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主義與人間天堂 zt

唯美主義和激進主義必然引導我們放棄理性，而代之以對政治奇蹟的孤注一擲的希望。這種非理性的態度源於迷戀建立一個美好世界的夢想……但它總是訴諸我們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懷抱着建立人間天堂的最美好的願望，但它只是成功地製造了人間地獄棗人以其自身的力量為自己的同胞們準備的地獄。【1】
　　——卡爾·波普爾

　　在中國憲法和中共黨章中，“毛澤東思想”一直被確立為“基本原則”和“行動指南”，毛在世時如此，今天也依舊。然而都叫“毛澤東思想”，不同時代所指的內容卻大不相同。今日中共是以一九五七年為界把毛分成兩部分，肯定前一個毛，只承認那時的毛符合“毛澤東思想”，而否定後一個毛，指責其背離了“毛澤東思想”。這種斷言一個人背離他自己的思想，無異指鹿為馬。其實最有獨特之處的“毛澤東思想”，恰恰屬於後一個毛。為了與今日中共定義的“毛澤東思想”相區別，我把五七年後的毛澤東思想稱為“毛澤東主義”（如果“主義”的標準在於原創性，五七年後的毛顯然當之無愧）。

　　五七年前的毛着力於奪取政權，其長處主要體現於方法而非思想。他的思想來自馬克思和列寧。他的創造在於把外來思想本地化——即“把馬列主義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執政後的頭幾年，他也基本遵循蘇聯模式。直到五七年前後，獨樹一幟的毛澤東主義才開始顯露，並被付諸社會實踐，使中國走上了一段古今中外史無前例的道路。相比之下，後一個毛遠比前一個毛更值得研究，不僅因為其獨特，也不只因為被他的傳人打入了冷宮，還因為對後一個毛的研究，可以給我們更寬廣和更深入的啟示。

　　不過，後一個毛並無完整理論，他在五七年後再沒寫過象樣文章，都是一些隻言片語。只有通過他的實踐脈絡把那些隻言片語串起來，才能看清他的思想全貌。當然，這也就給後人留下了爭論餘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在中共不見天日的深宮檔案公布之前，很多空白只能以假設或推斷進行填補。這種方式無疑缺陷重大。然而有過對那些年代的親歷，從生活中汲取的感應和直覺或許可以更直接地抓到本質，未必不是一種補救。無論如何，我認為求證的困難不應成為放棄研究的理由，因為這研究的主要意義並非在於學術，而是和我們的社會、國家以及我們自身的命運息息相關。

　　我對毛澤東主義的認識，是從一對矛盾出發。一方面，毛雖一直以反封建自居，其專製程度卻超過大多數古代帝王；另一方面，他又力圖給底層群眾相當的政治地位和權利，不斷實踐其“人民至上”和“人民主權”的理想。固然天下政客無一不把“人民”掛在口頭，卻只有毛親自鼓動群眾把他統治的國家搞得天翻地覆，把他手下的黨政系統打得七零八落。顯然，這兩個方面看上去互為矛盾，卻同時並存，應該怎樣認識二者的關係呢？我認為正是此二者的並存與平衡，構成了毛澤東主義。

　　一、“聖賢百代帝王”

　　在毛澤東主義中，高度專制和人民至上被組合為平衡的統一。當然，那僅是對意識形態體系而言的平衡，不是對客觀現實而言的平衡。現實中毛澤東主義的失衡和破壞已是有目共睹，不言而喻。我們需要研究的是，為什麼在毛澤東主義的體系之內，本來互為矛盾的二者不僅可以平衡，而且還缺一不可，恰恰因為二者的組合而形成平衡？

　　馬克思主義為人類提供了一個現世天國的理想——共產主義社會。他提出了資本主義的大工業創造了以產業工人為主的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掘墓人，他們必將消滅私有制，推翻剝削階級，實現共產主義。馬克思把他對未來的這種展望斷言為“歷史發展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和“不可抗拒”的。不難看出，這種宿命般的“歷史發展規律”與中國傳統的“天道”頗為相似。“天道”既是天的道理，以“天道”為來源的合法性就無須證明和不容競爭。在這一本質上，“歷史規律”和“天道”的內在邏輯沒有區別；同時因為宿命，二者就必須通過人間的至善者（或集團）對其進行詮釋，從而詮釋者自身也就成了“天道”或“歷史規律”的代表，可以壟斷“天道”和“歷史規律”。然而那詮釋者卻無從證明他們是被“天”或“歷史”授予了詮釋資格與權力的，因此他們從來都只能是自封的——如傳統社會中號稱“奉天承運”的帝王，或打出“替天行道”大旗的造反者，以及當代自稱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因而就是“歷史發展規律”之化身）的共產黨。

