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会战

　　日本人自从1939年对江西北部（南昌战役）和湖南北部（第一次长沙会战）进行了两次压制作战之后，由于江汉会战以及这以后因为占领地区陡增而不得不稀释兵力密度等缘故，让第九战区的人马过了一年安生日子。但是，在上一年，根据地部队突然之间对华北日军的生命线和厂矿设施实施了断然出击，结果使东京参谋本部着实大吃了一惊，因为连第一线的华北方面军也拿不准，“共军此种企图，在今后长时期内是否还会断然进行，或者根据兵力的扩大而采取某些新的作战方式”。

　　在这种迷迷糊糊的情绪支持下，日本人开始调整兵力部署，要求第十一军司令冈村宁茨抽出一个第33师团北调去充实华北方面军，冈村宁茨对此大为不满，于是便策划一次新的攻势来压制第九战区，以使第33师团北调之后国民军不致敢于主动出击，加上有消息说要他卸任第11军司令而去华北节度华北方面军，因此他就更有理由在去职以前打个大胜仗给他的上司和西方那些喜欢指指点点的新闻记者们瞧瞧。

　　大概是吸取了第一次进攻长沙功亏一篑的教训，冈村宁茨这回决心以一个美妙的三路合击来击溃赣北的第九战区部队，首先奠定左翼的胜利基础，免得以后进攻长沙又陷于孤军深入的险地。从三月初开始，他就把部队往出发阵地调动：第33师团调到安义，第34师团调往南昌城西，独立混成第 2旅团调到夏口，三支部队加起来约莫有五、六万人——冈村宁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是要以这种三管齐下的攻势由东而西彻底摧垮国民军的抵抗，向湖南和江西边界发展。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却并未如他所料那般一帆风顺，特别是当第33师团自作主张回调之后，它的姊妹第34师团就险些在上高地区被国民军全歼。根据有案可查的战例，日军已是第五次陷入被国民军合围的窘境了（另四次是平型关、台儿庄、兰封和万家岭战役）。

　　根据情报判断，江西北部第九战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把他的第19集团军由潦河到赣江之间一字排开，第70军展开于靖安-奉新-大城-市汊街公路沿线， 衔接由市汊街-梁家渡-罗舍渡一线防戌锦江的第49军，在这条绵延达六十多公里长的防线之后，以第74军面向防线纵向配置于高安到上高之间，第72军作为战略预备队掌握于西北方面。如此分派兵力，极易被在火力上占有优势的敌军集中突破，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若是日军三路合击的企图得逞，战役结局就很可能不象后来那样成为1941年国民军的首次胜利了。

　　3月15日，敌人第33师团先行由安义出动，直扑奉新，北调之前，个个精神抖擞，上阵一顿猛冲，这里的守军便招架不住，当天就丢了奉新，败往上富。日军在后穷追不舍，势不可当，国民军第70军的预备第9师和第19师依托沿路山岭也没能遏住敌人的进攻势头，到18日，上富又被打破。守军正在焦头烂额之际，第33师团却因为要调往华北，自认为右翼国民军已做鸟兽散，久占上富已属不必，因此也不招呼一声，拉着队伍循来路又撤了回去。可是他们却没有料到，第70军虽然败退得快，实力却多半得以保存，另外在铜鼓附近，罗卓英还控制着一个原封未动的第72军，准备在晚些时候用来夹击他们。因此，与第一次长沙战役的情形相类似，日军的三路合击计划已损失了一个三分之一。

　　与北路敌军相应地，独立混成第2旅团也于15日在南路发动助攻，由夏口一线强渡锦江，在击退了第49军的反击之后，已自冲到锦江南岸，于第二天攻入曲江，但是这个旅团不顾自己实力，硬生生分成三个叉子，一路向西北指向灰埠，一路向西南指向清江，一路向东南指向丰城，如此一来，向北合击的那支叉子就不免柔软无力，在灰埠一线被第74军的人马抵住，进展不得，同时进攻丰城的的部队也打得一塌糊涂，往南进攻清江的那一支最惨：在19日准备渡过赣江去偷袭清江的时候，被守军沿河阻击，死伤惨重，许多人马溺死江心，终于败退回去。由于在灰埠的进攻又被国民军抑制住，因此日军三路合击的另一个三分之一也就化为泡影。

　　3月16日，在南北两路发动助攻后一天，敌人第34师团作为主要突击部队，由中路沿锦江向西攻击前进，在优势的空中支援之下，迅速击退这里的守军，第三天就攻入高安，并继续向西边的上高一带猛冲。

