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犯病与去世真相 地火在寻找喷口

陈小雅：八九民运史

第三卷 悼念引发抗议潮

第六章 胡耀邦逝世

第三节 胡耀邦犯病与去世真相

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谣传”开始的。

4月15日下午，中央电台“简讯”播出胡耀邦逝世的消息之后，社会舆论的第一个反应是感到意外：几年前还经常出现在电视荧光屏上的胡耀邦，他那讲演时不住挥动的手，给人民留下的印像是那样的新鲜活泼，怎么会倾刻之间就撒手人寰呢？有消息传来，胡耀邦是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心脏病发作后，入院抢救无效去世的。但人们并不相信！如前所述，胡耀邦的“小朋友”张凯，就是怀有这种担心的人之一。

据于光远回忆：

“在1989年4月22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张凯写的《年轻人的‘大朋友’——忆耀邦叔叔》一文中，张凯就提到„„我告诉他‘耀邦说过，他一生有两个想不到，一是想不到他会担任那么重要的领导职务，二是想不到人们那么理解他’。张凯也许没有记准我对他讲的话。耀邦对我说的第二个想不到是，„„想不到自己会在担任党中央最高领导职务这样的岗位上被理解为一个如此不称职、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的人而不体面地下台。在最后十年，在政坛上作出如此光辉的业绩，却如此下台，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我是其中的一个，的确是完全想不到的，在思想上也是不能接受的！”

这就是说，耀邦直到去世前，仍对人们在他下台时加之于他的不实之词耿耿于怀。在胡耀邦离职问题上，一直为他抱屈的人们，宁愿把这位“苦星”的犯病归结为受到一场围攻，他的去世或许出于一场有预谋的“医疗事故”？因为当今医药科学的进步已经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地步，它怎么会对胡耀邦这样一个年轻生命束手无策呢？特别是在此前听到过“胡耀邦有可能在新一轮的中央全会上复出，担任中纪委职务”的谣传者，更相信是有某种势力在阻挠他的出山。这种谣传还描绘了胡在“下野”的两年中，如何走遍全国，大量搜集“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内以权谋私、“官倒”等不正之风的材料，在湖南逗留期间，他还与他的“宿敌”——邓小平安排在左面对他施行制约，并在胡耀邦离职后一同被“烹”的——邓力群会谈“反腐”问题，历时数小时„„到底是谁在谋害胡耀邦？谁有这个能力和权力？谁有利害相关？4月21日下午，北大、清华甚至传出了耀邦是“被最高统帅警卫打死的”谣言。有的学生竟商议要“截灵车”。

实际上，胡耀邦去世前的情况是，他尽管很苦闷，但却没有被委以重任“重出江湖”的可能。他的身体情况的恶化，的确与情绪有关，但长期的忘我工作，生活节俭，则是其“阳寿”的基础。

根据胡耀邦女儿的回忆，1988年秋，胡耀邦结束了将近两年“独对晨曦和落日”读书思考的时光，心头涌起了一股难以抑制的思乡之情。11月，他和夫人李昭前往湖南。12月9日，在游君山的那天，他遇到一对夫妇游客，对他批评“党风很不好，群众还提不得意见”，说“共产党腐败了，没希望了，我要退党。”胡耀邦心情沉重，加之旅途劳累，又受了风寒，第二天便觉得头晕不适。

满妹说：“„„两个多小时后，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体温高达40度，而且持续不退；血压从120/70毫米汞柱直降到80/50毫米汞柱；心跳快，心律不齐，并出现了频繁的期前收缩。从湖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赶来的专家们初步诊断：感染性休克、心房纤颤，建议住院治疗。这个诊断对于老年人来说是很重的，处理不好，可以致命。

此番心律失常，竟铸成了他生命中最危险的隐患。”

3月下旬，胡耀邦从南宁返京参加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因得知一些本已脱贫的地区近期又有吃不上饭的情况，心情一直不好。“他常常郁郁寡欢地几天都不说什么话，不是闷着头看书，就是默默无言地在走廊里散步；每顿饭都只是随便扒上几口，算是对人们劝他注意身体的无声回答。”