　　無疑，當年以“糞土當年萬戶侯”之豪氣指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毛澤東，也會把自己當作這樣一個“天道”與“歷史規律”的詮釋者。“帝王一代帝王，聖賢百代帝王”，這是他在早年文章《講堂錄》中提到的一句話【2】，可以看作是貫穿他一生的內心驅動。他同只貪戀權力的統治者之不一樣，那些人即使打着“天道”旗號，一得到權力，所圖唯有坐穩江山。而對於毛，獲得權力僅是開始，他真地是要去實現造就人間天國的理想。只做個統治者不能滿足他“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介，倚乎天外”的大胸懷【3】，古今中外帝王有無數，不都是過眼雲煙？他是要把帝王與聖賢集於一身——所謂“內聖外王”、“君師一體”——去用帝王之權實現聖賢理想。在他眼裡，“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無非只是有點武功文治，都沒脫出在權力圈中打轉。而他要做的卻是前無古人的改天換地，再造人間！

　　他要再造一個什麼樣的人間呢？剛掌權時按照蘇聯路子搞國有化，消滅敵對階級，剝奪私有財產，建立新型社會組織……那一段的他被今日中共所讚美，然而那顯然不是他的最高興致所在。他的不耐煩十分明顯，不斷修改日程表，要把“吃別人嚼過的饃”的階段儘量縮短。他心裡涌動着要在中國這張“白紙”上畫“最新最美圖畫”的衝動。他不斷地夢想着他的理想社會——在那個社會裡，整個中國就是一個大公社【4】，商品和貨幣都要取消，沒有工資，實行供給制，人人都到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甚至家庭也要消滅。【5】

　　人有理想不是錯，錯的是把個人理想當作人人都該接受的絕對真理。更糟的是一旦擁有了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由狂妄理想造成的災難一定會遠遠超過僅僅由昏聵暴虐帶來的災難。凡是把自己理想視為至善的人，從來都為實現理想不惜代價，不僅犧牲自己，更多的是犧牲別人，就像毛輕鬆所說的——“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隨着毛的如椽巨筆開始在中國“白紙”上作畫，幾億中國人從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十年苦難連綿，幾千萬冤魂沉淪，上演了人類歷史上一場最為驚心動魄的大悲劇。

　　二、大躍進

　　毛澤東從奪取政權，到蕩滌舊社會污泥濁水，到消滅私有制，實現社會主義，一路所向無敵，躊躇滿志。然而那些階段只是做準備，直到“大躍進”，才算真正展開他個人的理想宏圖。

　　那時的毛，思路還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教旨中打轉——既然是生產關係決定生產力，那麼新的生產關係一定能夠極大地解放生產力——毛希望這個原理在他創建的新中國得到最大體現。我相信在他嘴裡高喊“超英趕美”的時候，內心裡最想超的，其實是在社會主義路上先走了三十年的蘇聯老大哥。他期望創造前所未有的經濟奇蹟，使共產主義天堂最先在中國降臨，那將給予他在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地位。

　　一九五六年，毛針對正在制定的“五年計劃”，指示發展速度要超過蘇聯頭幾個五年計劃。【6】而蘇聯的“一五”，工業年均增長速度是19.2%，“二五”年均增長速度是17.1%，已然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奇蹟。毛從何有超過蘇聯的自信呢？就在於他認為自己掌握了比斯大林更高明的武器。斯大林把“技術”和“幹部”當作決定因素，而毛則相信“社會主義制度加上群眾運動將是萬能的武器”。【7】

　　“大躍進”就是在毛的這種期望與自信中發端的。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對經濟發生興趣。他先是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寧會議上確立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三月的成都會議，中央各部門和各省市按照他的旨意做了“大躍進”規劃，強調“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四月的廣州會議，開始討論十五年超過英國；八月的北戴河會議，確定鋼產量翻一番，農產品產量要“成倍、幾倍、十幾倍、幾十倍地增長”。隨之全中國九千萬人土法上馬煉鋼鐵，“大躍進”進入高潮。各地農村也開始爭相發射高產“衛星”，最高產量報到水稻畝產十三萬斤（廣西環江）。毛澤東心花怒放，三月在成都會議上他說的還是“十五年趕上英國，二十年趕上美國”，到了五月，已經改口為“可能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就可以趕上美國。”【8】