　　审时度势，认识到现在上高一线的有利情形，罗卓英于是严令王耀武的第74军在上高外围堵住敌人的攻势，并开始由铜鼓和上富一带，向下运动第70军和第72军，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依托锦江，成一个类似于台儿庄战役的合围圈。考虑到北路敌军已不见踪影，因此他就“决先解决锦河南岸之敌”。按照他的吩咐，刚刚在清江、泉港一线获胜的第49军开始收拢兵力，由清江向北反击灰埠附近的敌人独立混成第 2旅团，20日，日军从灰埠出击，遭到第49军截杀，死伤一千多人，已自抵敌不住国民军的反攻。

　　在中路，第34师团已于19日开始向上高外围阵地发动冲击。因有严令在身，加上王耀武也称得上是一员猛将，所以尽管敌人使用了包括飞机、坦克和毒气在内的所有厉害武器，第74军依旧拚死抵挡，不肯退缩，敌人进展十分缓慢，几乎已经到了无法推进的地步。20日晚上，被第49军打得丢盔撂甲的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一个大队，乘着夜暗由灰埠溜过北岸，加入了第34师团——这个大队本意是用以进攻灰埠，由锦江南岸合击第74军，却被第49军杀得无力招架，只好加入大部队作战。

　　21日，由于与锦江南岸这支日军会合，第34师团自觉实力大增，不免气壮如虎，根本不考虑悬军深入的恶劣环境，固执地要以武器优势直贯上高，因此靠了三十多架轰炸机掩护，集中兵力猛烈突击上高外围泗溪阵地，第74军也当仁不让，一场硬碰硬较量的结果，是防守阵地依然掌握在国民军手中。

　　这般厮杀到第三天，即23日，日军的攻势迟滞下来，加之从上富南调的第70军已经以一个师包抄到上高外围的官桥街，敌人右翼的压力便大大增强，接着，第70军的另一个师也冲到杨公圩一线，横拦住第34师团的后路，并与锦江南岸和第49军部队衔接；而由铜鼓南下的第72军也进抵高安西北水口圩一带，这样，敌人的第34师团，便被国民军合围于锦江北岸棠浦-高安-杨公圩之间的梨状包围圈内。为了辅助这一合围战， 第49军在赣江两岸的两个师一番猛攻，将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南路大队撵杀到锦江北岸的高安，第78军由武宁向南进攻奉新外围的敌军，在棺材脑等地小有进展——这般多路出击之下，日军便难以招架得住。

　　此时正在武汉的第十一军司令部内等候捷报的冈村宁茨，却突然收到第34师团在上高被合围的灰心消息，顿时凉了半截，情急之下，他立即命令刚回到奉新的第33师团后队两千多人改为前队，回头先行增援上高，大队人马随后跟进，另外命令败退到高安的那个大队沿锦江西援。

　　针对冈村宁茨的突围计划，罗卓英马上让锦江南岸第49军的三个师全部北渡，截杀独立混成第2旅团和第34师团的败兵，另以第70军拦击第33师团的援军。

　　第33师团救人心切，一路劈杀，由于第70军赶来太晚，被敌人不费什么力气就冲到棠浦，撕开国民军防线，与第34师团会合成功。

　　26日，为了不使敌人脱逃，第74军与第72军开始在上高战线上发动全面反攻，日军则向北向东分两路突围，向东的一支被四十九军当头拦住，杀得大败亏输，好不容易撞开一条血路，拚死奔往南昌，第49军在后穷追不舍，直达南昌城外；向北的一支敌军靠了第33师团掩护，情形稍好一些，但也因遭到第70军的尾击，死伤惨重。到月底，包围圈内的残余日军已被全歼。

　　四月初，第70军攻克奉新，所有东奔日军均处于被击溃状态。前后日军共计伤亡达两万多人。上高会战，成为赣北战场国民军所赢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湘北会战

　　在中国传统武术中，认为对于弱小的对手 ，应该“正中直进”，强力猛取，反之，如果对方人高马大不可力敌，那就得“踩边门”，从两侧发起进击——这些理论源自古代的阴阳学说，事实上，用兵的道理也与之相符，《三十六计·围魏救赵》便说：
　　“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

　　在中日战争中，日本人多半靠“正中直进”取胜，而国民军则更喜欢用后一种打法，总的说来，后发制人，即“敌阴”的战术，运用起来是要比“敌阳”灵活，但是日本人在装备上占的优势要远远大于国民军，所以1939年以后的中国战场，形势就显得相当复杂，我们很难说中日双方在战术运用方面究竟哪个占了上风，不过，在1941年的第二次长沙战役中，国民军“踩边门”的天机泄露，结果被原本爱好“正中直进”的日军改换打法，重创了一次。

