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义和团愚昧无知无以复加

1949年前，中国社会对创始于嘉庆年间蔓延至直隶的义和团的看法是邪教。

“……数十年来，俱视之为邪教。”徐一士、徐凌霄同撰的《霄凌一士随笔》谈及义和团使中国“创痛深巨”，“几于不国”时说“故事后道及义和团，莫不加以诋斥，视为妖孽。”而当时的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在他所撰的《崇陵传信录》中，论及清廷保守派欲利用义和团发动仇外运动时更是谈到这一邪教的来源：“义和团之为邪教，即八卦、白莲之支流与流裔……。”而针对义和团的邪教性质，柴萼在《梵天庐丛录》记述说：“庚子春间，北直......一带，喧传有神师降世，专收幼孩为徒，教以咒语，云能召请先朝名将护身，教以练拳，功侯满足，即能枪炮不入，刀箭不伤。”

义和团所到之地，逢处便设坛行拜，“城中为坛场几满。(坛场是义和团习武练艺之地---引者)”“乡野村庄，莫不有坛”(柴萼《梵天庐丛录 庚辛记事》)。

除了广设拳场，还遍贴招帖，大行怪力乱神之道。山东、河北、山西境内拳匪每当夜深人静，就“四处皆焚香念咒”，“升黄表”(烧纸)。同时“以凉水润身，聚无知童子数人，向东南立，咒毕，童子倒地，召迟，令起舞，或授以拳棒，如临大敌，……”(参见《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第一册，文海出版社1935年印行)。深夜如此，白昼如何？时人记载：拳民若出动，“则呼市人向东南而拜，人无敢不从者”(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而在拳乱大发之际，拳民则在各处“每日招摇过市，头扎红黄二色包巾，腰系红带，手执单刀。路遇穿洋布者，立时扯碎。偶一不服，即以单刀相向。日则沿途滋扰，夜则群宿庙宇。”(《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同上)

一百年前他们的招贴已经风雨飘零了。幸而当时有人记得他们的咒语，并把这些咒语记录在案，从而今天我们可以体会义和团的所思所想所信所传：

“日出东方一滴油，惊动弟兄天下行，……杨二郎惊动封炮王，封炮王惊动老君来显灵。”他们的招贴也颇有些嫁祸于人的意思，“……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故而要借助神仙之力一逞拳能：“神爷怒，仙爷烦，伊等下山把道传。非是谣，非是莲，口头咒语学真言。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顽。”

中国自古有武术气功(硬气功)传统，经过训练，道行高深者可以通过运用体内之气，抵挡刀矛攻击。但是由于需要经过长期刻苦训练，真正练而有成者并不多见。而且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将修练要义和成果恣意玩乎於坊间，大面积干预世事而不祸国殃民最终自毁于世的。义和团拳乱也是其中之一例。他们借助于民间武术，利用人们对气功传统的信赖，大肆宣称自己拥有各种“神术”，例如能以刀枪发火、能以咒语控制火势、能“以刀兵斫斩皮肉而不伤”、能枪炮不入、火不烧身等等。

对于义和团上述妄言妄行，清朝政府官员、总理衙门大臣袁昶当时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看看他的记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义和团行为方式的愚昧可笑：

“......其诈人之术，以发火为最长。用刀用枪，向房屋门上指画，又向地上土上指画，群呼之曰照。(盖北方呼火燃之音即着字。)立时火燃，盖先时暗中预布置者，然且不效者比比也。更自称应烧者烧，其余不连延，亦大都不验。”(《乱中日记残稿》)都有记载的北京前门大栅栏乃至正阳门一带连日大火，就是这样烧起来的。义和团并以火听人指挥而不许救援，从而将京城市面精华一举烧尽(后详)。而眼看大火延及正阳门，这些愚民暴民则吓得四散逃溃了。

再看看义和团如何能“枪炮不入”：“其最愚弄人能避枪炮者，名曰金钟罩。又取十八岁以下至二十岁以上之闺女，身穿红布衣履，手执红巾一，手持一小红灯笼者，名曰红灯罩。言能上法后，用扇一煽，便能起空驾云至半空，若大红星者。或一煽，而大炮自闭不响，或一煽而轮船在海中自烧，或一煽而城楼坚困石室俱焚。只见有此种人，从未见其上法。是彼党诞妄无稽，而智笑愚骇，莫可究诘者也。”

真的中了枪弹情况如何呢？伤及致命处当然必死无疑，但死了也当活人抢回。抬到坛场，让他们的“大师兄”查看。看后辄曰“劳累已极，睡着矣。”或“设法取出枪子，以大声呼其小名，其受伤浅而未死者，或偶活一二，则曰：醒矣，断无死理”。对伤情重不能复活的，“大师兄遍搜其身，或偶携有他物，则曰是爱财，曾抢藏人物，故致死，万不能活矣。”(以上参见并引自袁昶《乱中日记残稿》)

义和团运动将社会沉渣聚集一体，“匪多乡僻愚民”，无知无识却贪婪张狂十分：“入五都，遇物诧怪”，把铜片做的店铺招牌当作金子拆之掳去者不足奇怪，更有愚贪者，把牛膝当作人参大肆嚼啖拒不吐出，却把刚刚贪入口中的西洋糖果哇哇吐出，硬说那是“矾也”(参见柴萼《梵天芦丛录》卷三《庚辛记事》)！更为愚昧的是，在斩杀“二毛子”“三毛子”即中国教民或与洋人有关系的中国人的时候，他们采用的验明证身的方法。这种方法，即不是当事人的自我表白，也不是拳匪自己的判断，乃是“焚香燃表”。然后观结果，定身份，决生死：“烧香一柱，焚纸一页。如果香不燃，纸焚不尽，便必杀无赦”(一说如纸灰不飞升，或烟不上升，即杀之)。

稍微了解一点义和团暴力情况的人都知道，外国公使馆中被义和团杀死的第一人，是日本书记官杉山彬。他死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1900年6月11日)，却很少有人知道在此前一天，清政府的安徽提督姚氏已先于日本书记官被拳匪杀害。

那日他身著清廷官服，外表决无“二毛子”之嫌。但是由于他在京城游走时，见“遍地皆拳匪，声言杀鬼子”，这位提督大人不知深浅，当时喝令拳匪说：“升平世界，尔辈休要妄言！”说完他还不罢休，接着吓唬说“汝辈今欲杀鬼子，行看将为鬼子杀也。”(参见《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上海书局石印，《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35年印行，下同)

他的警告在两个月之后即被证实。但当时却惹得众拳匪哗然大怒：各路神仙在上，岂能有国人敢于这样为洋鬼子辩护？！不是二毛子还能是什么人？即刻将之拽下马来。都死到临头了，提督大人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极力辩解自己决非什么“毛子”，而是堂堂安徽提督、清廷大员。已然晚了。清军京营中武弁李某闻讯奔驰而至，为之辩解。但也全然无济于事。为什么？就因为拳匪为姚提督验明正身而焚的香、烧的纸，烟灭灰不飞，于是这位清政府官员竟白日凭空在京城惹祸上身，死在众匪大长矛刀之下。前去抚尸痛哭的姚提督亲友和营官等，皆因与这个“二毛子”关系密切而断命于刀矛之下。而为这个“二毛子”说情的京营官李某，若不是扔下随身携带金银财宝，及时策马奔逃，也将死于拳匪乱刀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