　　即使在毛追求着這種以物質為標準的共產主義時，他的頭腦中已經存在着後來構成其思想體系的那些基本內容。最重要的就是他對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期望。中國的經濟資源是資本短缺而勞動力豐富，此種現實使他對經濟起飛的企盼只能寄託於人的作用。這本不失是一個頗為現代的命題，但在毛那裡卻只被歸納為“精神原子彈”和“精神變物質”，也就是靠精神力量去創造物質奇蹟。在他的邏輯中，只要“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就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對於精神的作用，他從戰爭時期他的隊伍那些英雄主義奇蹟中反覆得到過印證。既然當年的戰士能做到，為什麼全體人民不能做到呢？他由此期望，如果所有中國人都能爆發出“精神原子彈”的能量，對於“一窮二白”的中國，將是一條多麼節約和多麼迅速改變面貌的捷徑，“超英趕美”以及實現共產主義又將變得何其容易。

　　“大躍進”是他這種思想的一次全民大演習。至少在開始階段，他以為真地實現了他的設計。他以詩人眼光欣賞他的傑作——“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是他在那時寫下的詩句。他的人定勝天豪情竟然膨脹到指揮全體中國人動手消滅四個自然造物（除四害）。在農村長大的他如同失去常識一般，認真地擔心糧食太多怎麼辦，為此指示“一天吃五頓也行嘛！”【9】當時出台過一個方案——三分之一耕地種糧食，三分之一輪休，還有三分之一用於種觀賞性植物（稱為“大地園林化”），要把全中國建成一個大花園。這個似乎只有中學生頭腦才能產生的設想，被鄭重地寫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的文件。【10】

　　中國各地紛紛投其所好，不斷推出“精神原子彈”式的宣言——“沒有萬斤的思想，就沒有萬斤的收穫”、“只要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出多少糧食來”【11】；“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還有那個被後人當作笑話講的名句——“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當時的口號是“跑步進共產主義”。山東范縣縣委書記在萬人大會上宣布“一九六○年建成共產主義”，並把共產主義描述為：“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個盤，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毛對此做出這樣的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是可行的，時間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緊嘛，三年不成，順延也可以嘛。”【12】毛的這種“留有餘地”與其說體現了冷靜，不如說讓人看到了他和那縣委書記幾乎一樣昏頭。

　　然而，一九五九年開始在全中國迅速蔓延的大饑荒，以上千萬人被餓死的事實宣判了“奇蹟”的終結。

　　三、毛從大躍進的破產看到了什麼

　　學者認為，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饑荒，中國餓死的人數在二千萬到四千萬左右【13】。中共當局對此始終諱莫如深，但毛肯定當時就清楚情況多嚴重。中南海的秘書室六○年春就去大量餓死人的信陽做過調查，隨後去信陽的李先念目睹了所過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恐怖場面。【14】大躍進徹底失敗，共產主義天堂沒有離得更近，反倒澆了一身冷水，這對毛肯定是一個難以下咽的苦果。他會怎樣總結這種反證呢？

　　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新的生產關係解放生產力”，這時暴露出了一個以往沒有被正視的環節：既然生產力的基本要素是勞動者，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是公有制，那麼勞動者如何對待公有制，就成了生產力能否真正得到解放的關鍵，共產主義能否實現，門檻也就在這裡。

　　以從“糧食吃不了”一頭栽進大饑荒的農村為例，這個問題在剛實行集體化時就暴露出來。集體化要求財產入社，農民就紛紛宰殺豬羊，免遭共產。全國牲畜一下減少二百萬頭以上。有的村二百頭豬只剩下四頭。【15】合作化以後，“船漂出三十多里沒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里沒人找，社內耕牛死亡占百分之六十”【16】。當時主管農業的鄧子恢指責：“有些社把整片土地拋荒了還不知道，糧食收起來放在場裡霉爛了也無人過問。”【17】。從大躍進的虛火高燒中醒來，展現在眼前的事實真相說明，新的生產關係並沒有解放生產力，反而是使幾億農民變懶了。吃飯不要錢的公社食堂當時被當作共產主義的象徵，然而吃的時候個個放開肚皮，幹活時卻都變成出工不出力，全體農民都如此多吃少干，農業怎麼能不出問題，饑荒又怎能不發生呢？