　　虽然1939年对长沙进攻无功而返，但日本人一直没有放弃占领长沙的企图，上高会战便是这种企图的一个侧影：因为如果占领了这一地区，不说别的好处，单是控制了南部中国的两条交通枢纽，浙赣铁路和粤汉铁路，对于日后可能跟英美开战的日本人来说，就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上高会战把冈村宁茨打得灰溜溜地，带着第33师团去华北方面军述职，将一口恶气都出在中条山的卫立煌身上；这边他的后任阿南惟几中将接过第11军的烂摊子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策划对长沙发动又一次攻势。他的作战计划的草稿是直接从东京参谋本部带来的，所以代表了陆军界力求“一举解决事变”的雄心，可是不巧得很，因为德国人突然向苏联开战，日本人南下攻掠英美殖民地的原定计划便被打乱，在高层人物之间又形成北上夹击苏联论点的高潮，对长沙的攻击计划也差一点为之搁浅。

　　如同所有第一次到中国战场任职的日本将领一样，阿南惟几一面对现实就不免觉得上司完全生活在空想中，因为中国的局面绝不象那些乐观主义者们宣扬的一般正在明朗化，反而相当严重。认识到这一点，他就向东京苦苦请求，总算被批准在近期内再度攻击长沙，但参谋本部的指示是原计划必须修改，即把目标变更为对第九战区部队的打击，而不得拘泥于长沙一点——由于这条指示，日本人第二次进攻长沙就又演变为压制性的作战，没有什么更高明的战略意图；并且当他们占领长沙之后，随手又放弃了。当年底东京终于决心向华盛顿挑战时，阿南惟几就不得不为夺占长沙再次挥戈南下，但那时情形已自不同，第11军又一次被第九战区装进了口袋。

　　总结了第一次进攻长沙的经验教训，这次日本人决定不再从江西北部和湖北南部发动助攻，而是要集中全力由湘北直冲长沙，以拥有优势装备的强大兵力，彻底压垮国民军的抵抗。为此，阿南惟几把第3、第6、第4、第40师团的全部和第13、第33师团的各一个支队 [ 注：第33师团主力北调后尚留有一个[荒木]支队 ] 以及独立混成第14、第18旅团共计十五万人的庞大兵力都使用上，让它们并列于洞庭湖以东的狭窄正面上，要以密集的突击来冲破守军的防线。为了隐瞒战役企图，阿南惟几命令第六师团首先向临湘以南的大云山地区发动一次攻势，同时也可以方便由湖北南部调来的第40师团顺利展开。

　　9月7日，第6师团从临湘以南兵分两路，开始进击大云山，出于志在必得的前提，所以日本人一上场就大量使用毒气，顿时将守军击溃，占领了这一地区的大部分要点，包括大云山。

　　与第6师团判断的前方不会出现国民军主力的想法正相反，国民军已经由新墙河防线调来大批援军，开始向大云山反攻，因此在第6师团向自己的出发阵地移动以便将被占领的地区转交给第40师团不久，国民军就已冲到桃林以南，打头的新编第10师恰恰迎面拦住兴冲冲赶来接防的敌人第40师团，大杀一场，第40师团靠了大炮坦克，杀开一条血路，向新墙河以北规定给他们的出击阵地推进，不料左翼又冲出国民军的第59师，侧击之下，日军死伤枕藉，没过多久，国民军已经在这一线排开了四个师的人马，将第40师团阻击于狭窄的山间通道上。

　　11日，国民军收复大云山。这期间，卢汉的第一集团军在江西北部发起助攻，攻克了安义附近的宋埠，同时，“湘鄂赣边挺进军”也在湖北南部大肆破击日军交通和电讯设施。

　　鏖战至13日，眼见得第40师团打得一塌糊涂，阿南惟几便将荒木支队调往这一线增援，仍然被守军挡住。万般无奈之中，第40师团只好留下荒木支队在这一线与国民军缠斗，自己向西移动，准备下面对国民军新墙河防线的总攻。

　　但是，薛岳显然没有把敌人可能发动的进攻放在心上，反而将日军在大云山的作战视为强弩之末，所以居然没有采取措施给新墙河防线添兵加将——这一线欧震的第4军，三个师中有两个参加了大云山之战，伤亡自不必说，甚至连休整的时间都没有，面对敌人四个半师团的强攻，其后果可想而知。

　　9月18日拂晓，正好是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两周年之际，阿南惟几一声令下，新墙河北岸准备就绪的敌人四个半师团便集中所有大炮，猛轰新墙河北岸守军阵地，接着便靠了飞机掩护，十余万大军开始向守军阵地轮番冲杀过来，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第4军就没能如上次战役那般坚守多日，而是迅速土崩瓦解，大败而走，日军一下子便抢过河来。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把他剩下的两个军又逐一投入，力图在新墙河与汩罗江之间建立一道新防线，其所以如此，是因为：