满妹回忆道：“4月7日晚父亲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通知送来时，母亲劝他不要去了，大家也都希望他在家休息。可是父亲还是拔出笔来，一声不响地在会议通知单‘到会’一栏里打了个钩。”

4月8日上午差15分钟9点，胡耀邦夫人目送他走出家门，向开会地点国务院怀仁堂走去。没想到，当天会议还没结束，就送回了丈夫的衣服。那是一件“旧毛料的外套，一件有细条纹的旧衬衫，领口和袖口已磨起了毛„„”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关于发展和改革中国教育的决定》做准备。这篇《决定》是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起草的。因为前不久邓小平在接见乌干达总统时谈到“中国的最大失误在教育”。所以，这天参加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还有几位教委的领导。他们围绕着一个椭圆形的会议桌而坐。

胡耀邦是差5分钟9∶00进入会场的。当时，所有与会者已经到齐。胡耀邦走到后排，“坐在副总理田纪云和国防部长秦基伟中间。”

据鲍彤回忆，胡耀邦坐在椭圆桌的这一头，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坐在椭圆桌的另一头。胡耀邦坐定后，会议随即开始。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主持。

首先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主任陈进玉通读《决定》草案。但没过多久，胡耀邦就感到胸闷、心慌、头昏、腿软。但他坚持着。草案40分钟读完，紧接着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作决定稿的说明。

李鹏回忆道：“大约10∶00左右，李铁映的说明尚未结束，耀邦突然脸色苍白，呼吸不匀，双手发抖。耀邦很吃力地站起来，对赵紫阳说，我很不舒服，请允许我退席。赵紫阳当即点头，说‘你回去吧’。”

江泽民回忆道：这时，胡耀邦并没能离开位置，“而是又坐了下来。他几乎以慢动作把双臂放在桌子上，将头埋在中间。”

鲍彤的回忆略有不同。他记得因为赵紫阳的嘱咐，胡耀邦并没有离开座位，是倒在自己的座椅里的：“我估计不到10∶00，耀邦在座位上，一边捂着胸口，一边向紫阳挥手，说：‘紫阳同志，我这里不太舒服，要请假„„’紫阳见耀邦用手按着心口，就问：‘你是不是心脏有病„„’耀邦一边挣扎着想站起来，一边说：‘过去我自己也不知道，上次出差„„（我不记得耀邦是说‘湖南’还是‘江西’），他们（那里的医生）说我„„’紫阳说：‘你如果有心脏病，现在千万不要动，千万不要站起来，不要移动。’紫阳立即叫中办马上找医生。这时，耀邦已疼痛得说不出话了，靠在椅子里。紫阳问：‘谁有心脏病的急救药？’政治局委员江泽民在座位上犹豫了一下，说，‘哦，我有，我没有心脏病，从来不带这种东西，不过老伴一定要我带’，于是从包里找了一个急救包出来。可是在座的人都不知道急救药应该怎么用。这时，一位工作人员说，他知道，站起来讲解。”

李鹏继续回忆道：“这时，中央保健处的牛福康处长和医生们已赶到，初步判断是心肌梗塞症状，病情十分危急。随后，北京最著名的几位心脏病科专家：协和医院的方圻，阜外医院的陶寿琪、陈新正和北京医院的钱贻简均先后赶到。政治局的同志为了不妨碍医生们的抢救工作，也退出怀仁堂，改到勤政殿去开会。待胡耀邦的病情稍为平静一点后，于下午2∶00用救护车把他送到北京医院。”

时任中办主任的温家宝在大会堂主持了对胡耀邦的抢救。胡耀邦入院后，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纷纷到医院探视。赵紫阳、杨尚昆、彭真、宋任穷等，都到过病房。邓小平和王震则派秘书到医院看望，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多次打电话了解胡耀邦的病情。胡耀邦还在病床上接到了国家主席李先念从上海打来的慰问电话，听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邓颖超写给他的慰问信。