　　那麼到底是哪一邊發生了問題？是“共產”的生產關係把事情搞糟了呢？還是“私字當頭”的勞動者應該承擔責任？毛澤東的答案是可想而知的。他早在一九五五年就說過：“農民對社會主義是有矛盾的。農民是要自由的，我們要社會主義。”【18】他明明知道農民想要什麼，但是他不會順從農民，因為他生到這個世上，是為了改造世界，而不是順應現實的。

　　大躍進的失敗使他看到“公”與“私”的不可調和。僅僅實現物質的公有化，並不能迎來美好社會。只要人的精神世界還是自私，精神就不可能變物質，公有化就不但不會促成生產力飛躍，還會使自私的人們去占集體便宜、損公肥私、不勞而獲，結果導致怠工浪費，經濟的發展就會連私有制都不如棗這才是導致了大躍進失敗和出現農業危機的根本原因。

　　他在饑荒嚴重時有幾個月拒絕吃肉，不過是一種帝王與民同苦的姿態。上千萬條命的代價並不能讓他承認自己理想有錯，錯誤只在技術層面的步驟。“精神原子彈”之所以沒有爆發出威力，根源是在人的私心，因此正確的步驟不應該是先發動大躍進，而是應該先改造人——把人的私心轉變成公心。在公有制下，能夠“變物質”的精神肯定不是“私”的精神而是“公”的精神，只有人都變成一心為公了，再搞大躍進，精神才能夠“變物質”，那時就可以相信人間奇蹟一定能實現棗這樣一種步驟的順序，後來被毛簡練地概括為“抓革命，促生產”。

　　在他原本認為暢通無阻通向共產主義天堂的路上，中途意外地要插進一個改造人的步驟，使毛把實現共產主義的日程表大幅度地延後。他對這場“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設想的是“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解決”。【19】他在這一點上還有起碼的清醒，因為他知道，面前的敵人不再是拿槍的敵人，那種敵人可以從肉體上消滅，殺一個少一個，不在話下，現在的敵人是汪洋人群頭腦里和內心中存在的私慾，而且已經存在了千萬年，化作與生俱來的本能。所謂的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指的只是改變一個人的難度，而他要改變的卻是幾億人。

　　他不會知難而退，他從此開始向人性宣戰！

　　在毛的思想中，他不認為“私”是人不可改變的本性，那不過是幾千年“剝削階級意識”影響的結果。他相信用“公”去占領人們頭腦是可能的。他不止一次這樣論證：“過去革命打死了許多人，是不要代價的，現在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干呢？”【20】

　　當然，“公”的思想不可能從天上掉進人的頭腦，那需要去改造人，把“私”從人的腦子裡驅逐出去棗即後來他所稱的“斗私”。他到經濟領域裡去繞了一圈，發現還是得回到政治領域，才能最終解決問題。

　　四、“六億神州盡舜堯”

　　說到這裡，我們已經開始接近毛澤東主義的核心。馬克思把人的意識視為環境產物，雖然他談到共產主義革命“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21】，卻沒有對具體如何決裂進行探討，給人的感覺是只要公有製取代私有制，決裂就會自然而然地完成。倒是列寧在管理國家的過程中認識到“小私有者的舊習慣、舊習氣……真是太多了”【22】，因此而提出“十分艱巨的工作是重新教育群眾”【23】，他提倡勞動競賽和“星期六義務勞動”，也提出了“新人”概念【24】，但是卻沒有（或者是沒來得及）在理論與實踐上深入展開。斯大林則是“技術決定一切”、“幹部決定一切”，把社會交給了官僚和專家治理。只有到了毛澤東，才把以社會為規模的全麵塑造“新人”提上日程，並且成為一場依靠國家機器全力推行的大革命。

　　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就視自己擔負着拯救自私愚昧之國民的大任，他在《湘江評論》裡寫道：“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體也。吾等獨去，則彼將益即於沉淪，自宜為一援手，開其智而蓄其德，與之共躋於聖域”【25】。大躍進的失敗使毛更加堅定了在消滅私有制之後還要“繼續革命”、“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消滅物質的私只算革了一半命，只有把精神中的私也消滅，革命才能算成功。這是毛澤東為馬克思主義增添的至為關鍵的一環——對實現共產主義，僅僅進行社會革命是不夠的，必須還要進行思想革命，造就新人，通向共產主義的鏈條才會從邏輯上完整和貫通。否則，共產主義就將是走不通的。