　　“此时战区指挥所有两个分歧的意见：一个意见认为只有死守，才能争取时间，不能一战即退。 另一个意见认为只有按计划进行逐次抵抗，才能争取时间，保存力量，有利于尔后的决战。结果是照前一个意见执行，不到三天，守军就被日军打垮下来。”（赵子立：《记抗日战争中四次长沙会战》）

　　到19日，敌人先头部队已冲到汩罗江一线，薛岳这才开始后悔采纳了“前一个意见”，他从惊惶失措的情绪中清醒过来，好歹发出一道命令，让第37军、第99军在汩罗江南岸抵住敌人的进攻，而在新墙河一线被击溃的部队则重新集结，尾击敌军，同时，他命令从江西调来上高会战的英雄，王耀武的第74军守卫长沙；又命令第26军军长肖之楚带领第44师和军部直属战队先行推进到金井一线，准备从侧面攻击强渡汩罗江的敌人。但是，后面这两道命令虽是由密码发出，却被日军破译。

　　被中国军队适时转入外线作战的计划吓了一大跳，阿南惟几不免暗自庆幸，马上改变原定作战方案，也不顾平野支队在洞庭湖南岸登陆成功这一十足威胁长沙的举动，决定将部队集中到汩罗江南岸平江至浏阳这条被国民军定为内外线作战的分界线上，要抢先把蒙在鼓里至今还自以为拥有外线作战优势的国民军一举干掉。本来薛岳的作战计划几乎可以毫无疑问地让日本人再次陷入第一次长沙战役中的那种窘境，可是由于密码被破译，不仅围歼日军的企图落空，还差点把好几个军的人马送入虎口。

　　首先遭到情报战打击的便是第26军和第37军。阿南惟几把原来准备沿湘江向下进攻的两个师团都调往汩罗江一线，于22日开始强渡汩罗江，猛击第37军的防线，同时以两个师团（第6、 第40师团）在渡江之后从东边的山地之中迂回进攻，顿时将第26军包围起来，打得不可开交，李玉堂带着他的第10军急三四赶来解围，又被敌人打了个马失前蹄，在福临铺等地被抢了先手的日军击溃。

　　24日，眼见得前线打得糟糕透顶，薛岳把司令部也搬出了长沙。就在这一天，第37军也被敌人的包抄打乱了阵脚，弃守汩罗江以南防线，第二天，第26军也抵敌不过，开始向四周突围；第三天，第10军全线溃退，长沙以北的战局几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根据破译的电文，阿南惟几拒绝了第6师团占领平江的要求， 而命令他们与第40师团立即追击溃退的国民军，迅速突破长沙城北的捞刀河，消灭奉调赶来抢险的第74军。此时，第九战区在关键的战术方面又发生了争执，

　　“一个意见要将七十九军守长沙和捞刀河下游，重点保持于长沙，将七十四军使用于捞刀河上游，重点保持于沙市街。一个意见认为那是要命的意见，必须按照作战计划‘争取外翼’侧击日军，将七十四军停止于浏阳地区，日军南进，我军西击正好打上日军的侧背。如七十四军拉到沙市街，则是我军西进，日军南击，正好打上七十四军的侧背……但结果仍是认为保长沙要紧，坚决执行前一意见。”（赵子立：《记抗日战争中四次长沙会战》）

　　姑且不论日军是否破译了密码，可笑的是，后面一种如此精确而又简单的战术意见竟被否决，无疑又是那种要命的“自尊心”在作怪——必须守住长沙，才能不丢第九战区的脸！后来军事委员会居然还有脸枪毙第58师师长廖奇龄，只不过他给第九战区丢了脸——不“踩边门”，面对强大的敌人，国民军就注定了要失利。

　　26日， 第74军人困马乏地赶到长沙以北， 适逢敌人突破捞刀河，王耀武便想利用自己这个军的战斗力，打一场进攻战来迟滞敌人，可是，由于在上高会战中遭受了严重损伤，已见得这个军的战斗力大不如前，何况他的三个师要对付敌人三个整师团（相当于国民军三个整编军的人数）——最后最关键的一点：他的动向早已由薛岳的电报泄露给了敌人。

　　结果这支经过长途跋涉而来的生力军便不顾疲劳向前进攻，不久就和敌人第3、第4、第6三个师团交上了火。第58师上阵匆匆，又不知道右翼的第26军早已崩溃，一下子就被敌人“打上”了侧背，顿时招架不住。第51师和第57师不久也抵敌不过，向后败退，连王耀武所在的军部亦被敌人袭击，王耀武仅以身免。