4月9日上午，李鹏到医院看望了胡耀邦：“主治医生钱贻简告诉我，耀邦的病情已趋于稳定，但他的心肌坏死面积过大，一种判断心肌梗塞程度的指标－－血液中的肌激酶CPK，正常值在50以下，而耀邦的CPK已高达3000之多，仍处在危险期„„看上去他的精神还不错。我们交谈了十多分钟。他很诚恳地对我说：‘你当总理后办事稳当，各方面反映不错。’我劝他要安心治病，一定要与医生配合好，不会有危险的。他的夫人李昭同志还特地嘱托我劝劝耀邦同志，要按医生的要求，在病床上小便和大便，不要下床。耀邦对此很不习惯，执意要下床大小便。这在心肌梗塞危险期，特别是前七天是绝对不允许的。这话我也向耀邦说了，当时他口头上也答应了。”

“事后我得知，事情就出在七天之后。第八天早晨，耀邦开始执意要下床大便，医生不同意，仍在床上大便，但因用力过猛，造成心脏破裂，抢救无效而死亡。去世时间是8∶25，家属、医护、警卫人员都在场。”

当时，还没有从美国赶回的胡耀邦的女儿满妹，事后通过与家人的沟通，了解到父亲最后的状况：“„„家里人帮他在床上洗了脸、漱了口，还喂他喝了些西瓜汁。父亲静静地斜倚在床上，等着吃早饭，等着母亲来看他。这些天他一直被困在床上，也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又饿又乏。

几分钟后，守护在父亲身边的三哥德华，发现心电监护仪上绿莹莹的心电图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动起来，心率从每分钟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来值班医生。医生看了看心电监护仪，不经意地说：‘没事儿，以前也有过这种现像。’

三哥不敢相信，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果然，当每分钟达到110次时，心率开始逐渐减慢，一分钟后恢复到60次。可还没等三哥和紧张得也凑过来察看的李秘书松口气，峰谷状的心电波形作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忽然耀眼地一闪，便冰雪消融般地坍塌下来，化作一条碧绿晶莹的水平线，向 无极的空间延伸而去。与此时，只听见躺在床上的父亲痛苦地大叫一声：‘啊！——’他那只被李秘书握着的手突然松脱，头部猝然转向一侧。”

第四节 地火在寻找喷口

正如长期饥饿的人群容易产生幻觉一样，长期被废除思考的人们则容易轻信谣言。来自民间的谣言，是政治悬念的产物。而政治缺乏透明度，缺少公开性，则是悬念得以积累和谣言得以流传的基础。但是，人们没有证据，没有能力去澄清事实，而严峻的现实又迫使他们不能再沉默。他们，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只能用他们的方式表达不满和疑惑，给假想的敌人以某种心理压力。

当一个人去世时，有谁能阻挡人们对死者的悼念呢？挽联、悼文，在这时，是一种合情、合理、合法的宣传品。

在胡耀邦去世的前两天中，悼念基本上限于中央明令划定的机关和单位内部。在知识分子和敏感的青年学生聚集的校园里，已有自发的群众性悼念活动。

新华社记者杨继绳4月16日的日记里，记下了他的观察：

“在人民大学，果然贴出了不少大字报。一张大纸上画了一根点燃的红蜡烛，旁边写道：

心线正直表里通红浑身是火一生光明风吹不熄泪落始终

还有一张大字报写道：

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该死的是指那些整胡耀邦的老人。

有的大字报主张‘五四’搞大的政治活动：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五四，天下大吉。

署名‘悲夫’题为《悼胡公》的藏头诗大字报写道：

悼君唯怨是非多，

胡公又奈邓公何

耀邦曾经华夏客，

邦国何事凭蹉跎

如果说上面一张大字报对邓废黜胡耀邦表示不满的话，后面的大字报就指名道姓地批邓了：

猫养七二鼠食尽民脂民膏最终猫成硕鼠魂系民心呼喊捉鼠打鼠毕竟魂仍是忠魂

黑猫白猫不抓老鼠才是好猫

赌棍恶棍只欺良民不如拐棍

横批：去他妈的

由于邓小平爱打麻将，有不少对联是用麻将的术语写成的：

借西风作胡胡公胡；

抛四条伐民民十万”

据《中国青年报》4月16日报道，在北京及全国各地，广大群众举行了一系列追悼胡耀邦的仪式和活动，一些学校和单位里，群众自发地为胡耀邦设立了灵堂。胡耀邦曾经工作过的中央党校大礼堂前，贴出了很多对联、诗歌和杂文。