　　這種造就新人可不是造就幾個，也不是幾萬幾百萬，而是全體社會成員都要成為新人。毛澤東寫過一句詩——“六億神州盡舜堯”【26】，典型地反映了他這種思想。舜和堯是遠古傳說中有大德的賢人，被贊為“其仁為天，其智如神”，德行之高感天動地，算得上中國幾千年的頂尖聖賢，他卻要讓六億中國人——那是他做此詩時全中國人口的總數——人人都成為舜和堯。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成德”之說，孟子早講過“人人皆可以為堯舜”，中國佛教也有“普度眾生”的情懷和“立地成佛”的期盼，這都是毛澤東決心改造人性和培育新人的精神土壤。他很早就要求他的部下成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即張思德、白求恩那樣的人。現在他則要求全體中國人都要“向雷鋒同志學習”。他未曾給手托炸藥包炸碉堡的董存瑞和用胸脯堵槍眼的黃繼光題過詞，但是他把這個榮譽給了死於普通工作事故的雷鋒，那是因為雷鋒更符合他所希望創造的新人。和平年代需要的不再是對敵鬥爭的英雄，而是在平凡崗位上一顆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如果全體社會成員都是像雷鋒那樣“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只奉獻不索取，都是“毛主席揮手我前進”，“一生交給黨安排”，那該成為一個多麼好管理的社會，能創造出多少人間奇蹟呀！正是這個目標，構成了毛澤東主義的核心。

　　毛不但善於產生奇想，還非常善於操作。他當初以那麼弱小的流亡武裝打下整個中國，足以證明他有把想法變成現實的超常能力。那麼，應該用什麼方式，從哪裡着手，才能讓這個人慾橫流的世界變成一個人人無私的新人間呢？
　　他為此發明了“思想領域裡的階級鬥爭”。

　　階級以往只是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的概念，把它引進思想領域是毛的創造。對他來講，“公”是無產階級的思想，“私”是資產階級的思想，他要把“公”的思想灌輸給所有的中國人，占領他們的頭腦，把“私”的思想他們頭腦里驅逐出去——這就是思想領域裡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

　　這種階級鬥爭並非只是一種比喻，而是毛要極為具體地實施的一場社會大革命。他深思熟慮地一步步去開展戰役、占領目標和消滅敵人。階級一旦可以進入思想領域，社會所有細胞就都不可避免地被籠罩在階級鬥爭的肆虐下，因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思想，因此無論是共產黨內，還是單位內、家庭內、朋友間……就無一不存在階級和階級鬥爭，也就都可以成為階級鬥爭的對象了。這樣的階級鬥爭就成為針對社會所有成員的無所不至的武器，而思想犯罪、文字興獄等也就都可以冠上堂皇的合法性。
　　正是靠着這樣的武器，毛才可以全面地開展他對人性的改造。

　　五、修正主義

　　說到毛澤東主義中創造新人的理想，不能不同時看到另一個與之行影相隨的組成部分，即“反對修正主義”，那也是晚年毛澤東一直高舉的旗幟。後來被稱為“文化大革命”之靈魂的“斗私，批修”四個字，就是同時對這兩個方面的概括。

　　大躍進在中共內部引起了分歧，廬山會議是一個爆發。現在的主流看法是毛澤東出於帝王喜歡奉承、聽不得批評的心理，或是恐懼權力受威脅而打倒的彭德懷。毛的個人品質肯定有問題，但是僅僅從品德或權力角度解釋廬山會議是不夠的。那時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寫過這樣一段話：

　　“大躍進”運動一發動，毛澤東就把對階級鬥爭的注意力逐漸移向黨內……鬥爭的範圍逐漸以黨內為主，矛頭日益指向黨內領導層，最終出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判斷。在這樣一種理論的指引下，廬山會議——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自是當代歷史合乎邏輯的發展。【27】

　　以這樣的眼光看，廬山會議就不能僅僅解釋為毛一時的惱羞成怒，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隨着大躍進惡果的顯現，共產黨內的反對意見越來越多，毛澤東上廬山，原本是為了做一些讓步，平息反對意見。但是他所聽到的抱怨和彭德懷的上書使他看到了這樣一個現實：當年在戰場上跟着他出生入死的戰友，已經開始跟他分道揚鑣了。彭只是個開端。赫魯曉夫鞭屍斯大林使他聯想到自己。權力鬥爭並非主要，因為沒有誰在權力方面能是他的對手。他和當年戰友的分歧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打下了江山以後，下一步該怎麼走？打下江山就是目的嗎？如果只是為了坐江山，當統治者，治理國家，那同封建帝王和資產階級總統有什麼區別？又如何能滿足他書寫歷史的大胸懷呢？對於他，打下江山只是個開頭，大躍進是為創造新人間邁出的一步，即使急了一點，出了一點問題，不也是為了實現美好理想的必要代價嗎！為什麼要用枝節否定主流、用“一個指頭”去否定“九個指頭”呢？