　　到27日夜里，由于有被敌人包抄的危险，第74军全线后撤，放开长沙正面，其它部队则更是泥菩萨过河，第79军夏楚中部在长沙外围略事抵抗，也向后败走，第二天，日军占领长沙， 随后第3师团继续向南追击，在29日杀进株洲。日军正自得意，30日那天却传来第六战区大举反攻宜昌的消息，本意就不在攻城掠地，因此阿南惟几命令在湘北的各路人马回援宜昌，结果反而遭到第九战区残兵败将的追杀，死伤了不少人马， 到10月9日这些部队全部退回到新墙河北岸时，已经伤亡了两万余人，第九战区的伤亡被俘人数则高达七万人，是敌人的350%，这一伤亡率比中条山战役还高——所不同的是日本人这回没有把他们好不容易夺下来的长沙和株洲据为已有，而是随随便便地扔掉了。

　　第六战区反攻宜昌的行动本身并不具备任何意义，从理论上应称为围魏救赵，纯属替薛岳的第九战区解围，但是由于发动的时机太晚，于是连解围的意义也属不必，不过骑上了虎背，要下来便不容易。从30日开始进攻，先是打退了宜昌以北的敌人第39师团，随后向驻守宜昌的第13师团直属部队和它的第103旅团（这个师团的另一个[第26]旅团编为一个支队参加了湘北会战）发动进攻。

　　反攻之初，由于国民军拥有近十万人的庞大兵力，所以在野战中很讨便宜，不久就将日军压迫进了宜昌城，但在接下来的攻坚战中，优势顿时失去， 一直进攻到10月9日，也只突破宜昌东北一角，那天晚上，眼见得手下兵马如云却奈何不了敌人两三个联队据守的宜昌城，陈诚不免怒发冲冠，集中了三个师的兵力由突破口向城内密集突击，日军不顾死伤，与国民军逐屋巷战。一直进攻到第13师团司令部门口的第9师， 却偏偏在这时候疲软下来，本来已准备自杀的敌人师团长内山英太郎急忙抓住这一战机，用毒气向外反击，国民军再衰三竭，竟被敌人的拚命一击赶出城来。到11日，一方面敌人两个半师团已赶到宜昌附近，另一方面军事委员会也来电要求停止攻击，陈诚虽然愤怒，也只好勒兵而回。第二次长沙会战也因此落下帷幕。

1941年根据地战事

　　如前文所述，在1941年，根据地的情形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严重，尤其在华北，自从百团大战这一高峰过去之后，遭到重大损失的军队不得不停止大规模出击，又回到1940年以前的那种状态。由于日本人开始全力转向华北，以前所未有的耐心在这里反复进行扫荡、蚕食和封锁，因此许多游击战经验不够丰富的小根据地纷纷垮台，那些创建时间较久的大根据地也被压缩了面积，并因为反击敌人的扫荡而损失了大量军队，从这一年开始，根据地就走下坡路，一直走到1943年。

　　三月底，华北方面军开展了首次“治安强化运动”，目标是：
　　1.培养和加强区、乡、村的自治自卫力量。
　　2.加强扩大民众组织。
　　3.剿灭扰乱治安分子。

　　到四月初这次运动结束之后，华北方面军满意地看到，这次运动“唤起了广大民众的自觉和热情，从而展开了前所未见的军、政、会、民，同心合力的民众运动。”（《华北治安战》）

　　这一评语当然大有水份，因为它描述的多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表象，但是同样不应忽视的是，正是由于这一运动的出现，日军占领区的“治安”，倒的确是比从前有了非常大的改观。这样一来，也给根据地的地下工作带来了很大麻烦。

　　在占领区内开展治安强化运动的同时，日军开始在一些地方制造无人区，以减少根据地军队的活动空间，然后继续以“囚笼”式交通线和据点来围困根据地，并且还用挖封锁沟的新方式来进行封锁。接着，日军的大扫荡战便开始了。

　　与1939年的扫荡一样，日军将首次打击置于冀中平原方面，取得了比1939年更为成功的战果，到7月份，河北中部和东部地区的根据地已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人员伤亡超过半数，结果，

　　“由于我对敌此种行动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和反蚕食斗争中缺乏明确的方针，……整个冀中根据地形成了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退缩局面。”（《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

　　与连续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同步，8月份，华北方面军集中五个师团又六个旅团各一部总计约六、七万人的庞大军马，以冈村宁茨的新扫荡计划为指导，开始扫荡晋察冀军区。