在北长安街会计司胡同25号——胡耀邦座落在中南海一侧的寓所里，他的家人为他设立了一个开放的“家庭灵堂”。这间有40多平米的会客厅，正中悬挂着胡耀邦的一张生活照。照片上胡耀邦饱经忧患的面庞，身后是一片绿油油的冬青。黑纱环绕着遗像，置于苍松翠柏和君子兰之间，更被层层叠叠的花圈挽联花蓝簇拥着。台历，仍然翻在1989年4月8日„„

这里，迅速地成为了他的同事、友人、政治崇拜者与追随者，各大专院校师生、甚至更多仅仅是因为热爱和同情的普通人凭吊与寄托哀思的地方。

据满妹回忆：

“父亲去世的第三天，前来家中吊唁致哀的，一天竟达4000多人。灵堂内外，白花如雪，泪水如雨。无数的花篮、花圈和挽幛，将灵堂堆得只剩下一条仅容一人通过的走道。八旬高龄的诗人艾青拄着拐杖走过来鞠了个躬，伤心地说：‘耀邦同志当总书记时，把别人从广州带给他的新鲜荔枝，分送给我、丁玲、马海德和艾黎。’

楚辞专家文怀沙对着父亲的遗像说：‘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爱您，需要您，您仁慈的心何忍停止搏动？因袭放翁句，书此联以奉灵右。’他悲声颤抖地朗诵道：‘民望甚饥渴，公行胡滞留。’

年近九旬的著名儿童教育家孙敬修在孙女的搀扶下，悲不能言地走到灵前，半晌才发出一声呼喊：‘你是一个大好人啊！’

《中华英烈》编辑部的同志将两本最新出版的、父亲生前常看的杂志献到灵前，九位编辑签名的挽联上写着：献给我们的挚友胡耀邦！

父亲生前的一些老同事、老部下，在灵前老泪纵横，悲恸得直不起身子。

在我们家珍藏的悼念留言簿上，有公交司机的笔迹，也有郊区农民的留言，还有解放军官兵的签名，每一页都留下了共和国公民的无尽哀思：‘人民又一次陷入极大的悲痛之中。’‘你心里有人民，人民心里有你。’‘说真话人民知音，办实事一代伟人。’”

老战友张爱萍缅怀他们一道走过的长征路。念及文革中，他受林彪一伙迫害时，耀邦给予了他的子女有益的影响。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中，耀邦亲临老山前线，发表了“国威军威看西南”的名言。他还想到了“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成功的那一天，耀邦跨越“座桥”与他热烈拥抱的动人场景！在这一天，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痛悼耀邦同志1989年4月16日》

突闻噩耗哽咽喉，往事涌心头。

少年战场携手，长征喜同俦。

肩重任，为国谋，谱春秋。

感君勋业，造福人民，光耀神州。”

《人民日报》刊载的孟晓云、王楚《11亿中国人为你送行》也记录了这个小灵堂的场景：

干部、工人、学生，一个接一个无言地走过这里，只有挽联上的字留下了他们的心声：

一生正气深得人民敬爱，两袖清风堪称为人楷模；

至大至刚拓荒总履险，飘（漂）浆甘兮饮水长思源。

“老部下张黎群与耀邦同志的小儿子德华抱头痛哭，噩耗传来，他夜不能寐，伏案疾书：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卓绝之灯熄灭了！一颗多么伟大的赤子之心停止了跳动！一个多么仁义正直的人民的儿子离去了！一位多么忠贞的共产党人停止了战斗！

“老红军赖大超柱着拐杖匆匆从广州赶来„„

“知名的、不知名的老干部来了„„有的在灵堂里嚎淘大哭，有的跪在遗像前悲痛欲绝，喊着：‘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平反哪！’

 „„

“十几条雪白的哈达是中国藏族语系高级佛教学院的学生献上的，几个大学生将自己扎的小小的花圈奉献在灵前；街坊邻居老少几代人联袂前来吊唁。

从山西赶来的种棉能手、80岁的吴吉昌，一进门就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

“留言簿上还有许许多多动人的题词：“‘说真话人民知音，办实事一代伟人’；‘代表人民的领袖，真正的汉子’；‘民主先锋’。”