　　他後來把當年的戰友統統拋棄，把他們輕蔑地稱為“同路人”，道理就在這裡。對實現他造就新人和人間天堂的目標，那些戰友已經變成了最大的阻力。他們在打江山時是左膀右臂，英雄好漢，一掌握了權力就蛻變成俗不可耐的官僚，成為繼續革命的絆腳石。他們充其量只能為帝王奪天下，卻不可能成為追隨聖賢改天換地的聖徒。

　　之所以在廬山會議後，毛澤東就把階級鬥爭的矛頭指向中共黨內領導層，如果熟悉他以思想劃分階級的邏輯，就不會感到奇怪。大躍進的失敗導致中共務實派對毛的烏托邦產生懷疑，他們明智地看到，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私”的作用。儘管他們的說詞相當含蓄——“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但說穿了就是要給勞動者以私利。而在毛看來，那種以私為本的做法是必然與資本主義道路殊途同歸，所以不管披上多少馬列主義偽裝，本質上都是修正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方向南轅北轍，因此離共產主義只能越來越遠。

　　毛決非某些人想得那麼荒唐，他出身農民，哪裡會不明白對人的“私”加以利用，肯定能得到高得多的效率。正因為“私”是他要消滅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對他才不是荒謬。一時的物質所得不過是蠅頭小利，怎麼能為小利失掉建立新世界的偉大理想！

　　毛澤東把廬山會議從一個原本在政策層面上檢討冒進的工作會議，中途變成了一場黨內“反右傾”的路線鬥爭，在他的頤指氣使背後，要看到當時的中共內部的確是有路線鬥爭的。至於彭德懷成為靶子，與其說是毛的蓄意安排，不如說正好被彭踩上了引信。彭只是一個質樸軍人，為民請願而已，而真正的中國赫魯曉夫——“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們還在後面。毛和他們的戰鬥剛剛開始。

　　中共高層領導人雖然都被稱為革命家，多數卻只有就事論事的素質，缺乏大鵬展翅的幻想。對他們而言，做了統治者就該好好治國，國家的根本是在經濟，那就應該怎麼促進經濟發展就怎麼做，反之就不做。中共政權中那些主持日常工作的人——劉少奇、鄧小平、陳雲……包括周恩來，實際上都是這種思路，都長在一條根上，只不過有的公開一些，有的隱蔽一些。無疑，只要每天面對治國的具體事務，就一定會明白毛那一套的虛幻，並在心理上和他拉開距離。

　　大躍進的慘敗使務實派地位上升。毛不得不同意按照務實路線去挽救危局。畢竟先得保住政權，才可能再做繼續革命的考慮。大躍進使務實派和毛一樣看出了“公”與“私”的矛盾，然而他們汲取的教訓卻相反。他們要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而是正視現實。因為在他們看來，“私”即使不是絕對不能改變的人之本性，也是相當長時間內不可消滅的，因此只有對“私”加以迎合和利用，才可以促進經濟發展。這也就意味着，務實派治國的基點是要立足“小家有私”，與毛澤東的“大公無私”正好背道而馳。

　　務實派當時推出的“三自一包”政策，核心就在刺激和調動人的“私”。取得的效果非常明顯，迅速調動了廣大農民的勞動熱情。大躍進導致的危機很快被遏止，困境也隨之解除。這一亂一治的成敗對比，使務實派更加不相信毛的一套，從此不再跟着毛去“升虛火、發高燒”。當然，他們不會正面與毛對抗，採用的方式是陽奉陰違，嘴上繼續吹捧毛，實際把他架空成無所事事的太上皇。既然是他們主持日常工作，毛的任何決策都只有通過他們把持的行政系統才能執行，他們就可以在那個過程中暗自對毛的荒謬進行修正。

　　那是被毛稱為“大權旁落”的時期。不過毛的地位仍然始終高居於務實派之上。那絕非僅是太上皇式的貌似尊貴，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中，毛追求理想的徹底性使其始終占據着理論和道德的制高點。只要務實派在思想上不敢逾越共產主義的教條，那就不管其在實踐方面如何有效，也不敢理直氣壯地販賣“私”的貨色（例如陳雲用這樣的理由：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分田有利於動員農民保衛自己的土地【28】），從而就無法與毛那氣勢如虹的一套抗衡。因此，一旦與毛髮生碰撞，務實派往往就立刻改變自己去附和毛，並自卑地對毛進行吹捧。