　　14日，日军正式出动，扫荡了北岳和平西两个分区，根据地部队不予应战，分散开来，日军虽占领了不少地区，却并未捕捉到根据地部队主力。

　　从23日起，日军进行第二轮扫荡，在月底，将躲避中的晋察冀军区党政机关包围起来，这支七千余人的规模较大的人马突围不成，于是便让一支小分队带着电台将敌人引开，总部则钻出重围，然后就指导各支部队以游击战应付日军。与此同时，日军与第一分区杨成武的部队发生了一次遭遇战，最后以白刃战击退了他们。但是总而言之，日军充其量也只是占领了一些根据地，却依然未能捕捉到根据地部队主力。

　　9月初， 自认为根据地军队已作鸟兽散的日军又一次展开搜索性质的战斗，将这块根据地又碾了一遍，结果仍如前两次一样。但是，根据地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四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大批物资补给的损失，根据日军的战报，他们只以三百人的微小损伤，便击毙和俘虏根据队军队九千余人，其中虽有水份，却也见得根据地部队的损失并不在小。

　　在击溃了山西南部中条山的国民军之后，日军又开始扫荡晋冀豫军区，从9月中下旬开始，首先在太岳山南部实施出击，在被根据地军队脱逃之后，于9月27日对中条山战役后逃奔此地的武士敏的第98军残部进行了围攻，在沁河地区将其合围并击溃，武士敏在指挥人马突围之时被击中，重伤被俘，不久死去。到10月份，由于根据地部队在日军后方的同蒲铁路上进行了袭击战，总算迫使敌人撤回去保卫交通线。

　　10月底，日军又开始扫荡太行山区，由于刘伯承早有防备，因此日军屡屡扑空。11月9日，日军进攻位于黄烟洞镇的晋冀豫军区的兵工厂，第129师以一万余人的兵力迎战这支敌军（约七千人），激战了整整八天，终于不敌退走，以致附近的兵工厂也被敌人捣毁，这时，天气骤寒，日军只得撤回去，却被伏击和追杀，前后伤亡达一千多人。

　　在9月下旬，山东日军开始扫荡泰山附近的根据地部队，《华北治安战》描述经过如下：
　　“第12军企图对盘踞在博山以西地区的共军山东纵队第4旅及第6旅的一部，围歼于胶济线以南，博山-莱芜-泰安道以西及以北的地区。……我军在作战期间几乎未能与敌大部队遭遇。于是，蹂躏敌根据地，破坏其设施，大量收集敌性物资，征集匪地区居民使之移居满洲。因此，对敌地区居民的影响极大。”

　　日军在其它根据地的作为也与相似，整个1941年根据地的战况，包括后来的山东南部扫荡都与这一段叙述相吻合。官方公开出版的战史对这段时间的歼敌数字未能详尽列出，但估计华北根据地这一年总计毙伤俘日军不超过三万人。

　　2月份新四军发动的讨伐李长江的战役让日本人暴跳如雷，立即出动大队军马进攻泰州等地的第1师，粟裕并不迎战，径自撤走，结果是日本人重新占领了泰州等地，可是到了4月，新四军又突然在江苏中部发动了攻势，攻克了一大片地区。

　　7月，日军华中方面军的一个半师团，加上李长江新发展的伪军共一万六七千人开始对盐城地区进行清剿，新四军在周围略事抵抗，纷纷撤走，而在江苏北部的第3师又活跃起来，对日军的水陆交通线发动了一系列破袭，第1师则转入江苏中部，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夺回了黄桥、姜堰等沦陷不久的地区。

　　日军见苏中告急，便向下一路扫荡过来，第1师马上又转入游击作战，而黄克诚则领着他的第3师重复第1师进行的那种攻拔据点、 收复失地的战斗，夺占阜宁等一大批战术据点，日军迫于黄雀在后，只得分兵回去守卫占领地区，这次扫荡便如此虎头蛇尾地结束了。日伪军加在一起一共伤亡了三千多人，有三十多艘汽艇被摧毁。

　　在淮南的新四军第2师部队，在3月份迎战日伪军七千余人的进攻，以阵地战的方式击退了敌人，随后便在扬州附近以破击战骚扰敌人。4月中旬，扬州日军出动一支小部队，在樊集等地与第2师大战一场，被新四军杀得大败。如此厮杀到6月，淮南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并且因此歼灭日伪军近千人。

