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拳乱导致的清末经济损失

尽管史学界对义和团盲目仇毁中国工业现代化设施有批评，但是几乎没有人谈论过义和团这种仇毁行动及其滥杀无辜、恣意抢掠对中国贸易造成的严重影响。事实上，义和团不仅以中国大地上所有现代化设施为敌，倾力破坏之，而且其暴力运动导致中国北方商贸活动迅猛凋敝，负面影响覆盖全球三分之一强的国际贸易活动。

先看有关商贸口岸的具体情况。一九零零年拳乱期间，一位在天津七十二沽(天津各口岸均称之为“沽”，如塘沽、西沽、大直沽等，从前各沽合计总有七十二沽)之间专为商人“牵车服贾”的工人，曾经在被迫歇业期间前往上海，在那里的“尊闻阁”对《申报》报馆描述了期间他在天津的见闻。他的叙述被当年《申报》秉实报道，成为今天了解拳乱期间天津商贸活动难得的见证。比较往昔商贸繁荣情形，这位工人描述那里商业活动凋零的景象说：

“呜呼义和拳匪之祸，何若此其甚哉！……向者，春冰既泮，轮声帆影，相属於烟波浩渺之间。货物之来，高入山积。操奇计赢之子，夜以继日，握算持筹，各矜其长袖善舞之能，以有易无，获利可操左券。今岁新春时节，已拳匪潜伏，萌蘖渐滋，圜hui4(外门里贵)中如豫为之地(意为：人们愿意待在家中)，以致开河之后，来货寥若晨星。至目前而叛象显呈，毁电竿、断车轨、戕西士、焚教堂、斩本揭竿，……商贾遂不复放胆营运。六街三市，几绝人迹。”

那时庶民尚无国家经济概念，当拳乱始发之际，皆悉国家受扰而不喑商务受扰。所以，在描述了拳乱前后判若两地的天津口岸商贸景观之后，这位在商业运输中讨生活的工人感慨道:“人皆谓拳匪扰害国家，仆则以为商务悉被拳匪所扰害矣！”(参见《申报》1900年6月20日“拳匪作乱有关上海市景说”下同)

上海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中心，所营运商务北达燕齐，南至闽粤，西更溯江而上，由鄂抵川中，所以“百货云屯，转输甚为方便”。但是，上海口岸异象纷呈：拳乱缘故，为免中途意外，举凡天津商人及货物停滞上海。外贸同样不能逃脱严重打击：外商定购的各类日常应用洋货如纱、布、药、等均堆积如山，无人提取。而“每当货轮开行，汽笛声中，舱中寥寥数客而已，不再有万盈之货运往。”

其实天津一地的商业阻滞，受影响更严重的是中国北方省份。当时东北的吉林、黑龙江到北京一线，乃至牛庄、张家口、北通州各处的民生商务，均以天津为枢纽。天津枢纽不运转，则行销于东北乃至北京直隶一带的通货只能囤积上海港口，而且日积月累，越来越多。货物停运积压导致价格下跌贬值。例如火油作为津货大宗，在头年涨价一倍的情况下，突然暴跌。

这不过是1900年6月中下旬以前的情况。那时义和团的为害尚未达最高潮，也远不到结束的时候。由于慈禧政府对持续数月之久愈演愈烈的拳乱多方纵容利用，最终直接伤害到西方十一个国家驻华外交人员的生命安全，中国商贸凋敝情况之结束，终于有了指望，一个令人扼腕叹息、痛国痛心的指望：十一个国家中的八个国家，终于被迫紧急出兵远征中国，平息拳乱。

即便如此，中国北部地区内外商贸受锉已经直接导致两个连锁反应：一是国家税收锐减；二是银行(当时叫“钱庄”)倒闭。

首先是税，当时《申报》记载：“以往赴天津海关报税者其数不亚于江海新关”，可见报税人相当多。但是在“掮客则仰屋而叹，挑夫则辍业以嬉，驳船既闲泊浦滨”的情况下，天津谈何税收之有？上海也是“税行亦门勘罗雀”。两处国家重要税收来源之受挫，是不言而喻的了。

