来几千年间最糟糕的程度。尼罗河谷的泛滥平原因干旱无法灌溉而全部放弃，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沙丘沙和风化的盐粉，努比亚沙漠完全毁坏了肥沃的泛滥平原。即使位于河口三角洲上的派鲁斯亚克支流也因气候干旱而干涸消失，导致国都和皇室不得不另迁新址。 关于粮价上涨和社会动乱的记载［（１３）］进一步证实了公元前１２世纪的干旱气候对新王国的猛烈冲击。当公元前１２１０年小亚细亚发生饥荒时，埃及国王曾将大批谷物运往赫梯以赈济灾民；在国内，粮价也一直稳定地保持到１１７０年。此后，粮价便开始迅猛上涨。到公元前１１５３年，国家粮库空虚，皇粮供应继绝，以致皇室职员亦因饥馑而发生骚乱。公元前１１３０—前１１２５年，小麦价格上涨到正常年景的２４倍，大麦和油料价格同样居高不下。因此，从公元前１１５１年到前１１０５年连续发生全国性的粮食暴动。干旱的肆虐，经济的崩溃，社会的动乱，这一切天灾人祸交织在一起，导致了新王国的倾覆。事实上，早在铁腕人物拉姆塞斯三世统治的时代（公元前１１８２—前１１５１年），“慷慨大方的尼罗河时代就已经并非突然地、但却不可避免地结束了”［（８）］。 在拉姆塞斯三世死后的数百年间，埃及缺乏有效的中央权威来维持国家生活的正常运转。尤其是在后王朝由祭司掌权的时代，国家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先前那种强大的凝聚力，更无力抵抗周边异族的入侵。公元前３３２年由马其顿人建立的托勒密王朝的出现，标志着辉煌于世的尼罗河流域文明已经最终落下了帷幕。 显而易见，如果说尼罗河流域文明的兴起和初步发展是得益于季风雨露的惠泽、是季风雨的赠礼，那么，这个伟大的文明在它的中期发展和后期衰落过程中所经受的环境恶化的磨难与冲击，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气候环境的变化、季风雨量的多寡对于尼罗河流域文明的命运来说是多么重要。换言之，影响尼罗河流域文明兴衰荣枯的历史命运的，不是尼罗河本身，而是洒向尼罗河流域的季风雨。 ３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那么，又是什么力量控制着季风雨的多寡、从而主宰着环境的变化、影响着文明的兴衰呢？根据笔者近年研究的结果，这种神秘的支配力量来自最近１００００年来冷暖干湿的气候变化及其所引起的气候—自然带的南北迁移，正是这种内在机制的变化，制约着北非—西亚—南亚季风势力的进退盛衰。 当全球气候变暖时，北半球的气候—自然带依次向北方迁移；气候变冷时，则向南回归。根据拉姆（Lamb,１９７２）［（１４）］的研究，在全球气候达到最温暖程度的距今６０００年前后，控制北半球中—低纬度文明带的副热带高压带的位置向北平均推移２２００多ｋｍ，到５０°Ｎ附近。与此同时，在全球气候普遍转暖的背景下，欧亚大陆腹部因夏季温度迅速升高而形成了强大的热低压中心；而南部海洋上因夏季增温并不显著而形成了相对的高压中心。这样，在北半球副热带高压带北移和海陆气压差的共同影响下，使得热带地区从海洋吹向陆地的西南季风的势力大大增强，从而给中—低纬度地区带来了丰沛的季风雨。使得北非、西亚和南亚这些今天为干旱气候所困扰的副热带沙漠地区，在距今９０００—４０００年前的气候变得相当湿润，不仅河流水量丰富，而且湖泊水域扩展，水位高涨。正是在这种十分优越的地理环境中，公元前４０００年前后，两河流域诞生了苏美尔文明；公元前３１００年，尼罗河流域出现了埃及文明；公元前２５００年，印度河流域形成了哈拉帕文明。 然而从距今大约４０００年前后开始，由于气候开始向冷冻方向转变［①ｂ］，原先向北推进到较高纬度地区的北半球副热带高压带又再度回归到３０°Ｎ附近；与此同时，西南季风势力衰退，季风雨量大幅度减少。作为古典文明发祥地带的北非、西亚和南亚地区，在副热带高压带控制下，最近二、三千年来逐步沦为荒疏的沙漠，撒哈拉大少漠席卷了尼罗河流域文明，阿拉伯沙漠吞噬了两河流域文明，塔尔沙漠掩埋了印度河流域文明。［②ｂ］ 由上述可见，尼罗河流域文明的命运是紧紧和北半球中—低纬度文明带上的气候环境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最近１００００年来全球气候的转暖，包括尼罗河流域在内的整个撒哈拉地区就会仍然处在第四纪大冰期时代干旱沙漠气候的控制之下，当然就不会出现农业革命，更不会形成古典的农业文明。如果不是在距今６０００—５０００年前气候达到最暖湿的程度，就不会发生气候—自然带的大幅度迁移，就不会产生海陆气压差的悬殊对比，就不会引发西南季风势力的猛烈扩张，就不会给尼罗河流域带来如此丰沛的季风雨，文明的花朵也就不会如此鲜艳地开放。当然，发果尼罗河流域的气候在文明创立并得到初步发展之后还能够继续恩受几千年季风雨的惠泽滋润的话，那么，这个伟大的文明就会继续发展并达到更光辉的顶峰。然而，历史往往总是给人间留下一些遗憾，它只是让字塔圪立在尼罗河畔的荒原上，昭示人们去追索对古代文明的回忆和敬仰。 参考文献 (1). Toynbee,A.J.,1935.A study of history,12 vols.,PP.61.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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