在中共领导者中间，历史上可称为“人民的领袖”者，在70年代以前，只有毛泽东一人。但毛泽东最终在自己错误的积累下，逐渐失去过去由人民衷心赠与的这个称号。而在此同时，“人民的领袖”一词，也逐步赋予了“与人民同受苦难者”的含义。就如同失去精神家园的民族往往是伟大宗教的摇篮一样，“人民的领袖”一词，重音也从后面的“领袖”二字向前移到“人民的”下面。“领袖”这时也由政治的首领转变为精神的教主。在这方面，1976年在民族危机中去世的周恩来和1989年中国改革危机时去世的胡耀邦，就成了70年代与80年代中国人心目中的耶稣。

不过，与毛泽东不同的是，人民，几乎是在他们的“领袖”离开时才发现他们的价值。他们的英灵，借助对亡者的追思与悼念的庄严气氛飘离尘世，在高天张扬开去„„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每一个人通过感觉都知道，它聚合着一股能量。而且，这能量因政府为它限定的空间所造成的压力，密度在不断地加强。

学生的反应是最迅速的。4月15日，中央电视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刚播出10分钟，北京大学的校园里便贴出了大字报，一个小时后，悼念的大字报和小字报已经贴满了三角地的报栏。

还有一幅对联写着：

“耀邦七三先死，小平八四健在，问政坛沉浮，何无保命；

民主70未全，中华40不兴，看天下兴亡，北大亦哀。”

一份大字报要求“撤换无能政府，推翻专制君主，建立民主政治”。

当天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副所长、党委副书记彭克宏，率领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上了第一个花圈。

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编辑的《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载，纪念碑前出现的第一个花圈，署名是“顾保忠”敬献的。它的挽联上写着“真正的中国共产主义战士胡耀邦同志千古”。

当晚，有目击者称，纪念碑前的索链上出现了第一朵小白花。小白花的挽带上写着“耀邦不死，耀邦永存”八个字。当时就有人拿出步话机报告了这一消息，并问怎么办。大概是对方问了送小白花人的特征，报告者说：“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军人”。

据官方统计，截至16日止，北大、人大、民院、清华、北师大等20所高校共出现标语、挽联、大小字报300多份。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有花圈6个，白花15朵，条幅5个，黑纱一个。不少学校都出现了对党和政府不满及指名攻击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人大贴出题为《哭耀邦》的大字报，指名道姓攻击多名中央领导同志。北大题为《你死我活》的挽联，影射中央领导同志是“欺世盗名的窃国奸雄”。清华、北京理工大学的大字报提出“朽翁听政”、“独裁集权”、“蛮横腐朽”，攻击中央有一个“搜刮民脂民膏的新四大家族”。民院的大字报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心狠手毒，残害忠良”。北大题为《猛回头》的大字报影射中央、人大常委、国务院是“独夫”、“橡皮图章”、“草包衙内”，提出“实行议会民主制度，三权分立”，“全国大选产生总统、省市长”。

4月17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幅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照片。纪念碑上放置着5个悼念胡耀邦的花圈。这令读者感到，党报对人民的感情是尊重的，对新闻是忠诚的。犹如给自发悼念的群众运动填了一把柴火。

据陆超祺回忆，图片刊出的过程是这样的：

“耀邦同志的逝世，海外传媒反应很快。香港《文汇报》除了刊登中央的讣告、耀邦同志的简历外，还登了该报驻京记者采写的耀邦同志发病治疗经过，他家里设小灵堂，什么人去吊唁，紫阳同志与胡德平的谈话，以及各界知名人士的谈话等，整整登了两块版。新闻透明度和记者工作效率之高，恐怕是内地同行望尘莫及的。„„

对比香港《文汇报》，深感在内地我们的报纸对耀邦同志的逝世太冷清了。昨晚上班，没有什么东西可登。正在发愁的时候，摄影组的同志送来一幅群众自发到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的照片，说是通讯员送来的。我看画面尚好，问有关方面对群众自发送花圈取什么态度？拒绝呢还是照收？回答是不拒绝，凡是送去的都收。我也不请示老钱（社长钱李仁）和老谭（总编辑谭文瑞），决定在一版用这张照片。大余也决定在海外版用。