　　总而言之，在华中地区，新四军的情形还比较好，根据地基本得到了保障和巩固。

长沙的天炉

　　1941年11月，整个旧大陆战火纷飞， 各国的形势也都错综复杂。苏联红军在莫斯科外围抵住了纳粹德国的攻势，它的精悍的大将朱可夫已经在着手准备反攻，战事似乎正朝着有利于盟国的方面发展，然而同时，不堪美国经济封锁打击的日本人，却突然决定向英美的远东殖民地发动进攻，以掠取他们急需的战争资源，包括石油和天然橡胶。23日，日军将中国战场上的五个师团调往越南。英国人的反应就是把无敌舰“威尔士亲王”号开往远东，突然之间，战争已自迫在眉睫。

　　日本人的战略计划，是在同一天，同时以陆海军在马来半岛和夏威夷群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干掉英美的远东军队和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这是这个国家自古以来最拿手的战术。12月8日， 日本人对糊里糊涂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的基地发动空袭，两个多小时之内便击沉了对方四艘主力舰，击毁飞机三百多架，与此同时，他们苦心孤诣搜罗而来的十一个师团，开始对南中国海周围的马来亚、香港、新加坡、菲律宾、关岛等地展开猛攻。

　　12月9日， 国民政府正式对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宣战。为了帮助英军在香港等地的防御，第四战区奉令在广州附近进攻敌人第23军；第九战区则抽出两个军南下增援。日本人对此觉得“需要予以牵制”，又一次策划进攻长沙。

　　自从第二次长沙会战吃了败仗之后，第九战区的战术家们认真研究了日军的战术，探讨出一种“天炉”战术，要以此来击破敌人的“正中直进”。这种战术的基本要素就是以诱敌深入的惯用战术为前提，采取四面侧击的手段，同时攻击敌人的交通补给线。事实证明，这一战术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既然狠下心来运用“天炉”战术，薛岳这一次就不再象前两次一样那么注重一线阵地的防守，他这回在新墙河北岸只放了一个第134师， 而前沿阵地只摆了一个的兵力，决计不再跟敌人拚消耗。

　　23日那天，阿南惟几已自将第6、第3、第40三个师团约七万人的兵力拉到新墙河一线，当天在前线发动了一些小规模的进攻。由于天雨云重，空军无法出动，因此这些进攻都被打退。

　　第二天夜里，日军发动总攻，不久就突破了国民军弱小的前沿防线，抢过新墙河来，守军并不缠战，稍稍抵挡一阵便望后退却。

　　第三天，敌人继续向新墙河与汩罗江之间的国民军阵地进攻，并以一个师团沿汉铁路向下冲杀，不久又冲到了汩罗江畔，但是，在他们冲过来的道路上，国民军的实力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并已开始向他们发动尾击。

　　26日，敌人第3师团不顾天降雨雪， 向汩罗江北岸的第99军发动猛攻，这个军虽然有大队人马已自向西收缩避战，却仍然将敌人的攻势抵住，战报说，“敌军因与我混战肉搏，死伤确较我惨重”。

　　27日，第3师团不顾死伤累累， 终于突破第99军江北防线，强渡成功。阿南惟几“为了利用并扩大第3师团取得的态势”，命令它向东迂回第6和第40师团正面的第37军阵地，因为这两个师团在恶劣气候下无法击破对方严密守卫的江防。到了30日，由于第3师团的迂回，第37军只得放弃阵地，向东侧收缩。

　　阿南惟几原计划只以“击溃汩水左岸之敌”为最终目标，但是由于东条英机于29日在东京声称国民军“受到我方从岳州南下攻击的威胁，牵制我军的计划已成泡影……期望进一步发动一场果敢的攻击”，一方面惊喜于国民军的迅速退却，另一方面也为了阻止国民军“发动果敢的攻击”，阿南惟几经受不了这个诱惑，便决定乘胜追击，再度夺占长沙——于是日军掉头南下，直扑长沙。

　　但是，第九战区已经在长沙周围布下口袋——第10军与第73军奉命死守长沙正面，另有第79军、第78军和第4军作为合击部队正自源源开到；在北面，第20、第58军已经重新占据原有阵地，截断了日军的后路；在东北方面有第37军、西北方面有第99军，还有一个第74军正在赶来——如此一个“天炉”，注定了日军要自投罗网。这时，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上第六次被国民军合围的丢脸战役才算正式开始。

　　1942年元旦，敌人第3师团渡过浏阳河，于当天中午开始向长沙发动冲击，鉴于9月份轻而易举地夺占了长沙， 日军这次越发骄横，毫不在意地投入进攻，一上场就击溃了前沿阵地的警戒部队，这一下日军更加不把守军放在眼里，黄昏时分，第3师团直属的夜战部队加藤大队向长沙东南的预备第10师阵地猛扑， 打算在夜幕降临之前占领长沙。可是，就在这里，日本人才从战役开始以来第一次领教了真正的防御战，不久，从岳麓山上射下来的炮弹打乱了日军的阵脚，到子夜以后，加藤少佐在前沿阵地被国民军击毙，连尸体也被国民军抢到。从加藤身上搜出了日军的作战计划，薛岳也因此而得知日军所携带的弹药原本只够他们想象中的“汩水作战”之用，他不禁喜出望外，马上将这条消息遍传军中。