　　他們那時還沒有意識到，那些似乎只是權宜之計的附和與吹捧，其實正是在為他們自己挖掘墳墓。

六、中共務實派

　　中共高層領導人雖然都被稱為革命家，多數卻只有就事論事的素質，缺乏大鵬展翅的幻想。對他們而言，做了統治者就該好好治國，國家的根本是在經濟，那就應該怎麼促進經濟發展就怎麼做，反之就不做。中共政權中那些主持日常工作的人——劉少奇、鄧小平、陳雲……包括周恩來，實際上都是這種思路，都長在一條根上，只不過有的公開一些，有的隱蔽一些。無疑，只要每天面對治國的具體事務，就一定會明白毛那一套的虛幻，並在心理上和他拉開距離。

　　大躍進的慘敗使務實派地位上升。毛不得不同意按照務實路線去挽救危局。畢竟先得保住政權，才可能再做繼續革命的考慮。大躍進使務實派和毛一樣看出了“公”與“私”的矛盾，然而他們汲取的教訓卻相反。他們要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而是正視現實。因為在他們看來，“私”即使不是絕對不能改變的人之本性，也是相當長時間內不可消滅的，因此只有對“私”加以迎合和利用，才可以促進經濟發展。這也就意味着，務實派治國的基點是要立足“小家有私”，與毛澤東的“大公無私”正好背道而馳。

　　務實派當時推出的“三自一包”政策，核心就在刺激和調動人的“私”。取得的效果非常明顯，迅速調動了廣大農民的勞動熱情。大躍進導致的危機很快被遏止，困境也隨之解除。這一亂一治的成敗對比，使務實派更加不相信毛的一套，從此不再跟着毛去“升虛火、發高燒”。當然，他們不會正面與毛對抗，採用的方式是陽奉陰違，嘴上繼續吹捧毛，實際把他架空成無所事事的太上皇。既然是他們主持日常工作，毛的任何決策都只有通過他們把持的行政系統才能執行，他們就可以在那個過程中暗自對毛的荒謬進行修正。

　　那是被毛稱為“大權旁落”的時期。不過毛的地位仍然始終高居於務實派之上。那絕非僅是太上皇式的貌似尊貴，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中，毛追求理想的徹底性使其始終占據着理論和道德的制高點。只要務實派在思想上不敢逾越共產主義的教條，那就不管其在實踐方面如何有效，也不敢理直氣壯地販賣“私”的貨色（例如陳雲用這樣的理由：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分田有利於動員農民保衛自己的土地【28】），從而就無法與毛那氣勢如虹的一套抗衡。因此，一旦與毛髮生碰撞，務實派往往就立刻改變自己去附和毛，並自卑地對毛進行吹捧。

　　他們那時還沒有意識到，那些似乎只是權宜之計的附和與吹捧，其實正是在為他們自己挖掘墳墓。

　　七、“讓人民來監督政府”

　　一九四五年夏天，黃炎培在延安向毛澤東說了這樣一段話：
　　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

　　總之沒有能跳出過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接而答道：
　　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29】

　　後人把毛這一回答看作是在當時條件下為爭取民意所許的輕諾。我相信做表面文章的成分會有，但是內里有沒有真實的成分？“民主”一詞歧義較多，暫且不提，而“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從毛澤東掌權後的脈絡看，應該說是一直在進行摸索和嘗試的。

　　一九五七年的“鳴放”因為很短時間就變成了“反右”，現在人們普遍認為那從一開始就是個定計設局的“陽謀”。沒有證據可以反駁這一點，但我也並不因為毛自己說過“引蛇出洞”就完全相信。他是個辨證專家，從來都一箭數雕，為各種前景予留出轉折可能。我之所以相信他的最初動機中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是因為那次“鳴放”和後來的“四清”、“文革”含有相似的基因，不會全屬偶然。