当时中国商贸已有贷款制，商人资本大都来自钱庄的贷款。在拳乱期间，中国自北而南商务渐次颓蔽，经济萧条，各处钱庄别说利息，连本金都收不回，倒闭当然势所难免。京城北京的钱庄，则有相当数量被烧被毁，更不必说了。

中国计算“八国联军侵略中国”造成人员财产各类损失的大有人在。把一年之久的拳乱所造成的损失(包括烧杀抢掠的各种恶行)，统统算在八国联军头上，在当代更是已成时髦。史家、知者，睁眼闭眼不敢吭声，只说是“说不清”；庶民百姓既无从知晓也乐得被蒙蔽，因为据说这有利于“民族自强”。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义和团祸国殃民的经济损失统计数字。甚至连个大概的估算也没有。

不过总体上损失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据当时媒体报道，清末时期全球商务贸易活动有十分之三关涉中国。仅此一项事实，可以想见义和团之乱导致中国外贸商务停滞，对国际间贸易的严重影响。所以，仅从经济贸易影响及其所引起的恶性连锁反应的角度，当时的《新闻报》就以“息祸篇”为题发表评论指出：“中国之祸事一日不息，则全球之祸盟亦一日不息。”1900年8月20日《中外日报》也以“论西人筹华以求变法得人为第一义”发表社论，论述这种“中国糜烂而全球扰攘”的道理。可见中国祸难波及国际经贸是明显的事实，只是中国当时自顾不暇，而今则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丧权辱国为由，更不能认帐了。

拳乱对中国外贸造成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事实。从《剑桥中国史 晚清篇》第一章“晚清的经济趋势”所提供的一份“中国外贸价值和指数统计”来看，自1870年至1911年期间，以当时流通的海关银两为价值，中国外贸无论净输入还是净输出，总体指数都呈稳步上升趋势。唯独1900年义和团拳乱那一年，呈现明显下降趋势。现以流通海关银两为计，将义和团拳乱之年和前后两年的外贸输出与输入列表如下：

1898年(上升)，净输入209，579(海关银两，下同)，输出159，037；1899年(上升)，净输入264，748，输出195，785；1900年(下降)，净输入211，070，输出158，997；1901年(回升)，净输入268，303，输出169，657；1902年(上升)，净输入315，364；输出214，128。

清末时期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其国民生产毛值中非农业产值已经占了三分之一；而在非农业产值中，商业产值在各项产值中比重最大，占了将近百分之七(参见《剑桥中国史 晚清篇》第一章“晚清的经济趋势”)。虽说商贸比重不大，但仅就拳乱对商贸的致命影响而言，是不能忽略的。

庚子赔款数额巨大，造成中国国库空虚。这样的局势固然应当谴责列强中多个国家寡义无信，全然没有胜者罚败中应有的道德底线，借议和谈判巧取豪夺。但冤有头债有主：义和团拳乱在先，围攻西方驻华公使馆，戕教士、杀中国教徒以至于杀害外国公使在先，八国联合紧急出兵制止在后。慈禧政府无视国际公约、不理各国出兵前长达数月的呼吁警告而持续纵容拳乱，终于引起八国联军出兵，最后导致巨量庚子赔款。按照“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发展顺序，明眼人都清楚，庚子国难乃是慈禧政府自取其辱的必然结果，由此引发的造成中国元气大伤的庚子赔款巨大债务，理应算在“横挑邻衅，自启祸源” (1900年《中外日报》语)的义和团和慈禧政府头上。

然而，拳乱前后中外文献、媒体、各类记载一致公认并称之为“匪”、“匪徒”、“乱匪”、“盗匪”、“团匪”、“拳匪”的义和团所制造的中国祸乱，竟然在49年之后变成了“农民运动”，并冠之以“伟大”“英勇”，褒奖为“爱国”，载入史册而成本无计。这不能不说是当今大陆史家，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历史观诠释中国复杂历史，留给中国当代和后世的一个后患难测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