我们是不谋而合。我所以不请示钱和谭，主要是考虑到这张照片，广大群众固然高兴，反映了他们的感情，但也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向中央告我们的状。为了不给他们两位添麻烦，有事我们做具体工作的来承担责任。不要把主要领导人一下子就推到矛盾的第一线，给他们留下周旋余地，这也是《人民日报》的一个优良传统。”

同日，北大、清华、人大、师大部分师生的《几点建议》在各校贴出，号召花圈、挽联向天安门广场集中；成立北京学生治丧委员会；废除专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责成政府对十年改革中的重大失误作出检讨，责任者引咎辞职。

当天中午1∶00，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86级学生抬着制作的花圈游行来到广场，并跨过围绕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禁止通行的索链，将花圈送上了纪念碑的基座。在场的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华尔街日报》、英国《独立报》、香港《南华早报》等媒体十余位记者进行了拍照、录像和录音采访。事后，有40余人到胡耀邦家进行了慰问。

紧接着，北京航空学院动力系87级研究生制作的花圈也送到了广场。

法大花圈的白布挽带上，苍劲的墨迹写着：

问历史真正无私有几人，耿耿丹心，铮铮铁骨，人民之友人民怀念。

胡耀邦同志千古

长空当笑，笑天下丑陋之人

大地当悲，悲地上英雄之杰

献给耀邦同志

北航的花圈挽联上写着：

倡民主兴科学精神不灭，

哭导师忆先驱心随魂走。

还有一位署名“年轻的共产党员”留下的贴在纪念碑上的字迹是：

新时代的开拓者，中国改革的旗帜

此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经济学院、北京医科大学、北京气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的师生都陆续来到广场。其中北大送来的一条挽幛，上书“中国魂”三个大字；北京师范大学湘藉同学的挽联，上书“三湘恸哭，四水悲歌；一生正气，两袖清风；耀邦千古”、“青年挚友，民主斗士”；中央美术学院绘制的一幅胡耀邦巨幅画像，被安放在花圈的最高处，旁边配有黑底白字的醒目挽联“何处招魂”；中央戏剧学院送上的，则是一幅“打鬼”钟馗的脸谱画„„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中最早到纪念碑送花圈的，有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科学院、《人民日报》社等单位。

由此，原来封闭在校园和机关单位内的悼念活动终于冲出院墙校门。他们以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为由，向北京市政府1986年反自由化运动期间定立的禁止游行集会的《十条》规定提出了挑战，为那一年遭到镇压的学潮向北京市委示威报仇。并借助游行，把对胡耀邦的缅怀和继续推进改革与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决心，展示于社会，最终还是要展示于党。

中国政法大学的这次行动，率先使悼念胡耀邦的活动走出校园，不仅为该校在此后的学运中跃居领导地位打下了基础，也以其自身的专业优势，给本次学运打下了不同于过往学运的烙印。

据该次游行的组织者之一，时任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研室副主任，同时兼任陈子明社经所所务委员的陈小平回忆：

“胡耀邦去世的那天上午，我正好去《世界经济导报》„„当时，因为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与‘导报’正在进行当代中国宪政改革计划，我常去‘导报’办事。我既是‘导报’的特约记者，又代表研究所出面主持这一计划，而‘导报’方面主事的则是张伟国。伟国在京城是消息灵通人士，胡耀邦去世的消息就是他告诉我的。我记得当时我听到消息后，心中猛一惊。但是，在我的意识深处是没有想到要立即打算作什么事情的。”

离开“导报”后，陈小平回到了他在政法大的宿舍：

“南平房住的大多数是光棍汉，平房的地理优势适合交流、串联，一呼百应。大家的信息和感情交流几乎没有什么障碍。当天7∶00新闻联播过后，我的房间里专为聚会购买的转角沙发上就坐满了几乎与我心情一样的人。而仅一门之隔的邻居，号称对政治问题‘从来不感兴趣’、后来带领青年教师‘占领’新华门的北大校友吴仁华（他与我是北大分配过来的仅有的两人）从我回来后就几乎没有离开过我的房间。在打破沉默后，一个悼念胡耀邦的行动方案很快出台：隔日下午1∶00，不管人数多少、‘风雨无阻’地在教学主楼前集合，向天安门进发。为此，一个相对细致的分工方案也很快通过„„”