　　掌握了國家政權的中共，沒幾年就繁衍出一部龐大的國家機器。被毛厭惡的官僚體系換湯不換藥地再現，官僚主義開始盛行，等級和特權也堂而皇之地重新出籠。黃老先生預言的“周期率”似乎正在發生。革命把舊官趕下了台，上台的新官和舊官區別在哪？古代有官階十八品，現在有幹部二十四級。那麼革命的意義又是什麼？這對一心要再造新人間的毛澤東，肯定是個一直苦惱於心的問題。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揭露進一步觸動他，社會主義如何走下去的問題更迫切地提出。他的理論助手胡喬木後來有這樣的回顧：“蘇聯揭露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條比蘇聯好的路子來”【30】。赫魯曉夫做秘密報告僅三個月，毛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稍後又提出了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顯示出他要以黨外力量監督政權的想法。一九五七年春天，中共內部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整風運動；四月三十日，毛約見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鼓勵他們給中共提意見，幫助中共整風，在全國推廣“大鳴大放”。

　　有一種觀點認為，毛那時過高地估計了他與知識分子的聯合【31】，以為知識分子可以成為他的同盟，能夠用他們置身局外的監督批評幫助他克服權力滋生的官僚主義。幾年以前，不正是中國知識分子集體投向他，罵得蔣介石成了獨夫民賊，使他順利地奪得了政權嗎？然而他應該知道，知識分子總是批判現實的，並且要探究本質，不會只停留在他所希望的批評官僚主義上。五七年的鳴放熱潮一旦真被推動起來，很快就超出他能容忍的界限，直搗“黨天下”的專制基礎。他由此惱羞成怒。

　　毛善於化被動為主動，用他的話說是“把壞事變成好事”。僅半個月的時間——從四月三十日約見民主人士到五月十五日他寫出《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內秘文，他就從“鳴放”轉為“反右”，並通過國家政權開始有系統地實施“引蛇出洞”的“陽謀”。這方面已經有了很多介紹，不必多說。需要提一下的倒是另一個關注較少的方面。

　　“鳴放”結果使毛澤東得到一個教訓——知識分子不會和他成為一股道上跑的車，因此知識分子是不能被包括在“讓人民來監督政府”中的那個“人民”之中的。不僅如此，由於知識分子占據着意見中樞和教育傳火的地位，歷史上一直受工農大眾的尊敬乃至迷信，他們的存在會使人民變得“思想複雜”，甚至離心離德，這對他以自己思想去“占領一切思想陣地”的打算顯然是威脅。為此，必須把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整體地打入另類，讓他們變成受唾棄的卑賤者，才能消除他們對群眾的影響力，再通過對他們的“改造”，讓他們永遠為“原罪”懺悔，不再產生任何獨立思想，而只以他們的專業知識充當“馴服工具”。

　　“反右”運動不過是他這個總構想中的一步。對劃為“右派”的五十多萬知識分子的殘酷鬥爭，目的是打斷整個中國知識界的脊梁，讓他們從此噤若寒蟬。其後二十年，“知識分子工農化”是毛的知識分子政策之不變核心，目的就是讓中國從此不再有真正的知識分子，而人民沒有了知識分子，就可以擺脫蠱惑，只接受他一人的思想，成為圍着太陽轉的向日葵。

　　毛用自己思想“占領一切思想陣地”，除了出於帝王情懷，也該是他整體戰略部署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隨着與務實派分歧的發展，在他心目中，政權體系已經演變為革命的怪胎，“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黨內資產階級”正在形成。他相信人民，只要他帶領人民堅定地向新世界前進，走一步就會近一步，總有一天能到達理想的天國。然而障礙卻是在他和人民之間的官僚集團。他們把持着管理國家的日常權力，眼裡卻只有治國方便或經濟小利，動輒就把“私”當作解決問題的法寶祭出。消滅人的自私本來就如愚公移山那樣困難，在他帶領人民向無私境界艱難攀登的途中，每一次官僚集團進行“私”的勾引，都會導致社會重新落回“私”的泥潭，從而使他的努力前功盡棄。他為此而痛恨官僚集團，在考慮如何打破這種膠着時，“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就越來越不是空話，而成了他頭腦中對付官僚集團的唯一可能。但是在真正實施這種“監督”之前，他不會忘記“鳴放”的教訓，因此必須先用他自己的思想統帥人民，而不讓人民受其他思想干擾，才能保證人民按照他的要求對政府進行他所希望的監督，不會成為新的“右派”。我想這種戰略考慮，也是毛一定要把產生異端思想的源泉——知識分子徹底搞垮的原因之一。

　　從這個角度看，毛整知識分子只能算做一個步驟，他的最終目標是在解決官僚集團。
　　然而，官僚們可是不像知識分子那麼好擺布。