　　1月2日，第6师团由朗梨市南下攻击到长沙东北湘江岸边，第二天，守卫这一线的第109师被击退到二线阵地，但国民军用重炮齐射的方法将敌人的攻势压制下去。到那天黄昏，第3师团一个大队冲入长沙，被国民军一个反击又赶了出去，这个大队的大队长又被击毙。

　　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后来因为在长衡会战中死守衡阳一个半月而成为英雄，在3日那天接到了第77师的援军之后，越发坚守不退，打得日军一筹莫展。

　　当天晚上，仔细分析了目前的战况，阿南惟几觉得日军已再衰三竭，并且所携粮弹也行将告罄，于是下令长沙外围的两个师团“返转”。

　　为了在“返转”之前拿下长沙，第3师团和第6师团合力进攻方先觉守卫的修械所高地，力图突破一点，直下长沙。方先觉把一个团放在这个高地上，与日军拚杀了整整一天，连炊事兵和卫生员这些非战斗人员也扛着步枪上了火线，硬是没有退让一步。到1月4日夜里，这个团最后的五十八个人眼看着敌人疲劳不堪地撤走了。

　　日军的“返转”时间，恰好与薛岳制定的全线反击的时间在同一个晚上——4日夜色降临之后，日军开始撤退，不久即发现四周都出现了强大的国民军，一下子陷入了被合围的境地。第3师团的主力第68联队刚与长沙守军脱离接触，便被从株洲赶来的第4军欧震部当头拦住，苦战至天亮才突出重围；这个师团的第18联队护卫师团长及其指挥部由浏阳河北撤，也差点被第4军全歼，幸亏第68联队及时出现，击退了国民军的进攻。

　　敌人第6师团在撤离长沙的战斗中开始十分顺利，可是偏偏在这时，考虑到第3师团所处的位置，阿南惟几忽发奇想，决定由青山市附近向北来一次反包围战，结果在福临铺一线，第6师团一下子陷入国民军四个军约七万多人组成的合围圈中，40师团的一个联队被第37军合围于金井地区，第3师团好歹因为这两个师团的苦脱出重围向北逃去。

　　8日，第37军正在围歼敌军之时，却被第40师团主力冲开包围，救出了那个联队，然而这个联队所剩人马不过20人， 而第40师团因为这一救援行动，又被第37军缠住搅战，当天，奉命前来解救第40师团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在偷袭第58军军部时，整整一个大队被国民军全歼。

　　这边第6师团向北力战以求突破守军的合围，可是从各个方向遭到阻击和反攻，9日，已自被国民军分割为三个互不照应的部分，那一天，敌人右翼一个联队在麻林市附近被第4军和第26军围攻，厮杀到12日，基本上全军覆没。在第45联队掩护下的第6师团指挥部于10日连续向福临铺猛烈突围，向国民军“数十道包围圈内推进”，当天晚上又被围住。在这一天，它的左翼联队在合围圈中被完全击溃，所剩无几。

　　坚持到12日，天气终于放晴，敌人第11军司令部急忙派出轰炸机掩护第3师团和第40师团的残部掉头南下接引第6师团，全力猛击之下，合围圈以北的国民军阵便被撕开缺口，第45联队的残兵败将在收容了另外两个联队之后，终于与前来救援的人马会合成功。

　　14日，日军三个师团的剩余人马向北败走，国民军继续上前缠战和尾击，使敌的伤亡率不断增高，到16日，日军方才撤回新墙河以北，为此伤亡达五万七千人上。“天炉”战术，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湘北大捷， 成为中日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军取得的最大胜利， 并且这次战役的“作战计划与作战经过基本一致，在战史上是罕见的（赵子立：《记抗日战争中的四次长沙会战》）”。

　　为了策应在湖南北部的攻势，在12月下旬，江西北部敌军第34师团也在这里向民军发动了进攻，又在高安附近与守军进行了一次争夺战，结果被国民军击退到出发阵地，加上这边的伤亡，日军为第三次长沙会战一共付出了六万多人的损失。在南方战线捷报频传之际却听到这样的沮丧消息，不能不令日本人伤心。与此同时，苏联红军在莫斯科近郊击败了德国人，整个同盟国战线，隐隐露出了一线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