4月16日一整天，他们都在忙于制作花圈。陆陆续续有师生加入。傍晚时分，一个直径近两米的巨型花圈已经做成。花圈上的挽联是：耀邦千古。落款是“中国政法大学部分青年教师敬挽”。

为了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师生，他们特意将花圈摆放在教学楼大门前，还贴出公告：“兹定于17日去天安门广场敬献花圈。请参加者于下午1∶00整在校门口集合。”

翌日，游行队伍沿学院路、西直门、复兴门、西长安街奔向天安门广场。师生们沿途不断地唱《国际歌》和呼喊口号。口号限制于悼念胡耀邦和要求民主自由法制两项内容。途中，曾有人呼喊“打倒新权威”的口号，当即遭到众人劝阻。在途径西直门立交桥时，因花圈巨大无法通过，只好将花圈放倒，才顺利通过。

据吴仁华回忆：

“当初我提议制作巨大花圈，就是为了引人注目，扩大影响。记忆中，1976年爆发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就是源于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其中北京重型电机厂制作的巨型花圈让人印像深刻。”

当法大师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将巨型花圈抬上纪念碑基座时，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原来：

“中国政法大学师生上街游行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共青团中央，那里正在召开北京十所高校的团委书记会议。与会的团干部们不仅不忧虑，反而显得很兴奋。他们纷纷对政法大学团委书记白希说：‘这次你可露脸了。’同时又奚落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张来武：‘你们北大这次怎么被人抢先了？！’游行沿途的消息不断传进会议室，与会者无心继续开会，终于决定终止会议，赶赴天安门广场观察。”

回忆没有说团委书记们是何时结束“观察”者身份，参加到悼念队伍中来的。但是，天安门的活动结束后，政法大部分师生前往胡耀邦家悼念，却是在团委书记白希的带领下前往的。

时任政法大学研究生会生活部长、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的86级硕士研究生浦志强认为，当时，在法大师生中确有一种与北大争“风头“的心理。

就在首都北京学生开始悼念活动的同时，全国各大专院校也出现了相似的情况：

4月15日，率先走上农村改革道路的安徽省，安徽大学学生贴出了“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怀念青年的朋友耀邦同志”等横幅。次日，贴出了“悼念您，激进的改革派，耀邦同志；怀念您，学生运动的理解者，耀邦同志”的横幅。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大也有类似的悼念活动。

同日上午，中国近代第二都城南京政治学院挂出了悼念的挽联。写有：“国威军威再看西南，党心民心心向书记”；“敬爱的胡总书记，泰山是您的忠骨，长江是您的脉搏”等内容。4月17日，南京大学哲学系88级研究生开始在校园募捐，筹办悼念活动资金。有一名“同乡校友的对联曰：“革命六十载，心瘁胆摧，一心卒为民主死；英名九万里，内贞外达，旷世难逢天下才。”有大小字报也对社会政治问题展开了讨论。如《论中国特色》《耀邦改革祭》《民主科学的殉道者》等等。有文章说中国的“民主患了软骨症”，“自由聋哑了”，“教育严重营养不良”，“科学成了弃儿”，“真理在墙角哭泣”，“法律成了破鞋”，问“中国还有什么？”

上海复旦大学还贴出标语，称“四项原则是祸国之源，民主自由是兴邦之本”。

与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上街游行的同一天，4月17日上午，天津南开大学一千学生也高唱《国际歌》、《国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高呼打倒独裁！打倒专制的口号走上了街头。

18、19两日，湖南师范大学也贴出了“经济体制改革走入死谷，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没动”，“反独裁，要民主”的大字报。桂北山区融水苗族自治县也出现了“民主未得身先死，神州无处不悲歌”，“肥了贪官，闲了庸官，醉了昏官，少了清官”等内容的标语。西安交大，南京大学，上海复旦的学生均上街游行。复旦大学还成立了“悼念胡耀邦行动委员会”，提出了包含“取消中顾委”，“整顿中纪委”内容的行动纲领。南开大学则贴出了《新五四纲领》。

据陈一谘回忆，4月18日，体改所社会研究部主任白南风做了两个特大气球，用解放牌大卡车运到天安门广场。结果，写着“耀邦不死”的气球飞上了天，写着“改革万岁”的气球掉在了地上破裂。

后来屡屡被官方提起，并作为向邓小平汇报，使形势发生不可挽回的逆转的一张“关系图”也出现在这时。

陈一谘回忆道：

“（4月18日）晚上，杨晓给我拿来了一张贴在人大的‘关系图’。我一看，感到要糟糕，这张‘关系图’几乎把所有上层领导人都点了、骂了。既有不满，也有恶作剧，真是天真地把政治当儿戏，还是有意在故意搅混水？不可小视。像在‘关系图’中，‘李铁映’名下写的就是：‘邓小平的私生子，靠裙带关系窃据政治局委员要职’。

„„据我所知，邓小平这个人刚毅果决。早在二野时，他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所以毛泽东说他是‘钢铁公司’„„邓小平在受辱的情况下不得已韬光养晦，但在掌权的时候决不会让步。

4月19日，我和体改所的几个骨干说：‘从这张关系图反映的情绪看，搞不好这次学生又要闹悲剧了。要抓紧作领导人的工作，尽快促成与学生对话，以免情势的恶化。同时要想办法劝学生理性、冷静。’说心里话，从看到‘关系图’开始，我的心情变得非常沉重。”

陈一谘不知道，其实，根据官方掌握的消息，早在4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有标语提出：“悼胡公骂李公不如倒了邓公；说千条道万条不如砍掉四条。”17日，中国政法大学的大字报更加明确地说：“现在的任务是要保护活着的改革派，保护赵紫阳。”

——“倒邓”和“保赵”——这两个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口号，再次被列在一起，上报中央。

据报道，上街的群众在最初的几天里有数千人、围观者上万。在众多的观众中，大都怀着一种对事态的关注心情，议论着几个话题：（1）事态会如何发展；（2）事情会有什么结局；（3）议论胡耀邦的为人；（4）对党和政府的领导作风的不满。

一般以干部与知识分子对前两项较为关注。这说明，他们一开始就认为，所有街头行动都是在追求一种政治目标的。而且也较为理性地考虑了结局。而后两项则多为一般群众议论的焦点。他们到这儿来，大多不过是要发泄一下胸中的郁闷而已。

4月17日下午，分管国家教委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分别向赵紫阳、李鹏汇报了两天来全国高校的情况，说何东昌已经向他反映，北大、人大、复旦与武汉大学等一批院校在悼念活动中出现的值得注意的情况和苗头，国家教委将马上发一个通知。赵紫阳对他说，要充份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指出他们的一些不当做法，要深明大义，晓之以理。

这天下午，教育部、公安部和北京市报告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动向的《简报》，已送达李鹏案头。李鹏对李铁映表示，工作要做在前头，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当天，姚依林在与李鹏的个别交流中谈到，这次学生悼念耀邦的动向值得高度注意。一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早在等待时机，现在耀邦去世了，正好给他们提供一个机会。这些人会利用学生的爱国热情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一定要采取果断措施，防止事态的扩大。

当天晚上，李鹏看完北京市送达的材料后，致电陈希同，了解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到底是怎么回事。陈希同通过电话简单汇报后，于18日早晨，签发了一份北京市政府给国务院的报告。报告称：

“北京高等学校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从4月17日开始出现升温趋势。”

据市委教育工作部今天早晨的统计，胡耀邦同志逝世后，北京已有26所高校的学生自发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校内张贴的悼词、挽联、大小字报共计七百多份。

报告简述了4月17日午后，北大学生集结到天安门游行的经过；人民大学17日晚出现的“人大民主墙”；北京理工大学“一天就贴出93幅条幅”等情况。还报告了各高校，出现的悼词、挽联、大小字报、讲演和开设灵堂状况，以及有的学生提出的“送灵”要求。

从七百多份大小字报、挽联、悼词内容看，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正常悼念，这是大多数；第二类，为耀邦同志的生前鸣不平；第三类，对现实不满，带有煽动性、攻击性的言论。

同日，何东昌签发了国家教委向全国部份省市教育部门和委属高校发出的《通知》，《通知》指出：于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活动时，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和苗头。少数人由于对当前面临的一些问题不满意，想藉机发挥。需要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加以引导。也有校内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想藉此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对此要保持清醒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